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民国史家对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评论和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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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民国史家对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评论和认识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初，40年代后迅速发展起来，成为中国史坛不可忽视的学术现象，引起众多非马克思主义史家的关注，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看法或评论，虽角度不一、看法各异，却可看出对马克思主义史学所持的不同观点和态度，更可以从中一窥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其形成发展过程中表现出的特点。

一

20世纪初期，已有中国史家对唯物史观有所了解。有学者考证：“早在二十世纪初就读过《资本论》的王国维，可能是中国现代史上最早接触《资本论》的学者之一。”[①]姜亮夫于1926年考入清华国学院，他曾在王国维家中见到德文版《资本论》：“只见书里面用好几色打了记号。静安先生看了看我说：‘此书是十多年前读德国人作品时读的。’”[②]王国维从20世纪初接触《资本论》，到20年代中期再读这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正是共产党经国共合作后影响日大之时，这可能是促使王再去翻阅《资本论》的原因”。[③]陈寅恪曾说自己“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④]陈寅恪的学生蒋天枢回忆道：“昔年先生尝语枢：在德时曾读德文版马克思《资本论》。”[⑤]王元化认为：“陈寅恪在国外留学时也于二十年代初读过《资本论》。这些被目为学究的老先生，其实读书面极广，并非如有些人所想象的那样。”[⑥]了解唯物史观和接受唯物史观固然是两回事，但这至少说明王国维、陈寅恪这些当时中国的一流史家对唯物史观并不陌生。他们或许在治史中也受到唯物史观的些许影响。如周一良认为：“陈先生虽不承认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治学之道却充满朴素的辩证法，善于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这也许是陈先生在解放前的史学界能够冠绝群伦的主要原因吧。”[⑦]周一良推测说：“窃以为寅老之学暗合于唯物辩证学说，然并不为所囿，无害于其自由之精神及独立之思想。通唯物辩说者，未必能知寅老之善发前人未发之覆，因寅老天纵聪明，学力固强，脑力尤非人所能及也。”[⑧]
吕思勉也较早注意到了唯物史观。他在1920年发表的《南归杂记》中提论唯物史观：“持唯物史观之论者曰：‘非意识决定生活，实生活决定意识’。此不易之论也。(非难唯物史观者，谓其但取经济的原因，而置他原因于不顾，非也。社会现象，本唯一而不可分，曰某某现象云者，特为研究之方便，强划其一部分而为之名云耳。其本体既唯一而不可分，则任取其一部分，但能研究深切，皆足以见其全体。所谓‘一多相容’也。)”[⑨]同一时期，吕思勉在给沈阳高师学生的讲座中再次强调唯物史观的“非意识决定生活，实生活决定意识”之原理。[⑩]在他不久后出版的《白话本国史》中，“唯物史观以经济为主要支配力的观点，便成为他解读历史的一种新视角。马克思的‘非意识决定生活，实生活决定意识’，也是他当年喜欢引用的格言”。[11]吕思勉是近代史学中较早从事中国通史撰述的史家，贯通的史学意识要求史家更加重视探讨影响历史发展的各种因素，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为吕思勉所赞同，《白话本国史》有“古代社会的经济组织”一章，分农业、工商业和货币、春秋战国时代社会经济的变迁三部分。吕思勉将唯物史观的若干理论观点用于考察历史问题和通史撰述中，这在当时尚不多见。
胡适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在1919年他与李大钊等人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中已见端倪。20世纪20年代初的科玄论战后，论战诸文被汇集成《科学与人生观》一书出版，陈独秀和胡适分别为该书作序，胡适看到陈独秀的序后作《答陈独秀先生》，文中说：“我们治史学的人，知道历史事实的原因往往是多方面的，所以我们虽然极端欢迎‘经济史观’来做一种重要的史学工具，同时我们也不能不承认思想知识等事也都是‘客观的原因’，也可以‘变动社会，解释历史，支配人生观’。所以我个人至今还只能说‘唯物(经济)史观至多只能解释大部分的问题’。”[12]即有条件地承认用唯物史观认识历史是历史研究的途径之一，然而不认为经济因素是影响历史发展的基本原因，“思想知识”同样不可或缺。到了1930年，胡适在为他的《胡适文选》写的序言《介绍我的思想》中，对唯物史观的否定态度更加明确：“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13]胡适被认为是实验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代言人，《介绍我的思想》重申实验主义与唯物史观的分歧，受到左翼学者的批判。时人评论说：“学者用实验主义的方法论治学而又最有贡献的，有‘疑古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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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班人”，“整理国故事业，因此大有可为”，“唯物辩证论者，因对中国经济性质的认识不同，遂引起了所谓‘社会史的论战’”，[14]信奉不同的社会政治理论导致不同学者在学术观点上的差异。

