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生活-丁丽：民国时期天津纺织工人劳动与生活状况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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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丁丽：民国时期天津纺织工人劳动与生活状况探析

摘 要：
本文以天津市社会局1931年对天津市纺织工人的调查报告为主要依据, 试图通过对工人的劳动时间、劳动环境、工资收入、生活费分配及其衣食住等因素的考察, 探析民国时期天津纺织工人的劳动与生活状况。
关键词：民国; 天津; 纺织工人; 劳动状况; 生活状况;
“津市当华北要冲, 襟带水陆, 绾毂工商”, 其影响“不限于津沽一隅, 盖直鲁晋豫奉热察绥各省区之计政民生, 群焉托赖”。衣为人民四大需要之一, 国民政府建国大纲有曰:“政府当与人民协力, 共谋织造之发展, 以裕民衣。”由此可知纺织业是解决民生问题之重要工具。 (1) 纺织业是天津的主要产业以及工人主要集中和分布的行业。本文试图考察民国时期天津纺织工人的劳动与生活状况。
一、工厂及工人概况
据1931年天津市社会局的调查, 天津的纺纱厂共有六家, 即裕元、恒元、宝成、北洋、华新和裕大纱厂。六大纱厂均成立于民国初年, 除了裕大纱厂因外债的关系由日商经营之外, 其余皆为华商经营。
根据民国二十一年劳动年鉴统计数字记载, 天津市纺织业工人人数为16270人, 占各业人数的41.8%。 (2) 这些工人主要来自本省各地, 其次为本市及邻省, 其他省份的较少。据1932年调查, 天津棉纺织厂工人有24.9%来自本市, 53.3%来自本省各地, 18.9%来自邻省, 仅有2.9%来自其他省份。 (3) 又据方显廷的调查, 裕元、恒源和华新三纱厂之工人总共4825名, 其原籍天津者仅有927人, 只占总数的19.21%, 其余多来自河北省, 占总数的63.88%, 还有一部分来自邻省, 山东占8.48%, 河南占6.07%, 有极少数的工人来自江苏、浙江、安徽、山西和辽宁, 他们加在一起的比例仅占0.95%, (4) 这少数的工人中可能有一部分就是纱厂雇佣的技术工人。
天津纺织工人多来自农村, 因此年轻工人所占比重很大。据1931年天津市社会局的调查, 天津六大纱厂成年工的平均年龄约为25岁, 童工的平均年龄约为14岁。这些工人中, 识字者仅占22.98%, 不识字者超过识字者三倍还多。女工不识字者人数最多, 占女工总人数的95.66%。各厂有高等技艺者仅占2%或3%, 因为纺织并非难事, 没有经验的工人入厂练习, 不过数日, 便能从事普通工作。 (5)
就全国来讲, 尤其是在纺织业等轻工业部门, 女工占有相当比例。据北京政府农商部统计, 1912到1920年全国女工人数在工人总数中所占的比例, 最高时为44.7%, 最低时为33.7%。 (6) 但就天津而言, 工厂很少雇佣女工。即使是在最适合雇佣女工的棉纺织业中, 天津的女工人数也不多。据1928年统计, “天津各纱厂共有工人16798人, 女工为1842人, 仅占10.97%。” (7) 1931年天津裕元、华新、北洋、裕大和宝成等纱厂雇佣女工所占比例分别为各厂工人总数的9.74%、11.32%、10.44%、7.25%、22.45%, 而恒源纱厂没有女工。 (8) 女工之所以没有在华北地区盛行, 这与当地社会风气闭塞及观念保守有关, “女子外出做工被看做不光彩的事。同时, 女子的缠足风俗也是她们外出的障碍。” (9) 而东南沿海城市开放较早, 社会风气早已改变。天津纺纱厂的童工在华北地区属最多, 据1928年对天津各纱厂工人的统计, “童工所占的百分比为8.68%, 并不低于华中华南诸省童工所占比例。” (10) 又根据1931年天津纺纱业调查报告数据计算, 天津六大纱厂雇佣童工的比例平均约为14.5%。 (11) 可见, 童工在天津纺纱工人总数中所占比例不低。
