中共地下党-潘建华：国共易势之际校园政治生态的变迁(1947—1948)——以浙江大学为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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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潘建华：国共易势之际校园政治生态的变迁(1947—1948)——以浙江大学为个案

作者简介：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文章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20年第6期，本文注释从略。
1947年是解放战争的重要转折点，双方力量对比在这一年中发生的巨大变化直接影响并支配了此后中国的走向。是年2月，毛泽东在一个党内指示中指出，“目前各方面情况显示，中国时局将要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动员全党准备迎接革命的新高潮。对于当时斗争的形势，毛泽东分析称：“这次革命的动力是两条战线，就是解放区和蒋管区的人民运动。”正如毛泽东所言，当时国共政争和双方优劣态势的转变，既发生在前方的军事战场上，也发生在后方蒋管区的“第二条战线”之中。
自20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学生运动就不再是完全自发的现象，常常掺杂着各党派的参与和争夺。到解放战争时期，大学校园更成为国共交锋的重要场域，学潮与战后国共两党势力的消长之间存在密切关系。学界一般认为，国民党在抗战胜利前夕，为表示“行宪”决心，于1945年5月国民党六大上决议取消各级学校党部。此后，三民主义青年团亦归并到国民党之中，学校的党团由此失去存在的法理依据。与此相反，抗战期间活动能量相对有限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则日趋活跃。但是，面对战后汹涌的学潮，国民党仍欲在校内维持或扩大党团力量，其取消学校党部的决议并未完全落实，党团活动仍继续以其他方式存在，学校的党团和训育工作仍是国民党当局应对进步学潮的倚重力量。在此背景下，校园内的国共政争随着解放战争的演进而日益凸显。
围绕解放战争时期的学潮、国共双方在大学中的发展策略和组织概况等问题，历史学界已给予了广泛关注。但总体而言，对这一时期国共力量在各学校的攻守演变及其影响的探讨尚显不足。以国立浙江大学为例，解放战争时期该校的学潮和政学纠葛等情况虽已渐为学界关注，但主要聚焦在于子三事件、训导制度以及张其昀、竺可桢等人物研究方面。关于这一时期浙大校内国共力量反转的过程和方式以及其间校园政治氛围变迁等面相仍显模糊，以致有研究者认为自国民党决议取消学校党部后，浙大的国民党党团力量即渐趋于无。实际上，解放战争时期浙大校内国民党党团与中共力量的此消彼长有一个相互博弈的渐变过程，至少到1948年，校内的党团力量仍是国民党应对学潮的重要凭借。
一、中共浙大党组织的发展与校园国共力量的反转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浙大校园内的国共之争并不明显。自1928年重组国立浙江大学开始，中共在该校的发展一直步履维艰，抗战末期虽一度建立起党组织，但活力极为有限。直至1947年2月，中共浙大党支部始由时任物理系助教的地下党员许良英在中共上海中央分局的指示下联络组建，由刘茂森担任支部书记。这与解放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在国统区的斗争策略和组织系统的调整直接相关。
1946年夏，国共和谈破裂之初，中共地下党在国统区核心地带——江浙地区的发展较为谨慎，基本坚持中共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工作方针，因此浙大党支部的成立“稍迟”，发展党员过于慎重，秘密外围组织的建立亦过迟。但随着解放战争的推进，为适应形势发展，中共逐渐调整在蒋管区的工作策略。1947年1月，在中共驻南京、上海、重庆等地公开机关撤离前夕，中共中央“为更有力更有计划地领导蒋管区群众的爱国民主生存斗争”，决定调整蒋管区的党组织系统，在上海另设中央分局，负责领导与发展蒋管区秘密党工作，“凡有可能，不论西南、华南或北方有否党的组织，均可派人或在当地有人联系去谋发展”。在具体的学运工作上，要求各级党组织将此前运动中的积极分子组织起来作为核心，组织方式除继续加强并有步骤地扩大原有核心组织外，还要求在学生组织较多的学校中加强政治领导和联系、在学生组织少的学校中发展和巩固组织、在没有学生组织的学校中则设法建立适应当地当时环境的组织等。
