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地位-“于前史为中流砥柱，于后学为蚕丛开山”——章学诚史学思想的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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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于前史为中流砥柱，于后学为蚕丛开山”——章学诚史学思想的历史地位

内容提要：

章学诚在乾嘉经学(考据学)一统天下的时代潮流中，为史学摆脱经学附庸地位、自立主体，慨然发声，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史学主体地位的确立，根本在于史家主体地位的确立。章学诚在刘知几“史家三长”才、学、识之论的基础之上，更添“史德”一目，最终完成古典中国史家的“学格—人格”建构。章学诚的重要学术创见，是依据学术理路的不同特质，将史学研究区分为“圆而神”的撰述和“方以智”的记注两大宗门。章学诚所谓“圆而神”，说的是史学研究中侧重价值性判断的一门，强调灵动的、发散性思维，突显“史意”；而“方以智”，说的是史学研究中侧重事实性判断的一门，强调规整的、收敛性思维，讲究“史法”。这其间正蕴藏着非常宝贵的史学理论启示：不同宗门的史学著述，应当追求不同的风格与神韵，并行不悖，相得益彰。

关 键 词：

章学诚 史学主体地位 史德 史学宗门 圆而神 方以智

作者简介：

何晓明(1951- )，男，湖北武汉人，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思想史、文化史研究。