二、劳动条件
(一) 劳动时间与休息时间
民国时期, 天津纺纱工人的生活几乎每天都在工作中度过, 休息和假期相当之少, 工人身心因此受到很大损害。据调查:“工人工作12小时的平均寿命, 为28岁;11小时的平均寿命, 为35岁;10小时的平均寿命, 为41岁半;8小时的平均寿命, 为46-52岁” (12) , 看来劳动时间过长使工人寿命明显缩短。
据1926年北京农商部的调查统计, 天津的裕大、恒源、裕元、华新、裕华等纺织厂的产业工人每日均工作12小时, 宝成纱厂成年工人工作11小时, 童工10小时。据日本学者的调查, 天津纱厂“有夜工的三工厂, 每周日夜班换班, 休息24-33小时”, 其他长日班工人基本在吃饭的时候才得以休息。 (13) 据劳动年鉴统计, 1932年天津棉纺织业工人最长工作时间为12小时, 普通为11小时。 (14) 通过上述统计数字我们可以看出, 民国时期天津纺织业工人的工作时间一般在12小时左右, 童工的工作时间在10小时左右。但这只是一班或叫一工。在棉纺织厂里由于机器不停运转, 晚上亦须上班, 因此一般实行两班制。
天津六大纱厂的工作分为日夜两班, 日班的工人工作12小时后下班, 夜班的工人开始交替上班并同样工作12小时。但因为夜班工作辛苦, 故日班和夜班工人每周都轮流换班一次。“天津的裕元、宝成和裕大纱厂每日工作时间自早6点至晚6点;恒源纱厂自早6点半到晚6点半;华新纱厂和北洋纱厂自早7点至晚7点” (15) , 夜班与之交替对应。工人的用餐时间即为每日休息时间, 每日正午或凌晨即为工人吃饭时间, 基本为半个小时, 饭后马上回归工作。大部分纱厂工人用餐不出厂屋, 而且夜班工人需自备食物。恒源纱厂“在厂吃饭者, 即相率至饭厅, 当时由原动部将电关闭, 停车半小时吃饭”, 而宝成纱厂工人用餐“不停止工作, 随作随食”。夜间本为休息时间, 因此夜班工人工作较为疲劳。工人从夜班开始一直到12点之前, 精神状态尚可, 12点以后到凌晨4点之间, 工人精神萎靡, 处于“不得不睡又不敢沉睡”的状态, 到四五点钟因检查者进厂, 故此时工人状态开始恢复。 (16) 由此得知, 这样的工时制度使工人极其疲劳并影响工作效率。因此, 宝成纱厂于1930年实行三班制, 即每班工作时间为八小时, 并规定女工和童工在第一班即早6点至午后2点工作。 (17) 改制后, 工人工作效率有所提高, 但在实行三年后因为劳资冲突而被废止。
工人不仅每日劳动时间长, 其全年劳动日数也很多, 休假很少。据1925年日本学者的记述, 天津纺织工厂全年工作日数为266-312天。 (18) 1931年天津社会局对六大纱厂进行了调查, 裕元纱厂过年放假一周, 端阳、中秋、纪念日和国庆日各放假一天, 但是修理部和原动部年假只有两天, 端阳和中秋也只放假半天;恒源纱厂年节放假五天, 端午、中秋及纪念日放假一天, “每周日除了原动厂因修理机器缘故不放假之外, 其余都放假一日, 但仍有夜班”;华新纱厂工人周日休息半日, 端午、中秋及年假共放假7天, 后又依工厂法添五三、双十和新年三天纪念日, 此时每年假期为10天;北洋纱厂“每逢周日, 日班休息12小时, 年假休息一周, 两节及纪念日, 日夜两班各休息一工”;裕大纱厂工人除了每周日放假外, 劳动节、双十节、端午节和中秋节各放一天, 新年假期为五天;宝成纱厂周日放假一天, “旧历年八天, 五月节、八月节各一天”。 (19) 可以看出天津六大纱厂基本每周日都休息, 或半天或一天, 过年放假五到七天, 端午、中秋及其他纪念日各放假一天, 基本每年节假日可休息8-10天, 而修理机器者放假时间较少。
(二) 劳动环境与劳动损害
纺织工厂一般温度较高、棉絮飞扬, 空气环境相对恶劣。企业主不会为了工人而改善劳动环境, 工人为了生存也不得不继续在恶劣的环境中劳作, 这使产业工人患上许多职业病和传染病。更有甚者, 由于劳动设备缺乏必要的检查, 劳动灾害经常发生, 导致工人伤亡的现象屡次出现。
表1 天津裕元纱厂工人疾病统计表 (1926年) 下载原表

