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质文化-城市文化遗产的创新保护与伦理反思——基于顺德西山庙的考察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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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7-30 1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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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城市文化遗产的创新保护与伦理反思——基于顺德西山庙的考察与研究

文化遗产的空间景观与内涵功能在城镇化进程中不断变迁，而且承受着各级政府、地方民众、外来人群等多主体的作用。在经济较发达的旧城区，文化遗产的变迁与处境更为复杂。随着旧城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西山庙的空间构成、民间信俗、社会认同和价值旨归不断流动与重构，可被视为反映城市文化遗产变迁的典型。此类文化遗产承载的特色民俗如何复兴，其文化空间如何保护与活化，如何深刻理解文化遗产对于地方建构与城市发展的伦理关系和现实意义等问题都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以下简称“顺德”）地处粤港澳大湾区的地理中心，在《2020年中国城区高质量发展白皮书》中，位居全国百强区第六位。顺德旧城区中，以大良街道办事处为核心，外延约130公顷的区域被列为省级历史文化街区，是顺德本地人口最密集、岭南文化底蕴最深厚、文化遗产最丰富的区域。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在谈到现代城市时，借用戈夫曼的喜剧理论提出了城市结构中的“前台”和“后台”之分，“前台”趋于公众表演，“后台”关乎个体生活。经济发达的旧城区中的很多文化遗产正是从城市发展历史中大众的“前台”变迁为城市现代化语境下小部分人的“后台”。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顺德西山庙位于文秀路西山山麓，是旧城区中典型的“后台化”文化遗产。西山庙作为顺德建县至今的历史记忆遗留载体，与邻近的人民礼堂、钟楼、清晖园等建筑群构成了顺德城市形象的历史呈现。经过了近500年的社会变迁，以西山庙为代表的顺德城市文化遗产发生了复杂的变化。

城市发展中西山庙的变迁

“庙作城门”的溯源及神化。西山庙原名关帝庙，祀三国时期关羽、周仓、关平诸神像。关帝庙坐落在凤山山麓，而凤山又因位于顺德古县城城墙之西被称为西山，故百姓习称关帝庙为“西山庙”。顺德建县之初，在城墙的东、南、北三个方位都修建了城门，在城墙西面则修建了西山庙，以庙宇代替城门守护百姓。
关于西山庙建庙的缘由，据文献考证有两种说法。第一，据顺德县志记载，关帝庙于明朝嘉靖二十年（1541），士民请于官建”。第二，清代罗天尺《五山志林》中谈到，“（顺德）邑无西门，缘筑城之初，拟开西门，跨西山而下抵金榜，凿山为道，得大刀，有‘青龙偃月’字。青乌家谓邑不利于西，可创关帝庙镇之，遂奉刀庙中”。若按第二种说法，西山庙应建于顺德筑城初期，而按顺德县志及碑刻所载，顺德县城垣建于明朝天顺八年（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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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秋，因而该庙建于1464年后。关帝显灵的传说在西山庙建成后的数百年间出现过多次。如清朝嘉庆十五年1810），海盗张保仔率兵进攻顺德县城，古城危急。而西山庙附近山坡挖出南明永历四年（1650）五月铸造的铁炮一门，民众视为神助，军民士气大振，将铁炮移置于碧鉴炮台以作防御。不仅如此，此时还传说大良河面出现金甲神人，骑赤兔马，执青龙偃月刀，疑是关公显圣前来杀敌护民。
