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警察-中共东京支部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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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02 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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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中共东京支部考论

摘要：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顺应国际共运洪流和开展海外活动的需要,在日本秘密设立了党组织——中共东京支部。由于日本政府的严密监控和镇压,中共东京支部的革命活动和人员往来虽然极其隐秘,但仍数度被毁、几经重建。面对重重困境,中共东京支部共产党人并没有放弃革命理想与信念,一方面积极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秘密发展党员和扩大组织;另一方面,通过策划反日游行、搜集日军情报来支持祖国的革命与抗日战争,为祖国独立、民族解放和共产主义事业顽强奋斗。更为特殊的是,中共东京支部作为共与日共联络的秘密渠道,在两党之间传递信息、联合游行、合作反战等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

中共东京支部留日学生党组织日本

作者简介：

徐志民，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副研究员。
马克思主义诞生后,分别从欧洲、俄罗斯、日本传入中国,其中日本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前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重要渠道,而中国留日学生发挥了关键作用,这已为中外学界的研究所证实。那么,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日本作为向中国传入马克思主义的重镇和接受中国留学生的大国,是否存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2000年,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合编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对此并无记载。原留日学生的回忆文章、访谈中,虽多次提到中共东京特支、中共东京支部,但多为零星片段。有学者根据这些回忆资料和其他文献,简介了中共东京支部的大致情况。中共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以中共东京支部成员和留日学生的回忆录、访谈、自传等为主要资料,选编了《中共东京支部1935—1938》一书,“对相关人员的革命经历的确认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由于日本政府的严密监控和镇压,中共东京支部为“隐蔽精干”,被迫长期潜伏,秘密活动,因而遗存的相关资料较少, 甚至一些党员回国后也避而不谈,直到“文革”前后的 “自述”和改革开放后的回忆文章、访谈中略有提及。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共在国际共运洪流和海外活动中建立的旅莫支部、旅欧支部、南洋支部等,存续仅仅三五年,但均受到关注。反倒是几乎与近代中共党史相始终的东京支部,无论学界还是社会上至今对其仍是“雾里看花”,难窥芳踪。基于此,本文通过对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防卫省防卫研究所的档案和日本特高警察、外事警察相关文献的考察与辨析,结合中共东京支部成员回国后的回忆文章、访谈等,勾勒出中共东京支部的组织演变、主要活动及其与日本共产党之间的关系,管窥其孤悬海外、身在异国他乡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国际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革命历程,探寻其顽强存在、革命斗争和开展党际合作的历史特点与规律。

