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山南：中古时期王朝版图的重要拼图——以唐代安业县的置改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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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山南：中古时期王朝版图的重要拼图——以唐代安业县的置改为中心

近年来传统的历史政区复原研究逐渐被历史政治地理研究所取代，人们更渴望看到“人”在政区动态变化中的作用。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者认识到政区并非仅是一种纯客观的存在，“政区有时其实纯粹只是行政运作的产物”。
不过，迄今为止，关于政区变迁背后深层次原因的分析，一般都是在一个均质化的地面条件上展开，对于政区下垫面(underlyingsurface)的思考似乎还是一个比较大的盲区。尽管政区划界工作中“山川形便”和“犬牙相入”的原则已为人熟知，然而这两条与地形紧密相关的原则的得出，仍是传统政区复原研究的产物。社会经济史学者也注意到研究区域内独特的自然环境，已经涉及历史政治地理中有关下垫面究内容，但由于研究旨趣的不同，政治地理并不是他们关心的核心问题。因此，在历史政治地理研究领域，对于下垫面的探讨仍相当有限。
作为特殊下垫面的一种——山地的历史地理研究近年开始引起学界重视。中山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以南岭为中心开展工作，出版的论文集《南岭历史地理研究》中便包含相当大比重的山地历史政治地理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很大程度上推进了对山地政治地理的认识。不过，这些认知只是基于南岭区域的经验。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显然需要有更多的案例来充实山地历史政治地理的研究。唐代的山南地区就为我们提供了加深认识山地历史政治地理的机会。《旧唐书·地理志》“商州·安业”记载：
安业，万岁通天元年(609)，分丰阳置。景龙三年(709)，改属雍州。景云元年(710)，还属商州。乾元元年(758)正月，改为乾元县，割属京兆府。
唐代安业县治在今陕西柞水县下梁乡夜珠坪。从地形图上看，安业位于秦岭山脉分水岭以南。其在唐代两次隶属雍州—京兆府，意味着雍州—京兆府的辖境两次跨越了秦岭，将控制范围延伸到秦岭南坡。
在此之前，秦岭南北的政区划界因循“山川形便”的原则。在唐代近300年的时间里，大多数时候，雍州—京兆府的辖境也确是稳定在秦岭以北。明乎此，景龙三年和乾元元年唐廷两度将安业县(乾元元年改名乾元县)改隶雍州(京兆府)就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致使唐王朝一反政区设置的常态，两次将王畿的南界拓展到秦岭以南呢？
一、王朝腹地的流放所
1.残破的腹地
《旧唐书·太宗纪》记载：
(武德)七年秋，突厥颉利、突利二可汗自原州入寇，侵扰关中……高祖乃遣中书侍郎宇文士及行山南可居之地，即欲移都。萧瑀等皆以为非，然终不敢犯颜正谏。太宗独曰：“……幸乞听臣一申微效，取彼颉利。若一两年间不系其颈，徐建移都之策，臣当不敢复言。”
武德七年(624)的君臣迁都之议并不一定真实。不过，这段文字恰好凸显的是唐代初年山南作为战略腹地的重要意义。
贞观元年(627)，唐王朝为了便于掌握赋税与巡省各地而“因关河近便”划分天下为十道。其中秦岭以南的广大区域被划为山南道。在幅员辽阔的唐疆内，山南道处于版图中心，再加上北倚王畿，其战略地位不言而喻。
不过，山南道的划分并非单纯遵循“关河近便”的原则。按照地形条件，至少可以大巴山为界将山南道分作南北两部。《隋书·地理志》虽将“自汉川以下诸郡”作为“梁州”这一相同的风俗区，但还是认为大巴山以南的蜀汉旧境“其地四塞，山川重阻，水陆所凑，货殖所萃，盖一都之会也”，隐隐将大巴山南北区别开来。