二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出版，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书中对于古代社会性质的判定和分期成为随后展开的社会史论战中的讨论主题之一，在论战圈外，民国时期学者则对这部著作的学术研究路径和研究方法做了更多肯定性评价。
钱玄同读过《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后在日记中写道：“郭沫若近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甚好，其讲甲骨文甚佳。……近来每于晚间卧榻上看郭氏书，觉其见识实超卓，治甲、金文当以此为正路。我之目的虽与彼不同，彼重历史，我看文字，但治文字，亦非具此眼光不可也。”[15]虽寥寥数语，却可见郭沫若以甲骨文、金文结合唯物史观治古史对钱玄同的触动。对新史料极为重视的傅斯年，看到郭沫若在日本完成的《甲骨文字研究》后，希望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上分期发表，然后再以《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中的一种单独出版，而且稿酬从优。此事因种种原因未能促成，但傅斯年对郭沫若的古文字研究的充分重视可见一斑。1939年容庚曾说：“联系社会，能见其大，吾不如郭沫若。”[16]人们对郭沫若在古文字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的肯定，并非就意味着对其唯物史观史学的肯定，然而若是将郭沫若在古文字学方面的成就与其唯物史观史学其他方面的成就完全剥离开来，也未必说得通。郭湛波较为全面地指出了郭沫若古史研究的特点：“郭沫若是代表社会思想的人物，要解决中国社会的问题，不得不清算中国以往的中国社会史，要明了中国社会史的全部，不得不先明了中国社会的起源——古代，要明了中国古代社会的真象，不得不研究甲骨文字，走到了罗振玉、王国维的路上。”[17]郭沫若的古文字研究成就为众人所服膺，但是其借助古文字材料并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探讨古代社会历史，则如张荫麟评价《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所言——“尤在它例示研究古史的一条大道”。[18]
20世纪30年代的唯物史观史学已经被人们视为新兴的学术力量而受到关注。1933年12月，王栻在夏鼐处看到后者新购的缪凤林的《中国通史纲要》，二人议论说：“今日中国史学界情况下，敢于作通史者，仅有二派：一派为守旧之右派，如柳诒徵及缪凤林辈，以中国旧有之历史哲学为基础，以整理旧史；一为新起之左派，以新输入之唯物史观为基础，大刀阔斧地构成中国社会进化史。”[19]在他们眼中，唯物史观史学已成为“敢于作通史”的派别，且与固守传统文化的“守旧之右派”并立。冯友兰1935年发表的《秦汉历史哲学》一文提到：“我们就知唯物史观的看法，以为社会政治等制度，都是建筑在经济制度上的，实在是一点不错。”[20]有人曾劝说顾颉刚尝试用唯物史观治史，顾颉刚说：“此事予非不愿，予亦知许多历史现象，非用此说明之不可。然予现在无法研究，若不成熟而惟取宠于人，则‘画虎不成反类狗’，内疚神明矣。”[21]他对唯物史观的考量有着学术内外的诸种因素，认为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的时机尚未成熟，贸然介入恐怕适得其反，但表示许多历史现象“非用此说明之不可”，而不是如胡适等人那样一意排斥唯物史观。
钱穆在《国史大纲》“引论”部分把近世史学分为三派：传统派(记诵派)、革新派(宣传派)和科学派(考订派)。所论“革新派”近于“史观派”，在钱穆看来，“革新派”所治之史全无意义，是“空中楼阁”，于史实“一无所知”，仅为“胸中所臆测”，为“宣传改革现实”的目的不惜“伪造智识”，其所治之史“最为无识”。[22]这样近乎全盘否定所谓“革新派”，其中也包含了对唯物史观史学的批评。钱穆一直将国家民族历史与文化并列而提，如“民族国家已往文化成绩之评价”“国家民族已往文化之评价”“国家民族已往历史文化有大体之了解”，说明钱穆所持的民族文化史观与唯物史观史学所重视的“经济因素”之间存在明显差异。
在民国史家中，顾颉刚和童书业师徒对唯物史观史学更为重视。顾颉刚曾批评参加社会史论战的人们“都没有凑手的材料，也不耐用了苦功去寻，于是就把一己的幻想构成一个系统，而幻想则各人不同，于是彼此互哄，打了好久的空拳，结果没有一个胜败，这徒然使得旁观者齿冷”，[23]但是他“自己决不反对唯物史观”，他的理由是：“研究古代思想及制度时，则我们不该不取唯物史观为其基本观念。”[24]这样明确地表达自己不反对唯物史观，在当时主流学界的知名史家中并不多见。童书业与马克思主义史学渊源更深，他一直重视唯物史观，亦曾与唯物史观史学学者展开论辩，抨击在他看来的唯物史观史学中的各种缺陷。1936年，童书业撰文指出：“平心而论，唯物史观一派对于古史也不是没有认识比较清楚的人们，如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就是一部比较可以看的书，而陶希圣的《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也还要得。……我们所反对的，只是一部分的唯物史观者的唯心历史观，和他们对于考据一派的谩骂式的批评。”[25]
20世纪30年代的民国时期部分史家，肯定郭沫若的新史料研究成绩，批评社会史论战中既轻视史料又教条化运用理论的现象，一些史家还认识到了唯物史观史学在通史和社会经济史研究方面的优势，与此同时，亦不乏对唯物史观史学全盘否定的言论。