据统计, 裕元纱厂的工人99.8%都患有疾病。通过上表我们可以看出, 工人患咳嗽的比例最大, 这与纱厂棉絮经常被工人吸入有关;腿疾次之, 这是工人长期站立劳作的后果;痢疾再次之, 此病多发于夏秋季节, 因为工厂湿热导致工人胃肠不适;头痛也占有一定比例, 这也和车间空气不好有关;伤寒则是工厂内外温差大造成的。又依据裕元纱厂医院1928-1929年病人投诊记录可知, 内科就诊人数最多, 占55.2%, 外科病占26.8%, 再者为眼科、耳鼻喉科和皮肤科。除了外科病是由于操作机器过程中造成的外伤之外, 其他疾病大都与纺纱车间空气质量低下有关。同时根据记录, 还可以得知12月和1月两个月的疾病指数较高, 这与天津正值冬季最冷的时段有关。到了2月因为过年休假的关系, 工人身体多有所恢复, 此时疾病指数又有所下降。而到了5月和6月工人疾病指数又开始上升, 这是因为夏季炎热, 再加上工厂的高温作业, 疾病较易发生。 (20) 工人患病的情况基本上是“春天多患瘟疫, 夏季多霍乱, 秋天常患泻痢, 冬天多得咳嗽”。 (21)
天津恒源纱厂粗纱、细纱等部热度既高, 机器运转又快, 飞絮和油气多, 空气不流通, 导致工人患上很多疾病, 如眼膜炎、肺膜炎、气管炎、痱子、疥癣、伤风、霍乱、痢疾等。华新纱厂摇纱和细纱两部的女工患胫曲症者甚多, 这是由于长时间维持相同的姿势造成的。纱厂的工人需要连续站立工作十几个小时, 尤其是很多女工缠足, 再这样长时间站立, 必然比常人感到吃力。另外, 各个车间机器的热度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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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大多在八九十度, 其中以细纱车间机器温度最高, 达到97度。因为该车间机器安置最多, 有94台, 加上工人也多, 必然温度最高, 因此该部工人中暑患病者亦最多。该厂还设有开水炉供工人饮水, 但炉内水量有限, 工人经常喝不到水, 更有无知者用炉内之水冲洗扫帚, 使得工人饮用之水不净。厂中厕所空间狭小, 臭气弥漫于车间, 对于工人的呼吸甚是妨害。北洋纱厂的工人有因长久站立而得寒腿症者, 有因厕所“臭气蒸熏”而得霍乱、泻痢者, 有因“飞絮迷目”而患各种眼疾者, 有因车间潮湿而得疥癣者, 有因气温过高而患感冒者, 有因饮食不能正常而得胃病者。据宝成纱厂的厂医统计, 该厂每天平均有20%的工人患疟疾和痢疾二症, 清花部和粗纱部的工人由于吸入过多棉絮患肺病者较多, 润纱车间工人因双脚长期“浸于水中”而患湿病者居多。 (22)
产业工人除了由于劳动环境恶劣而患有职业病之外, 还由于劳动灾害而引发很多工伤事故。
各个工厂使用机器生产, 无论由于工人操作的原因还是由于机器设备失修的原因都可能造成工人的人身伤害。天津裕大纱厂工人手指被机器碰伤者较多, 因手指受伤就诊于该厂医疗室的工人, “摇纱部年约70余人, 细纱部30余人, 粗纱部10余人”, 其余的外伤如“原动部之烫伤, 机修部之轧伤”等, 但尚无伤及性命者。 (23) 1928-1929年, 裕元纱厂工人医院中, 外科病人有2804名, 占病人总数的26.8%, 外科病人投诊次数为5562次,



占全部病人投诊的35.8%, 比例之高一目了然, 同时还可以看出投诊次数多于实际病人人数, 说明每个病人不只就诊一次, 反映出各种工业伤害频繁发生。除了内科和外科之外, “眼科病位居第三位”, 这除了因为纺纱厂棉絮飞扬进入眼睛导致的各种炎症外, 工伤事故也占有一定比例, “棉织机均设有飞梭”, 稍一不慎, 就会伤及眼睛导致失明。 (24)
三、工资收入