以秦岭为北界、大巴山为南界观察唐代山南道的东北部，很容易发现该区域的东界桐柏山。《隋书·地理志》云：
上洛、弘农，本与三辅同俗。自汉高发巴蜀之人，定三秦，迁巴之渠率七姓，居于商、洛之地，由是风俗不改其壤。其人自巴来者，风俗犹同巴郡。淅阳、淯阳亦颇同其俗云。
这条材料本是对于隋代上洛、弘农、淅阳、淯阳等郡风俗同于巴蜀的确认，无意中却透露《隋志》划分的“梁州”文化区东界止于淯阳。这是因为淯阳以北有伏牛山(秦岭支脉)为阻遏，淯阳、淮安以东又有桐柏山为隔绝。唐代山南道北部边界的确定，可以说基本与“梁州”文化区东北界的划分一脉相承。
又由于西边汉水上游河道收束、东南缘有大洪山为隔断，故而唐代山南道东北部(汉水流域、南阳盆地一带)，实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区域。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政权的拉锯中，山南道东北部作为战争前线，长期受战事影响。到了隋代重新统一，这一区域的人口已损失不少，特别是该区域北部(今商洛、鄂西北、南阳)与东汉相比有大幅度减少。杨隋享国未久，随即陷入分裂。元气尚未恢复的山南一带再次经历动荡。隋大业十一年(615)朱粲聚众起事，“屠竟陵、沔阳，后转掠山南，郡县不能守，所至杀戮，噍类无遗”。此后数年间，朱粲盘踞邓、襄之间，不断与唐将李孝恭、马元规、吕子臧以及豪强武装扬士林、田瓒等争战。
唐王朝建立后，李渊遣段确往菊潭(今河南内乡北)招抚朱粲，朱粲竟将段确“及从者数十人，悉烹之，以噉左右。遂屠菊潭”，尔后投奔王世充。王世充复据有襄随。直到武德四年(621)，唐军才逐步平定襄邓及随枣走廊一带。在隋末的战乱中，民户的死亡流徙是惊人的。《隋书·食货志》描述：“宫观鞠为茂草，乡亭绝其烟火，人相啖食，十而四五。”这一情形可以从隋大业五年和唐贞观十三年山南道东北部区域在籍户数对比得到反映。

由上表可见，隋末动荡之于山南道东北部的影响极为巨大，其在籍户数上损失的比例高达884.9‰，相比贞观、大业两个时期全国总户数减少比率664.6‰高出近1/3。比较两个时期该区域内户数占全国总户数的比重，更可看出战乱对该区域破坏之巨：大业五年(609)，该区域内户数尚能占到全国户数的4.42%。到了贞观十三年(639)，该区域内户数却只能占全国的1.52%了。在贞观十三年全国在籍户数较大业五年大幅消减的背景下，唐代山南道东北部在籍户数在全国占比低于隋代，只能说明该地区受到的重创远超版图内的其他地区。
2.唐王室的流放所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流放是独特的政治现象，被统治者自诩为一种仁慈的刑罚。所谓“不忍刑杀，流之远方”，从而体现儒家所提倡的仁政和慎刑。一般而言，流放之地就是边远、荒凉、闭塞、苦难之地。《唐律疏议》即云：
《书》云：流宥五刑。谓不忍刑杀，宥之于远也。又曰：五流有宅，五宅三居。大罪投之四裔，或流之于海外，次九州之外，次中国之外。
按唐代流刑三等，即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不过，在法律规定距离之内的王朝腹地尚存在着另一个流放所，而流放该地的人员大都具有一重特殊身份——唐王室成员。由于山南道东北部区域自然环境相对封闭，经历长期战乱又造成该地荒凉破败，故而符合流放之地的应有之义。本不该使其成为法定流放地的地理位置，却因为距京师近、便于监控犯人，反让其成为流放王室成员的不二之选。
最早被流放到这一区域的王室成员是太宗之子李泰。贞观十七年(643)李泰与太子承乾争储引起太宗不满，遂改封泰为顺阳王，徙居均州之郧乡县。永徽三年(652)，“薨于郧乡”。高宗、武后时期，武后处心积虑削弱李唐王室的力量，将皇子们流放到山南加以管制。高宗的8位皇子中，除了原王孝、代王弘早薨，豫王旦被立为太子留在武则天身边，其余5人均有流放山南道的经历。其中3人的流放地在山南道东北部。
中宗李显复位后，王室成员流放山南的惯例并未随则天皇帝的退位而取消。神龙初年，又一位皇子被流放到了山南。从此，这片残破的王朝腹地与唐中央的政治形势愈发紧密地联系了起来。
二、景龙三年安业县改属雍州与谯王之叛
