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北京条约-《中俄北京条约》签订前清政府对珲春南海岛屿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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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中俄北京条约》签订前清政府对珲春南海岛屿的管理

内容提要：清代称珲春东南所滨之海为“南海”。该海域曾是东海女真瓦尔喀部的世居地，清初便在沿岸及海中岛屿招徕边民，藉以壮大八旗实力。清中期开始，对沿岸参山和海岛进行了长期巡查，至咸丰十年(1860)南海易手后终止。由于清代巡查南海海疆的史料多集中在满文档案之中，故而长期以来未能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研究珲春南海诸岛，不仅能够弥补清代海疆史研究领域之不足，也能匡正中俄边疆历史问题中的一些观点。

清代吉林海疆以约色河为界，分为南北两段，北段隶三姓副都统，南段隶宁古塔副都统，而南段大部又在珲春协领的直接管辖之下，清代亦以“南海”称呼。①成书于乾隆元年(1736)的《盛京通志》中，绘有“盛京舆地全图”与“宁古塔将军所属形势图”，均将珲春东南海域称为“南海”，②该海域即今之彼得大帝湾，主要指俄属日本海的西南部地区。南海沿岸及海中多座岛屿，曾是东海女真瓦尔喀部的世居地，也是清初八旗组织得以迅速壮大的人员补给地，更是清代珲春等地八旗官兵重点巡防之地。
对满洲人具有重要意义的南海地区，在咸丰十年(1860)，却被沙俄以条约形式割占。易手后的南海及海中诸岛屿，悉数被沙俄改称俄名。实际上，在谋求割占之初，沙俄就极力否认中国人对该地区的开发，以图制造该地无主之假象，进而为侵占寻找借口。③此后一些俄国学者，也罔顾清政府对该地长期而有效的管辖。④
本文以满汉历史档案为基本依据，旨在阐明清政府对珲春南海诸岛曾长期有效管理的基本事实，并彻底廓除弥漫在中俄边疆历史上的某些错误观点。
一、清初经略南海诸岛
珲春南海沿岸及海中岛屿曾是东海女真瓦尔喀部的重要活动区域。此地瓦尔喀人“不谙农耕”“一向以捕鱼为生”⑤。又因其善捕海豹，故亦称“捕海豹人”⑥。朝鲜文献中也记载该部“沿海而居”，并称其为“水野人”⑦。
清初，急需大量人力和物力来壮大八旗力量。因此，同为女真人的瓦尔喀部成为重点招抚对象之一。
清太祖时期，曾多次在南海诸岛招徕瓦尔喀部女真人编入八旗，以充实军力。如天命二年二月(1617)，“东海沿边散居诸部，多未归附，上遣兵四百往取之，悉收其散处之民，其岛居负险不服者，乘小舟尽取之而还”⑧。而“东征之四百兵，于二月袭取沿海散居之国人”⑨。同年三月，又造大刀船，驶渡海湾，尽取倚凭海岛不服之国人。⑩天命十年(1625)四月，太祖曾遣书领兵往征东海瓦尔喀之侍卫博尔晋曰：“若多在海岛，则令由此处所派匠人造船，以船取之”。八月，博尔晋“携五百户而归”。(11)
太宗时期，也曾多次派兵于海岛上招掠人口。天聪七年(1633)九月十二日，佟克申因于库勒讷林中造船八艘，巴布泰阿格兵以所造船往征虎尔哈，俘获而归。复随喀恺、钟果对往海滨造船四艘，取瓦尔喀海中九岛而获得晋级。因其造船有功，汗赏其“人二对，马一匹，牛一头”(12)。经略海岛之时，往往令随行匠人造船，乘船前往海中诸岛。且船上不置桅杆，以防桅杆挂帆，被风吹落而迷失方向。(13)
天聪九年(1635)十月初六日，再次出征瓦尔喀，每旗派官各三名，每牛录甲士各五名，旧蒙古兵各二名，甲士每二名用马三匹，每旗三眼鸟枪五杆，指授进兵地方。两旗为一路，共四路。其中，两红以多尔济为帅，副以方金、布尔萨海、雅尔堪、聂努克、户希，率兵三百五名，由雅兰、希林、户野等进。携其地男丁七百五十七名，虎尔哈向导人讷依莫里、傅禄等以往。(14)起行之日，汗谕多尔济：“尔所往之地岛屿多，有可取者，则造船取之，若不可取，则载书内，以后遣兵，取之易也。”(15)
