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史-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的百年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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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的百年演进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从哪里开始，研究其思想进程也应该从哪里开始。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中国共产党思想史与中国共产党历史一样，已达百年。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风雨兼程，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在革命、建设、改革不同时期创造了辉煌成就，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党建领域中，都积累了非常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史资源，形成了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但是，学界对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史这一重要领域的研究长期处于严重不足状态，这对从思想史角度全面认识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的规律，是一个重大缺陷。为此，加强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史研究，亟需引起学界高度重视。

一、开展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史研究是当前深化和拓展中共党史研究所必须完成的重要学术任务

中国共产党思想史是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日益引起学界的关注，学者们进行了通史与专史的研究，如张静如主编的《中国共产党思想史》[1]和张静如总主编的《中国共产党思想通史》[2]等；还有专史的著作出版，诸如顾龙生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史》、[3]范小方主编的《中国共产党政治思想史》、[4]郑师渠主编的《中国共产党文化思想史研究》[5]等。但学界关于中国共产党思想史的研究存在着诸多的短板与弱项。一是，中国共产党思想史学科的历史虽然不短，但学界对于中国共产党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与范围，以及中国共产党思想史的逻辑起点、发展动因、研究方法、历史分期等等，都缺乏应有的讨论，更没有达成高度的共识。这种研究状况，严重地影响着中国共产党思想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二是，就中国共产党思想史的研究视域来说，目前学界集中在中国共产党政治思想史、经济思想史、文化思想史，鲜有从社会思想角度开展研究。目前仅有的有关社会思想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社会学界，且大多遵循传统思想史研究方法，多着重于文献资料的搜集和解读，大多关注儒家的经典及注释、诸子的解说及文集等，较为注重对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经典文献资料的发掘，而缺乏立足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理论与实践的研究，缺乏对现代化进程中社会思想的生成流变及其因果联系的研究。学界长期对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史这一重大议题研究的缺失，使得中共党史学科在更为全面、细致地阐释中国共产党执政思想和实践的重要问题上存在着部分“失声”“失语”的现象。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起，其社会思想就有着复杂的影响因素与丰富的内涵，不仅随着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发展历程不断发展变化，而且深刻地影响着现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变迁。特别是194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与当代中国社会之间同向同行的联系更为紧密。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了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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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而伟大的社会建设实践，创造了中国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社会建设，尤其以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为指引的一整套社会思想，在社会发展变迁中的探索和实践是成功的。这一整套社会思想的生成、发展、流变及其接续联系，既蕴含着深深的中国传统社会思想的印记，又受到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想的深刻影响，同时凝聚着当代中国社会建设实践所累积的丰富思想资源。这种多渊源所凝练的当代中国社会思想具有鲜明的“当代中国”这一基本特质，是贯穿中共党史的重大问题。“一切真历史都是思想史”。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史是与中国共产党政治思想史、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史、中国共产党文化思想史等处于平等地位的思想史专史序列，是中国共产党思想史谱系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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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一体。因此，开展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史研究，是当前深化和拓展中共党史研究所必须完成的重要学术任务。

二、探寻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百年演进的动力与样态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与社会发展同向同行，肩负历史使命，擘画目标蓝图。“砸烂旧社会”与“建设新社会”的美好愿景，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社会理想的发轫动力，是其早期社会思想的重要内涵。中国共产党早期社会思想的萌生，究其动力，始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下层民众朴素的生存关注，对民生疾苦的反思，催生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于自由、平等、公正等社会理想的追求，这既是“社会革命”的缘起，也是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逐步发展并形成清晰纲领的重要阶段。在以后的社会革命实践中，中国共产党的这一社会思想逐步得到民众认可，成为发动民众参加革命的一面旗帜，成为中国共产党初心和使命的内在规定性之一，从而奠定了中国共产党“社会革命”成功的根基。
何为“新社会”？在早期中国共产党的文献中，“新社会”所追求的核心价值便是“自由”“平等”“公正”，这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理想社会的目标设计，也是对马克思、恩格斯“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继承和延续，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新社会”建设目标的核心认知。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对民众生活状况的感知与体认，出于一种本真的与人性化同情，使他们“数年来梦想新社会生活”，[6]从而萌生“新社会”的社会理想。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的启蒙下，开始将其社会理想实现由“理想”向现实的转型。“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列主义”，也即是在此意义上实现的重要转折。正是这一次思想认识与理念的转折，奠定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改善民众生活状况的动力和制度支持。马克思主义的不断启蒙，进一步使中国共产党人为实现从“新社会”跃升到“新国家”的层面找到了清晰的实现路径，即开启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为了“社会理想的实现”，他们开始建党，进而革命，其间，其“社会思想”不断因应时势，配合其革命实践，不断具象化，不断提升“革命化”的质量。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所表现出来的“革命化”表征，正是中国共产党人适应“时”与“势”而进行的策略选择。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新政权建设与恢复经济发展的中心任务，这一时期的社会建设分属于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之中，并不是独立存在的“一体”。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受到政治化与集体化思维影响，这一特色极为鲜明，其核心要义为“办社会”。特别是在实行“五年计划”之后，中国的社会变迁成为“有计划”的社会变迁，即社会变迁的过程、方向、速度、目标和结果都是在“计划”之列。今天，从思想史的转型来看，新中国前30年的社会管理模式具有特定的时代烙印，体现出经验探索的阶段性特征，以有别于域外国家社会思想的独创性，发挥了中国这一时期社会思想的特有贡献。但是，这一时期的社会思想也缺乏现代化国家建设的内生动力，限制了社会发展的活力，所以才有后来的改革，“开放”“搞活”，以及“收缩与调适”。
改革开放在某种意义上，其实就是“松绑”。“松”传统的高度集中体制之“绑”，“松”传统的各种僵化观念之“绑”。如同有学者认为，改革开放后，“作为一种建制，中国共产党对思想、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各个方面的控制力已经不断减弱。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的传统控制手段——宣传、强制和组织——全都出现了相当大的收缩和弱化，尽管它们仍然是有效的控制手段。全球化以及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全方位交往进一步削弱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的控制”。[7]例如，中国共产党劳动就业思想从原来的“包下来”模式即政府通过办企业来解决数亿人的就业，到“三结合”“就业社会化”模式即由劳动者自己寻找就业机会、自我创业、自我就业。这就引发了劳动力和人口社会化流动，而不是由政府统管起来。针对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的非同步发展带来的诸多问题，随着实践的深化，中国共产党人不断调整社会思想，坚持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补齐社会建设的短板，调动各种力量，探索实现社会治理能力和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方法路径，社会建设在思想和实践层面不断跃升。进而，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发展呈现了有别于新中国前30年的新样态。从实践上看，这也是由于经历了一定挫折后，中国共产党人适时总结历史经验，对民众生活状况有了更深入的思考，从而引发了其社会思想“社会化”的深刻变化。