1.改属：韦后对谯王的防备
神龙元年(705)武则天皇帝退位，唐代政局进入复杂时期。中宗李显孱弱，韦后“行则天故事”，打击异己，“优宠亲属，内外封拜，遍列清要”，成为朝政实际的执掌者。韦后“又欲宠树安乐公主，乃制公主开府，置官署”。安乐公主“恃宠骄恣”，“常自草制敕”，中宗“笑而从之，竟不省视”。神龙三年(707)节愍太子李重俊死后，韦后等人加紧夺权。宗楚客率百僚上表，加韦后号为“顺天翊圣皇后”。景龙二年(708)，在中宗的默许下，各种有关韦后的祥瑞、谶谣频出，为韦后执政造势。景龙三年(709)冬，中宗亲祀南郊，以韦后为亚献。国子祭酒祝钦明“又欲请安乐公主为终献，迫于时议而止”。
不过，韦后并不享有朝中的绝对权威。在翦除张易之兄弟、逼迫武则天退位的政变中，相王李旦与太平公主亦出力不小，两人都得以分享中枢权力。《旧唐书·太平公主传》记载：太平公主“进达朝士，多至大官”，韦后“甚惮之”。
景龙四年(710)初，豆卢光祚出现在丹、延二州刺史的职位上，而他正是太平公主的女婿。延州与丹州处于雍州的北面，过去曾作为延州都督府辖区负责拱卫京师的安全。不难想象，太平公主女婿豆卢光祚出任二州刺史给韦后带来的不安。《旧唐书·地理志》“京兆府”中有如下记载：
景龙三年(709)，以邠州之永寿、商州之安业二县来属。
从地形图上可以看到，永寿三面均是山地。如果将永寿划归雍州，那么就可以控扼雍州北面连绵的山地防线，保证九嵕山山脉以南的渭河流域地理单元的完整。或为防备豆卢光祚出刺丹、延二州，先一步将永寿划归雍州，就成为完整京师北面防御阵地的重要布局。
与永寿相关联，商州安业改属应对的是在京师南面更大的隐患。《旧唐书·庶人重福传》记载：
神龙初，(谯王李重福)为韦庶人所谮，云与张易之兄弟潜构成重润之罪，由是左授濮州员外刺史，转均州，［常令州］司防守［之］，不许视事。
由于韦后排挤，谯王李重福被流放到了山南。景龙三年，中宗大赦天下流人，流人并放还。谯王却因韦后的干预不得回京，“尤深郁怏”。其随即就与被贬到地方的原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崔湜、原吏部侍郎郑愔建立联系。
谯王一旦在均州起事，长安南面的安业便成为扼守谯王进京之路的关键。唐时从均州沿汉水上溯至洵阳，再沿洵水北上经今乾祐河谷到安业县，最后穿越秦岭义谷直达长安。这是从均州到长安最快捷的路线，而且此路途经金州和商州的边缘，可最大限度避免与其他州刺史交战。因而，这条路是谯王北上的必经之路。而安业县是这条通路上翻越秦岭南坡的起点，也是最靠近长安的一个县级据点。若丢失安业，长安便直接暴露在叛军的俯冲之下。
通盘考虑景龙三年邠州之永寿、商州之安业二县同时改隶雍州的政治背景，韦后北向和南向扩大京畿范围的目的就不难理解。秦岭南麓的安业被纳入雍州辖境，不仅控制住谯王进京之路的咽喉，而且打破秦岭以南自然地理单元的完整性，像一枚楔子直插谯王的势力范围。如果说韦后将永寿划归雍州仅是对太平公主存有戒心的话，安业改隶雍州则充分显示出韦后对谯王的攻势。《旧唐书·中宗纪》记载，景龙四年中宗去世，韦后秘不发丧，“命左右金吾卫大将军赵承恩、右监门大将军薛简帅兵五百人往均州，备谯王重福”。景云元年(710)《葬谯王重福诏》更是明确提到：“自大行晏驾，韦氏临朝，将肆屠灭，尤加防卫。”
2.还属：睿宗上台与谯王之叛
景龙四年(710)六月，中宗驾崩。韦后临朝，改元唐隆，召五万府兵分屯京城，列为左右营，韦氏子侄分统之，史称“内外兵马诸亲掌”。
唐隆元年(710)六月庚子夜，时为临淄王的李隆基与太平公主子薛崇简等发动政变，率兵入北军，“诸韦、武党与皆诛之”，拥立李隆基之父李旦上台执政，是为睿宗。睿宗极为重视谯王的动向，在政变成功的第一时间即“遣使分行诸道宣谕，仍令往均州慰劳谯王”。
为了安抚人心，睿宗对韦后时期的政策进行拨乱反正，在政区设置方面亦是如此。景云元年(710)，复以永寿属邠州，安业隶商州。
睿宗尽管放弃雍州管辖安业的部署，但对谯王并不放心。景云元年七月，睿宗命李重福调任集州刺史。从相对富庶的均州迁徙到西汉水上游贫苦的集州，这令李重福感到不满。《旧唐书·庶人重福传》记载洛阳人张灵均向谯王进计：
