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出师表-传世的《后出师表》或系草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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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传世的《后出师表》或系草稿

《三国志》除记载了耳熟能详的《出师表》外，在裴松之的注文中还有一篇与之类似的表文，因书写时间晚于《出师表》，被称为《后出师表》。《出师表》的作者为蜀汉丞相诸葛亮，《三国志》明文有载，毋庸置疑。但《后出师表》是否为诸葛亮所作，学术界一向存有争议。《后出师表》不见于《三国志》正文和陈寿所编《诸葛亮集》中，最早出现在三国吴人张俨的《默记》中，后被习凿齿收入《汉晋春秋》。《后出师表》部分内容也存在一些问题，因此不少学者对此表为诸葛亮所作的观点提出质疑。然而，也有学者根据诸葛恪《出军论》“近见家叔父表陈与贼争竞之计”（《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的记载，认为《后出师表》确由诸葛亮所作。
对于《后出师表》失之蜀而传于吴的问题，清人何焯曰：“第此表乃剧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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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势之尽，非若发汉中时所陈，得以激励士众，不妨宣泄于外，失之蜀而传之吴，或伯松写留箱箧，元逊钩致之于身后耳。”他认为，与《出师表》不同的是，《后出师表》乃论时势之作，具有一定的保密性，不宜对外公开，因此蜀人难以见到。日本学者贯井正《论〈后出师表〉应系诸葛亮所作》（《晋阳学刊》2001年第2期）根据前后两篇《出师表》起始句的不同（一为“上疏”，一为“上言”），认为“二表是有区别的，《前表》是公开向后主上的正式奏章，而《后表》则是向后主陈述事情的言论或文章，而非正式奏章，所以《后表》有可能是未公开的”。
《后出师表》为密表的观点虽能解释陈寿未收录的问题，但按照诸葛亮小心谨慎的性格特征，他怎能轻易将密表外泄？尤其是泄露给他国的兄长诸葛瑾。何焯认为，诸葛恪是通过诸葛亮的养子诸葛乔获取的表文，诸葛亮视诸葛乔为己出，又将其带到汉中历练，说明对他寄予厚望，很可能将议论时势的《后出师表》给他看过，而后又辗转到诸葛恪手上，这就使不见于蜀人的《后出师表》反倒通过诸葛乔传到东吴。何焯的看法固然有道理，但诸葛乔去世的时间恰巧也是建兴六年，与《后出师表》所上时间相同，且上表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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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是在11月，那么诸葛乔能够接触且留存表文的可能性就比较小了。
贯井正认为东吴大鸿胪张俨很可能通过外交关系获得此表，但张俨任职时间不详，如何确定他是在任职期间获得此表？即便当时张俨已官居大鸿胪，若想取得他国密表也绝非易事。无论是诸葛亮向外传播、诸葛乔无意泄露还是张俨通过外交关系获取表文的可能性都不大。
笔者认为，虽然诸葛亮不会故意泄露表文，但不能保证他的后代也不会。或许存在这样一种可能：诸葛亮上表后，有个别草稿未及销毁，去世后由其子诸葛瞻获得，而当诸葛恪意欲伐魏遭到群臣反对时，又曾向诸葛瞻索要过此类文章，此时表文早已不再保密，所以诸葛瞻将其传于恪。根据《三国志·蜀书·张嶷传》记载，诸葛恪意欲大举伐魏时，张嶷曾写信给诸葛瞻建议他劝阻诸葛恪出军，虽然史书没有记载诸葛瞻与诸葛恪之间是否有书信来往，但从张嶷信中“自非郎君进忠言于太傅，谁复有尽言者”一语，可以看出二者之间关系较亲密，存在诸葛瞻向诸葛恪传递表文的可能。
诸葛恪见到《后出师表》后，仿照表文作《出军论》，并在文中提到曾见过此表。而一向推崇诸葛亮的张俨得知后，向诸葛恪索要此表，将其收入《默记》。这样庶可对《后出师表》失之蜀而传于吴的问题做出一个相对合理的解释。
由于流传下来的《后出师表》并非正式表文，出现错误也在情理之中。比如，《后出师表》中提到曹操曾“危于祁连”，但曹操并无在祁连山附近作战的经历。又提到曹操“任用李服而李服图之”，但文献中并无“李服”的记载，胡三省解释说是“王服”之误。
更为关键的是，《后出师表》之称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它的认识，既然是“出师”，那么从感情基调上应是慷慨激昂，而载有“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的《后出师表》就显得名不副实了。基于此，不少学者质疑它的真实性，认为《后出师表》与《出师表》写作时间相差仅一年多，感情基调却异常颓丧，不大可能为同一人所作。
《后出师表》得名的具体时间已不可考，从白居易的“前后出师遗表在”诗句来看，唐代即已有此称谓，至宋朝时大约已固定下来。但是，这样的名称未必契合表文主题。就文章主旨来讲，笔者认为不宜称之《后出师表》，它既然属于“上书言事”类奏议，又主要是向后主阐明伐魏的必要性，改为《上言论伐魏》更为切题。究其本质，《后出师表》与《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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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表》并非同一类型的文体，所言内容各有侧重，不宜放在一起类比，如果强行比照，自然难辨真假。
《后出师表》作为密表，诸葛亮可以直抒胸臆，客观指出蜀魏两国存在的巨大差距。况且，正如胡三省所言：“自祁山之败，（诸葛）亮益知魏人情伪，故其所言如此。”首次北伐失利后，诸葛亮对魏有了进一步清晰的认识，深知“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绝非易事，故对北伐前景产生悲观情绪也在情理之中。但即便蜀弱魏强、希望渺茫，也要积极进取、放手一搏。“鞠躬尽力，死而后已”一句更是充分表达了诸葛亮为报先主知遇之恩，“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大无畏精神。关于这一点，无论持哪种说法的学者对此认识都是一致的，这更加印证了《后出师表》为诸葛亮所作的判断。
受史料所限，《后出师表》作者问题较难解决，但从习凿齿所记上表细节和表中内容来看，表文作者十分熟悉蜀汉军政情况，若非蜀汉高级官员，实难了解得如此清楚。虽然表中所记赵云卒年与本传不符，但不能排除本传记载失实的可能，个别错误或与传世的《后出师表》为草稿有关。同时，由于《后出师表》重在向后主言明伐魏之必要性，不似《出师表》意在鼓舞军心，在感情基调方面有所不同，也是基于这点，笔者认为可将表名改为《上言论伐魏》，淡化“出师”概念。最后，东吴的诸葛恪与张俨均言见过此表，且存在诸葛瞻向诸葛恪传递表文的可能性，也从侧面证明了《后出师表》的真实性。综合以上考虑，笔者认为，《后出师表》为诸葛亮所作的可能性很大，不宜轻易否定，流传下来的《后出师表》或系诸葛亮正式表文的草稿。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陕西省社会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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