据1926年北京农商部调查, 天津北洋纱厂男工日工资为0.5元, 女工0.3元, 童工为计月工资, 每月仅有0.8-1.0元的工资。宝成纱厂成年工每日工资为0.3-0.8元, 童工只给津贴并供衣食。裕大纱厂工人每日工资均为0.5元。恒源纱厂成年工每日工资为0.34-0.5元, 童工每月发给0.8-1.0元的工资。裕元纱厂男工日工资0.2-2.0元, 女工为0.2-0.6元, 童工为0.2-0.3元。华新纱厂男工每日工资为0.2-2.0元, 女工每日0.2-0.5元, 童工为0.2-0.3元。 (25)
据天津市社会局1931年的调查报告, 天津六大纱厂工人的平均工资为每日0.44元, 成年工人工资每日平均为0.46元, 童工工资为每日0.32元。成年工中男工工资每日平均为0.47元, 女工为0.39元, 童工中男童工每日工资平均数为0.32元, 女童工为0.33元。各大纱厂中, 裕元纱厂工资最高, 每日平均0.5元, 恒源纱厂工资最低, 每日平均为0.35元。 (26) 除了上述每日固定的工资外, 天津纱厂工人的收入还有奖金及实物的发放。对于半个月或一个月之内从未缺工的工人, 厂方给予全工奖金。如1927年起, 裕元纱厂“对于一月之中从未缺工者, 酌予五角奖金”, 1929年改为半月未缺工者给予此种奖励。华新纱厂从1929年起规定, “半月之内未缺工者, 予以该工人一日工资之奖金”, 到了年终, 厂方对于“终年未缺工之工人, 予以十元赏金, 缺工未及十日者, 予以五元, 未及十五日者, 予以二元。”但是这些奖金是以长时间不缺工为前提的, 很多工人不一定符合条件。各大纱厂有时还给工人发放物品, 如裕元纱厂每至夏季, “发给工人瓜赏五角, 作为工人购瓜或其他凉品之用。” (27) 恒源纱厂到年终多发放衣服等奖品, 1927年年终发给工人每人“半截大氅一件”, 价值七元, 1928年年终发给工人每人“毛呢裤褂一套”, 价值六元余。 (28)
上述只是工人表面上的工资收入, 通过对比工资与物价、生活费的差距, 才可以看出工人实际的工资水平。

上图所示图例中, 系列1即为华北批发物价总指数, 系列2即为银元购买力较1926年的增减变化。从该图可以很明显地看出, 1913-1927年华北批发物价总指数基本持续上升, 而银元购买力持续下降, 说明历年的物价增长速度高于工资的增长速度。天津属华北地区, 说明天津工人的实际工资水平降低了。
据汪敬虞等人的研究, 以天津1911年的工资和小米价格为基数, 即指数均为100, 1921年工资指数上升为133.3, 小米价格指数上升为166.7。 (29) 这就说明名义工资虽上升了, 但是却赶不上物价增长的速度, 工人所得工资还不够维持基本生活, 因此其实际工资水平是下降了。据1926-1929年华北纱厂工人工资统计, 除了天津恒元纱厂工人实际所得与工资率接近外, 其他如天津裕元、华新青厂和华新唐厂的制造工人实际所得工资均低于名义工资, 1928年前两者差距较大, 1929年以后减小。如天津裕元纱厂, 1927年和1928年“工资率高于实际所得约30%”, 到了1929年差距缩小为6.3%。杂务男工的实际所得大都与工资率接近, 而杂务女工的实际所得均低于名义工资。 (30) 天津市社会局1931年调查结果显示, 天津六大纱厂工人每日平均工资为0.44元, 按一个月30天计算, 每月名义工资为13.2元, 而各纱厂工人平均每月家用为21.75元, 最低也要消费16元。 (31) 生活费高出工人工资很多, 可以看出当时物价之高与工人实际工资水平之低。
1935-1937年几年间物价飞速增长, 1935年华北批发物价总指数为95.51, 1936年11月上涨到115.09, 12月又增长到122.76, 1937年1月为126.33。物价上涨, 生活费指数也随之增长。1937年天津的生活费指数比1935年增加24.43%。华北的面粉由1935年的0.22元涨到1937年的0.39-0.42元, 棉纱1936年8月份之前每包卖4.5元, 1937年涨到8元多, 市布也从6元一匹上涨到9.8元一匹。物价和生活费上涨了, 工人需要比以往更多的货币才能买到跟以往一样的物品, 但是工资的增长却跟不上物价的增长, 人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低。自从日本侵华后, 国内局势动荡不安, 工人工资普遍下降。华北纱厂的工人每日工资已经从0.55元降低到0.45元以下, 原有的一些米贴和奖赏也被取消, 因此工人的实际工资水平呈下降的趋势。 (32)