大王地居嫡长，自合继为天子。相王虽有讨平韦氏功，安可越次而居大位！昔汉诛诸吕，犹迎代王，今东都百官士庶，皆愿王来。王若潜行直诣洛阳，亦是从天上落，遣人袭杀留守，即拥兵西据陕州，东下河北，此天下可图也。
张灵均的话令李重福颇为心动，再加上江州司马郑愔的鼓动，谯王图谋叛乱。景云元年八月，谯王“遣家臣王道先赴东都，潜募勇敢之士”，自己“遽自均州诈乘驿与灵均继进”。
可惜谯王的计划进行得并不顺利。唐前期州刺史对州郡兵仅有领兵权而无发兵权。州郡兵调遣需由中央统一支配。因此，谯王只能倚仗亲王的名号祈盼仁人志士的响应。其结果可想而知：
王道始至东都，俄有泄其谋者，洛州司马崔日知捕获其党数十人。经闻重福至，王道等率众随重福径取左右屯营兵作乱，将至天津桥，愿从者已数百人，皆执持器仗，助其威势……明日，东都留守裴谈等大出兵搜索，重福窘迫，自投漕河而死，磔尸三日，时年三十一。
平定谯王叛乱后，朝廷旋即派出使者镇抚山南。《唐故银青光禄大夫行大理少卿上柱国渤海县开国公封公(祯，字全祯)墓志并序》记载：
朝廷初置连率，(封祯)拜襄州都督，按察山南道。
按“景云二年五月，出使者以山南控带江山，疆界扩远，分为山南东西两道”。前文提及的山南道东北部地区全部划入山南东道。又景云二年六月睿宗敕“天下分置都督府二十四，令都督纠察所管州刺史以下官人善恶”，即志文所谓“初置连率”。由此推断封祯出为山南道按察使、坐镇襄州督理山南东道政务时间即是在景云二年(711)五、六月间。

山南的局势就此趋于平静。推究景云二年创立襄州都督府的规划(图1)，毫无疑问表达了唐廷视野中山南道东北部地区重要性的提升。不过，初现兼理7州军政的统治机构的雏形，却成为导致这一地区在日后风波不断的隐患。
三、乾元元年乾元县再属京兆府与节镇的隐患
1.“日月双悬”与山南节镇的向背
天宝十四载(755)，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节度使的安禄山趁唐朝内部防御空虚，在范阳起兵。其时“天下承平日久，民不知战”，河北郡县立即望风瓦解，郡守县令或逃或降。
为防止叛军穿越伏牛山南下，唐廷在南阳(邓州)设置节度使，令南阳太守兼任，正式在中原地区设立藩镇。为补充南阳节度使兵员，将岭南、黔中、襄阳子弟五万人屯叶(临汝郡属县)北。但上述部署并不能阻止叛军铁蹄。天宝十五载(756)五月戊午，南阳节度使鲁炅与叛将武令珣、毕思琛等战于滍水上，“官军大败”。鲁炅只得收合残卒，退保南阳城，为叛军所围。
玄宗旋即启用虢王李巨为陈留谯郡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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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摄御史大夫、河南节度使，辖岭南、黔中、南阳三节度使，奔赴山南战区。在李巨出镇前后发生的两件事，可折射出玄宗通过人事调度稳固其对山南控制的意图。《旧唐书·李巨传》记载：
巨奏曰：“方今艰难，恐为贼所诈，如忽召臣，不知何以取信？”玄宗劈木契分授之。
玄宗剖木契以授的举动，表明李巨与玄宗的直属关系，一则反映了玄宗对河南战事的重视，二则表现出玄宗对李巨的信任。以下事件更可进一步揭示当时玄宗将山南战区交予李巨全权负责的情形：
(由于鲁炅战败)有诏贬炅为果毅，以颍川太守来瑱兼御史中丞代之。巨奏曰：“若炅能存孤城，其功足以补过，则何以处之？”玄宗曰：“卿随宜处置之。”巨至内乡，趣南阳，贼将毕思琛闻之，解围走。巨趣何履光、赵国珍同至南阳，宣敕贬炅，削其章服，令随军效力。至日晚，以恩命令炅复位。
从上述事件可以看到，玄宗有意打压鲁炅助李巨立威，并授意李巨对鲁炅的处置可便宜行事。借助恩威并施的举措，李巨迅速在山南聚合人心，建立牢固的统属关系，实际上成了玄宗控制山南的代理人。
天宝十五载(756)六月，潼关失守。玄宗被迫西走，京师失陷。在此危急时刻，又发生马嵬之变，太子李亨与玄宗分裂。中央对全国形势处于失控状态，地方对中央情况也所知甚少。不过，南阳方面仍在坚守，说明先前玄宗对山南的布置收到成效：哥舒翰曾是鲁炅府主，对鲁炅有知遇之恩，叛军方面遂令哥舒翰招降鲁炅。可能是前次李巨的恩威并施发挥作用，此时虽有叛军围困，身陷困境的鲁炅并未变节。