崇德四年(1639)，送贡之东海库尔喀人在首领贾哈禅带领下叛逃熊岛。(16)太宗闻知，命移书朝鲜曰：“极东居民庆河昌(贾哈禅)及其子其罗啰、只屯阿等叛据熊岛，不肯进贡。其地近朝鲜地庆兴府，常往来交易。著发舟师一千，攻取熊岛。”(17)朝鲜仁祖命北虞候刘缵先领炮手四百、射手一百、船一百一十二只，偕两差人指路，自西水罗前浦下海。因事先捕获河昌子，得知河昌已移往獐岛，遂围獐岛，擒河昌眷属十人，差官发解。(18)
记述乾隆十一年巡查南海情况的朝鲜文献《红岛侦探记》中，记载珲春甫叱耳(拨什库)沙乙伊里曾对朝鲜官员南济极说：“昔吾祖入彼岛，被驱出住后春(珲春)，岛名青岛。”(19)
上述事实有力地证明，珲春南海诸岛，在明末清初早已有女真部瓦尔喀人活动，而他们就是清太祖、太宗两朝招徕的重点对象。
二、清中后期巡查南海岛屿
清代以后，因人参价格不断攀升，故而私闯禁地，潜入参山盗采人参的行为也屡禁不止。又因额勒敏等原有八旗分山参支采挖殆尽，得参数量锐减。因此，清政府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决定到绥芬、乌苏里等处采参。(20)随着采参地点北移至绥芬等参苗丰富的大山，盗采之人也开始大量潜入“南海”等地参山，并成群结伙地前往深山密林之中，虽因迷路饿毙，或遭野兽伤害，抑或为争人参相互残害者甚众，但因人参利大，仍不乏铤而走险者。(21)
乾隆七年(1742)七月，吉林将军鄂弥达奏称：“臣自接任后，闻宁古塔属之绥芬、乌苏里以外雅兰西楞暨南海岛屿地方，偷挖人参与刺字人犯，十数年间，已聚数千人。”(22)关于南海诸岛上藏匿人众的垦居情况，在朝鲜文献《红岛侦察记》中有详细描述：
(乾隆十一年丙寅五月)二十一日，转止一大岛，岛口微有路，行五里，有设帐所，聚石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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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墙傍累累者古墓，有二石井。……二十三日，发船望阴坂，有数三人家而皆空虚。仍顺风向北海，未刻，到其岛之后麓，四望亦无人烟。与诸人散行山谷中。东偏山底，有一空舍，亦有粟田可垦四日而甚沃。大海朝堂门外有大泽，距堂可百步，树红门，门内造石室，竖木板书三行，曰：“五道之位，山神之位，土地之位。”又周行踰小岘，见一空舍，亦有位板书三行，曰：“五道之位，山神之位，土地大爷之位。”……二十五日，诣一大岛，入其南，四面皆石壁，地瘠而多杉，杉皮多剥，为盖屋也。二十六日，到一岛。岛之东，向北有一谷，草木甚繁，有麦菽粟稻麻之属。室庐可容数十人，东有神室，木板书三行，曰：“恭奉五道神位，恭奉山神位，恭奉土地位。”屋内有烛台一坐，盐可五六合，盛布袋。……至暮，寻其东有大路，牛马之迹纵横。踰一岘，阴坂无际，一狗嘷焉，载而自随。向暮由其东踰小岭，有人家五而皆虚无人，亦有麦田十余区，稂莠尽除。(23)
面对众多盗采人等，吉林将军鄂弥达虽派官兵进行过查办，但并未实力清除。而接任将军博第、巴灵阿等亦“未以此为事”，盖因与彼处居人有所掣肘，故而“虚应故事”，前往一次，不过拿获数犯，以图塞责，办理殊属草率。(24)
针对这一情况，乾隆皇帝于乾隆十年(1745)，亲自选派谙熟珲春情况的乾清门二等侍卫库楚参与巡查，并谕令奉天将军达尔党阿会同吉林将军巴灵阿等人对“南海”及乌苏里等地进行了一次大规模清剿。此次清剿持续至乾隆十二年结束。清代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清实录及朝鲜文献中均记载这场始于乾隆十年的大规模清剿行动。清剿行动结束后，对“南海”等地的巡查开始作为吉林将军、宁古塔副都统，乃至珲春协领的一项常务而被长期加以执行，直至咸丰十年(1860)，中俄《续增条约》(又称中俄《北京条约》)签订后才戛然而止。
始于乾隆十年的大规模巡查，已涉及南海诸岛屿。(25)珲春大批运送军粮的船只行驶于南海，势必对经停诸岛及沿途洋面进行巡查，这在朝鲜文献《红岛侦探记》中已有证实，该文记载：
(乾隆十一年六月十七日)帅以其小船一百五十只，泊洋内下陆，设帐而坐。……帅曰：……“俺后春将领，督捕海中叛人，与盛京诸将领，率二千四百人入海，三月粮储垂尽，方令陆续输米。奉皇旨限三年驻防。”……(济极)又问“俄过海滨，有破船八只何也？”(帅)曰：“四月二十日将领来时，遇逃人二十名，捕致海岛，破其船而弃之。”(26)