1947年2月，中共中央又下达对蒋管区工作方针和斗争策略的指示：“针对目前蒋的镇压政策，我们应扩大宣传，避免硬碰，争取中间分子，利用合法形式，力求从为生存而斗争的基础上，建立反卖国、反内战、反独裁与反特务恐怖的广大阵线。”根据这一指示，上海中央分局积极展开对国统区的组织工作，恢复了从大后方到平、津、沪、宁、汉等地的党组织关系，在一些地方秘密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系统。中共浙大党支部就是在这一背景下，由许良英等人在上海中央分局的指示下组建的。
1947年5月初，随着国统区民众运动的发展，中共中央为加强和调整蒋管区的领导工作，决定将上海中央分局改组为上海中央局(简称上海局)。五二〇运动开始后，中共继续指示国统区各级党组织灵活运用斗争策略，“有时直进，有时迂回，有时集中，有时分散，公开与秘密，合法与非法，既区别又结合，使一切群众斗争都为着开辟蒋管区的第二战场”，在组织领导关系上则遵循“统一策略行动，但组织系统，仍应是平行的，在学校机关中不必打通”、“一切斗争，不应急求组织统一而应多求方针与策略一致，以利斗争的持续与组织的保全和发展”等策略。为此，上海局先后成立了领导学生运动和青年运动的国统区学生运动小组和青年工作领导小组。
但是，中共浙大党支部在五二〇运动中遭遇挫败。浙大中共地下党一度积极组织学生响应全国性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但在国民党的“围剿”下，最终不得不仓促疏散撤离。1947年7月，为改变浙大党组织工作和学生运动的涣散状态，上海局青年组派代表洪德铭到浙大推动相关工作。8月，上海局青年组鉴于五二〇运动中浙大地下党员为数极少、学生自治会(以下简称“学治会”)执行机构理事会中尚无中共党员、校内无直接领导的学生组织等情况，决定改组浙大党支部，许良英接任书记并与李景先、徐永义组成支委会，对浙大党支部下达三项任务：积极发展党员，建立秘密外围组织，通过学治会理事会普选加强对该会的领导。中共计划通过这些举措，在浙大实现以党支部为核心，以外围组织为骨干，以社团、系会、级会为阵地，由学治会作为公开合法机构组织动员该校进步力量。
中共浙大党支部据此着手开展动员工作，积极发展党员，对象主要为曾参加历次学运、经过斗争考验的积极分子。至10月，中共浙大党支部连同原有和外地转来的党员，由原来不足10人扩大到35人。同时，支部在全校组建了秘密外围组织——新民主青年社(简称Y.F)，其成员接受中共的领导，总负责人为学生党员吴大信。中共地下党还通过该社团在杭州其他学校发展了一批成员，并成立社团联谊会，实现了对进步社团的统一领导，开始将主要力量转向浙大第一届学治会理事会的普选。此外，中共上海局外县工委领导的杭州市工委系统(亦称地方系统)也在浙大发展党员，配合学运系统开展工作。1947年9月，新学期开学后，中共浙大党支部又通过李景先在学治会建立起党的特别小组，指导和支持学治会主席于子三进行学治会理事会的普选工作，以争取学治会的领导权。稍后，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于子三主持召开浙大学治会代表会和理事会联席会议，通过《浙江大学学治会选举章程》。
与此同时，抗战胜利后，浙大校内的国民党党团并未停止活动，国民党浙大区党部、三青团浙大分团部仍继续存在。为应对杭州学运集中地的浙大学生运动，国民党亦加紧在浙大活动，建立和发展组织。1946年下半年，浙江省保安司令部调查室学运组着手在浙大发展特务，中统方面也在浙大吸收争取成员。1947年春，国防部保密局浙江站又在浙大建立杭州学运组侦防组。五二〇运动期间，浙江省地方当局判断浙大为中共和民盟在浙江的根据地，动员校内的国民党、三青团及其外围机构，迫使中共地下党及其学运骨干撤出浙大。