西山庙内同时还供奉了关平、周仓两座神像。关于关平的记载，可见《三国志?蜀书?关羽传》，其中说到“权遣将逆击羽，斩羽及子平于临沮”，可见关平为关羽亲子。但顺德民众深受《三国演义》的影响，均误传关平为关羽所收的义子。周仓则不见于《三国志》《后汉书》等史籍，直到元代刊刻的《全相平话三国志》中才出现，随后周仓的艺术形象在《三国演义》中变得丰满。文献中并没有提及周仓擅长医术，但顺德西山庙的信众都拜求周仓保健康与治疾病。当地相传，周仓虽为武夫却谙熟医道，善治跌打刀伤和疮疟之类的疾患，患有上述疾患的妇女常前往西山庙拜周仓求灵符茶喝。西山庙的管理人员回忆，小时候就听老人说，当时有很多外地人坐船来顺德拜周仓。
在正史记载中，关羽从未到过岭南，青龙偃月刀更只是小说中的兵器。但时值海盗侵扰、顺德城垣初建的年代，该地出土“大刀”与“铁炮”，颇有“恰逢其时”的色彩。将原本不利的凶器通过建庙这一行为与关羽联系起来，产生了关公英灵周游四方、显圣护民之说，使得庙宇代替城门的做法符合百姓的情感需求和认同逻辑。虽“治病灵验”之说难以溯源考因，但“庙作城门”在社会行为中被寄予了固城安邦和民生安康的意蕴，西山庙愈加被神化与推崇。从明朝建庙至1946年，西山庙长期被百姓敬仰与供奉，在战事频发的动乱时期信众尤多。
政府主导下的景观叙事与复兴。西山庙初建时，仅为一间简陋的小庙，至清代后期，其庙宇体制得到了健全、祭祀费用得到增加。1957年，顺德县人民委员会将西山庙列为文物古迹，并划拨专款维修保护，但该庙在随后的“破四旧”运动中被严重毁坏。1985年6月，顺德县人民政府拨专款令文化局重修扩建西山庙，1987年重修后的西山庙对外开放。
政府主导下重新修建的西山庙通过景观叙事重塑了关帝信俗的空间载体，唤醒了民众对关帝崇拜的集体记忆。重修后的庙宇主体坐西南向东北，进深三进，庙内陶塑、砖雕丰富多样，屋檐下、引墙上有着琳琅满目、千姿百态的灰塑，呈现晚清传统庙宇建筑风格。山门面阔五间19.53米，进深3.05米，砖墙上搁五檩，木门匾阳刻“西山庙”，蓝底金字。庙宇的重修寄予了人们多福多寿、寿居耄耋、生活美好的愿景。正殿内供关羽、关平、周仓三尊神像，神龛前有对联“地脉控三城赖有圣神长坐镇，帝心昭万古相从裨辅亦传名”，上联回应了顺德县“庙作城门”镇守西边的神化历史，下联赞颂了关平与周仓留名后世。
1985—1987年的重修充分利用了庙宇主体东侧纵排的古庙三元宫建筑群。据记载，1926年3月，顺德农民自卫军干部学校就建在三元宫内，这次重修将三元宫作为顺德区博物馆场馆。这次大规模重修后的20年中，西山庙进入了快速复兴的阶段，西山庙的香火在20世纪90年代达到鼎盛。这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一方面政府主导下的景观叙事唤醒了民众关帝信俗的集体回忆，庙宇的空间功能与展演内容也随着区博物馆的建立变得丰富。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后，顺德工商业迅速发展，关帝信俗中忠义诚信、招财安康的意蕴被当地人放大推崇，在海外经商的顺德侨胞也会定期回来拜祭关帝，甚至将工厂产品的商标注册为“西山庙”牌。
去功能化的价值链消费。民间信俗区别于宗教信仰的关键点之一为流动性，这种流动性体现在信俗仪式与信俗人群的变化。由于地方信俗具有地域性和原发性，其内容和谱系相对稳定，但其信奉群体的社会仪式与个体行为具有可变的空间与动力，根源在于信俗内容更多地源自族群与民间。顺德西山庙的关帝信俗追根溯源是以器物出土为始发的“以物寄情”，在时代语境需求下通过口述传承被神化，这种极具民间性的神化过程意味着关帝信俗的稳定性将因社会和民众心理的变迁而发生变化。随着改革开放初期创业热潮的平复，社会公共医疗保障逐步完善，民众对关帝信俗的热情开始减退，顺德西山庙从香火鼎盛时期过渡至平缓时期。