“于前史为中流砥柱”，说的是章学诚在乾嘉经学(考据学)一统天下的时代潮流中，为史学主体地位的挺立，慨然发声，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乾嘉时代，经学(考据学)“烂然如日中天”[2]74。此外的一切学问，都成为它的附庸。唯有章学诚提出振聋发聩的“六经皆史”之说，为历史学摆脱经学的附庸地位，卓然独立，首立头功。
章学诚早年求学，即不喜为应举时文，而青睐史学。“当时闻经史大义，已私心独喜，决疑质问，间有出成人拟议外者”[3]224。“史部之书，乍接于目，便似夙所攻习然者，其中利病得失，随口能举，举而辄当”[3]93。章学诚认为，史学与经学的特质不同，研究方法不同，价值标准有异。卓越的经学家很可能不精通史学。例如韩愈，“道德文章，不愧泰山北斗，特于史学，非其所长”[3]389。“戴东原之于训诂，能识古人大体；程易田之于名物制数，能好古敏求，详审精密。南宋儒林诸公，撷长校短，未易优劣。元、明数百年来，无其人也。然戴氏识精，而程君学密，著述足自成家，而属辞比事之文，则才非所擅。盖史才、经学之判也久矣”[3]371。与经学相较，史学是切于人事的比勘证实之学：“史体述而不造，史文而出于己，是为言之无征，无征且不信于后也”[3]125；“史笔与文士异趋，文士务去陈言，而史笔点窜涂改，全贵陶铸群言，不可私矜一家机巧也”[3]611。
乾嘉时代，学人的一般认知是，经学是求道的唯一途径。这方面的代表性言辞如戴震所谓：“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4]183戴震的这一说法，折射出乾嘉时代学人的普遍认知：“仆自十七岁时，有志闻道，谓非求之《六经》、孔、孟不得，非从事于字义、制度、名物，无由以通其语言。宋儒讥训诂之学，轻语言文字，是欲渡江而弃舟楫，欲登高而无阶梯也。”[5]184而章学诚却以为，不惟经学，史学亦可“纲纪天人，推明大道”[1]470。
章学诚承认，圣人遗传的“六经”确是载道之书。从这个意义上讲，经学是求道之学。但是，“六经”所言，只是对“道之迹”的表述，而非对“道”的规定，更不能说明它们成书之后所发生的人间世道，“事变之出于后者，六经不能言，固贵约六经之旨，而随时撰述以究大道也”[1]139。所以“六经”只是道之器，而非道自身。在章学诚看来，无论六经成书前后，反映人世间诸般事务规律、包括起源于“三人居室而成道”的人心人性规律的研究，不能依靠经学，而只能依靠史学。这就是所谓“言性命者必究于史”[1]523。这也是他在经学如日中天、一统天下的乾嘉时代，力挺史学主体地位的根本理由之所在。
章学诚认为，史学不应为经学的附庸，经学与史学也没有高下之分。他特意声明，自己的多篇文章，“题似说经，而文实论史。议者颇讥小子攻史而强说经，以为有意争衡，此不足辨也。戴东原之经诂，可谓深矣，乃讥朱竹垞氏本非经学，而强为《经义考》以争名，使人哑然笑也。朱氏《经考》，乃史学之支流，刘、班《七略》、《艺文》之义例也，何尝有争经学意哉!且古人之于经史，何尝有彼疆此界，妄分孰轻孰重哉!小子不避狂简，妄谓史学不明，经师即伏、孔、贾、郑，只是得半之道。《通义》所争，但求古人大体，初不知有经史门户之见也”[3]315。章学诚不满乾嘉时代弥漫学坛的一味考据之风，强调治学亦当通义理。他本人并非不擅考据，“他时时怕别人批评他徒具空言而不能征诸实事。因此他的义理发展始终都是与文献整理的实际工作相结合的。他与当时考证家最不同之处在于他所整理的文献是历史，而一般考证家的研究对象则是经学”[6]45。
章学诚在经学的一统天下里为史学争立主体地位的论辩思路，不是在经学的研究领域内闹分裂、搞割据，而是从研究资料、宗旨、目的、手段等诸多方面，将儒家经典还原为历史文献，将名物考据坐实为史实证明，将义理探究归结到历史演化规律。章学诚认为，经学讲考据义理，讲天人性命，但是，“天人性命之学，不可以空言讲也。故司马迁本董氏天人性命之说，而为经世之书”，“善言天人性命，未有不切于人事者。三代学术，知有史而不知有经，切人事也。后人贵经术，以其即三代之史耳”[1]523。章学诚特别强调：“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且如六经，同出于孔子，先儒以为其功莫大于《春秋》，正以切合当时人事耳。后之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则吾不得而知之矣。学者不知斯义，不足言史学也。”[1]524这便是他倾情于史学的初衷。
根据“切人事”的基准，章学诚认为，传统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掩盖了历史学真正的学理价值。“愚之所见，以为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六经特圣人取此六种之史，以垂训者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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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集诸家，其源皆出于史。末流忘所自出，自生分别，故于天地之间，别为一种不可收拾，不可部次之物，不得不分四种门户矣”[3]86。他继承王阳明、李贽等人的经史互为表里的思想②，在《文史通义》开篇即提出“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1]1。
章学诚申明史学的主体地位，其认识基础是对于源远流长的中国史学的深刻反省。