(六月)二十九日，胡帅始领军而至。方立谈间，卒胡捕致一唐人，帅缚而诘之，自言“来住宁古塔，与其徒七人，采参红旗浦，未得还。”帅夺其船，授其人于甫叱耳。(27)
另据《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记载，乾隆十二年(1747)，乾清门二等侍卫车必舍曾在绥芬(河)口的holdoi岛上拿获四男两女及四男孩和一女孩。(28)此holdoi岛就是南海诸岛之一。
乾隆十年至十二年大规模巡查结束后，对这些岛屿的防范依然是珲春官兵的一项要务。乾隆十三年二月二十七日，珲春记名协领赫保在为本处关防及地名均用满文书写等情事致宁古塔副都统衙门呈文的清单中写道：“我处现每年应办重要事务，除令驻卡官兵不时寻踪外，令驻卡官兵严查防范通往搜楞吉等十四岛之水路。”(29)
由于《珲春副都统衙门档》(以下简称《珲春档》)诸多年份档案缺失严重(30)，加之《清代边疆满文档案目录》一书的编辑宗旨、取舍标准与笔者关注点并不完全一致，导致收录巡查档案件数并不完整，因而不能将清中期以后对南海诸岛的巡查情况全面反映出来。但现有档案中，对清政府巡查南海岛屿这一铁定史实，依然有多处明确记载。
乾隆二十七年(1762)三月二十一日，宁古塔副都统衙门为降旨派员巡视南海等地令珲春协领备办小船等物咨文内提到“查得，乾隆二十三年(1758)钦差大臣前去巡查南海等处地方时，由珲春备办小船往南海等地运送米石”(31)。此等运粮船只经由南海，势必如同《红岛侦探记》中所记乾隆十一年的情况一样，会对海中岛屿及洋面进行查看。
在《珲春档》中，乾隆四十七年(1782)以后的多份档案明确记载珲春官兵巡查南海十四岛的情况。如珲春协领永德在乾隆四十七年三月初三日，为报委员巡查各海岛并亲查卡伦情形的呈文中说：“巡查搜楞吉(seorenggi)等十四岛，委派骁骑校岳布阿、兵六十名”(32)。乾隆五十一年(1786)和五十二年造送的驻卡巡查岛屿及图们江官兵花名册中也记载“巡查搜楞吉等十四岛，骁骑校一员、领催一员、兵六十名。”(33)
乾隆五十七年(1792)，云骑尉职衔章京灵登保呈称：“灵登保我率领兵丁，自海中呼尔格(hurge)岛至搜楞尼(seorenggi)岛共十四岛，经尽心查看，岛内俱无越冬盗贼及本年逃出盗贼，且无搭建之窝棚、开垦之田地。”(34)此后，嘉庆十一年至十九年的4份档案中，对巡查海岛的记载与前引文如出一辙。
嘉庆二十五年(1820)，巡查海岛正黄旗灵观保佐领下骁骑校哲明德呈称：“明德我率领兵丁，自海中呼尔格(hurge)岛至搜楞吉岛共十四岛，俱详尽巡查毕，在搜楞尼岛旁边之穆克萨喇库(muksalakū)小岛上有去年查岛云骑尉达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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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所挂木牌一枚，岛内并无越冬及本年逃往盗贼，且皆无搭建之窝棚、开垦之田地。是以，哲明德我于穆克萨喇库小岛上挂木牌，换下去年云骑尉达洪阿所挂木牌携回，一并呈报。”(35)哲明德的呈报，相比往年的呈报多了一项于海岛上更换木牌，以为实地巡查凭证的内容。
道光十八年(1830)十一月十五日，珲春正白旗骁骑校嘎布桑阿呈称：“嘎布桑阿奉命带领兵丁仔细巡查从瑚勒格到搜楞尼等十四岛，在搜楞尼岛的旁边有座穆克萨尔库的小岛，去年骁骑校乌章阿巡查过此岛，在那里悬挂了一个木牌，岛上并无越冬及脱逃贼匪，也无窝铺及开垦的田地。嘎布桑阿更换了岛上去年由骁骑校乌章阿所挂木牌并带回一起呈报，等因前来。嘎布桑阿更换带回的木牌收存于库房。”(36)此后，道光十九年(1839)和二十一年档案中均记载了于穆克萨喇库小岛上挂木牌，换下去年所挂木牌并携回的内容。这实际上是取仿八旗参山巡查会哨制度而厘订的一项海岛巡查会哨制度。
咸丰十年(1860)十月初二日，中国谈判代奕同俄使伊格那提耶夫签订了中俄《续增条约》，又名中俄《北京条约》。(37)该条约汉文本第一条中就规定“自乌苏里河口而南，上至兴开湖，两国以乌苏里及松阿察二河作为交界。其二河东之地属俄罗斯国，二河西属中国。自松阿察河之源，两国交界逾兴开湖直至白棱河，自白棱河口顺山岭至湖布图河口，再由湖布图河口顺珲春河及海中间之岭至图门江口，其东皆属俄罗斯国，其西皆属中国。”(38)至此，随着南海等地的易手，清政府对海中岛屿的巡查也就此终结。
