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清史-“新清史”“共时性君权”理论反思（2019年第2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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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新清史”“共时性君权”理论反思（2019年第29期）

“新清史”学术流派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其代表人物有美国学者罗友枝、柯娇燕、欧立德、路康乐等。概而述之，“新清史”有如下特征：一是强调对满文、蒙文、藏文等少数民族史料的运用；二是强调清朝统治中的“满洲因素”及内亚诸民族对清朝的影响；三是试图割裂清朝与历代中原王朝的关联，将其视作一个有着更加辽远疆域与多样民族的帝国。事实上，“新清史”并不“新”——它与日本20世纪30、40年代以来“征服王朝”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相似性，以致“新清史”并不能与上述早期日本东洋史研究划清界限。基于此，我们在肯定“新清史”对既有清史“定论”带来新思考的同时，更应对其研究中出现的偏差、错误，从学理层面予以讨论。近年来，柯娇燕的“共时性君权”理论曾引起国内外清史学界热议。本文希冀对此一理论再作反思。

一、何为“共时性君权”理论？

“共时性君权”理论，滥觞于20世纪30年代。苏联学者符拉基米尔佐夫曾提出：“满清皇帝对中国人是一个支配者——皇帝，但对蒙古诸侯则不然，是一个继承成吉思汗直系之权利的封建君主。”（符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社会制度史》）后经柯娇燕进一步凝练、提升，此理论才为学界所熟知。
柯娇燕认为：“清朝皇权在于它的表达方式，我称为‘共时性’（汉语为‘合璧’，满语为Kamcime）。即清朝的法令、实录及纪念物都是精心设计的……它体现出多元文化结构中的共时性表达方式。”具体而言，她强调清朝统治下的各大人群——汉族、满族、蒙古族、藏族和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彼此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缺乏深度交往，甚至在分布空间上也被清朝君主有意识地深深隔离，其中又尤以汉族和其他几大人群的关联最为疏远。清朝皇权这一象征符号，遂成为联结各大区域及人群的唯一纽带——清帝是内地汉人的天子、皇帝，是满洲旗人的汗王、族长，是蒙古各部的可汗，是文殊菩萨化身的转轮王，是清真寺的保护者等，并以不同身份对不同区域施以平等的、各不相同的统治策略。（柯娇燕《半透明的镜子：清代帝制意识形态下的历史与认同》）这便是所谓的“共时性君权”理论。
目前，国内学界对“共时性君权”理论的探讨，主要是以清帝的多重形象问题为驳斥重点。第一，清帝更为看重来自汉地的“天子—皇帝”形象，并将其作为一种“自称”，在公开政治活动中大量使用；第二，清帝将“文殊菩萨化身的转轮王”等形象视作“他称”而接受，且更多用于“私”之场合；第三，相较于“合璧”，“同文”才是清帝最为强调的政治信念与终极理想。而且，汉、满两种语文在使用中有着明显的优先性，并非“毫无差别的平等呈现”。（钟焓《清朝史的基本特征再研究——以对北美“新清史”观点的反思为中心》）
然而，我们对“共时性君权”理论的反思不应止步于此。还需对其另一立论基础予以审视——清帝“分而治之”的封禁政策下，内地汉人是否真的同边疆民族区域的人群在关联上最为疏远？二者是否真的在政治、经济，特别是文化层面缺乏深度交流？