天宝十五载七月甲子，太子李亨在灵武即位，改元至德，是为肃宗。与太子分道扬镳的玄宗则在同一天到达普安郡(剑州)，继续自己一国之君使命。至此，大唐帝国的版图内“日月双悬”——在抵御安史叛军的关键时刻，政权内部却分化成二元政治格局。至德元载(756)七月丁卯，玄宗在普安发出了著名的《命三王制》。这是一份较完整的战略方案，体现玄宗对战局运筹帷幄的姿态。从其所云“太子亨充天下兵马元帅”来看，玄宗并不知道太子已经在灵武登基。可以说，肃宗即位是一次不折不扣的擅立行为。而《旧唐书·玄宗纪》记载当时人们“及闻是诏，远近相庆，咸思效忠与复兴”的情形，则说明逃亡中的玄宗仍具号召力，是多数人的人心所向。
在制书中，玄宗再一次对山南道的防务做出调整，选任亲子永王李璘出镇，并赋予其比前任李巨更大的权力，纵容其在山南坐大。史载李璘七月至襄阳，“置山南东道节度使，领襄阳等九郡”，“九月至江陵，召募士将数万人，恣情补署，江淮租赋，山积于江陵，破用巨亿”，俨然一方诸侯。玄宗在南方培植永王势力，使得皇位未固的肃宗有所警觉。肃宗“诏令(李璘)归觐于蜀，璘不从命”。
至德元载八月癸巳，肃宗使者至成都，向玄宗报告肃宗已经即位的事实。玄宗不得已承认肃宗的皇位，却仍保留在蜀中直接任命人事的权力。至德二载(757)正月，玄宗“以襄阳太守李峘为蜀郡长史、剑南节度使，将作少监魏仲犀为襄阳、山南道节度使，永王傅刘汇为丹阳太守兼防御使”，继续掌控着唐朝版图的南部。
面对玄宗通过任命各道节度都使控制地方的计划，肃宗也在积极争取各地的支持。双方争夺的焦点又发生在山南：
肃宗使中官将军曹日升来宣慰(南阳)，路绝不得入。日升请单骑入致命，(襄阳太守魏)仲犀曰：“

中国历史上的巧辩故事

不可，贼若擒吾敕使，我亦何安！”颜真卿适自河北次于襄阳，谓仲犀曰：“曹使既果决，不顾万死之地，何得沮之！纵为贼所获，是亡一使者；敬得入城，则万人之心固矣。公何爱焉？”中官冯廷环曰：“将军必能入，我请以两骑助之。”日升又自有傔骑数人，仲犀又以数骑共十人同行。
因魏仲犀至德二载(757)二月方任襄阳太守，又颜真卿“至德元年十月，弃郡渡河”，“二年四月，朝于凤翔”，故此事发生的时间可定于至德二载二月至四月间。肃宗派出使者宣慰南阳本是天子犒劳前线将士的正当行为，却遭到了襄阳太守兼山南道节度使魏仲犀的反对。魏仲犀乃杨氏故吏、玄宗亲信。从引文描述其仅派数骑护送曹日升往南阳城看来，魏仲犀反对的理由“贼若擒吾敕使，我亦何安”根本就是托词，或许其已经觉察到了肃宗通过派使宣示继统与拉拢人心的意图。此时正好去往凤翔朝觐肃宗的颜真卿发挥关键作用，成功劝说魏仲犀放行。
随着永王李璘起事的失败，肃宗在与玄宗的较量中取得全面的优势。原本玄宗掌控的帝国南部官员任免权开始耸动。至德二年五月十五日，鲁炅率众突围投襄阳，唐廷因此特授鲁炅襄阳郡防御使。由于此时玄、肃二元权力格局的存在，所以判定制书源出成为理解政治走向的关键。此制撰者贾至，作为肃宗册礼使判官已于至德元载九月抵达顺化郡(庆州)行在，后一直留在肃宗身边效力。
另一方面，符载《邓州刺史厅壁记》记鲁炅固守南阳之始末，云：“肃宗皇帝升宝位于灵武，诏加御史大夫、襄邓节度，复牧我垒，完葺如故。”可见肃宗授予的官职与制书中鲁炅任职一致。故可断定对鲁炅的任命来自肃宗。
鲁炅在叛军包围中坚守南阳城近一年，“救兵不至，昼夜苦战，人相食”。史书如此评价：“时贼志欲南侵江、汉，赖炅奋命扼其冲要，南夏所以保全。”为奖掖鲁炅坚守之功，其突围至襄阳后，肃宗下达《授鲁炅襄阳郡防御使制》，以其“功崇者则授以高位”。
2.政归“乾元”与山南的动荡
至德二载十月，肃宗麾下的唐军克复两京。凭借手中掌握的军事力量与平叛过程中树立的巨大威望，进驻长安的肃宗在皇权争夺战中已操胜券。不过，仍在蜀中的玄宗令他感到芒刺在背，因而急不可耐奉迎玄宗回京。玄宗自信能安做“天子父”，然而回到长安后，就完全落入了肃宗的股掌之中。
至德二载(757)十二月戊午，肃宗御丹凤门论功行赏。从这份功臣名单中可看出，玄宗集团的实权已被剥夺殆尽。该月甲子，玄宗御宣政殿，授肃宗传国玺，标志着统治近半个世纪的玄宗退出政治舞台，玄宗与肃宗间的权力交替已全面完成。
至德三载(758)二月丁未，肃宗改至德三载为乾元元年。乾元二年(759)正月己巳朔，又受尊号曰“乾元大圣光天文武孝感皇帝”，开启乾纲独断的时代。肃宗从至德二载三月起就逐步罢免玄宗系官员韦见素、房琯、崔涣。至乾元元年五月，崔圆与李麟罢相，肃宗终于清除完玄宗安插在自己身边掣肘的人。