关于中国史学的起源及流变，章学诚有独到的判断。他认为，史学之发端在《春秋》而非《尚书》。“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笔削之义，不仅事具始末，文成规矩已也。以夫子‘义则窃取’之旨观之，固将纲纪天人，推明大道”[1]470。“古无史学，其以史见长者，大抵深于《春秋》者也。陆贾、史迁诸书，刘、班部于《春秋》家学，得其本矣。古人书简而例约，虽治史者之法《春秋》，犹未若后世治经学者之说《春秋》繁而不可胜也。故《春秋》之义行，而名史皆能自得于不言之表焉”[3]615。他批评“世儒不达，以谓史家之初祖，实在《尚书》，固取后代一成之史法，纷纷拟《书》者，皆妄也”[1]30。战国、秦、汉之际，史学以家学传承的方式延续，“马迁父子再世，班固兄妹三修”，“正以专门家学，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必须口耳转授，非笔墨所能罄，马迁所谓藏名山而传之必于其人者也”[3]616。隋、唐以降，朝廷设馆修史，“故家自为学之风息，而一代之兴，必集众以修前代之史，则史学之再变也”[3]616。再变的后果，是史学的根本性衰微。“唐后史学绝，而著作无专家。后人不知《春秋》之家学，而猥以集众官修之故事，乃与马、班、陈、范诸书并列正史焉。于是史文等于科举之程式，胥吏之文移，而不可稍有变通矣”[1]471。从表面形式上看，后世正史完全继承了马、班所创体例，但内在宗旨却“不可复言矣”。“史不成家，而事文皆晦，而犹拘守成法，以谓其书固祖马而宗班也，而史学之失传也久矣!”[1]50
既然“史不成家”是导致史学失传的本因，那么，史学主体地位的确立，说到底实有赖于史家主体地位的确立。关于史家主体，唐人刘知几有“史家三长”才、学、识之论。章学诚在此基础之上，更添“史德”一目，最终完成古典中国史家的“学格—人格”建构。章学诚认为，就史家主体地位的建构而论，“刘氏之所谓才、学、识，犹未足以尽其理也”[1]219。刘氏之谓“识”，“不过欲于记诵之间，知所决择，以成文理耳”，“此犹文士之识，非史识也”[1]219。章学诚强调：“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夫秽史者所以自秽，谤书者所以自谤，素行为人所羞，文辞何足取重。”[1]219
章学诚从“心术”角度讲“史德”，有深义焉。论者多以为刘知几已强调史家之德，“直书”、“曲笔”是也。“邪正有别，曲直不同。若邪曲者，人之所贱，而小人之道也；正直者，人之所贵，而君子之德也”[7]179。章学诚则更深入一层，从如何养成史德的根本大义上，将司马迁“通天人之际”的史家首条素养，落实到个人性情的修为。章学诚说，“良史莫不工文”，“气积而文昌，情深而文挚；气昌而情挚，天下之至文也”[1]220。良史至文，“其中有天有人，不可不辨也”。史家之文，是史家阳刚之气与阴柔之情的凝结。“气合于理，天也；气能违理以自用，人也。情本于性，天也；情能汨性以自恣，人也。史之义出于天，而史之文，不能不藉人力以成之”[1]220。为良史者，必须时时警醒自己，“文非气不立，而气贵于平”，“文非情不深，而情贵于正”[1]220。为良史者，必须时时调整气与情，防止违理自用、汨性自恣。如果气失而宕、激、骄，情失而流、溺、偏，那么形诸史笔，则“似公而实逞于私，似天而实蔽于人，发为文辞，至于害义而违道，其人犹不自知也。故曰心术不可不慎也”[1]220。章学诚在这里强调的是：“戢敛血气，安静情感，一秉理性以写史，为史家应有之态度。”[8]100据此，章学诚认为，屈原和司马迁均为史德的典范。《离骚》和《史记》也绝非所谓怨诽发愤之作，而是气平情正、天道人义的“千古之至文”。“其文之所以至者，皆抗怀于三代之英，而经纬乎天人之际者也”[1]222。
章学诚批评前辈史家说：“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曾巩具史学而不具史法，刘知几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予《文史通义》所为作也。”[3]552他提出史德(性情修为)、史识(见解判断)、史学(学术功力)、史法(著述规则)、史意(思想宗旨)、史体(学科格局)、史笔(文字表达)等一系列学理概念，意在建立完整系统的中国古典历史学理论体系。我们有充足的理由认为，章学诚是中国传统史学理论的集大成者，邵晋涵所称“于前史为中流砥柱”，绝非友朋之间相互激赏而发的溢美之词。
“于后学为蚕丛开山”，说的是章学诚的史学思想在重大理论建构方面，为近世史学的生动开展，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开辟了广阔的前景。章学诚的重要学术创见，是依据研究者学术理路的不同特质，将史学著作区分为“圆而神”的撰述和“方以智”的记注两大宗门。
章学诚总结《尚书》、《春秋》以下中国史学的发展规律，“有成例者易循，而无定法者难继”。“《尚书》一变而为左氏之《春秋》”，“左氏一变而为史迁之纪传”，“迁书一变而为班氏之断代”，但“迁书通变化，而班氏守绳墨”。“就形貌而言，迁书远异左氏，而班史近同迁书，盖左氏体直，自为编年之祖，而马、班曲备，皆为纪传之祖也。推精微而言，则迁书之去左氏也近，而班史之去迁书也远；盖迁书体圆用神，多得《尚书》之遗；班氏体方用智，多得官礼之意也”[1]49～50。中国史学史上赫赫有名的《史记》和《汉书》，同为纪传体，但一为通史，一为断代史。章学诚在这里辨别二者的异同，关注的不是史书的体裁和体例，而是其内在的学术理路。显然，在他眼中，外在的形式远不如内在的神韵更值得史家去琢磨和体会。同样，我们研讨史学的理论建构，最关心的亦不应是外在的体裁和体例，而应是内在的学术理路、内在的神韵。
所谓学术理路，是指治史者遵循的治学逻辑、路径，所认同的治学重心、目标定位、价值标准，所依本的思维方式和操作方式。学术理路既是个性化的，也可以是群体共同遵守的；既可以体现在个人著述的文字中，也可以体现在学科演进的规律里。人们常常议论的学术派别，其实就是大致遵守相同学术理路的学者的集合体。
关于学术理路，中国古代的史学理论家早有辨析。唐人刘知几说：“为史之道，其流有二。何者?书事记言，出自当时之简；勒成删定，归于后来之笔。然则当时草创者，资乎博闻实录，若董狐、南史是也；后来经始者，贵乎俊识通才，若班固、陈寿是也。必论其事业，前后不同。然相须而成，其归一揆。”[9]301史事之实录与史义之阐发，要旨不同，手法不同，但均为治史之正道，不过流派有别。接续这一思想，章学诚继续推进：“夫智以藏往，神以知来，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来拟神也。藏往欲其赅备无遗，故体有一定，而其德为方；知来欲其决择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为圆。”[1]49他以司马迁《史记》和班固《汉书》为例，说明二者的区别：“马则近于圆而神，班则近于方以智也。”[1]49虽然“皆为纪传之祖也”，但“迁书体圆用神，多得《尚书》之遗；班氏体方用智，多得官礼之意也”[1]50。这里的“记注”和“撰述”，表面上看是著作体例的区别，但其实质却是学术理路的区别。此外，章氏还有“著述”与“比类”、“著作之史”与“纂辑之史”的区别，所指大致相同。