管理制度的改变又使得西山庙从平缓期走向了城市的后台化。自2002年顺德区政府搬至新城，顺德区的政治文化中心从旧城区逐渐转移至新城。2013年底，顺德区博物馆（新馆）在新城区建成并投入使用，这使得西山庙“失去”了区博物馆功能，造成西山庙的民众参与度和参观人流大幅度降低和减少。2014年，西山庙的责任主体从区政府改为属地街道，而街道通过购买服务将西山庙委托给社会团体管理。由于古建筑的报建修缮审批程序复杂烦琐，专业技术指标要求和古建修缮原料成本较高，西山庙修缮项目在2017年连续两次公开性社会招标中均流标，其日常修缮维护工作难以有效推进。西山庙进入了从社会“前台”转为个体“后台”的消退阶段。
目前，在西山庙很难再看到人声鼎沸、香火旺盛的繁荣景象，取而代之的是个别老居民口中对庙宇的怀念、导游带领旅行团参观时走马观花式的介绍、在各种城市宣传推广中符号式的呈现，西山庙的原生功能已经不再是其主要价值。西山庙之于地方的核心意义开始转变为该区域的文化遗产，它与周边的历史建筑构成了一个价值链，构筑了地方社会心理中旧城区的历史沉淀与认同优势。在地方文化建构与推介中，西山庙进入了去功能化的价值链消费，常常与其他文化遗产捆绑在一起，片段化、符号式地出现。

文化遗产的人本传承与创新

空间生产下的平台效益。百年前，德国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在论述外来文化作用于某个地区的时候可以挤压、渗透和镶嵌入原有的本土文化中时，借用了矿物学中的术语来定义最终形成的杂糅混生的文化力量和状态，他称之为“历史的假晶现象”。20世纪70年代，西方的空间理论开始占据话语主导地位。法国哲学家亨利?列斐伏尔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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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第三化”的批评策略明确反对“经验空间”与“概念空间”的二元对立。霍米?巴巴针对文化差异的围堵引入了“第三空间”的混杂性（hybridity）概念，该空间在文化阐释中会出现“缝隙性空间”（interstitial space），在缝隙性空间中各方的主体（遗产所有者、遗产传承人、学者、政府、市场主体等）就集体记忆与文化价值进行反复协商，共同生产出新的文化空间。爱德华?索亚进一步认为“第三空间”（lievd space）是由“感知的空间”与“构想的空间”在肯定性解构和启发性重构中生产而来，空间具有相互作用与生产的属性。有别于斯宾格勒聚焦的外来文化，西山庙的空间生产无疑将被城市变迁过程中产生的历史文化渗透和镶嵌。1926年3月，中共顺德县支部决定成立农民自卫军干部学校，校址就在西山庙东侧三元宫内。近几年，随着对地方红色文化挖掘保护工作的重视，街道政府决定重修农民自卫军干部学校旧址，用以介绍五四运动前顺德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史实与历史价值。三元宫在近十年也曾作为大良风俗民情展示与地方文化交流的空间载体。在地方民间信俗作用下，西山庙供奉的神像也增设了观音菩萨、十八罗汉、社老公等。至此，西山庙的空间生产在历史解构与社会需求重构中呈现出民间信俗、革命历史、文化展演等内容交织在一起的混生状态。
西山庙空间的混生性将有助于实现平台效益。平台是一种虚拟或真实的交易场所，它本身不生产产品，但可以促成双方或多方之间的供求关系，从而产生社会与经济效益。从文化经济角度而言，庙宇的空间生产可看作生产资料被开发和使用的过程，平台效益随之产生。平台效益是衡量城市文化遗产保护创新的重要指标，也反映了文化遗产保护活化与自我造血等方面的情况。此外，平台效益不但是文化遗产与市场对接的重要方式，也是文化遗产管理主体多元化和运营模式多样化的重要前提。西山庙的平台社会效益则更多地体现在地方政府公共文化供给与重塑地方文化认同等方面。