除了物价上涨的关系之外, 货币紊乱对实际工资水平也产生影响。我国铜元“受私铸及劣币的影响, 价值暴落”。民国初年, 一银元约为铜元百枚, 到了20年代“每元须一百七八十枚至两百余枚”铜元才能兑换。 (33) 30年代尤其是美国实行白银国有政策以来, 我国“市面的现银顿形收缩”。“因为白银收缩, 国内各地的纸币已开始和它底票面额远离起来, 在华北更为严重, 津东各地因现银缺乏, 要118元的钞票才能换得100元的现洋。工人是使用铜元的阶级, 现在洋价放长, 就是铜元购买力降低。” (34)
四、生活状况
(一) 生活费及其分配
工人的生活费就是维持工人个人或其家庭生活所需要的各项开支, 主要包括食物、衣服、房租、燃料和杂项等费用。据恩格尔定律的说法:“食品费的百分数, 随收入的增高而降低;衣服费和房租燃料费的百分数, 随收入的增高大约无甚变动;杂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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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数, 随收入的增高而加高。”“因为杂费是包括教育费、娱乐费等精神上之消费的。” (35) 如果用于食物的开销比例下降, 用于杂费的比例升高, 证明人们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 除了温饱之外, 还有更多的钱用于教育、娱乐等方面, 可以提高生活质量。根据恩格尔定律, 我们主要分析食品费和杂费所占的比例即可看出工人的生活水平。
表2是1929-1930年的调查数据, 该表把天津棉纺织业工人按收入分成四组, 并列出了每组家庭以及全体的生活费分配情形。从全年的收支情况看来, 200元及以下和201-300元两组收入的家庭生活费支出略高于收入, 301-400元、401-500元两组的生活费支出略低于收入。全体工人的平均情况是收入略大于支出0.8元, 基本上是收支相抵, 说明工人每年要想有所盈余是很困难的。从各项生活费的百分数来看, 食品费占最大比例, 全体平均占63.79%, 杂项费用不高, 平均占12.73%, 最低者仅占9.56%, 而同期上海棉纺织工人家庭开支中, 食品费占56.62%, 杂项占20.03%, 可见上海工人的生活水平比天津工人高出不少。另外, 随着天津棉纺织业工人家庭各组收入的增加, 食品费所占比例略有下降, 杂项费所占比例则呈上升趋势, 这是符合恩格尔定律的。工人家庭的各种杂项费主要包括交通、卫生、嗜好、医药、娱乐、教育、应酬、税捐、装饰品、水筹、祭祀费和特别费。其中, 嗜好费即工人用于业余活动的费用, 在杂项中所占比例较大, 占家庭支出的2.46%, 而上海棉纺织工人的这项费用则占到3.29%。 (36)

根据天津市社会局1931年的调查统计, 我们可知天津各大纱厂工人的收支情况, 裕元纱厂工人每日平均工资为0.5元, 按每月30天计算, 合每月15元, 而其每月家用为26.92元。恒源纱厂工人日工资为0.35元, 合每月10.5元, 其每月家用平均为24.85元。华新纱厂每日工资0.37元, 合月工资11.1元, 每月家用为19.5元。北洋、裕大和宝成纱厂工人每日平均工资均为0.46元, 合每月13.8元, 每月平均家用分别为19.7元、18.36元和22.51元。 (37) 从上述数据中可以看出天津纱厂工人的工资与家用的差距之大, 而且工人每月不一定工作满三十天, 因此每月工资可能更少。这里的家用指的是工人家庭生活所需的费用, 工人家庭一般为4-6人, 要供应这些人的花销只靠一个人的工资当然是不行的, 因此工人家庭中至少要有两个工人工作才能维持生存。宝成纱厂一位来自苏州的女工一家三口都在厂里工作, 这位女工每日可得工资八角三分, 在全厂算是工资高的, 丈夫可得五角, 女儿可得三四角, 他们一家每日可挣一元六七角, 但是南方人在饮食上比北方人讲究, 每日要吃米饭和一两种可口的菜, 这样下来每月只是稍有余蓄。像这位女工家庭的收入算是优越的, 全厂的工人家庭之中, 工作的人少, 吃饭的人多的家庭很多, 他们的家庭大多入不敷出。像一位姓周的女工, 丈夫去世, 自己带着四个孩子过活, 她一个人每日工资只有四五角, 却要养活一家五口人, 连基本的温饱都达不到。 (38)
