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陈寅恪与刘铭恕交往考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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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陈寅恪与刘铭恕交往考略

历史学家陈寅恪（1890—1969）在数十年的教学生涯中，先后任教于清华大学、香港大学、广西大学、燕京大学、岭南大学、中山大学，并在中文、历史、哲学系授课。众多学生有幸亲聆其教诲，包括蒋天枢、刘节、周一良、石泉、季羡林、何炳棣、杨联陞、王永兴、姚薇元、卞僧慧等，他们在不同方面继承了陈寅恪的治学理念和思想。
受到种种机缘的限制，有些学者未能成为陈寅恪的亲传弟子，但是他们以陈先生为楷模，将其视为导师，专心治学并成为不同研究领域的学术名家，如唐长孺、程千帆、黄永年、缪钺等。刘铭恕也是其中的一位。刘铭恕（1911—2000），历史学家，字叔遂，河南淮滨人。先后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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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于中国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后留学日本，回国后曾任教于金陵大学、郑州大学。

北京相识

1926年，陈寅恪在结束多年的海外留学经历之后回到国内，受聘为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导师，此后长期执教于清华大学。在此期间，其弟子众多，其中有刘盼遂（1896—1966）。刘盼遂对陈寅恪十分尊敬，并且经常在各类学者聚会中与陈寅恪相遇。1930年，在他的引荐下，其正在中国大学国文系就读的胞弟刘铭恕首次见到陈寅恪。此时，陈寅恪任教于郊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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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清华大学，不过住在城内西四牌楼姚家胡同3号，与中国大学距离不远。中国大学是一所私立大学，成立于1913年，原名“国民大学”，校址在西单二龙坑原郑王府（咸丰帝顾命大臣郑王端华的府邸），其学科以文史类为主，有吴承仕、杨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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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嘉锡、范文澜、孙人和、李达、吕振羽、蓝公武等名家在此授课。当时，来华留学的日本汉学家仓石武四郎（1897—1975）就曾专程到中国大学听课。在良好的氛围下，刘铭恕在学业方面不断进步。
1932年春，陈寅恪搬入清华园南院居住。此后，刘铭恕考入和平门附近的北平师范大学。由于两地距离较远，加之忙于学业等原因，刘铭恕与陈寅恪见面机会有限。不过陈寅恪曾向刘铭恕赠送论文《支愍度学说考》的单行本，这对于初步踏入学术研究领域的刘铭恕是一种鼓励和鞭策。
在北平师范大学攻读研究生期间，刘铭恕有机会师从钱玄同、黎锦熙、高步瀛、骆鸿凯等知名学者。1933年，他在《师大月刊》发表《王安石〈字说〉源流考》，年仅22岁，此后又协助其兄盼遂编辑出版《文字音韵学论丛》。1933年底，在学术界崭露头角的刘铭恕赴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求学，陈寅恪的好友杨树达在1934年12月28日的日记中提到：“刘铭恕由日本东京来书云，近阅大同江上汉代器物，以余《汉代婚丧礼俗考》对勘，颇有所获云。”（《积微翁回忆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在北京求学的四年多时间，刘铭恕获益于众多学术名家，为日后的学术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而有幸与陈寅恪相识，成为这段持续数十年交往的开端。