五二〇运动后，国民党鉴于此前学运的经验，由中统浙江调统室主任俞嘉庸召集浙大中统特务学生成立“中统浙室浙大学运小组”。1947年夏，蒋经国在苏州、嘉兴举办“青年军夏令营”，训练各学校中的三青团和青年军学生骨干，提出“以组织对组织、以口号对口号、以行动对行动”的策略，参加夏令营的浙大营员由此成为国民党对抗学运的骨干力量。1947年9月，国民党中央将三青团归并进国民党，三青团的一般工作人员转为国民党同级工作人员，但同时规定“各学校团部在最近期间不宜有所变动，应全部受青年部之指挥，保持其原有之力量”。党团合并不久，国民党中央即设置青年部负责学运工作。10月，国民党青年部会同国民政府教育部制定《防止学潮办法》，要求各地学校党部和团部以及学校团队应“暂维原状”，学校党务在组织上应绝对保持秘密，减少横向联系，采用平线领导。青年部派员赴各重要据点督导改组学校团部，学校党部应与学生服务团体保持密切合作，举办各种青年服务工作。同时在各重要地点综合党政军各方面力量成立学运指导委员会，专事应付学潮，并由青年部择派富有学校团务经验的人组成学运小组，分驻各重要据点，负责各地学校团队的联络与指挥。就如何防制中共在学校的活动，办法则要求“打击其首脑机关，切断其与校内分子之联系”，通令各地方政府“明白公告凡潜伏各地之奸伪分子，企图鼓动风潮，破坏社会秩序者，立予逮捕严惩”。
在此背景下，国民党亦欲以中统浙大学运小组为中心，以青年军学生为骨干，谋求浙大学治会的领导权，以对抗中共的活动，学治会由此成为浙大国共双方的主要角逐场。事实上，在五二〇运动期间，浙大学治会主席于子三即成为中共地下党活动和争取的主要对象，中统浙江调统室与国民党浙江省党部也将其作为重点布控对象。是时，于子三虽不是中共党员，却已是浙大进步社团——新潮社、新民主青年社华家池分社的负责人以及浙大学治会同全国学联的联系人。1947年8月，于子三参加杭州的全国学联会议，被中共确定为浙江学联联络人和发展对象。中统浙大学运小组亦派出特务学生盯梢于子三，寻图以其作为突破口，打击浙大中共地下党及其活动。
1947年10月26日，中统浙大学运小组协同中统浙江调统室及浙江省政府，将于子三等人逮捕。因于子三知道李景先为中共党员，对中共在浙大的秘密外围组织和全国学联的情况均有所了解，为应对可能发生的泄密逮捕，中共地下党组织决定支部委员暂取单线联系，由较为隐蔽的徐永义作为许良英和李景先之间的联系人，同时着重研究如何发动群众进行反击，营救于子三等人。29日，于子三死于监狱。中共浙大党支部决定抓住于子三被害激起的群众义愤对国民党予以还击，要求学治会和进步社团中的党员根据这一精神展开工作。31日，上海局代表洪德铭赶到杭州，召集浙大党支部委员和新民主青年社负责人吴大信等人举行紧急会议。会议提出“反迫害、争自由、求生存”的斗争口号，要求放手发动群众，在坚持罢课抗议、揭露控告国民党“罪行”、争取师生和社会舆论同情的同时，加速完成学治会的普选工作，实现对该会的直接领导。
在国共双方围绕学治会普选进行的争夺中，国民党因在于子三事件处理中进退失据，逐渐陷于被动。11月2日，浙大学治会理事会普选举行投票，在选出的学治会代表中，左派占据十之七八。理事会中的23人均为中共浙大党支部确定的人选，其中包括中共党员李景先、叶玉琪、陈业荣、陈尔玉、杨振宇等六人，并由前四人组成学治会党组，李景先任组长，直接领导学治会工作。面对己方代表悉数落选的事实，浙江中统方面向国民党中央报告称：“浙大本学期代表会、理事会已全部为左派所操纵”，“左派工作已进一步成功，其票数之集中，论调之统一，足证其平时计划之严密”。浙江地方当局亦承认浙大学治会“不幸为共党民盟分子所控制”。浙大校方由此判断学治会此后“反政府之行为必层出不穷”。此后，教育部和浙江省政府数次要求浙大校方将自治会解散。
1947年12月，上海局青年组为加强对杭州学运的领导，推动杭州市各校的革命工作，决定以浙大党支部为基础，成立杭州工作委员会(亦称学运系统)，由洪德铭任书记，许良英、钟沛璋等人为委员，下设浙江大学、之江大学、英士大学三个支部和中学区委。在杭州工委成立的同时，浙大党支部改由李景先接任书记，吴大信任副书记，增补周志成、吴洵高为支委。1948年1月，李景先开始负责学治会党组工作，支部书记改由吴大信继任。与此同时，杭州工委根据上海局青年组的指示，决定在适当条件下结束“于子三运动”，但仍继续以领导、开辟学校工作为主要任务，待学校工作有基础后再进一步开展职工和其他各条战线的工作。
此后，浙大学治会虽每半年改选一次，但中共领导的进步力量始终占据绝对优势，学治会成为中共在浙大斗争的合法组织。随着形势变动，一般学校青年“有一共同的观念，便是认左倾为进步”，此前活跃的国民党或青年团人员，反而不敢露面，“三青团在各校横行猖獗的情形，业已一去不复返”。此外，国民党中央有意强调大学学治会规章应着重“发扬研究学术风气与助长同学自治精神”。国民政府教育部据此在1947年12月修订的学治会章则中废止有关党团员的限制，转而加强校方对学治会的控制，规定学治会受学校的领导，“不得干涉学校行政，有违反上项情形者学校得撤销之”。在国共政争和校园国共力量反转的情势下，这一规定无疑也将标榜“教授治校”的校方推进校园政治的漩涡之中。