三、岛屿名称与定位
部分清代官修志书、满文档案、舆图及私家著述中，对珲春南海岛屿有所提及。(39)但在文献记载中，无论是岛屿数量，还是名称及方位均有所出入。因此，有必要在现有资料基础上对珲春南海岛屿名称进行考证。为便于比较，将现有文献及舆图所载满、汉文岛屿名称列表如下：

表内满文岛屿名称载于珲春协领伊勒章阿给宁古塔副都统衙门的呈文。(49)因是往来公文，又是珲春协领呈报治内常务，所以其准确性毋庸置疑。且将《珲春档》中的满文名称与其他文献及舆图记载的岛屿名称进行比对，发现档案中的满文岛名，均有与其对应的汉语标音记载。这一点，也印证《珲春档》所记满文岛名具有可信性。
从档案记载来看，清代巡查南海岛屿的数量为14座，而伊勒章阿呈文中只载有13座。比对表中其他7种文献及舆图，可知缺“法萨尔吉(西)岛”或“大多璧(毕、必、弼)岛”。(50)但笔者依据档案记载的情况，认为珲春官兵巡查南海岛屿是伊勒章阿呈文中的13座，另外加上更换会哨木牌处的ajige tun，共计14座。
依据是珲春正白旗骁骑校嘎布桑阿于道光十八年奉命带领兵丁仔细巡查从hurge到seorenggi等14岛，归来后呈文称：在seorenggi岛旁边有ajige tun，去年骁骑校乌章阿巡查过此岛，并在那里悬挂了一个木牌，岛上并无越冬及脱逃贼匪，亦无窝铺及开垦的田地。嘎布桑阿更换了骁骑校乌章阿去年在岛上所挂木牌并带回一同呈报，嘎布桑阿更换带回的木牌被收存于库房。(51)由此推测，ajige tun(穆克萨尔库小岛)亦在需要巡查的14岛之列。在尚未发现更翔实的档案前，笔者倾向于此种可能。
依笔者目前所阅史料，基本可以确定珲春南海十四岛的名称，但仍然无法全部对其进行准确定位。因《康熙皇舆全览图》《雍正十排图》《乾隆十三排图》《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处标注战迹舆图》《吉林舆图》《吉林俄韩交界形势险要舆图》及《珲春城图》等清代舆地图，均受当时测绘技术等方面限制，导致所绘岛屿的形状和方位并不十分精准，也就无法为定位这些岛屿提供准确依据。尤其沙俄在攫取珲春南海诸岛后，将岛屿满汉名称悉数改称俄名。此种做法给逐一确认岛屿满汉旧名带来极大困难。
综合清代舆图、档案及文献记载，笔者认为位于南海巡查路线起点与终点的hurge岛、lefu岛、seorenggi岛和小岛基本可以定位。
《珲春档》中记载hurge岛是官兵巡查南海十四岛的起点，且该岛距珲春南约二百里。(52)比对现在的地图发现，今图们江入海口东北方、波西耶特湾内有座остров Фуругельма(富鲁格利姆岛)，该岛是经图们江或岩楚河入海所遇唯一一座适宜居住的海岛，故而确定该岛就是官兵巡查南海起点的hurge岛。
嘉庆二十五年(1820)，珲春协领伊勒章阿呈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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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的最后两座岛是lefu岛和seorenggi岛。这两座岛距离较近，但距其他岛屿较远。比对地图发现，今俄罗斯乌苏里湾东部福基诺市(Фóкино)辖有остров Аскольд(阿斯科尔德岛)和остров Путятина(普佳京岛)两座较大岛屿。其中，остров Аскольд沿岸都是陡峭的岩石，岛的形状好像马蹄铁，开口朝南。(53)朝鲜文献《红岛侦察记》中记载“青岛高而险，三面奇岩自成墙壁，东偏小底，仅可通路。”(54)朝俄两种文献对岛屿的描述与岛屿的实际形状十分贴切。此外，曹廷杰在其调查报告《西伯利亚东偏纪要》中说“海参崴东南百余里海中青岛先年出金最旺。”(55)1868年，在该岛爆发了中国淘金者反抗沙俄军队的淘金工起义。而吉林将军富明阿在奏报此事奏折中也称“勒富岛即青岛”(56)。由此看来，lefu(勒富)岛是满洲人的满语称呼，青岛则是汉语称呼。另据《吉林舆图》和《珲春城图》显示，勒富岛应该在海参崴东南端，故此可以确定勒富岛即今日остров Аскольд(阿斯科尔德岛)。而其东北侧的остров Путятина(普佳京岛)应是档案中所说的seorenggi岛，该岛也是前文提到捕获东海库尔喀人贾哈禅之“獐岛”。