肃宗在地方上也努力消除至德以来二元政治留下的痕迹，树立政归“乾元”的新气象。尤为明显的是，其对山南的控制。
安史叛军攻占各地，原来相对富庶的河南、河北以及关中地区，经济遭到巨大破坏，唐朝中央政府平叛过程中所需的租赋基本仰仗江南地区。史载“今方用兵，财赋为急，财富所产，江淮居多”，而沟通中原与江南地区的大运河受战乱波及，并不完全畅通。漕运被阻绝使得江淮“租庸盐铁溯汉江而上”，从而使得这一时期的山南道地区一跃成为重要的财赋集结地和转运节点。
至德二载(757)刚收复两京，肃宗便派灵武即位时的元从杜鸿渐出任荆南道节度使，意欲控制财源。而鲁炅虽在至德二载十二月策勋行赏时，由肃宗再次对其领襄阳节度使进行确认，但肃宗对于这位玄宗提拔上来的节度使显然是不放心的。《旧唐书·地理志》“商州”云：
(安业)乾元元年正月，改为乾元县，割属京兆府。
按此条记载有误。根据两唐书《肃宗纪》的记载，改元乾元在至德三载二月丁未，乾元元年无正月。若是史官追记，至德三载正月尚未改元，亦不符合县名由年号而来的本意。《旧唐书·地理志》记载安业改名的年份或月份必有一误。但不管怎样，肃宗改元乾元后，安业随之改名为乾元，并再次隶属京兆府则无可置疑。
京兆府南越秦岭领有安业县的军事意义，上文已经分析，不复赘述。此时的战争局势又使安业成为经济动脉上的一个重要节点。由于武关濒临战争前线，自襄州而来的财赋就避开这条太平时期的主要交通路线而改走汉水至郧乡，而后经转运走上津路抵京。严耕望先生认为的“取道上津，北出商州，循蓝田旧道入京师”，应该是乾元以后的情况。至德二年到乾元元年间的上津路则是另一番情况。《通鉴》记载：
(至德二载十月)壬子，兴平军奏：破贼于武关，克上洛郡。
上洛郡即商州。由引文可知，商州(上洛县)至至德二载(757)十月壬子才平定，而长安于其年九月已收复。故其间长安所需供给无法取道商州，而须别择更安全的路线。由上津西行至金州洵阳再沿洵阳—安业—长安北上，在此时就成了一条理想路线。
更令人感兴趣的是，肃宗将安业改名乾元背后的含义。由于山南节镇自安史之乱爆发以来一直都控制在玄宗手里，肃宗向来在这一地区缺少支持。从前次遣使宣慰南阳的事件来看，肃宗本也想极力拉拢山南的官员，无奈效果并不显著。因此，当肃宗独享至尊宝座后，迫不及待想要奄有四海、特别是一个关乎王朝生存的战略要地的心情可想而知。联系至德三载改元乾元与受命“乾元皇帝”两事，此次安业改名乾元，对山南节镇的宣示意义不言而明。
《旧唐书·地理志》未说明乾元县后来的沿革。《新唐书·地理志》则云“寻复还属”商州。可能是玄宗系官员鲁炅乾元元年(758)调离襄州并在次年死于河北战场，让肃宗放松警惕。不过，山南节镇地方化的倾向已经不是肃宗可以控制的了。
乾元二年(759)八月乙巳，襄州偏将康楚元逐襄邓等州防御使，据城自立。短短三个月时间内，康楚元聚众“万余人”，一路势如破竹攻入荆南道，可见其深得地方支持。另一方面，襄州刺史王政、荆南节度使杜鸿渐纷纷弃城而逃，显示肃宗以亲信为长官控制节镇的政策缺乏施行基础。值得注意的是，曹日升再次受命宣慰襄州，表明其可能在前次宣慰山南时建立了一定人脉，此时肃宗寄望动用曹日升的人际关系与撤换山南节镇长官来安抚山南将士。从一定程度上说，肃宗开始意识到节度使麾下的军人集团已经成为左右节度使任命的强大力量。不过，肃宗并未改变派亲信出任节镇长官的初衷。待荆、襄二州平，肃宗诏除崔光远为襄州节度使。崔光远出任山南东道节度使，并不因其有过人的才能。相反，《旧唐书·崔光远传》有其在河北战场守城不力、弃城而逃的耻辱记载。但是肃宗对他极为信任，“不之罪，除太子少保”以示优崇。而真正的平叛功臣韦伦，却由于玄宗系官员的背景(伦为韦见素堂弟)，无缘山南东道节度使。
乾元二年(759)十二月甲寅，肃宗又“以御史大夫史翙为襄州刺史，充山南东道节度、观察处置等使”，继续从身边派出山南东道长官。好景不长，乾元三年四月，山南地区再次发生兵变。颜真卿《唐故容州都督兼御史中丞本管经略使元君(结)表墓碑铭并序》云：
(元结)充山南东道节度参谋……时张瑾杀史翙于襄州，遣使请罪，君为奏闻。
张维瑾杀死史翙后还“遣使请罪”，说明襄州发生的兵变，针对的并不是朝廷。襄州军人想要的，只是一位他们认可的节镇长官。
