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官报-《北洋官报》与清末官员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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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北洋官报》与清末官员的现代化

内容提要：

在晚清迈向现代化的社会变革进程中，清政府开始创办官报或支持商办报刊，宣传新政，引导舆论。在“开民智、开绅智、开官智”，促进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直隶省官方喉舌《北洋官报》大量报道国外的新知识、新思想、新道理，意在增长官员的学识，完善官员的知识结构，从中汲取各种有益的养料，用以改良中国的治国方略。《北洋官报》的创办使政府官员眼界大开，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清末官员的现代化。

关 键 词：

《北洋官报》/晚清/官员/现代化

作者简介：

白贵(1956- )，男，河北定州人，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新闻传播学研究，河北 保定 071002；都海虹(1977- )，女，河北赤城人，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在读博士生、副教授，主要从事新闻传播学研究，河北 保定 071002

在晚清社会变革进程中，近代报刊发挥了重要作用。首先是变法图强的知识分子创办了大量报刊，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识，移风易俗，开启民智。随后，清政府也开始创办官报或支持商办报刊，宣传“新政”，引导舆论。在晚清新旧、中西观念的碰撞中，官报与民报一道，合力促进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

一、晚清“开官智”需求与《北洋官报》的创办

在“人存政举、人亡政息”为特征的封建社会人治时代，政府官员素质的高下直接关系到国家政局的稳定和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在晚清时期，国人进一步认识到“开官智”是救亡图存、兴国利民的迫切需要。梁启超认为“开官智，又为万事之起点”[1](P54)。清廷宣布仿行立宪后，慈禧曾以谕旨的形式强调，“内外百官俱有长民之责”[2](P5742)。“开官智”为“开民智”之先，只有“开官智”才能扫除清自强图存的障碍。为此，清末各级政府机构大张旗鼓地创办了一批新式官报，这些官报以官员为主要受众，其目的是为了提高官员素质，促进官员的现代化。《北洋官报》则为当时各类官报中的佼佼者。
1.《北洋官报》是直隶乃至中央政府的喉舌
《北洋官报》于1902年12月25日在天津创刊，至1912年2月12日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宣布逊位，共出版3053期。创办《北洋官报》，是袁世凯在直隶推行“新政”的重要举措之一，从编刊到发行都作了许多有益的尝试，在不少方面开风气之先。办报近十年间，取法日本，采用现代化管理模式，并根据晚清实情，不断探索、实验新的编辑形式和技术，以完善宣传报道的内容与发行制度，使之已完全不同于传统报纸。该报双面印刷“官报每份一册，每册至少八页，多至十余页。开办伊始，间日一出”[3](P48)。第200期之后，该报改为日报。《北洋官报》筹办之初，即明确了办报性质和办报思想。每期固定的栏目和内容有宫门抄、要件、奏议录要、本埠新闻、外埠新闻、国外新闻、科学丛录等。后来，栏目不断调整和增加，内容逐渐丰富。每一栏目中刊载新闻的数量不等，但每条新闻都加类题。办报初期，广告为两页，后增加至4页、8页等。难得的是，几乎每期还刊载一整版大图，介绍皇家园林，各地风景名胜，更有各州县的新式学堂、新式工厂等新面貌的展现，甚至还有国外著名地标建筑图等。由于北洋在清末新政中的地位及天津的多重身份，在1907年清政府机关报《政治官报》发行之前《北洋官报》不仅是直隶的官方喉舌，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承担着中央级官报的职责。
2.《北洋官报》成为清末各地官报的典范
《北洋官报》宣称“官报专以宣德通情启发民智为要义”[3](P48)，但由于其主要读者对象以各级官员为主，所以其“开智”的作用并不能广泛辐射到平民百姓，而是在清末官员的现代化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北洋官报》创造了一种新的官报模式，在当时起到了重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为此，清政府发文推广，约在1905年前后各省官报才相继建立起来。江浙一带官报建立较晚，约在1908年开始创办。但各地官报创办以后，有的出现经营不善、发行不力、编撰人员缺乏等各种问题。于是，出版未几便停刊者，当不在少数。当时影响较大的官报除了《北洋官报》外，还有《南洋官报》《湖南官报》《河南官报》《四川官报》等。在众多停停复复的官报当中《北洋官报》为其中的佼佼者，出版近达十年，共3053期。从出版时长来看《北洋官报》对清末官员的影响作用相对其他官报来说更大一些。
当时《北洋官报》主要是依靠行政力量自上而下地在各级官员中发行，因而广受欢迎。后来，在直隶省外也增设了代销点，销行几乎覆盖当时晚清统辖的整个地域，影响遍及全国。1903年1月8日《大公报》记载“北洋官报出版以来，于论说、新闻、白话外模仿日本体例，插入铜板写真。京中各部院皆看此报，其各国使馆亦有谓中国新出官报，凡中外交涉事宜无不阑入，各使馆均甚喜阅，一查中国政务之事实，二查中国全部之现状。使馆之看报与各部院之看报不一宗旨也。惟士商阅者不多云。”[4]
为扩大读者群，官报要求各地新式学堂内必须订阅《北洋官报》。同时，在各州、县大力倡行阅报社，以广见闻，开风气，并起动辅助推行官报。当然，官报最重要的读者群体还是官员。《北洋官报》发行前期，每期派发省内各州、县约3000份以上。而且，在最初几个月的报纸上常刊登《各属州县添够官报清单》，从一个侧面说明官报销行量不断上升。除了京师以外，其他“远近各省逐渐流通，全赖邮递迅速，销数方能旺，就山东、四川、湖南三省计之。现售将近二千份是报务日有起色之证”[5]。按此推算《北洋官报》的省内外发行量每期应在1万份以上。因此，从发行范围及数量上来看，报纸对清末官员现代化的促进作用不可谓不大。