随着解放战争的发展，尤其是1947年中共中央在国统区的斗争策略和组织系统调整后，中共积极在学校发展党组织，将“第二条战线”视为与国民党斗争的重要阵地。国民党虽政策上规定党团退出学校，但仍欲借助学校党团消解学潮，对抗中共的力量。然而，随着校园国共优劣态势的逆转，国民党党团力量逐渐陷于被动地位，不仅丧失群众向心力，而且斗争情绪大为削弱。以于子三事件期间浙大学治会的普选为分水岭，国共在浙大的力量发生逆转。此后，面对中共通过浙大学治会等组织展开的斗争活动，国民党只能更多地借助校方、青年军学生和地方政府的力量进行应对。
二、此起彼伏：以学治会为中心的校园烽烟

1948年春，在国民政府进行“行宪”选举之际，中共计划通过策动全国性的“全面公费”“一校一事”等运动，以达到学潮的此起彼伏。国民党亦判断中共将采取进一步行动，教育部为此责令各校整顿学风，对维持校纪和防止骚动采取强硬态度，清除校内“不良分子”。3月初，教育部向各学校下达各项具有一般性“动乱”作用的问题，包括公费的增加和普遍化问题、私立学校学费数额问题、学治会改选问题、学生因对教授不满而发生的问题以及对学校的措置有所反对或反抗而发生的问题等，训令各校切实注意，慎重持事。是时，浙大于子三事件暂告段落，但经过事件斗争后的学生运动更趋激进，“其潜伏分子秘密活动，迄未稍戢”。校方亦指称学治会“政治兴趣太浓、舆论太偏、手腕太玩弄”，所办刊物及学报“对于学术文字完全不载，满篇均是骂政府之文字，无怪乎外人以浙大为共产党之集中地也”。
为遏制学治会的所谓“左倾”，浙大校方按国民党的指示对学治会进行整治，清除学治会图书室中的“禁书”和报刊，并按教育部颁行的学治会规则增加理事会名额，责令“学业操行成绩不及格或低劣学生之当选者”退出。尽管如此，新选举的学治会主席等均为中共确定的人选，学治会理事会中的国民党人选仅占8席，其他党派占24席。选举期间，学治会在校内张贴“反钦定、反摧残、争民主、争自由”等标语，激烈抨击“政府领袖”，并计划通过外围组织发起“全面公费”和“浙大清寒同学互助会”运动，以造成全面性学潮。
于子三事件结束后，中共上海市委学委决定利用春假时机，“寓政治于旅游”，组织上海各校学生分批赴杭春游，交流两地学运经验，同时为即将开展的反美扶日等运动做准备，“以反美为反对政府之张本”。浙大中共地下党则判断解放军将于5月渡江南下，决定由学治会召集渡江座谈会，发动数次罢课响应。3月下旬到4月中旬，在中共杭州工委的安排下，上海各校学生云集浙大，通过学治会商讨运动步骤和方式，讨论解放军渡江问题。
4月10日，浙江省政府将浙大学潮情况通知校方，校方即对学生提出警告，但次日学治会仍决定发起签名罢课。与此同时，报纸刊出赴杭春游的某“中共学生”口供的浙大学潮酝酿情形，称“长江以南由浙大为总机构，受香港之指挥”，主要人物为浙大学治会理事陈业荣等人。13日，校方获悉浙江当局对学潮将采取行动，急向学生表示学校面临危机，望其谨慎行事，若“反动之漫画”绵延不绝，则人人将视浙大为“反动之大本营，甚至军警入内捕人，自召祸端”。但学治会方面毫不退缩，继续宣布为“反迫害、反污蔑”罢课一天，指责危机系政府造成。是日，浙江省主席沈鸿烈向南京中央报告称，浙大学生为响应支援各地被捕学生，于本日罢课一天，并设立若干小组分赴市区宣传，试图扩大风潮。对于此次学潮的酝酿，国民政府虽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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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系中共方面“有计划之全国性行动”，但并未贸然采取措施，只是责令各地方当局及学校注意防范，对浙江地方政府的报告亦仅指示其协助浙大校方“切实取缔校内共党分子宣传，并严密防范学生行动”。
5月初，京沪平津各校学生代表复到浙大开会，讨论通过全国学联策动“五四”学潮，国民党获悉后欲在浙大实施逮捕，被校方婉阻。与此同时，浙大学治会提请校方批准学生于5月4日总请假，等于变相罢课，校方亦予以拒绝，并告诫学治会“外面已谣言浙大策动学潮”。但学治会仍按计划布告学生总请假一天。为防止事态扩大，校方决定对罢课学生一律作旷课处分。在地方当局和校方的防范下，此次学潮无疾而终，但中共地下党随即以纪念五二〇运动为号召，继续筹备新的斗争。5月19日，浙大学治会发起纪念五二〇运动的罢课签名，并向校方浮报签名人数，通过罢课决议。这马上遭到部分学生的质疑，要求罢免和改选学治会，校方亦责令学治会交出签名名单予以审核，学治会面临信任危机。对此，中共紧急动员学生对学治会投信任票，并让学治会公开道歉和检讨，始得以渡过危机。浙江地方政府对浙大此次罢课极为紧张，接连向教育部请示对策。20日，国民党方面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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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就职典礼，浙大学生按之前决议实行罢课。21日，教育部复函浙江当局，表示已就浙大学生“藉端滋事”令校方从严处办。