肃宗被迫任命韦伦“为襄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山南东道襄邓等十州节度使”。而实际上，韦伦并未到任。《旧唐书·韦伦传》记述韦伦没有到任的原因，是由于李辅国从中作梗。其实不然。其一，李辅国作为肃宗身边的宦官，只可能利用侧近君主之便对人事调整发表看法，不可能代替肃宗对节镇长官任命做出决定；其二，任命韦伦为山南东道节度使，应对的是襄州出现的兵变。此时派出的节镇长官，是肃宗权衡再三的结果，岂容李辅国一人做出更改。因而，韦伦改任的幕后主使实是肃宗。如上文所述，肃宗盖对韦伦的玄宗系官员出身心存芥蒂。俟其选定理想的人选，韦伦就被选作他任了。
肃宗选定的山南东道新长官是来瑱。伴随新长官的任命，山南东道辖境也扩展至襄、邓、均、房、金、商、随、郢、复十州。来瑱能被肃宗选中的原因，在于其既是玄宗系官员又是肃宗系官员的双重身份。安禄山叛军南侵山南时，来瑱作为颍川太守，与鲁炅戮力杀敌，还曾一度被玄宗任命为南阳太守兼节度使。可能在此时，来瑱已在山南军人中建立了一定威望。《旧唐书·来瑱传》即云：“贼攻围南阳累月，瑱分兵与襄阳节度使魏仲犀救之”，“瑱绥抚训练，贼不能侵”。到了至德元载(756)十二月，肃宗为防备永王李璘在山南势力的发展，置淮南西道节度使，“以来瑱为之”。可见来瑱又曾被肃宗接纳，至少证明其没有明显的政治倾向。
肃宗选中的来瑱却并没能让肃宗省心。《旧唐书·来瑱传》记载：
上元三年(762)，肃宗召瑱入京。瑱乐襄州，将士亦慕瑱之政，因讽将吏、州牧、县宰上表请留之，身赴诏命，行及邓州，复诏归镇。肃宗闻其计而恶之。后吕諲、王仲升及中官皆言瑱布恩惠，惧其得士心，以瑱为邓州刺史，充山南东道襄、邓、唐、复、郢、随等六州节度，余并如故。
来瑱拥兵自重，肃宗已经难以控制。肃宗只好将其从襄州调至邓州，延缓来瑱在襄州进一步发展势力；又将山南东道的辖境调整为6州，原属山南东道的商州、金州、均州、房州4州组成武关内外四州防御观察使辖区，作为京兆府与山南东道之间的缓冲(图2)。

不久，淮西节度使王仲升在申州“被围累月”，来瑱“恐仲升构己，遂顾望不救”。等到来瑱出兵，王仲升已战败被擒。其时，来瑱的行军司马裴茙“频表陈瑱之状，谋夺其位”。“肃宗然之”，除授来瑱检校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安州刺史等官，“外示尊崇，实夺其权也”。来瑱对肃宗的意图心知肚明，上表称“淮西无粮馈军，臣去秋种得麦，请待收麦毕赴上”以拖延时间，并再次授意属吏请留之。
与此同时，肃宗密诏以裴茙代来瑱为襄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襄邓等七州防御使。裴茙“于商州召募，以窥去就”。只是肃宗来不及见到裴茙接替来瑱就溘然长逝，将山南东道这个烫手山芋留给了继任者。宝应元年(762)五月，代宗即位。为了稳定山南东道的人心，代宗复授来瑱襄州节度、奉义军渭北兵马等使，余官如故。同时，代宗“潜令裴茙图之”。《旧唐书·裴茙传》：
(裴茙)本镇谷城，及受密命，乃率麾下二千人赴襄阳，时瑱亦奉诏依旧任，瑱遂设具于江津以俟之。茙初声言假道入朝，及见瑱，即云奉代，且欲视事。瑱报曰：“瑱已奉恩命复任此。”茙惶惑，喻其麾下曰：“此言必妄。”遂引射瑱军，因与瑱兵交战，茙大败，士卒死伤殆尽。茙走还谷城旧营，瑱追擒之。朝旨务安汉南，乃归咎于茙。
肃宗和代宗两代皇帝剪除来瑱的计划，一日间灰飞烟灭。来瑱故作“抗表谢罪”的姿态，又以“擒茙于申口，送至京师”向唐廷发难。代宗迫于无奈将裴茙“长流费州，赐死于蓝田故驿”。《旧唐书·裴茙传》“朝旨务安汉南，乃归咎于茙”一语将代宗委曲求全的情境表达得淋漓精致。《旧唐书·来瑱传》记载节度副使薛南阳对来瑱说“众心归尚书，不归于茙”，透露出来瑱在山南东道的统治根深蒂固，其职务已不是中央可以轻易改易的了。代宗只好另寻他径消灭来瑱。
宝应元年(762)八月，代宗先命来瑱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将来瑱留在京师。而后，又以来瑱言论不轨与通敌两项罪名下诏削除官爵。无论来瑱的罪名成立与否，从“代宗含怒久之”来看，代宗早已容不下来瑱而欲将其处理了。宝应二年(763)正月，来瑱被“贬播州县尉员外置。翌日，赐死于鄠县”。