组织演变

日本明治维新开始后,随

中国历史名人为国争光故事

着资本主义发展和对外侵略扩张,国内阶级矛盾尖锐,社会主义运动兴起,这为中国留日学生接触、学习马克思主义提供了适宜环境。19世纪70年代,马克思主义传入日本,并与日本工人运动结合起来。樽井藤吉联络数百名同志,在1881年成立东洋社会党,成为“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先驱”。此后,日本工人成立各类劳工组织,举行罢工和反对战争。片山潜、幸德秋水等人,于1898 年成立“社会主义研究会”,宣传和研究社会主义思想,引导日本的劳工运动。他们的活动虽遭日本政府猜忌和镇压,却引起探寻救国救民道路的中国留日学生的关注。留日学生创办的《译书汇编》、《天义报》等,在 20 世纪初便刊载过一些马克思主义译文,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在留日学生中具有一定影响。李大钊、周恩来、陈望道、施存统、周佛海等,留日期间或与日本社会主义者交往,或学习、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 为旅日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准备了思想和组织条件。
1921年4月,施存统、周佛海在日本成立旅日共产主义小组。施存统在1920年6月赴日留学前,就参与陈独秀、李汉俊等人成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1917年留学日本的周佛海,在1920年暑假回国期间受陈独秀约见,参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 但他与此时已经赴日的施存统并无交集。施存统在东京一方面学习和翻译马克思主义论著,向国内介绍日本的社会主义思潮；另一方面与陈独秀、李达等保持书信联系,探讨建党问题。返回日本鹿儿岛第七高等学校学习的周佛海,也与陈独秀等人保持联系。1921年4月19 日,周佛海致信施存统,表示陈独秀命他们二人作为驻日代表,但自己明年将离开鹿儿岛,希望到京都求学,这两地均不如施存统在东京与日本人联系方便,建议他担任小组驻日代表。于是,施存统根据陈独秀指令,成为小组的实际负责人。
施存统因频繁联系中日两国的社会主义者,受到日本警察监视。东京警视厅事先侦知中共“一大”召开的消息和地点,可能“是从施存统身边泄露出去的”。即使如此,施存统在“一大”后仍发展了彭湃、杨嗣震、林孔昭等10余名留日学生,召开过两三次小组会议,共同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不久,日本警察侦知施存统参与共产国际资助日本社会主义者的活动,于1921年12月将其逮捕并驱逐出境。这使旅日共产主义小组遭到较大损失。1924年5月,周佛海受时任广东国民政府宣传部部长戴季陶之邀,从日本返回广州,出任宣传部秘书。有学者认为:施存统与周佛海建立的旅日共产主义小组,是“最早的中共东京支部”。他们回国后,这个小组发展为直属于中央领导的中共东京支部。
1924 年 1 月,国民党“一大”确立孙中山的 “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决定国共两党按照“党内合作”方式建立革命统一战线,这也包括两党的旅日组织。3 月,中共党员谭平山出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选派国民党左派人士郭汉鸣赴日改组国民党驻日总支部。郭汉鸣在中共东京支部帮助下改组了国民党驻日总支部,但总支部内的左右两派围绕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国共合作和领导权斗争激烈,导致1925年冬分裂为占据神田区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的左派总支部和在西巢鸭区活动的右派总支部。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后,国民党右派总支部竟派人打伤中共东京支部书记王树声,“抢走支部会议记录,交给日本警视厅”。日本政府遂以在“帝都宣传赤化”为名,逮捕并驱逐王树声、濮德治、谢嗣育三人。1927年,中共东京支部仅余党员10名左右。
鉴于此,中共东京支部决定秘密发展党员,健全党的组织。1928年10月,中共东京支部在东京召开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廖以仁9名留日学生秘密出席,命名党组织为“中共东京特别市委”。1929年4月,中共东京特别市委在东京召开第二次党代表大会, 10余名代表参加,选举李味五任书记。7月,中共东京特别市委在东京召开第三次党代表大会,决定将 “中共东京特别市委”更名为“中共东京特别支部”,选举古杰任书记,成立特别支部最高机构常务委员会,下设由11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负责领导分散日本各地的11个支部和 109名党员；成立中华留日反帝同盟,加强与日共和共产国际的联系,以联合开展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活动。
1929年7月“中东路事件”爆发后,中华留日反帝同盟发行《反帝战线》,秘密联络日本反帝同盟和朝鲜反帝人士,决定为“保卫苏联革命”,要求国民政府将中东铁路“返还苏联”,后又商定9月4日晚8点到东京银座和中国驻日公使馆游行,结果事泄,日本警察逮捕十几名中国留日学生。10月3日,日本警察以“防止共产党助俄”、“防止赤化宣传”和“维持治安”为由,又拘捕100多名中国留日学生。12月,日本政府驱逐34名中国留日学生,包括32名中共东京特别支部党员和1名预备党员、1名支部外人员。外务省指责他们为实现世界革命,建立共产主义国家,与日本共产主义者联络,“导致帝国治安紊乱”,决定驱逐出境。
日本政府驱逐留日学生的同时,继续搜捕中共东京特别支部及其所属各地支部成员,甚至殃及与他们联系密切的人员或亲朋好友。如日本警察通过侦查长崎的华侨夜校,逮捕在该校任教的留日学生简文、李荣基、李昂鸣、朱大容等人;认定简文是长崎支部书记,李昂鸣、朱大容、王握瑜是该支部党员；指控“简、朱、李、王四名,无论如何伪装,都不能掩盖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事实”。日本警察还发现居住横滨的国民党驻日总支部执行委员林国珍,与中共东京特别支部的横滨支部书记潘少庭关系密切,且在日本警察逮捕中共党员之际为潘少庭传递消息、毁灭证据,致使抓捕落空。10月30日,日本警察逮捕林国珍及其胞弟林国富、内弟柳颖生。经驻日公使汪荣宝几经交涉和亲自担保,林国珍于11月15日被勒令离境。
日本警察的此次大逮捕,对刚刚发展起来的中共东京特别支部造成了灾难性影响。1929—1933年,日本政府逮捕、审判、驱逐中共党员及嫌疑者的案件共11件,其中8件发生在这次大逮捕前后。在日本政府的严密监控和镇压下,中共东京特别支部的很多活动被迫停止或变得更加隐秘,一些党员被迫回国。1932 年,支部书记李葆华回国后,中共东京特别支部暂时关闭。九一八事变后,一些旅日中共党员和进步学生组织了各种形式的文化团体,以召开座谈会、茶话会等方式,秘密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但这些文化团体没有党组织的统一领导,有些互不联系,甚至彼此攻讦。如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日本分会 (以下简称 “社研日本分会”)的漆宪章、习明伦等,认为方瀚、王承志等成立的新兴文化研究会是“反动团体”,后者批判前者是“关门主义”,经上海的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派楼适夷赴日调解,两者“以自我批判精神反省各自错误”,同意分别解散,加入日本普罗科学同盟。
1935年7月,左联东京支盟负责人林基路利用回国之际找到周扬,提出在东京建立党组织的请求。周扬鉴于上海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且自身也与中央失去联系,建议他 “在进步的留学生中建立领导核心,待我与中央恢复联系后,再来接受你们的组织关系”。8月,林基路返回东京。9月,他联合中共党员官亦民、共青团员陈洪潮等,秘密成立中共东京支部,并被推举为支部书记,陈洪潮任组织委员,官亦民任宣传委员,在留日学生中秘密发展党员,开展革命宣传和与国民党右派破坏团结的行为作斗争。后来,中共东京支部党员增至50人,能够联系和影响约500名留日学生与左翼人士。1936年,陈洪潮、官亦民相继回国,林基路决定由陈健、梁威林接任组织委员、宣传委员。1937年4月,林基路、梁威林等回国,由上海党组织接收他们的组织关系。中共东京支部只有组织委员陈健主持工作。七七事变后,根据上海党组织密令,陈健率支部成员和“文化座谈会”成员30余人返回广州。1938年三四月,中共广州市委接收了他们的组织关系。
重建的中共东京支部由于极其隐秘,不为其他在日革命者所知,于是又有中共东京特别支部的再建。1936年暑假,留日学生卢耀武回国后找到中共党员何锡麟,介绍了东京的进步学生和文化团体,希望成立党组织进行引导。何锡麟将此意转告彭真后,解树椿也从东京返回北平找彭真,请求在东京建立党组织。最后,中共中央北方局批准重建东京特别支部。9月,解树椿返回东京,重建中共东京特别支部,由熊唯知任支部书记,王孔昭任组织委员,王克西任宣传委员,发展党员10余名。1937年四五月,熊唯知、解树椿相继回国,王孔昭代理支部书记。6月,王孔昭被东京警视厅逮捕和驱逐。组织委员冯基民暑期回国前,暂定张持平代理支部书记,并将王重英等人的地址交给他。未几,七七事变爆发,张持平等组织进步学生分期分批回国,且于7月底和王重英离日回国。
七七事变后,滞留日本的进步学生和潜入日本的中共党员、革命青年暗中投身抗日战争,努力恢复中共东京支部,或建立秘密党组织。如张乐诚等5名党员化装成难民,潜入日本侦查军情,但于 1937 年8月在九州、朝鲜被捕。同月,早稻田大学留学生赵冬日、夏航等人,成立“东北留日学生读书会”,坚持学习马克思主义,后于1938年2月与新知识研究会、东京反帝大同盟合并为 “东北留日青年救亡会”,到 1939年底发展会员 60余名。1940年4月,因为该会成员大多毕业后返回东北,所以其总部迁往奉天,改为 “东北青年救亡会”,隶属于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社会部,重点搜集日伪情报。留日学生汪叔子根据上级党组织指令,1938年9月在伪满洲国留日学生会馆秘密恢复中共东京支部,制定严密的组织纲领和抗日计划。1939 年2月19日,汪叔子被东京警视厅逮捕,中共东京支部再度被毁。
由于史料局限