诚然，在经历于子三事件的冲击后，加之时值“行宪”选举，国民党对学潮采取了较为克制和审慎的态度，试图通过与校方协作、制定防制要点、对学生严加训导、“循循善诱”等举措应对各地学潮。蒋介石虽认为选举期间中共一直在组织学生运动，但自信“大部分民众与绝大多数学生皆未受其蛊惑动摇，未敢盲从”，“社会基础尚稳，人心犹未失去”，并视所谓“五月扰乱阴谋”的流产为对中共之一大打击。蒋介石的这一判断显然过于乐观，至少在国共力量反转的校园内，校园政治生态实际上正朝着有利于中共的方向发展。
1948年5月，在国共和浙大校方围绕五月学潮交锋的同时，浙大“文学院革新”事件愈演愈烈。这场最初因校内人事、系科设置等问题而起的改革运动急剧演变，焦点迅速集中到学治会壁报对部分教师的批判，张其昀、佘坤珊等国民党籍教授更处于风口浪尖。面对学生的攻击，张其昀被迫请辞，佘坤珊则以罢教抗议，国文系主任郑奠亦提出辞职，事态遽形严重。稍后，部分教员开始罢教，“谓学校如无办法则将全体辞职”，学校教授会亦认为“学生如此嚣张，学校要有一处置办法”。
在此情形下，学治会向校方表示愿意除去攻击性文字，但校方认为“事已太迟，动了教员公愤，必致有处分办法”，即使因此引起学潮也在所不惜，并责令学治会交出漫画壁报作者。5月18日，校方决议责令学治会壁报交出作者姓名予以严惩，且壁报主编刘万甸应负全责，令其退学。对此，学生发起罢课签名，校方则邀集全体教师商讨应对可能发生的学生罢课。为缓和双方的对立，校方接连召集各方谈话会，重申校务会议、教授会、学治会等各委员会之职权及“教授治校”精神。在多方转圜下，发表辱骂壁报和漫画的作者先后“自首”，校方则对处罚决议作出修改让步。
在此次运动中，张其昀虽称其所受之攻击“为政治关系”，但试图淡化此次运动的政治色彩，从学术层面予以回应。国民党却将此事愈发引入党派政争之中。《中央日报》发文“声援”张其昀等国民党籍教授称，“浙江大学，在地方当局与学校当局互相推诿之下”，被中共“发展组织而成为指挥东南学运之中心枢纽……最近该校职业学生又复胁迫名地理学者张其昀教授，因其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不许他在学校教书，必欲迫使去职而后快”。此番表态无疑让具有国民党身份的教师更难以在校内立足。
与此同时，在国民党宣布撤销学校党团、国共优劣态势逆转的背景下，校内青年军学生也成为国民党对抗中共活动的重要力量。抗战胜利后，部分青年军被安置到各级学校复业。于子三事件期间，浙大青年团、青年军学生即联合组织学生互助社，筹备“护校”。在国共政争白热化的情势下，浙大青年军学生与中共领导的学治会之间的冲突亦日益凸显。
1948年6月初，浙大学生刘忠潮在学治会壁报发表《职业学生》一文，指称青年军学生为“职业学生”，引起杭州各方青年军学生的愤怒。7日，青年军方面告知浙大校方道：“此间青年中学与艺专之青年军同学闻讯均不满意于此等谩骂，如不严办，将于浙大以不利。”是日，浙大学治会代表、壁报负责人刘万甸及刘忠潮在与青年军学生交涉中被隔离审问，中共浙大党支部为不影响当时“斗争的主要任务”计，决由学治会请求校方出面协调、解救。
校方经过调查，确定文稿系刘忠潮与中共地下党学生魏玉田所撰写，但浙大青年军学生与学治会壁报组织者又生冲突，导致青年军学生被殴伤。8日，具有国民党党部背景的青年中学及杭州其他各校的青年军学生情绪高涨，前赴浙大“寻衅”。经浙大校方与浙江省政府、省党部及青年军学生代表辗转磋商后，青年军方面决定改派代表赴浙大交涉，要求开除撰缮文稿的刘、魏二人及主使殴打之人。同日，浙大校方召开训导委员会，决议勒令壁报主编刘万甸退学，对刘、魏二人记大过两次，组织调查委员会进行彻查，拟对参与搜查、殴打的学生作出退学等处分。
然而，浙大学治会与青年军方面均对校方的处理表示不满。学治会决定召集学生抗议，青年军学生闻讯后拟全体出席该会，如有骂青年军者即口辩，“如有殴打情事，则外面之青年军即行加入”。为避免双方再生冲突，校方决定亲赴会场劝止学治会开会，但学治会仍如计召开会议并要求校方收回处分，取消调查委员会，辞去训导长。杭州青年军学生亦有赴浙大“打人”之计划，旋被蒋经国制止而告平息，学治会方面则继续抗议校方决议。