三、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的百年演进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与方法论的不断创新

如前所述，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的百年演进经历了从“革命化”至“政治化”再到“社会化”的飞跃，较为清晰地展现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思想与实践的不断探索。邓小平曾深有感触地谈道：“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到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慢，那就没有优越性，这是最大的政治，这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生产力总是需要发展的。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能够忍耐多久，我们要注意这个话。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8]这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和价值旨向的下移，更加注重民众生活水平的提升。从文本上讲，从第六个“五年计划”开始，五年计划的名称由“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改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这使得前五个“五年计划”中始终处于“有实无名”状态的社会发展和社会建设，开始不再仅仅作为经济发展的条件而存在，也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在“五年计划”这一国家规划战略上对于“社会”认识的转变，即“社会”不再属于经济的一个方面，而成为与经济并列的国家发展的重要方面。以后历任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都表达出这样的“人本关怀”。江泽民曾提出：“我们衷心希望大家处处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以人民群众为本，抛弃一切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不良习气，真正在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方面取得新的进步，在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方面创造出新的气象。”[9]在此思想引领下，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民众生活问题进行了许多战略性的、本质性的探索和思考，如“人人享有卫生保健”“就业乃民生之本”的思想等。胡锦涛也反复强调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真心实意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做到心里装着群众，凡事想着群众，工作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要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为群众诚心诚意办实事，尽心竭力解难事，坚持不懈做好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理念，提出“民生是社会和谐之本”等思想，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习近平同志在当选总书记的第一天就承诺：“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10]提出了“美好生活”的理念。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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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11]围绕着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治国理政，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变的宗旨，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也围绕民生建设进行了一系列的理性探索和创造性反思，社会思想的内涵不断丰富，推动了中国社会建设事业不断开拓前进。社会思想“社会化”，是新时期以来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发展演变的基本定位。所谓社会思想“社会化”，是指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政府控制性的社会转向政府进行宏观社会管理而微观自主活动的社会。这是为适应改革开放后国情和社情民意的不断变化而做出的重大改变，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的重要特点就是回归“社会”本位，着眼于民众的需求，将治理实践细化到社区、民众的生存经验和现实生活状态中去，并产生较为普遍的“精准”思想，将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的理念渗透落实到每一位普通民众的具体实践和发展中去。
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社会思想史，从对最原初的民众生存权的关注开始，进而通过革命的路径寻求民族解放与政治独立，从而去彻底改善民生。党的十九大以后，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提出，正是反映了中国共产党这种以高度重视人民的幸福生活为依归的社会思想，所恪守的正是建党之初的关心民众疾苦的情怀，反映了今昔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社会思想接续发展而又不断得以完善和升华的境界，其中蕴含着历史的一致性和逻辑的统一性。从建党之初至今，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思想不断发展，有其内在动因，是民众生活发展的内在需求与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坚定初心相互交织的结果。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对民众生活的深切关注，一直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始终，只不过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征。因为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阶段，都有其面临的特殊情况和实际问题，这是形塑其社会思想的根基，这些实际问题的解决对中国共产党自身社会思想体系的诞生具有决定意义。也正因为它扎根于中国的土壤，也正因为它做到了“对症下药”，所以，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是切合中国实际而行之有效的。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是当代中国社会思想的起点和重心，研究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史，必须把握其与当代中国社会之间的互塑互构这一总体性特征和前提，以社会主义社会的构建、运行与秩序为主线，在古今中外的时空方位中审视和阐释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的因缘流变。

作者简介：宋学勤，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学理论、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史、当代中国社会史。

本文为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高精尖创新中心重点项目“中国共产党70年执政实践与经验”(19GJJB002)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高校示范马院和团队建设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机融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教学研究”(19JDSZK036)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张静如主编：《中国共产党思想史》，青岛出版社1991年版。
[2]张静如总主编：《中国共产党思想通史》，青岛出版社2015年版。
[3]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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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生主编：《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史》，山西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
[4]范小方主编：《中国共产党政治思想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
[5]郑师渠主编：《中国共产党文化思想史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 年版。
[6]毛泽东：《学生之工作》(1919年12月1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49页。
[7] [美]沈大伟著，吕增奎、王新颖译，俞可平审定：《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4－5页。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80页。
[9]《江泽民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64页。
[10]《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70页。
[1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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