成都重逢

刘铭恕1936年回国后任职于山东省图书馆，后因抗战爆发失业返回家乡，经罗根泽介绍，1941年到成都金陵大学任教。两年多之后，陈寅恪也来到成都。当时，金陵大学、燕京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均迁至成都，与原在此地的华西大学联合办学。此后，陈寅恪被聘请为金陵大学文科研究所史学部导师。这一时期，陈寅恪与刘铭恕交往较多。
刘铭恕曾帮助陈寅恪在金陵大学借阅书籍，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一册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借书簿有相关记录：
1944年1月21日，《廿五史》（第）二册、四册，共两册。陈寅恪（刘铭恕代）。
1944年3月15日，《廿五史》第三册，开明本。陈寅恪。
1944年3月23日，《高僧传初集》，慧皎，4册。《才调集》，1册。陈寅恪。
“开明本《廿五史》”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共九册，第二、三、四册为《三国志》至《唐书》之间史书。“《高僧传初集》”指梁代慧皎编《高僧传》，收录东汉至南朝四百余年间二百余位僧人事迹。《才调集》是五代时期后蜀韦縠编选的唐代诗集。这几部书均为陈寅恪研究中的常备史料。刘铭恕还曾借阅《释迦方志》《南海寄归内法传》《三藏法师传》《法相辞典》《唐律疏议》《唐会要》，其中部分书籍有可能是为陈寅恪代借。陈寅恪在燕京大学开设“唐史”课程的参考资料中，就提到《南海寄归内法传》《唐律疏议》。
刘铭恕子女整理的《刘铭恕考古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有插图8页，前6页为刘铭恕照片及与友人合影、手稿照片等，第7页是陈寅恪1957年致刘铭恕书信（已收录于《陈寅恪集·书信集》），第8页是陈寅恪1944年致刘铭恕书信，原文如下：
铭恕吾兄先生左右：
久未晤教，渴念无已，得暇能惠临一谈否？前借之《后汉书》共十二册奉还，即希查收为荷。令兄有信来否？近况如何，有谓辅仁被封闭者，确否？匆复，顺颂著祉，弟寅恪拜启。五月廿三日。
从“久未晤教，渴念无已，得暇能惠临一谈否？”来看，陈寅恪与刘铭恕有不少共同话题。陈寅恪还询及刘盼遂的情况，当时刘盼遂滞留北平，在辅仁大学任教。“有谓辅仁被封闭者”是指1944年3月，因辅仁大学师生参与抗日活动，日军逮捕了教务长英千里，后将教育系、外语系、经济系、国文系、历史系、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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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体育系师生30余人逮捕，故有辅仁大学被日军封闭的传闻。刘盼遂与刘铭恕的通信中曾有《念寅师》诗一首，回忆他当年陪同陈寅恪游览颐和园的情景。陈寅恪获知此诗，即将旧作《燕京西郊吴氏园海棠》由刘铭恕转赠，以表达思念之情。
陈寅恪在成都期间曾开设“元稹白居易诗研究”的课程，刘铭恕及金陵大学同事高文、程千帆、沈祖棻等均去旁听。1944年9月，陈寅恪在《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四卷（上）发表《〈连昌宫词〉笺证》（后收入《元白诗笺证稿》），刘铭恕的《〈苏莱曼东游记〉证闻》亦刊载于此期，文中提到“大有”是“道州”的对音。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道州民”部分提及此文，可见，刘铭恕的研究水准得到陈寅恪认可。
令人遗憾的是，因过度劳累等原因，1944年底，陈寅恪在右眼已经失明的情况下，左眼视网膜剥离，虽经手术，效果并不理想。受此影响，陈寅恪的教学和研究计划被打乱，而刘铭恕也失去了向陈寅恪深入请教学习的机会。

晚年交往

20世纪50年代，陈寅恪与刘铭恕有书信联系，并向其寄送《从史实论〈切韵〉》《崔浩与寇谦之》单行本。《从史实论〈切韵〉》发表于《岭南学报》第九卷第二期（1949年11月），涉及洛阳音、吴楚音与南北朝士族、庶族关系。文中提到刘盼遂的《广韵叙录校笺》，故寄送给刘铭恕一份。《崔浩与寇谦之》发表于《岭南学报》第十一卷第一期（1950年6月），主要讨论佛道教之间关系，以及崔浩国史案与北魏时期胡汉界限。
1956年，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从英国购买到大英博物馆所藏斯坦因在敦煌劫掠经文的缩微胶卷，由刘铭恕负责整理。他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通讯》1957年第1期发表《英国博物馆所藏的敦煌卷子》，并将此文寄送给陈寅恪。已经中断敦煌学研究多年的陈寅恪对此深感兴趣，1957年2月6日他致信刘铭恕，回忆起此前在敦煌学研究中涉及的资料问题，并询问海外敦煌资料的情况。在信中，他还提到“弟近年仍从事著述，然已捐弃故技，用新方法，新材料，为一游戏试验（明清间诗词，及方志笔记等）”（《陈寅恪集·书信集》，三联书店2009年版）。其中的“著述”指陈寅恪1954年写成的《论〈再生缘〉》及当时正在创作的《柳如是别传》，七年之后，八十余万字的《柳如是别传》最终定稿。
由于陈寅恪身体等原因，此后他与刘铭恕之间的交往情况不详。陈寅恪在1969年不幸辞世时，作为后学的刘铭恕没有机会撰文悼念。不过时间的流逝并未淡化刘铭恕对陈寅恪的怀念之情，晚年的他撰写《忆陈寅恪先生》（《敦煌语言文字研究通讯》1988年第1期），回顾与陈寅恪的交往。1999年11月，中山大学召开“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研讨会”，年近九旬的刘铭恕撰写了《陈寅恪与别国异族语言》，准备参加此次盛会，后因故未能成行，不久溘然长逝。
回顾陈寅恪与刘铭恕的交往，他们在数十年中聚少离多，但是均以诚相待，可谓君子之交。刘铭恕的治学领域与陈寅恪有所不同，但他以陈寅恪为榜样，治学方法深受其影响，可以说是陈寅恪的“编外弟子”。改革开放之后，刘铭恕老骥伏枥，认真教学、培养学术新人，积极参加各类会议，参与《敦煌学大词典》编纂工作，为敦煌学、中外交通史、辽宋金元史研究继承传统并在新时期不断发展作出承前启后的贡献，这也是后辈学人对陈寅恪学术理念最好的纪念和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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