二、《北洋官报》对现代化思想的广泛传播

1.《北洋官报》以丰富的刊载内容广泛介绍世界各国政治、经济制度与政策，以便革新晚清官员的执政理念，开通官员的执政智慧
晚清政府的三次改革维新，意在补救大国的尊严。因此，考察各国可资借鉴的制度、政策、法规是《北洋官报》刊载的重要内容。比如，对美国币制的研究考察，从第403期始至第425期止，陆续连载了12篇《美国圜法考》(圜法即货币——引者注)。外币侵入中国，流弊滋多，在政府着手整顿外币之际，《北洋官报》翻译了由美国人所撰写的关于美国币制沿革、价值源流的文章，刊发出来以供中国经济学家参考。此外，报纸所发经济参考方面的文章还有《各国货币制度考略》《日本调查算学记》《法兰西外国资本》《十九世纪经济概论》《论挽回银价降贱之法》《国家银行》《译日本中桥德五郎兴国三大策》《筹富新策》等。由于每期刊文的篇幅所限，大多数文章常以连载的形式出现。其中《筹富新策》连载多期，对西方国家的预算、统计、银行、税收等制度予以详细解读，并对比中国之制度，阐释了改革的方向与目标。《法兰西外国资本》的连载，对当时法国与其他国家相互投资的情况作了较为详细的考察，甚至把投资方向、额度等详细信息全部列出。当时的中国对于在战争中屡胜大国的日本充满了好奇、羡慕和关注，维新运动与变法改良大都以日本为楷模。所以《北洋官报》刊发介绍日本各方面情况的文章非常多。《日本调查算学记》连载超过了20期，通过中国人与日本人对话的形式展现了日本数学理论研究的发展及其在实践领域中的运用。
此外，《北洋官报》对西方国家的外交、军事、法制、新闻业等方面的可取之处都作了报道，或翻译西方著作，或摘编国人所作撰述，选登文章及其内容多为国人易于接受的要点。比如《西伯利亚最近之情势》一文连载多期，介绍了日俄战争期间西伯利亚地区的地貌、人口特征、商业、各方治理政策、军事外交政策等，同时还配有《西伯利亚总图》，即一张刻有经纬度和标尺的平面地图，标注非常详细全面，对中国官员了解北方局势大有裨益。此外，《论太平洋上列国竞争大势》《列国军制考略》《东西洋水陆军政异同考》等关于外国军事情况的文章，有助于中国官员的战略目光扩展至世界范围。报纸刊登的文章涉及面很广，其中包括《译日本官报制度沿革略》《译日本加藤宏之风俗改良论》《美国军医公会章程》等，这在客观上为清末官员作了意义重大的启蒙工作，使他们懂得，除了须掌握本国传统知识之外，西方列强之所以能够驾驭坚船利炮入侵大清帝国，当有其先进的治国、治军之道。《北洋官报》希望通过其所宣传的这些新思想、新学问、新道理，活跃国人尤其是政府官员的思想，并从中汲取各种有益的养料，用以改良中国的治国方略。
2.《北洋官报》大量刊载外国新闻，有助于政府官员眼界大开
既为报纸，刊载新闻当为其首要功能。《北洋官报》每期设有本埠新闻、各省新闻、各国新闻等栏目。其中各国新闻每期刊载七八条以上，内容五花八门，包罗万象。有各国国内政局、重要职位的官吏任免、外交、军事、市政建设、基础设施建设、教育、经济状况，乃至科学发明、天灾人祸、奇闻逸事等。虽然每条新闻有些像当今新闻中的简讯，三五十字，最多不超过百字，却是清帝国以外，越过“万里重洋”之他国的事情，这对于生于交通和通信尚不便捷，有可能连幅员辽阔的中国大地都没走遍的中国官员来说，这些新闻犹如“天方夜谭”一样的新鲜。为了知己知彼，政府官员不仅要开阔眼界，还要能熟知西方列强的政治、经济、军事情况，才能相应地展开外交，制定抵御外辱的政策。值得一提的是，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以后《北洋官报》一直连载几百期的《日俄战纪》，有战报、预测、评论等，直至战争结束。对于日俄战争《北洋官报》虽无力平息战事，但作为清末最有影响的新闻报纸，密切关注战争局势、及时向读者进行报道和评析，是其职责和使命所在。