来瑱的死使山南东道陷入了新的混乱。过去听命于来瑱一人的军将们互不相服，为了争夺山南东道的控制权展开激烈竞争。最后，右兵马使梁崇义获得了胜利。朝廷眼见山南东道的内部纷争不已却无力制止。授命梁崇义继任山南东道节度使，实际上是对藩镇内“武力为王”的默认。而梁崇义继任后，为来瑱“立祠，四时拜飨，不居瑱厅及正堂视事，于东厢下构一小室而寝止，抗疏哀请收葬”等举动，说明来瑱在山南东道深孚众望，即便已死仍具影响力；而梁崇义虽获中央承认，但仍打着来瑱的旗号收服人心，将自己塑造成来瑱法统上的继任者。上述分析表明，山南东道作为一个藩镇已经有了自身独立的政治传承体系，军人集团的拥护取代中央的册命成为藩镇长官获得政治权力的首要因素。
梁崇义盘踞山南18年，“奄有襄、汉七州之地，带甲二万，连结根固，未尝朝觐”，严重威胁到京畿的安全与中央的权威。建中元年(780)，淮西节度使李希烈“数请兴师讨崇义”，唐廷“由是征四方兵，使希烈统击之”。建中二年八月，李希烈攻襄阳，“诛梁崇义斩其同恶三十余人”。梁崇义被诛杀，朝廷立威目的达到。更不可忽视的是，建中二年(781)距天宝十四载已有26年，在安史之乱中形成的山南军人集团的核心人员逐渐老去，对于山南的政治影响也渐趋微弱。山南的局势就此平静下来。
结论与讨论
让我们再次将目光聚焦于秦岭南麓的安业县，探寻一下安业设县的原因。
谭其骧先生在《浙江省历代行政区域——兼论浙江各地区的开发过程》一文中提出设县的一般规律:“一地方至于创建县治，大致即可以表示该地开发已臻成熟;而其设县以前所隶属之县，又大致即为开发此县动力所自来。”唐代安业县确实如谭先生所论，是为管控流民而自丰阳县析置。
不过，安业迟至唐代才在历史上首次设县，使我们不得不直面这样一个事实：以关中为文明发祥地的中原王朝，在着力于向边疆拓殖经营的同时，却长期忽视体国经野王畿之南、版图中心的这一片山地。同样是在秦岭南麓，西魏大统十五年(549)，梁兴州刺史席固以地降附西魏。西魏、北周改兴州为丰州，初沿梁旧治齐兴(今湖北郧县)，后以“丰州旧治，不居人民”，放弃旧治，移治武当。版图中心地区政区设置稳定性的欠缺，反映的其实是唐代之前王朝对位于特殊下垫面、管理成本高的地区，管控上的力所不及。
由此可见，人口的增长固然表明设县的条件成熟，王朝管控的能力及意愿更是设县最直接的动因。随着王朝统治力度的加强，过去管理不便的山地必然进入国家的视野。安业设县的例子就说明，唐王朝已经开始有意识并且有能力通过在秦岭设县达到管理山区的目的。
当考察的视野拓展至更广阔的山南地区以及具体的政治形势时，我们可以看到北倚王畿的特殊战略地位更增添了王朝经营安业县的必要。安业县在唐代的两次改属及更名，均与当时政治形势密切关联。唐朝的王畿京兆府越过秦岭领有安业县，便可以拥有一枚控扼山南东道的楔子，摧毁山南地区割据的形胜。由此凸显出的是，山地政区化与王朝安危的息息相关。
山南东道的相对安定延续到了朱温代唐，安业县的改属历程却没有随着唐王朝的倾覆而结束。《太平寰宇记》卷二十七《关西道三·雍州三》“乾祐”条云：
汉乾祐二年(949)又属京兆，便以年号名县。
唐代乾元元年(758)安业改属京兆府、并以年号更名的戏码又在五代时期上演，让人不得不感叹历史惊人的相似！此后，历北宋一朝，京兆府一直保持越岭领有乾祐县的格局。
在安史之乱后，境辖山南的不再只是京兆府这个统县政区。高层政区将辖境拓展到秦岭以南的态势亦在萌发。《新唐书》卷六十七《方镇表四》云：
宝应元年(762)金、商二州隶京畿，罢武关内外四州防御观察使。
“京畿”为“京畿观察使”的简写，代表中央管辖着京兆府及其周边地区。京畿观察使越岭领州，其控制范围远超京兆府领有的安业县，大大加强了中央对于山南东道的牵制。当然，此次以方镇形态越岭领州的意义，并不停留在唐代本身，更重要的是为北宋永兴军路长期境辖商州开启了先河。
（本文原刊《社会科学战线》2019年第11期第151-165页。文中原有注释，引用请务必参考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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