短篇中国历史故事英文版

,我们目前难以完全解密抗战时期中共在日本的组织形式,但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存在却是一个客观事实。据王阑西、赵冬日、胡育德回忆,他们组织学习马克思主义的 “新兴自然科学者同盟”,在七七事变后大部分回国参战,但“留在东京未归国的少数成员,继续秘密地组织抗日青年组织并开展活动；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他们回国参加解放战争”,可见战时日本一直存在着中共领导的抗日组织。1942年9月回国的东京工业大学留学生米国均说,他曾“是地下工作的负责人”。此外,战时被强征至日本的中国劳工中也有共产党员及其组织,他们长期潜伏和暗中斗争,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
中共东京支部的组织变迁,既是中共组织系统变化在海外的延伸,也是他们在日本军国主义统治下生存状况的反映。一是中共东京支部在日本政府严密监控和镇压下几经被毁、数度重建,故其组织名称、人事关系、联络机构等时常变化。二是中共东京支部从直属中央,经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与江苏省委联系, 到1935年、1936年相继恢复的中共东京支部、特别支部,分别受命于上海党组织和中共中央北方局,但彼此之间互不统属、并无联系。抗战期间,汪叔子重建中共东京支部,其国内联络对象应为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或直通延安。三是中共东京支部不仅为留日学生、辗转赴日的中共党员和革命者,提供了继续学习马克思主义、培养党的人才队伍、联络国内党组织和接受党中央指令的重要途径,而且指导他们在日继续开展革命斗争和抗日救亡活动。