关于国外新闻的刊载，笔者统计了1906年8月份即从第1084期至第1114期《北洋官报》刊载的外国新闻数量和内容。这一个月《北洋官报》刊载的外国新闻涉及日本、俄国、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土耳其、芬兰、挪威、希腊、波兰、智利、奥地利、匈牙利、西班牙、葡萄牙、荷兰、韩国、印度、西印度、波斯、比利时、瑞士、菲律宾、加拿大、墨西哥、哥伦比亚、南非、摩洛哥、罗马尼亚、拿大路、亚拉伯、布拉智尔、阿非利加、丹尼尔、土加俄埠、布尔雁、古巴、昂而拉等40个国家和地区。《北洋官报》对小国的关注度较低，一个月内只刊载一两条新闻，为此，以下选取刊载量排前12位的国家作一分析。
从报纸刊发的内容看《北洋官报》关注度最高的是日本，这与晚清的时代背景和清政府的外交政策相吻合。晚清时期，中日两国关系密不可分，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军事方面，复杂、矛盾而对立。日俄战争、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之后，中国看待日本，不再是“天朝”面对“岛夷”的傲慢想象。中国开始大量学习和效仿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与做法。所以《北洋官报》对日本的报道涉及各个领域，关注度明显比其他国家要高很多。
从新闻类别上来看《北洋官报》关注外国的政治新闻最多，其次是军事、外交和经济方面的新闻。这反映了晚清时期清政府在与外国尤其是资本主义列强的被动外交中，各国的政治、军事动态，外交策略的变化，对处于风雨飘摇中的中国来说，格外重要。中国的大门被坚船利炮轰开后，中国的经济建设从此和世界更加联系在一起。清政府推行“新政”以后，急切希望通过学习西方经济建设的经验，以改革中国旧制度、旧政策，重振中华。于是，对于外国经济的报道便成为《北洋官报》关注的重点，对世界各国的社会新闻也很关注。例如，智利发生大地震，《北洋官报》在当年8月21日《译电》中首次报道“智利国伯尔巴剌臣府忽然发生地震”的新闻，此后至月末，10天中刊发6条新闻加以持续关注，报道智利地震惨状、伤亡损失及救援情况等。
3.《北洋官报》刊载世界现代自然科学知识，意在开拓官员的现代知识范围，改善官员的知识结构
中国封建王朝选拔官员主要是通过科举考试。由科举选拔出来的官员熟读四书五经，却对科学技术知之甚少，不仅知识范围狭窄，且结构畸形。科举选拔的官员中不乏有真才实学的官员脱颖而出，但“茫不知国际往来之政策”，以致“主权日失，由甲午以及庚子而官场狼狈愈不堪言”[6]。梁启超曾痛心地指出“彼官之不能治事，无怪其然也，彼胸中曾未有地球之形状，曾未有欧洲列国之国名，不知学堂工艺商政为何事，不知修道养兵为何政”[1](P54)。为此，“开官智”首当其冲应该增长官员的现代学识，完善官员的现代知识结构，开拓官员的现代知识范围。