章学诚认为，“撰述”和“记注”作为史学两大宗门，各有自身的思维特点、价值追求和技术手段。他分析三代前后史学的重要变化：“三代以上，记注有成法，而撰述无定名；三代以下，撰述有定名，而记注无成法。夫记注无成法，则取材也难；撰述有定名，则成书也易。成书易，则文胜质矣。取材难，则伪乱真矣。伪乱真而文胜质，史学不亡而亡矣。”[1]30因此，史学的发展路径，应当是回到三代以上“记注有成法，而撰述无定名”的正确轨道上来。有学者认为，章学诚用“撰述”和“记注”两个概念分别界定历史著作和史料记载[10]126。这是误解了论者的本意。章学诚主张“以圆神方智定史学之两大宗门，而撰述之书，不可律以记注一成之法”[3]81。在他的心目中，“整辑排比，谓之史篡；参互搜讨，谓之史考；皆非史学”[1]524。因此，他所谓的“记注”，也不会是单纯的史料记载，而是具有“方以智”特征的史学一大宗门。
章学诚所谓“圆而神”，说的是史学研究中侧重价值性判断的一门，强调灵动的、发散性思维，讲究“史意”；而“方以智”，说的是史学研究中侧重事实性判断的一门，强调规整的、收敛性思维，讲究“史法”。
章学诚认为，“撰述”一门，必须讲究“史意”阐发。“著述必有立于文辞之先者，假文辞以达之而已”[1]489。这“著述必有立于文辞之先者”，即为“意”。他特别强调，但凡著述之文，“得其意”与“无其意”之间，自有天壤之别。“古人文成法立，未尝有定格也。传人适如其人，述事适如其事，无定之中，有一定焉。知其意者，旦暮遇之。不知其意，袭其形貌，神弗肖也”[1]508。因此，“成一家言，必有命意所在”[3]83。“史家著述之道，岂可不求义意所归乎?”[1]464
章学诚独到而深刻的“圆而神”、“无定名”的“史意”论对文化史研究有重要的启示。半个世纪前侯外庐就指出，章学诚史学思想的成就“在文化史学方面”[11]485，《文史通义》“更近于文化史”[11]492，他的“史意”一名，“略当文化发展史的理论”[11]493。余英时则认为，章氏所谓“史意”，“细按之则正是西方批评派的历史哲学”[6]240。可惜长期以来，史学理论界和文化史研究界都对这一重要观点注意不够。笔者曾撰文《章学诚“史意”说对文化史研究的启示》，提出文化史研究的性质决定了文化史研究的路向，只能是章学诚所谓的“圆而神”而非“方以智”[12]。具体而论，它应该体现在体裁、体例、结构、内容安排服务于作者识见表达的不拘一格、法无定法上，这就叫“无定名”。所以章学诚强调“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绳墨之所不可得而拘，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后微茫杪忽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1]470。惟有“无定名”，方才可能见人之所未见，发人之所未发，阐扬“史意”，成一家言。
章学诚认为，“记注”一门，讲究的是“史法”的规范。在此方面，章学诚“方以智”的理论主张，对于地方志的研究，也有宝贵的开山之功。
地方志研究在中国学术系统中流存久远。就学科属性而论，它究竟属于地理学还是历史学，学人理解各有不同。就此问题，1773年(乾隆三十八年)夏天，章学诚与戴震有过当面直接的争论③。曾修纂《汾州府志》、《汾阳县志》的戴震认为：“夫志以考地理，但悉心于地理沿革，则志事已竟。侈言文献，岂所谓急务哉?”[1]869而章学诚则认为，戴震虽“经术淹贯”，但“不解史学”。“方志如古国史，本非地理专门。如云但重沿革，而文献非其所急，则但作沿革考一篇足矣，何为集众启馆，敛费以数千金，卑辞厚币，邀君远赴，旷日持久，成书且累函哉?”[1]869章学诚强调，方志属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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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书，“史部之书，详近略远，诸家类然，不独在方志也”[1]870。章学诚分析了地方志误归地理之学的缘由：“《周官》宗伯之属，外史掌四方之志”，其时方志属史学无疑。秦汉以后，“郡县异于封建，方志不复视古国史，而入于地理家言，则其事已偏而不全。且其书无官守制度，而听人之自为，故其例亦参差而不可为典要，势使然也”[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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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关于地方志在史学体系中的地位，章学诚论道：“有天下之史，有一国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传状志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谱牒，一家之史也；部府县志，一国之史也；综纪一朝，天下之史也。比人而后有家，比家而后有国，比国而后有天下。惟分者极其详，然后合者能择善而无憾也。”[1]588
在丰富的修志实践的基础上，章学诚总结归纳出地方志修撰的规则法度。“志为史裁，全书自有体例。志中文字，俱关史法，则全书中之命辞措字，亦必有规矩准绳，不可忽也”，“惟是记传叙述之人，皆出史学。史学不讲，而记传叙述之文，全无法度。以至方志家言，习而不察，不惟文不雅驯，抑亦有害事理”[1]861。
