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者-培养兼通人才 发展中外关系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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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培养兼通人才 发展中外关系史学

中外关系史大体上相当于过去的中西交通史和现在的“丝绸之路”研究。在当代，“丝绸之路”及东西文化交流大概可以归入国内外史学中最热门的选题，对中国史、亚洲史、全球史和专门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15—16世纪“大航海”之后，中国与欧洲之间建立了连通西太平洋、印度洋和大西洋的海上航线，越来越多的中国知识被东来的天主教传教士介绍到欧洲。一个半世纪以前的德国地理学家冯·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则是第一位注意到罗马帝国与汉朝之间已经有了商业往来、中国独有的丝织品在两千多年前就已远销欧洲的学者。因此，他创造了“丝绸之路”（die SeidenStrasse）这个术语，用来指代连接远东和泰西之间的商路。后来，这个词逐渐被世界各国学术界接受。因此，中外关系史这门学科的产生与发展，在国外与世界对中国的认识分不开，在国内则与学术界对中华民族同其他民族互动历史的深化了解紧密相连。
综合性与视角多元化
中外关系史从学科划分上讲，虽归入历史学中的“专门史”，但其构成却不简单，可以用三“跨”一“遍”来概括，即跨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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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地域、跨学科、研究者遍及全球。跨时代指其研究时段从史前延及近现代；跨地域是说其研究的地理范围包括中国和周边地区以及遥远的异域；跨学科则言其涉及学术领域与方向众多，远逾传统史学视域，延及考古、地理、制图、科技、博物、海洋、民族、艺术和语言学等诸多相去甚远的专业。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大国，各国都有研究本民族、本国、本地区与中国关系史的学者，所以中外关系史研究者遍布全球。
由于存在上述特点，从研究成果和论著上讲，中外关系史的关注者往往超出历史学专业之外，有时会包括其他相关专业的人员甚至境外的研究者。从对研究者素质的要求上讲，虽无一定成法，但普遍有兼通的要求，即具备一定的跨时代、跨国与跨学科知识基础。研究者应兼通专门史与断代史，既知中国史，也对世界史和地区国别史有一定了解。此外，研究者最好兼具一两个不同学科的知识，了解海外同行的情况，从全球视角关注自己所从事课题的人才培养机构和活跃于学术一线的主要专家，以及研究成果的发表园地和重要的文献收藏处等。
近二三十年来，中国人文与社会科学飞速发展，各高校及科研机构纷纷成立研究院所和中心。此类机构有些是实体，也有些是虚体；有些很有生命力，发展得较好；有些则开张时热热闹闹，几年后变得悄无声息。从学科建设的角度看，一所有影响力的研究中心往往同时具备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成为公认的本领域高级人才的培养与进修基地；二是有一个特色鲜明、与时俱进且在本领域知名的图书文献和研究信息情报中心；三是成为一个活跃在科研一线的学者们学术交往的中心；四是既产出有影响的学术成果，同时也稳定地出版和发行高质量的专业书刊。以此为立足点，反观我们的工作，会发现不少需要改进之处。
古老而年轻的学问
历史学不是新产生的学科，而是一门由来已久的学问。我国中外关系史的学术渊源，可上溯至西汉司马迁撰写《史记》的时代。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根据各种档案材料，写了《匈奴传》《西南夷传》与《大宛传》等列传，首次将邻族邻国的历史发展脉络及其与中原的往来纳入中国历史的叙事，为历代正史的体裁奠定了基础。纵观两千余年来中外关系史的发展轨迹，隐隐可见如下大致脉络。
第一，从单纯汉文文献到多语种文献。中外关系史既是传统中国史学的一个分支，也是一门与时俱进的学问。亚洲各民族中，东亚近邻的日本、朝鲜、安南与琉球采纳汉文记录他们的历史。而佛教的传入使印度语文学随之入华，使中国对外交往中兼用胡汉文字。文献记载中国使臣在西域发现当地人书写“画革旁行”，近代以来在中亚和我国西北地区发现的佉卢文、粟特文、巴列维文和安息文材料证明了文献所记并非虚言。兴起于阿拉伯半岛的伊斯兰教使得亚洲许多地区伊斯兰化，亚洲出现了一批以阿拉伯字母拼写的文字，如阿拉伯文、波斯文和马来文等。而中原周边民族除沿用境外创制的佉卢文、粟特文之外，也先后有了自己的文字，如和田文、吐火罗文、各种突厥文（包括第一突厥汗国时期的婆罗迷字突厥文、卢尼字突厥文、畏兀儿文、叙利亚字突厥文与察合台文等），以及藏文、西夏文、契丹文（大字与小字）、女真文（大字与小字）、蒙古文（新近确定的婆罗迷字柔然文、畏兀体蒙古文与八思巴文）及满文等。这些文字的史乘、题记与文献的发现，使中外关系史研究从单纯依靠汉文文献步入多语种文献研究阶段。
第二，海洋交通变革与东西学术汇流。秦汉以降，旧大陆各国以造船、导航与海外地理为代表的海洋科技进步，推动了亚、欧、非三大陆间的海上交通。东亚、东南亚与南亚的佛教僧侣、商贾、使节的航行，西亚穆斯林商使的东来，与宋元海上往来及明初郑和远航，勾勒出这一时段东西海上交通的主线条。15世纪伴随“大航海”而来的殖民扩张和传教活动，欧洲人的足迹遍及全球，欧洲与东方的联系成为中西交通史中新生的重要方向，欧洲人文科学因殖民活动而产生的“东方学”，则成为中外关系史的国外平行学科。清末以来对“东方学”各分支，如汉学、蒙古学、藏学、突厥学、佛学、伊斯兰学、朝鲜学、日本学，以及亚洲研究各分支，如东亚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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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东北亚研究、北亚研究、东南亚研究、中亚研究、内陆亚洲研究、西亚研究等区域研究成果的吸纳，使当代中外关系史领域呈现东西学术汇流与兼及中外的明显特点。