二、正视清代封禁政策

解决这一问题，绕不开对清代封禁政策的再次讨论。柯娇燕及其他“新清史”学者，一再强调清朝治下的内地、边疆人群存在巨大隔阂，并着重体现清帝主观意识层面的“有意为之”。其表述背后，对清代封禁政策存在理解性偏差——清帝出于不同目的封禁东北、蒙古区域（封禁东北，可独占东北人参、貂皮等，又可维护满洲旧俗，还可用作退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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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处；封禁蒙古，可阻止蒙汉接触，维持蒙地旧俗），确实对边疆与内地的诸多交流产生了不同程度的阻碍，但意识到这种差异却不代表可以任意偏离史实且将其无限“放大”。
首先，封禁政策只是清统治者维护“大一统”的策略、手段，而非最终目标。1644年（顺治元年），清王朝以非汉民族身份入主中原，并逐步形成前所未有的稳定疆域。这种构建于广袤疆域之上的“大一统”，显然为清帝实行差异化民族政策提供了可能与前提，实际上也成为其多元治理的终极目标。也就是说，清帝对边疆区域“从宜从俗”“分而治之”，以及有意将内地与边疆人群隔离开来，实则是为了更加有效地维持统治。这在“多元型帝国构造”理论中也有所体现——“利用内地汉人对北方民族的恐惧感对其进行牵制，以便维护自己的统治”。（高月《清末东北新政研究》）它为封禁政策提供了传统思维之外的另一重解释。总之，“封禁”只是策略，一旦时移势迁，调整抑或放弃也绝非不可能。清末“封禁”之演变，恰恰证实了这一点。
其次，封禁政策由顺康初行，到乾嘉转严，再至咸同松动、光宣解禁，大体历经了一个“由松至紧、由紧至松、最终取消”的过程。这就决定了我们可以有所侧重地进行表述，却不能因此走入以偏概全的误区。“共时性君权”理论，显然将目光聚焦于“封禁”厉行时期，却选择性忽视与规避“封禁”过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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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动，以及最终禁令废止。梳理史料可知，清代“封禁”在实际执行中一直表现出一种“禁中有弛、弛中有禁”“时禁时弛”的矛盾性、反复性特征。其中，既有禁令本身存在缺口，如许贸易之人、孤身佣工等验明出关，又有内地流民在生存压力下迸发出的强大冲击，当然也有清帝因时因地的调整，如乾嘉诸帝允许流民在灾荒年份出关等。迨至清末，受边疆危机的影响，封禁政策更是在朝野上下的一片呼声中被彻底废除，并代之以移民实边、兴办教育为主要内容的新政举措。
毋庸讳言，在封禁政策的演变过程中，清帝也会有一个心理调适的过程——从坚持边疆封禁到认可既成事实，再到主动进行整合。可以说，封禁政策连同清帝对其认知，皆非一成不变。而“共时性君权”理论，显然有“管中窥豹”之嫌。

三、清代边疆与内地的交流与融合

在“封禁”之下，清代边疆与内地的联系并未真正中断，而是以不同的潜流方式仍在继续。清中后期，受内外时局影响，以及边疆民族区域近代转型的内在需求，双方的交流互动愈加频繁，所谓禁令也就沦为一纸具文。现以东北、蒙古地区为例，稍示说明：
清前中期，囿于封禁政策，内地汉人出关受阻。但是，此间进入东北的汉人（顺康时曾招民开垦），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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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大量派拨东北的“流人”（有罪见徙者）与“站人”（供东北边台、驿站驱使的三藩余部），都为当地复合型文化注入新的汉文化元素。后因水旱灾害等自然环境变迁与人地矛盾激化等社会环境变迁，特别是边疆危机之下的新政推行，内地汉人大量进入东北地区。可以说，东北农耕经济的发展、商业活动的繁荣，以及当地在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与文化教育方面所显现出的满、汉融合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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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堪称双方交往密切之佐证。
就蒙古地区而言，很早便有“雁行人”（前往蒙地春去秋回式劳作的内地汉人）与“旅蒙商”（进入蒙地经商的内地汉人）的存在。当然，他们也是封禁政策下的特殊产物。他们由最初学蒙语、习蒙俗，到后来长期定居蒙地、迎娶蒙妇，使得内地民人在蒙地，特别是靠近长城一带，形成星罗棋布的汉人村落。源自汉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也随之在蒙古社会“复刻”，并出现彼此融合的情形。时至清末，以振兴蒙务、启牖蒙智为主要内容的“变通旧例”，更是标志着蒙地封禁政策的彻底破产。
随着清代边疆与内地的交流日深，所谓双向隔离状态也慢慢消解——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层面大体呈现出“相向而行、融合发展”的基本趋势。具体而言，农耕经济在边疆经济结构中的比重攀升，以及边疆与内地的商贸往来密切，使得边疆经济与内地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加强；清后期以来，“行政建置的内地化和在更高、更广意义上的全国政治一体化已经不是个别现象，它已经成为一种历史发展的趋势”（张永江《清代藩部研究——以政治变迁为中心》）；清代内地汉文化进入边疆民族区域，与当地文化互相影响，最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融并存”发展趋势。而且，在此过程中，原先以“族属”为标志的文化特征也逐步地向以“地域”为标志的文化特征过渡。上述正是对“共时性君权”理论见“异”不见“同”的有力辩驳。
尤须一提的是，我们必须警惕“共时性君权”理论的现实政治意图。事实证明，清亡后“合满、蒙、汉、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清帝逊位诏书》），是包括清统治者在内的全体中华民族的必然选择。前述内容，对反思“新清史”学术流派“共时性君权”理论的错误，对把握“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都具有重大意义。
作者简介
王美珏，女，1988年生，山西长治人。历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清代边疆民族史。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2001/06/91627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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