主要活动

中共东京支部孤悬海外,斗争环境异常复杂和艰难,既遭受着日本政府的严密监控和镇压,又随时面临着被国民党右派迫害和出卖的危险。面临困境,中共东京支部的共产党人并没有放弃革命理想,而是以坚定的信念在异国他乡顽强战斗,发挥着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一)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秘密发展党员和扩大党组织。施存统与周佛海时期的旅日共产主义小组人数少、规模小,只是暗中传播马克思主义和保持中共党组织在日本薪火相传。1924—1927 年的国共合作时期,中共东京支部主要是协助国民党驻日总支部的改组。1927年八七会议后,中共东京支部摆脱右倾路线干扰,指令所属支部不断创新宣传方法。如横滨支部将《反军阀战争宣言》、《中国共产党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宣言》等传单,邮寄给国民党驻横滨支部、中山公所等24个团体。1929年5月25日,横滨支部借孙中山总理移灵大典之机,散发宣传共产主义和反对国民政府的传单。京都支部在留日学生中成立读书会,由中共党员担任讲师,宣传共产主义。仙台支部以留日仙台社会科学研究会名义,培养和发展党员,发行机关杂志《通讯录》,发表打倒国民党和号召世界革命的文章。
1929年9月东京游行事件后,日本政府对中国留日学生大肆逮捕、审讯和驱逐,导致积蓄一年多的革命力量遭受重大损失,中共东京支部也难以开展统一行动,要么党员各自为战,要么成立各种团体,以合法或半合法形式开展革命宣传与斗争。1930年6月22日夜,有人在东京神田区的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本乡区的第二中华学社,散发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苏联、拥护共产国际的传单和《沙基惨案纪念宣言》,以及劳动者围攻列强、国民党的讽刺漫画。这次活动随即受到东京警视厅调查。1932年中共东京支部被迫关闭后,一些进步留日学生团体和左翼文化团体,发挥了组织与引导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特殊作用。1933年9月,左联党组书记周扬找即将赴日留学的林焕平谈话,要他到东京联系孟式钧,恢复左联东京支盟。林焕平到东京后,在孟式钧帮助下,借鉴日本左翼文化团体活动经验,以办同人杂志方式,既恢复左联东京支盟,又团结一批人开展活动。他们先后创办《东流》、《杂文》、《新诗歌》等杂志,分散发展,避免被日本警察发现和破坏。
林焕平的活动还是引起了日本警察注意,左联东京支盟在 1934年8月决定由林基路任书记, 1935年暑假因林基路回国寻找党组织关系,又由魏猛克接替林基路,直至1936年春左联解散,它一直发挥着团结赴日左翼人士和进步留日学生的重要作用。他们邀请在日本的郭沫若,国内的鲁迅、茅盾为其杂志撰稿, 1935年6月出版的《杂文》第2期同时刊载这三位中国文坛领袖的文章。这无论在留日学生中,还是在国内知识界都引起了很大反响。左联东京支盟成员还成立了世界语者学会、中华留日剧人协会等社团,召开学习马克思主义的 “文化座谈会”, 吸收进步留日学生参加。据古子坚回忆,当时“文化座谈会”成员按照所属地区,三五人为一个小组,每小组两周组织一次活动,全体会员几个月举行一次专题讨论,均事先指定发言人,重点交流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的性质、中日政治局势和国际关系等,引导留日学生走向革命和抗日救国道路。
中共东京支部、特别支部分别于1935年、1936年恢复重建后,虽互不统属,但与党中央联系则更为便捷,从而开展更有针对性的学习、宣传活动。如中共东京支部以左翼留日学生掌握领导权的各校同学会为基础,成立了“中华留日学生联合会”,出版《东京学联》,且获得驻日大使许世英的认可和每月200日元的资助。但是,这些工作处处受到阻挠和压制,当他们扩大宣传而增强留日学生爱国和革命热情时,驻日留学生监督处高度警惕,纠合以陈固亭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留日学生,企图成立与之抗衡的“中华留日学生总会”,结果引发了两派留日学生在1937年2月14日的一场武斗。事后,中共东京特别支部接到中共中央北方局指示：随着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要争取广大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于是,解树椿、王孔昭等代表左翼团体、进步学生与陈固亭谈判,双方同意化敌为友、共同抗日。
(二)组织反日集会,策划反日游行,揭露日本侵华暴行。国民党驻日总支部分裂后,中共东京支部联合国民党左派,既与国民党右派破坏团结的行为作斗争,又揭露日本侵华暴行。1926年5月9日,即日本通牒袁世凯接受 “二十一条”要求11周年之际,中共东京支部与国民党左派在神田区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召开“国耻纪念大会”,高呼 “废除不平等条约”,举行示威游行, 对广