《北洋官报》大量刊载现代科学技术知识，涉及天文、地理、农业、生物、气象、电子、工程、医学、物理、化学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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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门类丰富，包罗万象。这些知识中既有被西方学术界普及为“常识”的，也有西方科学技术最新研究成果。《北洋官报》几乎每期都开辟固定栏目，或单文，或连载，有时还有画图，以图文并茂、深入浅出的形式耐心解读那些对中国官员来说颇为“新鲜”的域外科学技术知识。
4.为了集中传播新知识《北洋官报》还出版附刊《北洋学报》
《北洋学报》作为《北洋官报》的附刊，与官报的办报宗旨相仿。《北洋学报》明确表达其办报宗旨是“发明中西学术以保持国粹，输运文明；搜求精美图画以提倡美术，浚导智识；补助学堂教科以开通风气，裨益士林”[7]。《北洋学报》每期4页，随报发行，每10册订成一编，可单独发售，每编定价大洋3角。后来改成每五日出一期。《北洋学报》内容分为三编，甲编为文学类内容；乙编为“质学”，即化学；丙编为“丛录”，即学术汇编。因内容丰富，页数有限，各编轮流出刊。为方便读者阅习和收藏，每编内容不相混杂，岁末年终之时拆分，即可分别装订成为各类专业书籍。1906年，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后，因“民智未开”，为了顺利开展议会选举，使国民具有现代国家观念，唤醒民众的民主参政意识，提高参政议政能力，清政府大力提倡官方与民间开办宣讲所等学习机构，为民众宣讲政治与法律。应此形势《北洋官报》将《北洋学报》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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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北洋政学旬报》。
5.《北洋官报》刊载了大量新书广告
《北洋官报》以广告方式推介的图书有北洋官书局出版的新书，也有商务印书馆、新闻北京第一书局、天津官书局、天津孟晋书社等书局出版的新书。《北洋官报》广告推销的新书一般为两大类：一类是每年各出版社出版的最新教科书，包括初等小学用书、高等小学用书、中学堂用书、初等示范用书等，还有总理学务大臣指定的教科书等；另一类是各个出版社编译出版的各门类专著。这两类书当中有小部分是中国传统文化、传统农业的典籍，更多的是有关各门类西学的新书包括国外农牧业养殖实用技术类书刊，介绍西方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学等专论译著和专著，如《原富》《天演论》《新译西本一会纪事全编》《美利加洲通史》《华生包探案》等。图书是清末最重要的“开智”媒介，新书的大量推介，有助于官员增长知识、开阔视野。
此外，官报还经常刊载国外风土人情、各界知名科学家、政治家等人物的介绍文章。如《委内瑞拉小志》《圣彼得堡记》《刚果立国记》《汽机大发明家瓦特》《德国外交家秀瓦尼资传》《法外部大臣德加士传》等，不胜枚举。有时刊印国外著名景点插图，如《美国威斯康新大学全景》《法国上议院外观》《富士山初春之景》等，这对于提高清末各级政府官员的知识水平，颇有裨益。