(二) 衣食住及业余活动
天津裕元纱厂工人穿衣极其朴素。在厂工作时, 男工多穿短服, “间有衣服褴褛或赤脚光背者”, 女工多穿“毛月市布或青斜纹布”, 因工作不便, 没有穿旗袍者。在饮食方面, 工人以“大米、白面、菜蔬为主要食料, 食玉米杂面者很少”。工人无家眷者大多共租厨房, 雇佣伙夫做饭。日班工人之早晚餐大多为“馒头、稀饭、咸菜、豆芽、白菜等, 午餐为米饭、炸酱面、包子等”, 夜班工人上工前多吃捞面、干饭, 下工时吃馒头和面汤。携带家属之工人大多吃大米、白面, “仅菜蔬稍差而已”。该厂设有工房, 带家眷者租房1-2间, 屋内陈设除了土炕之外, 只有一张破桌子而已。无家眷者三五人合租一屋, 陈设尚不及有家属者之房屋, “床铺多用铺板, 但并无合铺者”。工人因文化程度较低, 加之生活苦闷, 多有一些不良嗜好, 如赌博、嫖娼等。恒源纱厂工人每日两餐, “早饭为大米干饭、豆腐咸菜、大米稀饭, 晚饭为白面馒头、熟菜, 以豆菜、矮瓜、南瓜、菠菜、白菜之属为多”。 (39) 恒源工人的宿舍“每房可住八人, 床是两层的小铁床, 床板是木板, 被褥由厂方发给”, 宿舍的清洁有专人监督负责。 (40) 由于恒源纱厂管理严密, 工人大多没有不良嗜好。至于工人娱乐方面, 有组织小车会、篮球队和武术团者。华新纱厂工人吃饭不能停车, 要边工作边吃饭, 经常是冷饭凉菜, 狼吞虎咽, 只能果腹。北洋纱厂的工人中, 单身者在饮食方面, 大多几个人一起组织饭团或让饭馆代送, 居住方面, 或住工房或共同租房, 衣着方面, 大多破烂污秽, 因其工作忙碌无暇清洗。有家庭者的饭食由家人做好送入厂中, 衣服因家里帮助清洗, 较单身者整洁, 居住方面也是住工房或在外租房, 因为每家只能住工房一间,



家庭人口多者不得不在外租房。工厂提供的住房, 房狭人挤, 院中杂务甚多, 无人整理, 工房外还有臭水沟, 有碍工人健康。该厂工人消遣活动因无人指导, 不甚讲究, 工资稍多者多从事嫖赌等不良消遣。裕大纱厂的工人食堂空间极为狭窄, 而且暖气管已坏, 故在食堂吃饭者甚少。工人所住工房, 容积较小, 但较为清洁, 光线亦可。 (41) 宝成纱厂工人所住房屋矮小, 光线不足, 室内无电灯, 夜间需用蜡烛或洋灯。工房门前曾有一条水沟, 每家每日将污水倒入其中, “秽气触鼻, 蝇蛆丛集”, 后来厂方将水沟填满, 每家每日将污水倒入各家门前的洋铁桶内, 但仍旧是臭味难闻。 (42) 宝成工人所穿之衣, “大都为较粗之黑蓝国布, 因其质坚省费, 而又不易玷污也。夏季每人有两套裤褂者为多, 而仅有一套者, 亦属不鲜。所穿之鞋, 以皂布帆布者居多, 甚至有工人赤足者”。在饮食方面, 厂中江浙工人居多, 故多有吃米饭者, 其他则以面粉、玉米面为主。“食品优者, 由家人送者居多。食品粗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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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由工人入厂时携带一天食物, 一面工作, 一面用饭。食物过冷, 即至水汀缸前用铁饭桶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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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温热, 或取水汀锅之沸水泡而食之。”该工厂工人抽烟喝酒者居多, 还有嫖赌等不良嗜好者。在娱乐方面, 有在室中取箫弦吹弹者, 有在室外携鸟笼游玩者, 也有于晚间赴书场听书者, 这些都是花费不大的娱乐项目。 (43)