三

20世纪40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史学阵营逐渐明确，一大批研究成果相继问世，延安、重庆两地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声势日隆。中央大学历史系主任贺昌群曾说：“左派历史学以唯物史观而整理，虽肤浅，亦大受欢迎。”[26] 1944年10月陈寅恪曾致函即将赴延安考察的傅斯年：“闻彼处有新刊中国史数种，希为弟致之，或竟向林、范诸人索取可乎？‘求之与抑与之与’。纵有误读，亦邢子才误书思之，亦是一适之妙也。”[27]虽有自我解嘲之意，仍表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影响之大，以致陈寅恪也有兴趣欲索之一阅。
1945年郭沫若的《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分别结集出版后，很快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介绍与评论文章纷纷见诸报刊。《图书季刊》介绍《十批判书》称：“郭君是书之价值，在对先秦诸子作一种新试探，以求对诸子有比较真确之认识。”[28]《大公报》的《图书周刊》发表朱自清评介《十批判书》的文章说：“十篇批判，差不多都是对于古代文化的新解释和新评价，差不多都是郭先生的独见。……我推荐给关心中国文化的人们，请他们都读一读这一部《十批判书》。”朱自清还强调并肯定了《十批判书》中“人民本位”的评价标准和以“辩证唯物论”为理论指导这两大特色，凸显了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独到之处。[29]《燕京学报》发表《青铜时代》的书评：“以上所举为其荦荦大者，可见郭先生想像力之强，时作推陈出新的见解，更兼文笔流畅，一气呵成，大有引人入胜之感。”[30]
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研究成果持批评意见为主者也不在少数。金毓黻看到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后在日记中写下了他的读后感：“《中国通史简编》上中两册，范文澜主编，用中国历史研究会名义出版，实延安共产党本部所编大学丛书之一也。综观编辑大旨，系主唯物史观，以农夫、工人之能自食其力者为国家社会之中心，如君、相、士大夫、富商、豪民皆在排斥之列。”他感慨“范君本为北京大学同学，又同请业于蕲春先生之门，往日持论尚能平实，今乃为此偏激之论，盖为党纲所范围而分毫不能自主者，是亦大为可怜者”。[31]金毓黻在日记中还提到了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阅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仅有上册，起上古讫战国，凡七章。振羽序谓下册八章，全书共十五章。上册仅四万言，可谓简矣。郭沫若盛赞吕氏与翦伯赞之通史，盖两氏均为左派作家，与郭氏气味相投故耳。”[32]在民国主流史家眼中，范文澜、郭沫若、吕振羽等均系“左派作家”，唯物史观史学对古史分期、农民战争、阶级斗争的历史解释体系，《中国通史简编》中中国历史的叙事方式令金毓黻等无法接受，吕振羽、翦伯赞的中国史撰述被认为是“拾郭氏之牙慧”，这样的反应在40年代考证史家中应具有一定普遍性，然其看法也多少流于表面。
1947年安志敏评翦伯赞《中国史纲》第二卷：“对翦氏之治史精神，固不胜钦佩，而于其内容，则觉错误累累，触目皆是，不禁大失所望。”[33]该评论就翦著中的考古学和人类学(人种)等专门性较强的具体问题进行批评，而于其书的主要理论观点和整体框架几无涉及。1946年，齐思和曾评论《十批判书》“创获固多，偏宕处亦不少，盖其天才超迈，想象力如天马行空，绝非真理与逻辑之所能控制也”。[34]而在1949年的另一篇文章中，齐思和则说“近年来的《十批判书》、《青铜时代》，都对于中国古代社会有许多重要的贡献”。[35]类似的因政治形势变化而影响对马克思主义史学成果评价的现象也并不少见。1949年3月金毓黻读一篇批评大学历史系仅重考据而不重唯物史观的文章后认为：“北方在数月前为一时代，今日又为一时代，以此一时代之见解批评彼一时代之错误，此非各大学当局而主持全国政枢者之责也。往一时代以唯物史观解释历史，当为主政者所不许，各大学又何从而有此种课程耶？”[36]时代不同，意识形态相异，前一时代唯物史观“为主政者所不许”，新的时代里唯物史观不仅会在大学设置其课程，而且将会全面影响、贯彻于史学研究领域，或许金毓黻对此已经有所预判。数日后他在日记中写道：“治史之新观点，应以唯物论哲学为史学理论之基础，又以政治经济学为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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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体系，就此二者精进不已，乃有所得。”[37]
与此前称范文澜书为“偏激之论”、吕振羽书“可谓简矣”相比，此时称唯物史观史学为“乃有所得”之言，表明其认识观念发生的变化。
大体看来，对唯物史观的认同与否、史家学术观念与治学路径的差异、民国学院派史学的主流地位及现实政治因素等诸方面，都影响、左右着民国史家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认识与评价。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宏观格局、理论阐释、社会经济因素为中心的历史叙事特点以及革命史话语体系对传统认知的颠覆，为许多民国史家所重视；而其中存在的理论与史实结合中的公式化教条化倾向、结合现实的入世精神、部分观点与成果在史料支撑方面的缺失等问题，是造成民国时期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对唯物史观史学评价各异、毁誉不一的主要原因。