6月10日，浙大百余名学生质问训导处，要求训导长“引咎辞职”。校方召集紧急校务会议，决定维持训导处执行训导的方案，贴出布告声援训导长，申斥学生的“越轨行为”和“无理要求”，并告诫学治会代表勿再提干涉学校行政之事。学治会则采取罢课绝食、封锁教室和膳厅以及请愿等方式，要求校方收回成命。12日，学生群集校长办公室要求校方表态，竺可桢重申“教授治校”原则，指出目前之困难在于“有两种权力存在于学校”，即自治会与校务会议，但校中最高权威只能以校务会议为依归，学生壁报及一切自治章则与校规及校务会议议案有所冲突即须修改。是日，竺可桢在校务会议上重申前议后即离校转赴南京。显然，在国共政争情势下，1947年底教育部修订的学治会章则不仅未能影响学治会干预学校行政，反而将校方推至应对学运的一线。
校长离校，事态更显严重。学治会为此提出：从14日起复课，但拒绝道歉，仍要求训导长引咎辞职；将壁报暂行停刊而拒绝修改章则；若校方对收回学生处分的要求无圆满答复，则由全体学生签名决定期末罢考与否；继续保留罢课请愿执委会；电请竺可桢返校。竺可桢则对学治会表示“大学应以校务会议为最高权威”，并提出回校条件为彻底执行校务会议的训导方案；学生壁报章则须修改至与学校所定壁报章则无抵触为止；如不能办到以上两点，则决请教育部另行委派校长。竺可桢虽作出强硬表态，但对学治会仍较为包容。当前浙大史地系教授陈训慈以浙大学治会主干分子“叛国之迹已著”，“无容宽恕”，建议校方大批开除学生时，竺可桢坚持认为“此种政策与浙大作风不相侔，不能施行”。16日，学治会派代表赴京请竺可桢返校，经商谈，学治会表示愿意停止壁报工作，竺可桢亦接受壁报章则延至下学期修改的条件。双方达成初步妥协。
在南京期间，竺可桢先后与朱家骅、陈布雷等政要商谈浙大学潮事，陈布雷特叮嘱即将出任浙江省主席的陈仪，“唯盼教厅新任能注意学风与防止职业学生”。返校前夕，竺可桢发表公开演讲，阐述了校方的立场与原则，“学校为社会之缩影。因政治不安定，所以学生喜作政治活动，但学生对于政治可以有主见，不能有活动”，并重申“教授治校”等办学方针。
在国共政争白热化的背景下，学生的政治言行愈趋激进化。校方为维持学校的正常运作及权威，对学生的态度亦有所强硬。此次纠纷初由具有两党背景的学治会与青年军学生引发，在青年军学生被制止的情况下，转而演变成校方与学治会的冲突对峙。面对学治会的不断“挑战”，浙大校方秉持“教授治校”的原则，坚持以校务会议为依归，以维持校内安定和校方权威。双方最终虽达成妥协，风波渐告平息，但症结终未根除。
三、“操刀一割”：国民党对“职业学生”的大逮捕

1948年夏，在中共的动员下，全国性反美扶日运动澎湃，“几有不可遏止之势”，蒋介石判断此系共产国际从中发动，“大部知识分子皆为其煽动”，“希图推倒我政府也”。当时，国民党虽注意到部分学校发生的学潮完全源于学校内部的问题，如反对校长和教授、要求增加设备与改制等，但认为“职业学生”往往利用学生对小环境的不满，扩大为对整个大环境的责难，使原来的要求变质。加之战场形势恶化，国民党对国统区学运的态度日趋严厉，指称各大学中的“职业学生”数量很多，中共利用“职业学生”制造学潮，呼吁舆论界及多数要读书的学生对“职业学生”予以谴责、纠正并防止其活动，声言在此情势不安之际，必须严加整饬学风。
1948年6月，教育部获悉若干学校内的重要中共党员已不经请假手续，纷纷自行离校潜往解放区，责令各校查明该类学生并开除学籍。7月底，教育部遵照《动员戡乱完成宪政实施纲要》，责令各校“鉴于局势严重，将校内共产党员与有共党嫌疑或接近共党营私自便，别有企图之分子，不论员生均应视作危害学校分子，在此暑假期分别处理，务求肃清，使学校成为纯粹研究学术之场所”。8月初，教育部复通令各校：本年上半年各校时有风潮发生，各校、厅、局应查明每次罢课真相与滋事学生，从严惩处，为首者一律开除学籍，以肃学风。
自此，国民党着手筹划逮捕各校“职业学生”，对象包括国际学联分子、历次主动罢课人员、所谓“反动刊物”主编，由特种刑事法庭检举，再向学校提人，最后通缉开除。蒋介石为此亲自主持召集宣传会报，讨论如何取缔后方“反动分子及职业学生”，决定取缔各大学中共党员的日期并下令准备，视此举为配合整体战的重要举措。随后，国民党先后发表一系列宣传文章，制造舆论攻势，声言将对“职业学生”“操刀一割”。
8月17日，行政院开始在各大学传讯拘捕“职业学生”，其训令首先攻击中共“发动学潮、工潮，预谋暴动”，继而提出全面“戡乱”时期，“安定秩序……实为保护人民安全，捍卫国家基础所必需”，饬令教育部及地方政府将各校学生之重要“现行犯”捕送特种刑事法庭，依法处理，以后凡被特种刑庭指控为“中共间谍”之学生，校方应即一律开除学籍。对于各校学生意图妨害“戡乱”而罢课游行、聚众请愿，应切实禁止或解散。
然而，各大学对这一命令极不以为然，“初时各大校长皆犹疑不定……卒以准备周密，并依据法理再三交涉，忍耐说服，最后警察入校检查，执行命令”。为落实这一逮捕行动，蒋介石亲自发表文告督促行动的进行。8月19日，国民党中央下达浙大逮捕名单19人，责令校方配合浙江地方当局进行逮捕，校方初以“只知学生在校是否守法或(安)分守己，更不知其暗中有何活动。如欲逮捕，必须有确切之证据”为由婉拒，最终与浙江省政府达成至多逮捕三人的协议。