1764年(乾隆二十九年)，章学诚与天门县知事胡某讨论修县志诸问题，提出“修志有二便：地近则易覈，时近则迹真。有三长：识足以断凡例，明足以决去取，公足以绝请託。有五难：清晰天度难，考衷古界难，调剂众议难，广征藏书难，预杜是非难。有八忌：忌条理混杂，忌详略失体，忌偏尚文辞，忌粧点名胜，忌擅翻旧案，忌浮记功绩，忌泥古不变，忌贪载传奇。有四体：皇恩庆典宜作纪，官师科甲宜作谱，典籍法制宜作考，名宦人物宜作传。有四要：要简，要严，要覈，要雅”[1]843。
在与友人甄秀才讨论修志规范时，章学诚又提出：“体裁宜得史法，成文宜标作者，传体宜归画一，论断宜守谨严，典章宜归详悉，自注宜加酌量，文选宜相辅佐。”[1]826～828
方志之名，源于《周礼·春官》“外史掌四方之志”。章学诚据此而提出：“凡欲经纪一方之文献，必立三家之学，而始可以通古人之遗意也。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征。三书相辅而行，阙一不可；合而为一，尤不可也。”[1]571针对可能的质疑——“方志之由来久矣，未有析而为三书者。今忽析而为三，何也?”章学诚的回答是“明史学也”[1]571。
为何说“方志立三书”是“明史学”之要，章学诚进一步论证道：“古无私门之著述，六经皆史也。后世袭用而莫之或废者，惟《春秋》《诗》《礼》三家之流别耳。纪传正史，《春秋》之流别也；掌故典要，官《礼》之流别也；文征诸选，风《诗》之流别也。获麟绝笔以还，后学鲜能全识古人之大体，必积久而后渐推以著也。马《史》班《书》以来，已演《春秋》之绪矣。刘氏《政典》，杜氏《通典》，始演官《礼》之绪焉。吕氏《文鉴》，苏氏《文类》，始演风《诗》之绪焉。并取括代为书，互相资证，无空言也。”[1]572
笔者在这里不厌其烦地引述章学诚关于地方志编纂的技术性、规范性要求，意在与前引的“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绳墨之所不可得而拘，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后微茫杪忽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1]470作一对比。表面上看，这些说法颇有自相矛盾之嫌；但如果将它们与章学诚“撰述”、“记注”两分的史学宗门说联系起来看，就会发现，这其间正蕴藏着非常宝贵的史学理论启示：不同宗门的史学著述，应当追求不同的风格神韵，遵循不同的技术路线。“撰述”类著述，如我们今天分类的思想史、文化史、学术史，应当向“无定名”、“圆而神”的方向努力，而社会史、经济史、制度史、地方史志，则应当向“有成法”、“方以智”的方向努力。二者之间，并没有格调雅俗之别，更没有水平高下之分。
章学诚在世之时，并未享有隆誉。在他百年之后，其人其学则受到来自不同方向的评判。尖刻批评者如李慈铭说：“实斋识有余而学不足，才又远逊。固其长在别体裁、核名实，空所依傍，自立家法；而其短则……不能明是非、究正变，泛持一切高论，凭臆进退，矜己自封，好为立异，驾空虚无实之言，动以道眇宗旨压人，而不知已陷于学究云雾之识。”[13]781极度赞扬者如梁启超说：“所著《文史通义》，实为乾嘉后思想解放之源泉。”[2]69杜维运则说：“读章氏之书，可以对中国史学之整个发展变迁，有一清晰之概念；可以知如何运用新方法，采用新义例，以创垂新史学。中国史学界言史学理论史学方法者，以章氏为巨擘，方之欧美史家，亦略无逊色焉。”[8]7截然相反的评价，共同坐实于章学诚在史学理论方面的卓越贡献：抽象地说，是革命性地、高屋建瓴地标示史学的求道宗旨；具体地说，是核名实，别宗门，构建起自洽、互补的史学宗门体系。
笔者习史多年，常听到“某人做的不是学问”一类批评之词。排除出于个人恩怨原因的故意贬抑，这种批评更多的可能是出于因为所习之史宗门不同而产生的隔膜与误解。诚如章学诚所论：“夫智以藏往，神以知来，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来拟神也。藏往欲其赅备无遗，故体有一定，而其德为方；知来欲其决择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为圆。”[1]49无论方圆，只要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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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去做，都是好学问。章学诚还说：“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尚考索之功，天下之学术，不能不具此二途。譬犹日昼而月夜，暑夏而寒冬，以之推代而成岁功，则有相需之益；以之自封而立畛域，则有两伤之弊。”[1]477依笔者的理解，“无定名”、“圆而神”的撰述者，乃“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有成法”、“方以智”的记注者，乃“沉潜者尚考索之功”。章学诚在这里强调的是，史学领域内不同学术理路、学术宗门的共存共荣，犹如自然界日月寒暑的相互轮回，天经地义，不可替代。
众所周知，历史学研究的领域内，史家需要处理史料与史观、考据与义理、事实与价值、客观与主观、个案与规律、专论与通识、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等等一系列的矛盾关系。侧重或强调任何一个方面的治学理路，都有其相对的必要性、合理性，都有绝对的存在价值和永恒的学术意义，当然也有如影随形的弊端。学术理路的选择，既由学人个性特征、问学经历而定，也与学科特性相关。在个人因素方面，思维特点、师承关系，都有决定性的影响。在学科特征方面，思想史、文化史、学术史更接近“史观派”这一路，应当追求“圆而神”的境界；而经济史、制度史、地方史则更接近“史料派”这一路，应当讲求“方以智”的格调。学人尽可以在自己的研究天地里纵横驰骋，而不必指责别人做的不是学问，尤其不要在学术理路的层面上轻易指责别人的学问来历可疑，缺乏根基。
就此而论，章学诚“圆而神”与“方以智”并行不悖、相得益彰的史学宗门论，实在值得我们好好体味，从中受益。