五、结语
民国时期, 天津在华北的经济地位十分重要, 纺织业又是天津的主要产业以及工人主要集中和分布的行业, 因此, 对天津纺织工人的研究是很有价值的。通过研究发现, 天津纺织工人的劳动与生活状况是不尽如人意的。就劳动时间而言, 民国时期天津纺织业工人的工作时间一般在12小时左右, 但这只是一班或叫一工。在棉纺织厂里由于机器不停运转, 晚上亦须上班, 因此一般实行两班制。天津六大纱厂的工作分为日夜两班, 每周轮流换班一次。工人的用餐时间即为每日休息时间, 基本为半小时, 饭后马上回归工作, 甚至有的不停止工作, 随作随食。夜班工人较为疲劳, 工作效率不高。在休假方面, 大部分工人每周仅休息半天或一天, 每年节假日可休息8-10天, 而修理部和原动部的假期较少。就劳动环境而言, 纺织工厂一般温度较高、棉絮飞扬, 空气环境相对恶劣。大多纺织工人因此患有咳嗽、肺病、眼疾、痢疾、伤寒、疥癣等病。除了职业病以外, 还有因机器设备而引发的工伤事故。通过对比工人工资与物价、生活费的差距可以看出, 工资的增长赶不上物价增长的速度, 工人的实际工资水平下降了。另外, 民国时期货币紊乱对实际工资水平也产生影响。从全年收支情况来看, 天津纺织工人家庭基本上是收支相抵, 说明工人每年要想有所盈余是很困难的。在生活费分配上, 食物费比例最大, 占60%以上, 说明工人所得工资大部分用于解决温饱, 而用于杂项的开支很少, 他们没有时间、金钱和精力去追求娱乐、文化、教育等活动。就衣食住及业务活动而言, 天津纱厂工人穿衣极其朴素, 大多为粗布陋衣;饮食以主粮为主, 蔬菜、肉类很少, 只能果腹, 没有必需的营养;工厂提供的住房, 房狭人挤, 卫生较差;工人因文化程度较低, 加之生活苦闷, 多有一些不良嗜好, 如赌博、嫖娼等。综上所述, 民国时期天津纺织工人的劳动条件及生活待遇与天津的经济地位是不甚相符的。
注释
1 吴瓯主编:《天津纺织业调查报告》, 天津市社会局1931年版, 第1页。
2 《民国二十一年中国劳动年鉴》第一编, 实业部劳动年鉴编纂委员会1933年版, 第20页。
3 刘明逵、唐玉良主编:《中国近代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第一册,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版, 第174页。
4 方显廷:《中国之棉纺织业》, 国立编译馆1934年版, 第133-134页。
5 吴瓯主编:《天津纺织业调查报告》, 天津市社会局1931年版, 第42、49、13页。
6 刘明逵、唐玉良主编:《中国近代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第一册,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版, 第218页。
7 方显廷:《中国之棉纺织业》, 国立编译馆1934年版, 第175页。
8 吴瓯主编:《天津纺织业调查报告》, 天津市社会局1931年版, 第52、166、201、252、285、134页。
9 罗澎伟主编:《近代天津城市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第543页。
10 方显廷:《中国之棉纺织业》, 国立编译馆1934年版, 第176页。
11 吴瓯主编:《天津纺纱业调查报告》, 天津市社会局1931年版, 第52、134、166、201、252、285页。
12 徐协华:《铁路劳工问题》, 东方书局1931年版, 第67-68页。