重塑原生功能和时代功能。顺德西山庙的变迁呈现去功能化的价值链消费的现状，体现出文化遗产丧失原生功能的困境，这也是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日渐式微的重要原因，正如朝戈金所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续力（viability）的维系取决于活态遗产之于社区的社会功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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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意义”。一旦完全脱离人们的生活，文化遗产终究会消弭为地方的文化符号或历史记忆。因此，文化遗产的存续需要以人为本、活之于民，若要发挥文化遗产的平台效益，既要重构其固有的历史人文价值，还要活化其新时代的使用价值。
因此，要想重新焕发西山庙的“青春”，提升其作为文化遗产的作用，首先就要恢复其原生功能。城市中庙宇的原生功能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祭祀祈福与休闲养生。每个月的初一、十五，百姓都会自发前往祭祀祈福，而平日闲暇的时光，附近居民喜欢在绿树成荫的庙宇内进行喝茶聊天、下棋打牌、健身等活动。另一方面是庙诞庙会。庙诞庙会形成了中国古代底层社会民众狂欢与交往交易的重要时空。以西山庙为例，“庙诞如遇升平时世，例必分搭男女戏棚，延请戏班演出粤剧……通宵达旦，人头攒动……各类吃、穿、用物品一应俱全，设摊摆卖，人声鼎沸，吆喝盈耳”。要恢复西山庙的原生功能，可从以下几点着手。第一，可尝试在每年关帝诞辰前后举办一次庙会，重塑跳蚤市场类的贸易空间。第二，将前殿与正殿之间的空置商铺重新开放租赁。第三，在空置的三元宫内进行地方非遗主题展览交流或搭建粤剧舞台，重现当年庙会戏曲悦耳之盛景。
同时，还应该加强西山庙在城市发展中的时代功能。笔者建议，一方面应常年开放庙宇东侧的农民自卫军干部学校旧址展览馆，发挥红色教育平台的社会效益。另一方面，应发挥庙宇作为旅游景点与城市名片的经济效益，不仅需要定期修缮，还要对庙宇进行文本研究与推介、线上智能导视与文物数字资源建设等。祭祀祈福、休闲生活、商贸交易、非遗展演、红色教育、参观游览等多功能的叠合将使西山庙“活之于民”成为可能。从原生功能到时代功能的重塑需要坚持以人为本，民众的认同、参与和体验将赋予文化遗产鲜活的生命。
基于地方依恋的信俗重构。除了恢复庙宇的原生功能和时代功能，城市中庙宇文化遗产的活化，还需以民间信俗作为认同支撑。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对“庙作城门”神化后的关帝信俗作出现代的文化阐释与行为分解，解决民间信俗如何重新唤醒民众的集体情感和文化认同的问题，并使民间信俗参与到公共文化供给、地方文旅发展和基层文化治理当中。旅游开发是当前很多地区信俗重构的目的之一，学术界也常常就“民俗主义视角下的某产业开发”进行讨论。但信俗重构的具体策略不能仅仅停留在为旅游开发服务，而要以提升地方依恋为始发点，其参与主体、作用对象和空间呈现都应该突出区域的在地性，着力建构和修复“人—地方—心理”三维框架中的价值认同、符号意义、物质依靠和意向统合。
我们认为，关帝信俗的重塑可以从文本研究和关帝巡游两方面进行。民间信俗在新时代的重构需要进行大范围的有效问卷调查和口述访谈，从而在掌握民众认同基础情况之上探索重构核心价值谱系与庙诞巡游的可能。就重构核心价值谱系而言，“民富安康”的祈福愿景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民生福祉提升的时代需求是一致的，从个体的“美好生活”至群体的“国泰民安”也是国家伦理的主流思想。因此，民众将在科学进步的时代背景下和政府的积极引导下，实现核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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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的塑造。