中国历史小故事50字左右

大华侨和留日学生是一次极好的爱国教育。1928年3月18日,中共东京支部在东京举行三一八惨案纪念集会,由中共党员郑道之主持,廖承志、司徒慧敏等人发表演讲,张贴标语,散发传单,扩大革命影响。5月,日本为阻止北伐出兵山东,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在此前后,留日学生举办了演讲会并散发反对日本出兵的传单。中共东京支部成立“中国侨日各界反日大同盟”,派人深入日本各地华侨、华工中宣传与募捐。日本警察注意到他们的活动,遂逮捕并驱逐郑汉先、童长荣、黄鼎臣等中共东京支部主要负责人。此后,中共东京支部的活动更加隐秘。
1929 年 8月,为响应共产国际要求各国共产党支持苏联,中共东京特别支部联络日本反帝同盟,商定9月1日到东京银座和中国驻日公使馆游行。8月29日,日本反帝同盟支部书记三浦重道临时通知中华留日反帝同盟,因日方准备不足,要求延至9月4日晚8时举行。结果,东京警视厅经过秘密侦查,于9月3日夜拘捕游行敢死队总指挥张璋,查获翌日游行计划。9月4日下午,中华留日反帝同盟的李亚农获悉张璋被捕,立即通知日本反帝同盟,但后者已经来不及通知他人。当晚,中华留日反帝同盟、日本反帝同盟及部分朝鲜反帝人士按计划走向银座街头,多人被埋伏在那里的日本警察和便衣逮捕,其中中国留学生14名。日本警察在审讯中发现中共东京特别支部的更多线索,遂于10月3日实施大逮捕,至11月26日累计逮捕中国留学生225名。
此次东京游行活动的失败,使中共东京特别支部的发展遭受重挫。一是中共东京特别支部及所属支部的领导和骨干成员,大多被日本政府驱逐回国,且严禁再次登陆日本。即使暂时逃脱的东亚预备学校学生王劈铁,也被日本警察继续搜查,难以藏身。二是日本政府对中国留日学生强化调查与监控。1932年2月15日,九州大学留学生“鄂瑞玕”寄给东洋大学“蒋某”的信中有《反对日本出兵宣言》,但东洋大学没有“蒋某”,估计是随机“匿名邮寄”。于是,日本警察开始调查与“鄂瑞玕”相关者。5月14日,庆应大学留学生吴世汉,因携带河上肇翻译的《唯物辩证法》、永田庆志翻译的《唯物论与辩证法根本概念》等“思想图书”,被日本警察严密监视。庆应大学留学生陈志远、明治大学留学生王承志,因属于 “思想嫌疑者”而被日本警察跟踪调查。
中共东京支部被迫关闭期间,一些留日学生进步团体仍继续活动,其中社研日本分会的活动颇具代表性。一是社研日本分会成立了 “预备共产党支部”,按照国内党组织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和进行“预备共产党支部”建设。他们认为通过自我建设,在留学回国后作为中共预备党员,经过一两个月考察,就能转为正式党员, 因而工作热情较高。二是他们以东京各校留日同学会为团体会员,在 1932 年 10 月成立了中华留日各界救济国内难民联合会 (以下简称 “难民联合会”),通过向华商、华侨、华工和留日学生募捐,救助 “一·二八”事变后第十九路军失散士兵和因参加事变失业的工人。三是他们深入华工群众,从理论走向实践。如习明伦深入吾嬬町、大岛町、石岛町、南千住町的华工中宣传,动员他们成立了难民联合会吾嬬町分会、大岛町分会,但他后来忙于学业,无暇顾及,其他地方分会未能成立。可见,没有党组织的坚强领导,仅靠青年学生的热情,革命工作难以持久。
(三)动员留日学生回国参战,搜集日军情报,支持祖国抗战。1937年7月8日,张持平通过日本媒体获悉七七事变爆发,立即召集支部成员商讨抗战局势,决定联络东京各进步团体负责人,响应中共中央的全民族抗战号召。张持平等人一方面与国民党驻日总支部谈判,希望国民政府派船接留日学生回国;另一方面派进步学生劝导广大留日学生回国抗日。7月底,张持平与王重英等人乘船回国,并在回国的轮船上进行抗日宣传,募集抗日资金。驻日大使许世英鉴于国共合作抗日在即,同意郭沫若悄悄回国,但为避免日本特务的监视和迫害,中共东京支部安排党员梅景钿秘密护送郭沫若登船。根据“党的密信指示,要支部坚持到最后才离日回国”, 中共东京支部在陈健主持下,一直坚持斗争到 1937 年 8 月。
抗战时期,旅日中共党员及再次重建的中共东京支部因鲜少档案文献与口述资料,以致目前只有零星片段而无法系统解密,但其抗日救国的行动却是不争的事实。如中共派人秘密联络日本共产主义者,在日本成立红色劳工筹备会,宣传反战思想,策划反日革命运动,但他们大多在1938—1939年间被捕。汪叔子联络张凤翔、焦立仁等人秘密恢复中共东京支部, 暗中联络以苏联驻日大使馆为主的各国大使馆馆员,传播和交换有利于中国抗日的消息;策划在日本重要工业区和兵工厂放火,破坏日本军需物资制造和运输;秘密联络日共党员,准备暗杀日伪军政要员;搜集日军情报,发往国内。但是,这些活动与准备随着汪叔子被捕和中共东京支部被毁,大多未及实施便夭折了。1940年,留日学生仲同升、吴普文等人在日本秘密成立左翼团体,邮寄抗日贺年卡、散发传单等,但很快被日本警察逮捕。
综上可以看出,中共东京支部开展活动时刻处于危险之中。因此,受严峻环境所迫,支部活动的开展必须非常隐秘,党员之间、党员与党组织之间只能以暗号或匿名信件联络,开会和接头地点选在不易引起注意的公共场合。支部活动的开展只得借助于文化交流、社团活动、宴会等形式来进行,以宣传革命思想和发展党员为主,无法开展轰轰烈烈的示威游行等公开的革命活动。在此过程中,中共东京支部的活动不可避免地受到党内右倾、“左”倾路线的干扰,以及共产国际与苏联的影响,一旦活动消息外泄或行踪暴露,就会遭到日本当局的追捕和镇压,所以支部被迫数度关闭、几经重建,危及甚至中断与日共的联系。