面对国民党来势汹汹的大逮捕，中共浙大党支部虽已奉上级指示陆续将比较暴露的党员撤退，但仍有支部书记吴大信等三名学生被逮捕。中共杭州工委决定通过学治会发动群众，协同校方，组织开展营救斗争。由于了解到吴大信被捕时未被搜去文件名单，未暴露党员身份，因此浙大学治会虽一度成立营救委员会，呼吁不让“于子三惨案”重演，但也只是提请校方保释，并未采取激烈的对抗行动。校方则以此次军警入校逮捕让学校更形不安为由，要求以后逮捕学生须经校方中转，“非必要时，希望军警勿入学校，由学校负责送讯，倘学生拒绝传讯时，先予警告，警告如再拒绝，暂令停学并令离校”。然而，蒋介石认为浙大的逮捕名单有40人却只捕3人，对此甚为不满，责令浙江省政府继续严厉处置浙大中共学生。
次月，吴大信以“阴谋罪”被判处十年徒刑，再次引发浙大学生的罢课抗议。9月19日，学治会在校内散发号外，表示学生代表大会已签名通过罢课决议，以“严重抗议特刑庭最无耻绝伦的暴行”，号召师生“在这疯狂扼杀人权的国度里”，化愤怒为力量，以全体行动支援吴大信。20日，学治会发表罢课宣言，抨击特刑庭是“对付一切异己的非法手段的实施机关”和“残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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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的大本营”，要求废除特刑庭的一切“非法宣判和拘传”，呼吁社会各界“一致警惕团结”，击败当局“大阴谋、大迫害”的逆流。同时，学治会要求校方出面制止、交涉，并将此前停刊的壁报再行复刊。但是，国民党决定采取强硬态度，不仅对学生的抗议不为所动，而且要求校方速将激进的学生一律开除学籍，并查明罢课活动的“为首分子”，“严办”具报。
在国民党当局与学治会的挤压之下，浙大校方进退维谷，只得一面与浙江地方政府交涉，尽力使被传讯逮捕的学生减至最少，对要求开除的学生则网开一面，只予停学处分；一面劝导学生复课，将校内的学生宣言号外概予销毁。同时，浙大校方告诫学生道：“当此动员戡乱之际，法纪甚严。倘诸生举动轻率，逾越常轨，本校实难负保障安全之责。”此后，浙大虽陆续有数名学生被传讯逮捕，但多数已提前撤离，浙江省政府亦只得以悬案通缉。在此期间，校方要求学治会在新学期未改选以前，“无权可以任意用自治会之名义”活动。双方诉求上的差异和矛盾日益彰显。
在国民党此次全国性的逮捕行动中，各高校均未发生严重的抗议行动。蒋介石对逮捕结果甚为满意，自认此次取缔行动“准备数月之久……其间唯北京大学略有波折，但卒能平安进行，达成任务”，各大学的中共学生多数都“依法投案”，“政府威信尚在，法令仍有效令，只问政府执行有否决心与能否贯彻耳”。国民党此次逮捕的“顺利”实施，与其将行动时间选在多数学生离校的暑假、将取缔行动与金圆券改革等民众关切的经济措施并举且在手续准备上较为充分不无关系，使得一般人乃至文化界对被捕学生“似乎没有像过去那样关心”，学校师生亦“无可奈何”。
此外，中共斗争策略的调整亦是重要原因。7月，杭州中共地下党组织逐级传达上海局《关于巩固和保卫党组织的决定》，开始将比较暴露的党员和积极分子分批撤往解放区。在国民党采取行动之际，中共中央又下达蒋管区工作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在此次大逮捕中，依据各单位群众的觉悟程度和人数，实行合法斗争，如要求学校保护、反对特种刑事检举、在特种刑庭上据理力争、组织社会营救等，“如果大多数学生已发生恐慌，不敢或不愿进行斗争，则不要使少数觉悟者单独去斗争”，应坚决实行疏散隐蔽、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城工部亦责令各分局采取紧急措施，逐步撤退学生、工人群体中存在被捕危险的党员和进步分子。据统计，从7月到11月，在中共杭州工委转移出的70余人中，大多数为浙大学生。