庙诞巡游的重构要以增强地方依恋为始发进行探索。首先，应恢复神像巡游的民俗仪式，通过神像巡游拓展民间信俗的物理空间，以巡游仪式展演使得体验感知的主体从原来单向主动转变为主动与被动相结合，熟人社会的社区关系得到加强，集体记忆将转化为地方依恋的价值认同。其次，神像巡游将有利于社区环境、村容村貌、祠堂庙宇等设施建设的提升和完善，环境的改善将促进人对地方的物质依靠。再次，神像巡游是地方文化集聚与展演的流动性舞台。广绣、鱼灯、咸水歌等地方特色浓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将在与民众的对话中得到传播和认可。最后，作为有现代节庆意味的民俗活动将重塑旧城区的地方性象征。这些民俗活动通过流动的空间与平台融入并呈现异文化，为当地居民带来狂欢体验与精神交流。新时代的庙诞巡游将促进地方知识生产与意向统合，促进文化资本效益的释放，加强民众对地方的归属感和自豪感。
作为遗产后的整体保护。清同治年间，当地百姓认为顺德县城有八景，即“凤岭朝晖、鹿径榕阴、锦岩夜月、十里松风、柳波烟晓、石湖晚望、桂畔渔歌、鉴江竞渡”。八景中的“凤岭朝晖”和“鹿径榕阴”描述的正是西山庙美景。顺德旧城历史文化街区内现有不可移动文物13处，遗存了大量明清两代和民国时期的建筑群体，“山—水—城”总体格局仍可辨识，街巷结构与建筑肌理保存较为完整，因此，我们对顺德文化遗产的保护需要秉持整体性的理念。
第一，遗产个体与旧城区是一个整体。自顺德旧城区在2009年成为省级历史文化街区以后，地方政府对旧城区的保护做了积极有效的探索与规划，先后研究制定了一系列控制性保护政策。当前顺德旧城区的核心保护片区集中在锦岩庙、西山庙、钟楼人民礼堂、清晖园华盖里和名扬里五个片区，约17万平方米，集聚了传统民居群、骑楼、街屋等传统建筑。这些传统建筑多以青砖、木、石、陶砖、陶瓦、蚝壳、贝壳为建筑材料，民国以来的建筑开始使用玻璃、金属、批荡等材料，建筑呈现了砖作、木作、石作、泥水、油漆、彩画等匠作技艺。对片区实施整体性保护能最大限度地保留建筑群的整体景观，保存建筑所承载的时代特征，保护当地居民的生活习惯与集体意识。从旅游发展的角度而言，整体性保护更契合地方发展全域旅游的需求，如近几年频繁讨论的“文化遗产游径”“古迹径”“文化走廊”等地方文化发展策略都是基于游客吸引的体量开发。
第二，要对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生态进行整体性保护。旧城区内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粤绣（广绣）、观音信俗、大良鱼灯、洪拳等，构成了当地的历史脉络与文化审美。除此之外，文化生态是孕育和滋养当地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之源，文化生态的保护需要突破“器”而延伸至“道”。因此，在学校教育、传承人培育、大众传播等领域，我们不仅要注重知识生产、技能培训，更需要加强道德美育，深入研究和传承文化遗产的精神内核与人文价值，使滋养文化遗产审美共鸣与价值认同的土壤肥沃而深厚。

反思遗产保护的伦理命题

无论是从政府立场的行政行为还是学者视角的文化参与来看，我们最终要反思的是遗产保护的伦理命题，而所谓伦理就是指“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规则”。城镇化进程下，政府成为大部分城市文化遗产的“所有者”或“主导者”，但无论是族群、地方、城市、社区抑或政府最终的行为主体都需要以人来呈现，因此文化遗产是人的传承。在1956年国务院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在农业生产建设中保护文物的通知》中，第一条就要求文物保护要“加强领导和宣传，使保护文物成为广泛的群众性工作”，强调群众是文物保护的重要参与者。随着世界遗产保护工作的推进，1972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上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中对文化遗产从历史、艺术、审美、人类学的人文学科角度进行了概定，人对遗产的能动性不断彰显。直至《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执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伦理原则》相继通过，人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作用愈加凸显，文化遗产有了“物质”与“非物质”的区分，此后“文化遗产”的概念则多界定为物象的实体与空间。