与日共关系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解放全人类、建立共产主义社会为奋斗目标,故作为共产国际支部的中国共产党,设立东京支部就是顺应国际共运洪流和开展海外革命斗争的需要。因此,中共东京支部的主要任务与革命活动,一是在留日学生和华人华侨中学习与传播马克思主义,发展革命力量,扩大中国革命的国际影响；二是配合国内与国际的反日斗争,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国际共产主义事业顽强战斗；三是肩负共产国际的特殊使命,加强与日本共产主义者的联系,特别是在中共与日共的沟通联络、联合游行、合作反战中发挥特殊作用,即使在1935—1945 年的日共瘫痪期间, 仍是联络日共党员和左翼人士团结奋斗的重要渠道。
(一)促成日本共产主义者组团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以下简称“远东大会”)。1921年10月5日,受共产国际委托,参与筹备远东大会的张太雷秘赴日本东京。翌日,施存统带着张太雷拜访堺利彦,商谈组建日本代表团参加远东大会事宜。谈妥之后,张太雷给堺利彦 1000日元,作为宣传活动费。12月20日,东京警视厅以参与授予日本共产主义者 “赤化宣传运动资金”为由逮捕施存统,并于 12月27日将其驱逐出境。施存统虽留日时间不长,但“在日本的共产主义运动中,作为‘日本共产党临时执行委员会’、‘晓民共产党’与中国以及共产国际联络人……地位和作用相当重要。特别是他协助张太雷促成日本共产主义者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大会……的确完成了‘日本小组’‘联系日本同志’的使命”, 成为这一时期中日社会主义思想的沟通者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推进者。
(二)中共与日共沟通联络、联合斗争的秘密通道。1922年7月,日本共产党正式成立,同年12月成为共产国际日本支部。1923年6月,日本政府对日共大肆搜捕,逮捕了堺利彦、德田球一等日共领导人在内的约 80 名党员。在随之而来的白色恐怖中,日共于1924年3月自动解散,到1926年12月才恢复重建。同时期的中共东京支部,自然失去与日共的联系。1927 年 7 月,共产国际要求重建的日共与日本殖民地的解放运动建立密切联系,并“给予他们一切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支持”。据此,日共在帮助台湾地区创建共产党时,又与中共建立了联系。中共对此高度重视,抽调中共台籍党员加入台共,选派彭湃指导 1928年4月15日的台共成立大会,并在台共成立后继续为之输送干部、指导其革命斗争。同时,中共与日共通过发表联合宣言,在呼吁民众武装起义、建立革命政权、拥护苏联等方面进行合作。
中共东京特别支部就是中共与日共及日本其他社会主义政党人员往来、相互合作的一条重要渠道。1929年4月,东京的李达方秘密致信共产国际驻上海的 “秘书”李茂根,希望他对即将来华的劳农党党员山口金次郎、中庭七郎给予支持。12月4日,劳农党因日本政府决定驱逐中共东京特别支部成员发表檄文,呼吁日本人民掀起反对驱逐运动,支持中国共产党。1929年,日共曾派人列席中共一些会议,还向驻上海的日本海军士兵散发传单,宣传革命。共产国际也选派中共党员携带资金,前往东京、大阪等地支援日共和中共东京特别支部的活动。1929年8月,中共中央委派梅电龙秘密赴日,一是考察中共东京特别支部工作;二是向日共通报佐野学在上海被捕的情况,并交付2000日元活动资金；三是秘密调查未满刑期却出狱赴日的女共产党员骆英豪是否叛变。梅电龙在中共东京特别支部支委廖体仁的带领下,前往日共党员田中清玄住处时被日本警察逮捕。此事虽然未成,但反映了东京特别支部在中共与日共的联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李亚农联系日本反帝同盟,商讨营救梅电龙、廖体仁,虽未救出两人,但与日本反帝同盟商定为反对国民政府在中东路事件上的态度和拥护苏联而联合游行,结果导致多人被捕。即使如此环境,原劳农党领导人大山郁夫仍于1929年11月秘派代表小田长吉抵达上海,商定他们与中共的联络方案:即在东京、大阪、神户、上海建立秘密联络站,其中东京联络站的日方代表是久光彦一、大山雄三,中共代表是李达夏；大阪联络站的日方代表是峰岸良、山口贤次郎,中共代表是王大鸿;神户联络站的日方代表是河村国一、中村 (某),中共代表是米树雄；上海联络站的日方代表是小田长吉,中共代表不详。中共与日共则以社会科学研究的名义进行联络。如中共位于上海四马路望平街的江南书局,与位于东京市目黑区中野町中野399号的日本无产阶级科学研究所保持通信联系。