至于《珲春档》记载seorenggi岛旁小岛的位置，笔者认为应是位于остров Путятина(普佳京岛)东侧靠近岸边的остров Никольского。(57)该岛面积虽小，但距海岸较近，且岛上有植被覆盖，适宜藏匿。此外，经此岛登岸向北，便可到达乌苏里的参山。故此，该小岛应在巡查范围内，清代珲春巡查南海官兵将其作为巡查的终点和悬挂会哨木牌的地点。
除以上诸岛外，还有十余座岛屿没有定位，主要是由于资料尚缺，不足以提供可靠依据，姑且存疑，以待来日发现新资料时再予考证。
俄国一向重视对乌苏里、绥芬等地的调查、测绘及考古等工作。维腾堡在《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半岛》的“彼得大帝湾研究史概要”一章中，着重叙述了17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俄国对乌苏里江流域及海参崴等地区的调查情况。(58)但俄国学者在研究该地历史地理问题时，往往忽视或无视中国因素的存在。如维腾堡在其书中说法国的卡普里号与英国的温彻斯特号战舰分别于1851年和1854年完成过对海参崴周边海域的地理测绘，因此他认为英国和法国的航海图对这片海域具有地理名称命名的优先权，只是后来英法航海家接受了俄国水手调查时所使用的名称而已。(59)殊不知早在英、法及沙俄舰船到来之前，中国人就一直在此地繁衍生息，并早已使用自己的文化方式命名了当地的山川、河流、湖泊乃至海洋及岛屿。在咸丰十年之前的百余年里，清政府以派驻卡伦、定期巡查山川及海洋的方式，对该地区实施长期和有效的管辖。
满语称“熊”为lefu(勒富)，故清太宗年间贾哈禅叛逃地“熊岛”，应即南海十四岛中的lefu岛。该岛满洲人称“lefu岛”，汉人称“青岛”，移咨朝鲜的书信中采用的是满语意译“熊岛”。此外，十四岛中以满语动物词汇命名的还有“ajigedobi岛”，满语“dobi”意思是“狐”，汉译“小狐岛”。十四岛中的“yohangga岛”，《钦定盛京通志》的解释是“犹言有丝棉者”，笔者认为该岛位于海中，出产丝棉的可能性不大，或与渤海国时期同日本的海上贸易往来物品有关，(60)此种解释似嫌牵强，还是姑且存疑为好。由于存在满语岛名的音变或方言土语等因素，大部分满语岛名的汉语对译仍有待澄清，但不管怎么说，从上述三岛屿的满语命名方式来看，其他诸岛的满语名称缘起，也应该与世居此地的满族先民(东海女真)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有关。换言之，当明末清初作为南海十四岛之一的勒富岛(熊岛)被载入史籍的同时，其他诸岛的满语(汉名)称谓亦应形成。
今日这些岛屿的俄国名称，都是在满语地名、汉语地名形成数百年后才出现的，确切言之，都是在1860年中俄《续增条约》(中俄《北京条约》)签订前后，以沙俄军官或舰船名称来命名的。如十四岛之首hurge岛，俄名为остров Фуругельма(富鲁格利姆岛)，是1854年，以俄美公司“Князь Меншиков”号船长Фуругельма的名字命名的。(61)再如lefu岛的俄文名字остров Аскольд(阿斯科尔德岛)，是在1862至1863年，由Бабкина中校以Аскольд号护卫舰的名字重新命名的。(62)显而易见，俄国人对南海岛屿的命名时间大大晚于清朝，且其命名方式既非建立在对岛屿自然环境、地形地貌的深刻理解基础之上，也不像满语名称那样带有浓郁的传统渔猎文化信息。
总之，早在俄国人攫取乌苏里江以东广大滨海边疆地区之前，中国各族居民就世代在此地渔猎采捕、繁衍生息，并用自己的文化方式命名当地山川、河流、海洋和岛屿。清政府则以派驻卡伦、定期巡查等方式，对该地区实施了长期和有效的管辖。


注释：
①清代的“南海”所指有四：其一指清代广州府南海县；其二泛指今日中国的南海(南中国海)；其三指沈阳南部的海域；其四则是本文所关注的珲春东南之“南海”。但时至今日，沈阳南部海域及珲春东南海域均已不再以“南海”相称。