部分学者明确指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把communities（共同体）、people（人）和practitioners（实践者）作为界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核心。针对共同体参与保护非遗的问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在东京召开专家会议。在会议上，一些专家指出communities（共同体）指的是通过传承或介入非遗而形成认同感与联系感的人群网络（networks of people）。（户晓辉：《〈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实践范式》，《民族艺术》2017年第4期）从最初的实体保护到物质与非物质的文化遗产细分，实为人本传承与集体意识的觉醒。如果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活动是以主体保护为中心展开的，突出保护共同体和个人创造与传承的文化权利，那么文化遗产的伦理诉求应更侧重于消除对多元主体的遮蔽，实现人与文化遗产的时空对话和互相构建。由此，城市文化遗产保护伦理在人本传承的实践中表现出鲜明的“公共性”。
这种公共性首先体现在城市文化遗产中政府主导的社会关系。顺德区大良街道办事处辖区内24处文物保护单位中，近3/4的产权属于公有资产。政府作为遗产的保护和传承主体与社区、居民、企业、社会组织形成持续的社会关系。其次，非公有的文化遗产承载着特定族群的血缘关系。居住在城市村居的乡民依靠集体所有或祖传的祠堂、庙宇和传统民居完成族群内部的血缘认同。特定的遗产空间形成了极具特色的乡规民约。最后，城市文化遗产作为社会开放空间的公共性。发展程度越高的城市公共开放性就越强，文化遗产作为城市历史文脉的积淀与呈现，其社会效益通过各级政府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来实现，而空间开放已成为最基本的策略。
城市文化遗产保护伦理的公共性加大了遗产产权所有者、保护者等主体的变迁和流动。政府参与建构的社会关系下，庙宇迎来景观叙事的复兴，但随之而来的管理体制改革与社会语境变迁也成为庙宇式微的转折点。尽管庙宇的所有权没有改变，但庙宇对于公众的价值，能对庙宇及关帝信俗产生审美观照和情感认同的主体都已经发生了变动。城市文化遗产空间的公共性成为人与人、人与城市对话的时空存在，在对话的动态过程中，我们最应该关心的是伦理行为能否转向人本旨归的主体认同与价值建构。
《佛山市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保护条例》是2015年修改后的《立法法》全面赋予设区的市立法权后广东省首部地方性法规。我们受佛山市人大常委会委托对该条例进行立法后的实施评估，调研走访中发现文化遗产主体认同缺失仍然存在，部分产权所有者对文化遗产保护的意愿并不强烈，部分政府部门保护主体的职能也未充分发挥。从空间生产的平台效益、原生与时代功能的恢复与叠合、为了增强地方依恋的信俗重构、“物质”与“非物质”的界定，以及地理意义上的整体保护等方面来看，我们论述的最终意义不是停留在对某一处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活化，也不局限于就产权所有者的具体保护行为作出评判与提升，而是通过深入论述顺德西山庙保护的具体事项，对城市文化遗产保护伦理进行深刻反思。城市文化遗产保护在人本传承的实践中表现出了鲜明的公共性，其意义是实现基于公共性下人与物对话共建的可能，在转向人本旨归的多元主体认同与遗产价值建构的过程中，实质上也建构了人与人、人与城市更亲密的新型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