13 刘明逵、唐玉良主编:《中国近代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第一册,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版, 第239-240页。
14 《民国二十一年中国劳动年鉴》, 实业部劳动年鉴编纂委员会1933年版, 第149页。
15 方显廷:《中国之棉纺织业》, 国立编译馆1934年版, 第164、167页。
16 吴瓯主编:《天津纺织业调查报告》, 天津市社会局1931年版, 第135、204、287、288页。
17 方显廷:《中国之棉纺织业》, 国立编译馆1934年版, 第167页。
18 刘明逵、唐玉良主编:《中国近代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第一册,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版, 第272页。
19 吴瓯主编:《天津纺织业调查报告》, 天津市社会局1931年版, 第103、155、187、207、281、328页。
20 方显廷:《中国之棉纺织业》, 国立编译馆1934年版, 第183-185页。
21 吴瓯主编:《天津纺织业调查报告》, 天津市社会局1931年版, 第105页。
22 吴瓯主编:《天津纺织业调查报告》, 天津市社会局1931年版, 第157、197-199、246-247、347页。
23 吴瓯主编:《天津纺织业调查报告》, 天津市社会局1931年版, 第275页。
24 方显廷:《中国之棉纺织业》, 国立编译馆1934年版, 第181、183页。
25 王清彬等编:《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第一编, 北平社会调查部1928年版, 第228页。
26 吴瓯主编:《天津纺织业调查报告》, 天津市社会局1931年版, 第45-47、66、140页。
27 方显廷:《中国之棉纺织业》, 国立编译馆1934年版, 第142-143、156页。
28 吴瓯主编:《天津纺织业调查报告》, 天津市社会局1931年版, 第144页。
29 汪敬虞等:《五四运动的经济背景》, 《经济研究》1959年第4期。
30 刘心铨:《华北纱厂工人工资统计》, 《社会科学杂志》1935年第6卷第1期。
31 吴瓯主编:《天津纺织业调查报告》, 天津市社会局1931年版, 第52、166、201、252、285、134页。
32 齐华:《物价飞涨与工人生活难》, 《解放周刊》1937年第1卷第7期。
33 唐海:《中国劳动问题》, 光华书局1926年版, 第130页。
34 骆耕漠:《最近中国劳工失业问题》, 《申报月刊》1935年第4卷第5期。
35 陈问路:《最低工资与中国劳工的生活水准》, 《劳动季报》1934年第3期。
36 方显廷:《中国之棉纺织业》, 国立编译馆1934年版, 第165-166页。
37 吴瓯主编:《天津纺织业调查报告》, 天津市社会局1931年版, 第66、127、140、159、175、197、215、249、263、284、296、350页。
38 蒋逸霄:《宝成纱厂女工生活概况》, 《大公报》1929年8月1、8日。
39 吴瓯主编:《天津纺织业调查报告》, 天津市社会局1931年版, 第120-124、153页。
40 《天津恒源纱厂的女工》, 《益世报》1937年1月17日。
41 吴瓯主编:《天津纺织业调查报告》, 天津市社会局1931年版, 第156-157、198、244-246、277-279页。
42 蒋逸霄:《宝成纱厂女工生活概况》, 《大公报》1929年8月1、8日。
43 吴瓯主编:《天津纺织业调查报告》, 天津市社会局1931年版, 第343-348页。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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