三、正确评价《北洋官报》对促进清末官员现代化的历史作用

1.民报对官报评价不高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北洋官报》在使清末各级官员了解外部世界，不再故步自封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不过，同时期的民办报纸对官报评价并不高。1911年7月《申报》发表时评称“东西各国未尝无官报，而其宗旨，或发布一党之政见，或保持对外之利权，其目光远，其手段高，非可率尔操觚者也。今我国亦有所谓官报者乎？有之，则惟借官报之力，以强迫销行于各属，而其目光则唯奉承京中一二长官，以为固位之计；其手段则唯挑剔民报一二字句，以遂其献媚之私。呜呼，如是而已。夫如是，与其名为《官报》实贻报界羞，毋宁名之曰‘官言’，较为妥当也。”[8](P289)中国新闻史学界拓荒者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这样评价官报：“我国之有‘官报’，在世界上为最早，何以独不发达？其故盖西人之官报乃与民阅，而我国乃与官阅也。‘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为儒家执政之秘诀；阶级上智隔阂，不期然而养成。故‘官报’从政治上言之，固可收行政统一之效，但从文化上而言，可谓毫无影响，其最佳结果，亦不过视若掌故，如黄顾二氏之所为耳。进一步而言，官报之唯一目的，为遏止人民干预国政，遂造成人民间一种不时不知顺帝之则’之心理；于是中国之文化，不能不因此而入于黑暗状态矣。”[3](P53)戈公振在民国时期先后在著名的民办报纸《时报》、《申报》工作。民办报纸和报人对官报可谓“嗤之以鼻”，但细究之不难发现，大都是从政治角度评价“官报”。晚清腐败，政权摇摇欲坠，封建专制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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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已成为中国近代化发展的阻力。因此，官方立场的官报对于维新派、改良派而言，更多地看到其钳制舆论，充当官府喉舌，排挤民办报纸的一面，自然唾弃官报。
2.《北洋官报》和民办报纸一样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开官智”的历史作用
对比新式官报与当时倡导维新、改良的民办报纸，比如梁启超的《新民丛报》，两者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非常重视介绍西方的各种新思想、新学说、新知识。康有为、梁启超等认为，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受辱数十年”，最大的原因就是蔽塞不通，一是上下不通，二是内外不通。由于“内外不通”，国内之事不能传于外，国外之事不能闻于内(梁启超：《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昧于外情，则坐井而以为天小，扪籥而以为驲圆；若是者，国必危。”(严复：《〈国闻报〉缘起》)维新派人士认为，国人“去塞求通”，最好的办法就是创办报刊。以报纸“起天下之废疾”，使上下沟通无阻，内外交流畅通，民众观念日日新，国家事业年年旺。这样说来，新式官报如《北洋官报》者，以“开民智”为要义，刊载新政、新知，对于开通读者思想来说，理当发挥一定作用。
现对1904年9月的《北洋官报》所刊载的有关国外内容作一分析。选择1904年9月《北洋官报》是因为中国经历了“庚子之变”后，至此时内外政局相对“平稳”。1904年9月《北洋官报》保存相对完整，统计数字接近于真实准确。是月《北洋官报》刊载各国新闻105条，各门科学知识69篇，各国概况5篇，科普插图2幅，外国名胜和事务插图3幅，国外图书广告273次。其中《日俄战纪》是关于日俄战争的纪文或新闻，从日俄战争开始后不久开始连载，每期必有，显示了官报对这一国际战局的高度重视。在推销各类图书中，有许多关于国外新思想、新知识的译著，说明《北洋官报》对于外国情况方面关注新思想、新知识的传播。
《新民丛报》于1902年2月8日创刊，着力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在近代中国知识界曾产生过很大的影响。相对于这样一份以思想启蒙为专职的报纸来说《北洋官报》作为清末封建政治体制内的官方喉舌，能刊载大量的外国新闻、知识和文化内容，重视对于西方文化、资料与信息的传播，实属难能可贵。
3.《北洋官报》与民办报纸“开官智”的最终目的有所不同