第三，新学科的介入。进入20世纪以来，新学科学者对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关注为中外关系史学科注入了新流。1923年，法国古生物学家桑志华（Paul Emile Licent）与德日进（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在宁夏银川附近发现距今3万余年旧石器时代的水洞沟遗址。2016—2017年，我国考古学者在新疆阿勒泰地区吉木乃县的通天洞旧石器遗址进行发掘，出土了4.5万年前旧石器时代中期的多种石器。其年代和地理位置恰好处于水洞沟与西伯利亚阿勒泰之间，被列为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考古学界的研究成果数量之多、内容之新，令人目不暇接。考古学中的科技考古学家近年来对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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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的驯化、车辆、冶金术、小麦种植传播的研究，使史前东西文化交流成为成果丰硕的新领域。1924年，苏联俄罗斯联邦戈尔诺·阿勒泰州的乌拉干区发现了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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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泰/塞种（相当于春秋至战国初期）巴泽雷克古墓葬区（Pazyryk Cemetery），其出土物中发现了不少中原出产的捻股丝线织成的平纹织物。蒙古国匈奴墓葬中出土了产自中原的铜镜、丝绸、漆器等文物和带有中亚巴克特里亚、粟特、拔汗那、安息与希腊—地中海风格的器物。我国各地出土了各个历史时代舶来品，中外考古学界也对古代中国外销大宗商品陶瓷、沉船和各种遗址进行研究。这些考古发现和相关研究，都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有着博物学界背景的德裔美籍学者劳费尔（Berthold Laufer）的《中国伊朗编》与美国薛爱华（Edward Hetzel Schafer）的《撒马尔罕的金桃》更吸引了许多人的目光。这些成果的问世，促使从事传统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学者思考知识结构更新的问题。
学术研究的定位
人文学者与自然科学家一样，其主要工作是纠正前人的谬识、探索未知。如果人文科学的研究成果是正确的，应当经得起时间考验。当然，随着新方法、新视角与新资料的出现，既有成果有可能被修正，比过去的结果更为接近真理。因此，人文科学的研究也是与时俱进的。
学术研究的定位通俗地说，就是希望产出什么样的成果。成果有普通的，也有精品。严谨学者的成果有长久的生命力，出版后会在书架上放很多年，成为后来者向上继续攀登的台阶，被其他研究反复引用。许多学子希望自己走出校门之后，能以一个训练有素的学者的面目活跃在学术界。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
笔者以为，首先，要培养勤于思考的习惯，研究要有创意。新创意往往产生于自己特有的学术背景和阅历，有时也受到新材料和相邻学科进展的激发。其次，研究方法要正确，学界讲得较多的是基于前人基础和学术同行的认可度。笔者认为需要增加的是应当考虑跨行和相邻学科的认可度，也就是有意识地将自己的研究从单学科扩展到多学科。
我国的硕博研究生培养制度有传统的师父带徒弟的倾向，其优点是学术传统和学派得以延续，但造成青年学子眼界受限的缺陷也是明显的。在面对中外关系史这门有着跨时代、跨地域、跨学科、研究者遍及全球等特点的学科时，任何一位有过巨大成就的饱学之士也是十分渺小的。因此，老师应当明白地告诉学生，老老实实打好基本功、师法本学派传统和导师是重要的，但也不能有门户之见，应认识到师徒相承方式的局限性。老师的知识、经历再丰富，都是有限的。如果想超越老师，除了下死功夫、甘坐冷板凳之外，更要开阔自己的眼界，关注世界性的科学研究，不但注意本领域最前沿学者的动态，同时要关注相邻学科使用的方法和材料及其研究的课题。这样才能站得高、看得远。换而言之，就是要师法众师，终身学习和不断更新自己，敢于打破学科的疆界，努力扩大自己研究成果的覆盖面，试看有无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可能性，从而发现自己研究的更大价值。不但要考虑同行的认可度，也要考虑相邻行业与学科的认可度。
我们高校的史学工作者，一直有一个疑问：有些西方汉学家连汉语都讲不地道，阅读中国学者的论文，翻着字典看好几天才能看完，也没有经过我们这样的教育，但为什么不妨碍他从事专业研究，最终有些人变成了世界级的学者？试想有人问，如果能看懂文言文就可以研究中国历史，学问能做下去，那么中国史专业还有设置的必要吗？为什么还要有本科、硕士生、博士生的学习阶段？高中毕业后，坐在板凳上查资料，谁不会查？但是事实真是这样吗？不是。历史研究有门槛，史学研究者除了要掌握基础的知识和技能、了解学术规范之外，还要知道怎样正确地开始一项研究工作。我想，中外关系史研究也是这样。
（作者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教授、中国元史研究会原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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