作者简介：张越，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历程及重大问题研究”(19JJD770004)的阶段性成果。

[①]陆晓光：《王国维读〈资本论〉年份辨》，《文汇报·文汇学人》，2011年6月13日。
[②]姜亮夫：《忆清华国学研究院》，王元化主编：《学术集林》卷一，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第242页。
[③]胡逢祥：《〈王国维读“资本论”年份辨〉补记》，《文汇报·文汇学人》，2011年6月13日。
[④]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复》(陈寅恪口述，汪篯记录，1953年12月1日，副本存中山大学档案馆)，陈美延编：《陈寅恪集：讲义及杂稿》，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464页。
[⑤]蒋天枢：《陈寅恪先生传》，《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附录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17页。
[⑥]王元化：《思辨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87页。
[⑦]周一良：《纪念陈寅恪先生》，《毕竟是书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35页。
[⑧]参见逯耀东：《旧营垒过来的人》，周启锐编：《载物集：周一良先生的学术与人生》，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9页。
[⑨]吕思勉：《南归杂记》，《吕思勉诗文丛稿》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763页。
[⑩]吕思勉：《士之阶级》，《吕思勉诗文丛稿》下，第548页。
[11]张耕华：《吕思勉与唯物史观》，《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
[12]胡适：《答陈独秀先生》，张君劢等：《科学与人生观》，上海亚东图书馆1923年版，第31页。
[13]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文选》，上海亚东图书馆1930年版，第24页。
[14]伍启元：《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上海现代书局1934年版，第9－10页。
[15]北京鲁迅博物馆编：《钱玄同日记》(影印本)第7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807、3886页。
[16]张振林：《容庚青铜器学·序》，陈英杰主编：《容庚青铜器学》，学苑出版社2015年版，第15页。
[17]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北平人文书店1936年版，第237页。
[18]素痴(张荫麟)：《评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大公报》，1932年1月4日。
[19]夏鼐：《夏鼐日记》卷1，1933年12月7日，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05页。
[20]冯友兰：《秦汉历史哲学》，《哲学评论》，第6卷第2－3期，1935年9月。
[21]顾颉刚：《顾颉刚日记》(1932年1月10日)，《顾颉刚全集·顾颉刚日记》卷45，中华书局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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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版，第600页。
[22]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第3－4页。
[23]顾颉刚：《致杨效曾》，《顾颉刚全集·顾颉刚书信集》卷3，第22页。
[24]顾颉刚：《顾序》，罗根泽编著：《古史辨》第4册，朴社1933年版，第22页。
[25]童书业：《唯物史观者古史观的批判》，《北平晨报·思辨》，1936年8月21日。
[26]夏鼐：《夏鼐日记》卷4，1947年3月30日，第1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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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陈寅恪：《陈寅恪集·书信集》，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6－37页。按此函当写于1944年10月3日，原书编者推测写于1929年，误。
[28]《图书介绍·十批判书》，《图书季刊》，新第7卷第1、2期合刊，1946年6月。
[29]佩弦(朱自清)：《(评)十批判书》，《大公报·图书周刊》第1期，1947年1月2日。
[30]容媛：《评〈青铜时代〉》，《燕京学报》第32期，1947年6月。
[31]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8册，1945年4月22日，辽沈书社1993年版，第5869页。
[32]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8册，1947年2月2日，第6161页。
[33]安志敏：《书评》，《燕京学报》第32期，1947年6月。
[34]齐思和：《评〈十批判书〉》，《燕京学报》第30期，1946年6月。
[35]齐思和：《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燕京社会科学》第2期，1949年10月。
[36]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9册，1949年3月6日，第6783页。
[37]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9册，1949年3月30日，第67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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