九一八事变后,虽然中共与日共于 1931年9月20日发表联合宣言,谴责日本侵华暴行,但随着留日学生回国和日本政府对日共及其支持者的大肆逮捕, 在中共东京支部被迫暂时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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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的情况下,旅日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缺乏党组织的统一领导,要么通过左联东京支盟等团体接受党的一些指示,要么暗中寻找党组织,甚至有人加入日共。1932年8月,方瀚与日本反帝同盟成员、朝鲜人李某联系时,经后者介绍加入同盟。他的任务是每周二下午两点,到淀桥区户塚小龙桥与同盟成员、朝鲜人秋山事接头,领取反帝报纸。秋山又将他介绍给日共党员西川,此后他们每周五在不同地点接头。在此期间,方瀚吸收王承志加入日本反帝同盟,且在西川指导下成立“《赤旗》之友会”,为其发展会员,增加读者,募集资金和撰写稿件。1933年2月,方瀚受邀参加日共,并劝导王承志也加入日共。此后,他们一方面研读《赤旗》,宣传共产主义；另一方面,与其上级村山文雄经常在京桥区三越吴服店香烟专柜前秘密联络,接受日共指导及相关任务。
他们发起的新兴文化研究会与社研日本分会经楼适夷调解,于1933年3月4日在日本普罗科学同盟重要人物浅川谦次的寓所分别解散,并召开了日本普罗科学同盟华侨班成立会议,旨在对留日学生和在日华人华侨宣传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加强日中共产主义运动的联络与合作。华侨班成立由浅川谦次担任书记的班委会,班委委员有方瀚、漆宪章、习明伦等人。3月11日,漆宪章、习明伦、方瀚等人到浅川家召开第二次班委会,决定对已工作者收缴班费每月20钱,对学生收缴50钱；明确班委会各部门职责;强调日本劳农救援会指导难民联合会,华侨班援助难民联合会的活动。在此前后,习明伦、郭兆昌、汪成模加入日本劳农救援会。3 月下旬,日本警察经秘密侦查,将他们全部逮捕。
随之,日本政府高度警惕中国人与日共的联系。1934年6月13日,驻上海总领事石射猪太郎致函外务大臣广田弘毅,报告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逮捕了中共嫌疑者、原早稻田大学留学生卢倚霞,且从其居处搜出几十册左翼图书、共青团杂志《列宁青年》、日记、通讯录等。石射猪太郎详细汇报了那本通讯录中涉及日本的地址、人名、学校等,如:叶季瑶,明治大学女子部学生；塚野重雄,早稻田大学学生;远地辉武,早稻田大学学生；佐藤和夫,中国商人,原名郭卫,妻子是日本人；还有其他一些留日学生和日本人,以便日本警察调查。9月12日,东京中央邮政局致函外务省,报送从上海寄来的邮件中所含 “违禁品”——三份《共产党文献情报》。可见,中共与日共无论直接联系还是间接通信,环境都非常危险。
(三)团结日共党员和左翼人士,联合反对日本侵略战争。面对日本警察严密监视和镇压,近乎瘫痪的日共与一些日本左翼人士,仍积极支持中共东京支部、特别支部重建后的左翼文化活动。1936年中华留日戏剧协会成立后排演进步剧目时,“得到了日本进步戏剧界的许多帮助。如左翼戏剧家千田是也、秋田雨雀、山川幸世诸先生,和我们排演《孩子们》一剧时那样,经常来帮助导演,多方面给我们指导。此外伊藤熹朔先生亲自帮助我们设计和制作舞台装置;清洲丝米子女士亲手给我们化妆；日本的音乐家们,帮我们伴奏；‘新筑地’‘新协’两个左翼剧团,帮我们租借几十个角色的服装和上百件的大小道具等等”。1936年秋开始,黄乃与陈秋凡、李一三、丁克等人,每周有两个晚上聚集在中垣虎儿郎家学习“世界语”,讨论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与理论。1937年6月,中垣虎儿郎与这些留日学生相继被捕。其中,黄乃因宫崎龙介和前田久二四郎的救助始得保释出狱,其他人大多到抗战爆发后才被释放回国。
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共东京支部曾努力联络日本共产主义者,但在日本严密的防谍政策下多未成功,或仅有短暂联系而随之被破获。汪叔子等人在中共东京支部恢复后积极发展成员,到1939年2月已发展30多名留日学生和两名日本人,但他在动员某理发店店主马场政子时,因后者不慎泄密而被日本警方察觉,导致汪叔子等36人被捕。中共秘派权泰变、权宁祥等赴日,联络10余名日本人、朝鲜人,成立 “共产主义俱乐部”,启发和指导日本民众,但他们在 1938年相继被捕。1939年1月,中共又秘派金汉变潜入东京,发展李东云、梁丁默两名朝鲜同志,宣传反战思想和共产主义,准备扩大组织,但也不幸被捕。钱崖在日本建立反战情报组,吸收日共党员田中忠夫和共产主义思想支持者黑田善次参加,成功获取一些日军情报,但也很快被发现。此时,中共东京支部或地下组织,既没有日共党组织以资联系,又面临日本警察、特务更甚于战前的监控和镇压,大多各自为战或处于潜伏状态。
通过上述考察不难看出,在日本政府的严密监控和镇压下,中共东京支部与日共之间的联系不仅处于秘密状态之下,而且是时断时续。一是日本政府对日共持续不断的搜捕与镇压,导致日共长期瘫痪,难以根据共产国际的“一国一党”原则代管台共和接管在日的中共党组织。二是中共与日共皆为共产国际的支部,一般情况下二者通过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共产国际驻上海代表,以及在双方国内建立的秘密联络站等保持联系。但即便如此,中共东京支部作为中共与日共联络的一个秘密渠道,在两党之间传递信息、沟通接待、联合游行、合作反战等方面发挥了特殊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三是在中共东京支部关闭期间,旅日中国共产党人或进步人士,与日共党员、左翼人士仍保持着个人交往,相互支持和帮助。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双方基于共同信仰的真诚合作。