注释：

①邵晋涵本人亦为乾隆年间史学大家。钱大昕曾评价邵氏曰：“自四库馆开而士大夫始重经史之学，言经学则推戴吉士震，言史学则推君。”(参见钱大昕：《日讲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讲学士邵君墓志铭》，《潜研堂集》文集卷四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787页。)
②王阳明说，“五经皆史”，“以事言之谓之史，以道言之谓之经”。李贽说：“经史一物也。史而不经，则为秽史矣，何以垂鉴戒乎?经而不史，则为说白话矣，何以彰事实乎?故《春秋》一经，春秋一时之史也。《诗经》、《书经》，二帝三王以来之史也。”
③关于章学诚、戴震二人在方志问题上争论的是非曲直，学界看法多歧。有论者认为，章对戴的批评多有未当之处，二人的方志理论各有所是。戴的方志理论也绝非章所说那样，仅是地理之书。(参见吴根友：《戴震、乾嘉学术与中国文化》，福建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881页)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根据章氏的主张，肯定他在确立方志的历史学学科属性方面的建设性贡献。

参考文献：

[1]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M].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
[2]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3]章学诚.章学诚遗书[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4]戴震.与是仲明论学书[M]//戴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5]戴震.与段若膺论理书[M]//孟子字义疏证.何文光，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82.
[6]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7]刘知几.直书[M]//史通通释：卷七.浦起龙，通释.王煦华，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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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刘知几.史官建置[M]//史通通释：卷十一.浦起龙，通释.王煦华，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10]罗炳良.传统史学理论的终结与嬗变[M].济南：泰山出版社，2005.
[11]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12]何晓明.章学诚“史意”说对文化史研究的启示[J].史学史研究，2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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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2007/24/131907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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