蒋介石对于此次全国性逮捕甚以为得计，认为不仅对树立政府威信极为重要，而且取缔的成绩亦为“本党对敌斗争技术之一大进步”，“政府整顿教育之计划第一步已见成效”，“此一行动之完成，实在政治上增强无限之力量”。显然，蒋介石等部分国民党高层相信，只要除去学生中的中共党员，学生的抗议运动就能得到平息，学校就能恢复平静。但以后见之明观之，此次逮捕事与愿违。一方面，学校中的中共组织并未因此而被彻底取缔。以浙大为例，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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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逮捕的次月就将浙大党支部扩建为总支部。10月，中共浙大党组织又成立了系级、社团、教职员三个分支机构和学治会党组。到1949年3月，中共浙大党总支发展到党员50余人，组织更形壮大。另一方面，此次逮捕基本宣告国民党对各大学的争取与控制以失败告终，政、学愈趋殊途。国民党的此次逮捕虽说在方式和行动上都较为周备、迅捷，从开始到结束十分短暂，但对学生及知识分子的心理创伤难以估量，结果只能是为渊驱鱼，但见局势日溃，无法收拾。
四、结 语

抗战胜利之际，国民党决定裁撤各级学校党部，以示“行宪”决心。但随着解放战争爆发，学潮澎湃，国民党仍欲凭借学校党团力量应对和消弭学潮，对抗中共组织的活动。然而，自国民党决定取消学校党部、将三青团归并于国民党后，校园的党团力量即从主观上被削弱。与此相对，中共则适时调整国统区的领导组织系统和斗争策略，以严密的地下党组织为主干，积极开展国统区的学生工作。某种程度上，国民党的政策变更为中共校园党组织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空间。通过积极发展和动员，中共党组织不断扩大在校园里的群众基础，并在学治会等学生组织中完成了对国民党的优势逆转，学生组织成为中共的外围机关。这一变迁在中共动员和组织学生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促进了以组织和网络为基础的学运动员，更将许多思想或经历相似的人聚集到学治会等社团之下，为中共掀起此起彼伏的斗争活动创造了不可或缺的条件。
学治会本为学生自我管理的组织，但在解放战争的激荡和党派斗争的渗透下，其政治诉求和倾向日渐明显。在校园国共力量反转的情况下，面对中共通过学治会等外围组织发起的“第二条战线”，国民党更多只能借助执政的政治优势，依凭校方的权威，通过学校的训导工作对学生加以感召和疏导，从而维系大学校园秩序。但训导制从创建伊始，除建立训导处、遴选训导长之外，还有赖于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在校园里所建立的组织网络。在学校党团力量式微的背景下，实际效果极为有限。与此同时，战后国民党虽标榜“行宪”，实质上仍为威权政体。威权国家虽有能力限制独立于国家之外的组织和人际网络的形成，但绝无可能打破同一生活空间下的人际交往。此外，威权政权的合法性与执政成绩紧密相连。解放战争后期，执政的国民党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糟糕表现，使其合法性愈发面临危机，继之而来的是“社会与智识分子尤其是左派教授及报章评论”对国民党政权抨击日甚。
学校是社会的缩影，社会有党派，学校即无法不存在党派。在国共政争和政党运作之下，学生言行愈趋激进，国民党对学运的态度日趋严厉，校方和学生以及师生之间的政治分际也日益明显，“盖倘国共问题不得解决，则校内师生意见更将分歧”。在国共政争日浓的校园政治中，浙大校方往往只能凭借自身所坚守的“教授治校”原则应对内外压力，力求在执政的国民党与中共领导的学治会之间求得平衡，却常常陷入二者挤压、内外均不谅解的处境之中。面对学生激进的言行和要求，校方或迫于国民党方面的压力，或出于维护学校的正常运作和权威计，只能尽力消解学潮。校方与学生因彼此诉求、立场的差异，分歧和冲突日益彰显。
一般而言，教育界对学运多以介于政府与学生间的中立者自居。但随着政党运作之下的学运对校园格局的不断冲击和挑战，教师群体对学运的态度分际也日渐明显，呈现从同情的旁观者到同情的支持者、热情的鼓动者、急切的防范者等多个面相的分野。在此起彼伏的学潮中，校长竺可桢坚持学生对于政党可有主见信仰、但不应进行政治活动的原则。陈训慈认为校方对学生“过于放任”，主张按政府之意开除“左派”活动学生，以维持学校“安静”。法学院教师严仁赓则成为有名的“左倾”教授，积极支持学生运动。三人对学运的态度和立场大体反映了校内“中”“右”“左”三类不同教授群体在校园政治运动中的分殊。此间校园政治生态及师生分际的变迁，对稍后国共政权更替之际校内各方的命运抉择无疑有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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