结语

19世纪中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兴起,随之影响遍及全球,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奋斗的中国人以极大鼓舞,于是中国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和海外支部相继诞生。中共东京支部是这个时代的产物,因其孤悬海外和直面日本政府的白色恐怖,具有不同于中国内地党组织的显著特征。一是鲜为人知的极端隐秘性。中共东京支部不仅遗存资料少,而且即使回国者,为了在日同志的安全也鲜少谈及,以至“一部中共党史,只是在写到左翼文化团体活动地区不断扩大时”,才“提到‘日本东京’几个字”,至于中共东京支部更是“谜一样的问题”,至今仍是“党史征研的薄弱点”, 难以为世人所详知。二是革命活动的有限性。中共东京支部既无可以依赖的群众基础,也无法及时接受党中央指示,主要依靠革命理想与信念,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暗中发展党员和扩大组织,秘密搜集日军情报和支持祖国抗战,无法进行轰轰烈烈的武装斗争。一次东京游行失败给支部带来了近乎毁灭性的灾难就是证明。三是发挥作用的特殊性。中共东京支部一方面作为中共与日共联络的秘密渠道,与日共进行联合斗争,另一方面为党发现、培养和输送了一批批优秀人才。
中共东京支部作为近代中共延时最长的海外支部,既是共产国际和苏联面对日本武力扩张与日共长期瘫痪的现实,为了“保卫苏联革命”、防止日本“北进”的客观需要；也是中国革命发展和联合一切抗日力量的实际需要。而持续不断且人数众多的进步留日学生,为支部的长期维序和开展活动提供了源源不绝的生力军。张持平曾言:“当时在留日同学中,真正的左翼分子是少数,亲日分子更是极少数,大多数人处于中间状态……但绝大多数人都是爱国的。他们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为祖国的安危而奔走呼号。”可见,国家独立、民族解放,是大多数留日学生的根本追求。中共“二大”提出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实现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的最低纲领,以及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纲领,引起不少留日学生的共鸣,以至他们找不到中共党组织时,自认为 “预备共产党支部”而开展活动。因此,中共东京支部几经被毁与重建,且只能秘密活动,长期潜伏,但中共党员、进步留日学生与日共党员及其支持者的联系从未中断,革命斗争从未停止,直至抗战胜利。这种为了真理而联合奋斗的不屈精神,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合作的今天仍有极其重要的特殊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