以《北洋官报》为代表的新式官报，既是清末“新政”的历史产物，又是官方对现代报刊的模仿和回应。自维新运动始，国人掀起了第一次办报热潮。一些新型知识分子通过报纸大力鼓吹和引介西方先进文化，对国人进行资产阶级思想启蒙“变法”、“维新”、“立宪”等渐次成为清末社会舆论的主流。清政府从镇压、抗拒到被迫接受，终于宣布施行“新政”，进而宣布预备立宪，并创办官报，希图从立宪派和民办报纸那里夺回舆论大权。所以《北洋官报》从创办之初就极力树立自己的威望，认为私家之报“识之义宏通，足以觉悟愚蒙者，诚亦不少。独其闲不无诡激失中之论，及及或陷惑愚民使之莫知所守”[9]。故在官报创办者心目中，私家之报议论国政，无疑是“莠言乱政”、“淆乱政体”，更是对皇权正统的公开挑衅。所以《北洋官报》刊载的言论、新闻和各种新知识等，全部是在封建政治体制规范之内，不出格，即使是对西方先进文化的介绍和借鉴，最终目的也是为了维护封建专制，维护现有皇权统治秩序。
洋务大臣奕訢认为，大清官员学习西学是为了抵制西学侵蚀，维护纲常圣教，若选取不当，很可能会为洋人引诱而误入歧途[10]。参与清末“新政”的大臣荣庆甚至认为“开官智”是为了抵制戊戌变法，官员要加强学习提高能力“如此则不必擅议改章，矜言变法”[11](P4042)。
在清末社会变革局势下，共和论与君宪论并雄，革命派与立宪派对峙，面对社会舆论潮起潮落，清政府“开官智”或主动或被动之举，其局限性就在于并未从根本上认识到官智之所以不开的原因恰恰在于统治阶层仍逆历史潮流而大力维护封建专制。然而，病急乱投医，步履维艰的清政府急于摆脱外侵内乱的困境，在学习和借鉴西方先进文明时不免急于求成，盲目冒进，囫囵吞枣，难免出现食而不化的现象。
相对而言，近代中国新型知识分子群体从19世纪末开始自发、自觉地通过报刊大力传播西方的政治制度、文化思想、自然科学。例如，从1896年创办的《时务报》通过政论大声疾呼学习西方，倡言变法维新，到1898年在海外创办《清议报》、1902年创办《新民丛报》明确宣布大力宣传西方先进文化思想，将对国人进行反封建启蒙作为办报宗旨的康有为、梁启超等，采用“浸润”的宣传方式“开民智”、“开绅智”、“开官智”。从现有的研究资料来评价，这些民报所产生的社会影响较大，即便当时商业化程度较高的报纸如《大公报》在其办报宗旨中也明确表达，是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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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12]。民办报纸或激进或温和地表达了打破封建专制势力禁锢、开启社会变革的愿望。在如此语境下，官报和民报可以说都是为了中华民族独立，反对列强侵略，富国强兵，振兴中华，对民众进行思想启蒙的目标是一致的。但在维护封建制度与批判封建制度的根本目的方面，却是不同的。
尽管《北洋官报》的版式、内容几经变革，但1906年后基本固定下来而很少变化。该报创办伊始，曾以《论说》、《要件》等栏目形式，每期刊载一篇言论。然未及百期，言论就不再持续刊载。第1200期宣布从第1201期始再次改良，增添论说，隔天发一次《本局论撰》。持续到第1287期，很好的言论形式即不复存在。这些数量有限的言论都与“新政”密切相关，与西学相关的也为数不少。但从总体上看，《北洋官报》对于言论的重视并不够。言论是表达媒体观点与立场的重要形式。《北洋官报》少言论，后期则没有了言论，这从一个角度说明《北洋官报》对于清末立宪背景下的中国如何借鉴西方政治体制、治国方略等的态度并不清晰明朗，也不会通过言论来批判或动摇现行封建统治制度。《北洋官报》是袁世凯利益集团的官方喉舌，这也说明清朝统治集团所实施的立宪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原因之所在《北洋官报》在传播西学方面，重格致之学，轻思想之变；重智育，轻德育；注重向读者灌输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和科学理论知识，借以提高国人的文化素质、官员的政治管理水平，而很少宣传西方社会的资产阶级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更不会系统宣传西方民主、平等、自由等社会制度设计理念。就其主观意图来说《北洋官报》所作的一系列宣传、启蒙工作，仍是为了维护清末封建统治基础，而客观上则对读者尤其是官员起到了现代化意义上的“开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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