②王河，吕耀曾，等.盛京通志(卷1，卷48)[Z].乾隆元年刻本.
③苏俄时期的米·约·斯拉德科夫斯基在其书中曾说：“穆拉维约夫向伊格纳季耶夫提供情报所说，在考察(自乌苏里江至海)沿边地区时，只发现有流动的零星中国人，而常住的中国居民都集中在距海45俄里处注入图们江的珲春河畔。”参见米·约·斯拉德科夫斯基.俄国各民族与中国贸易经济关系史(1917年以前)[M].宿丰林译，徐昌翰审校.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267.
④以俄罗斯中俄边界问题权威B.C.米亚斯尼科夫院士为代表的一些俄国学者坚持认为，是清政府在黑龙江(俄国称阿穆尔)地区推行侵略政策，并企图将俄国势力排挤出该地区。参见叶柏川.1980年以来以俄文发表的清史研究成果综述[A].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组.清史译丛(第二辑)[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30.
⑤刘小萌.关于清代“新满洲”的几个问题[J].满族研究，1987，(3).
⑥清太宗实录(卷51)·崇德五年六月甲辰[Z].
⑦朝鲜李朝世宗实录(卷53)·十三年八月壬子[Z].
⑧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5)·天命二年二月丙申朔[Z].
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内阁藏本满文老档(第19册)[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9：17.
⑩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内阁藏本满文老档(第19册)[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9：17.
(1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老档(上册)[M].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90：629，636.
(1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37.
(1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内阁藏本满文老档(第19册)[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9：233.
(1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203.
(1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204.
(1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430.
(17)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57)[M].北京：中华书局，1980：3631～3632.
(18)来源于韩国首尔大学奎章阁原文资料检索系统：http://e-kyujanggak.snu.ac.kr/home/COM/COM_FINDLIST.jsp[OL].
(19)杜宏刚，邱瑞中，等.韩国文集中的清代史料(卷12)[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507.
(20)辽宁省档案馆.盛京参务档案史料[M].沈阳：辽海出版社，2003：30.
(21)辽宁省档案馆.盛京参务档案史料[M].沈阳：辽海出版社，2003：326.
(22)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175)·乾隆七年九月壬午[Z].
(23)杜宏刚，邱瑞中，等.韩国文集中的清代史料(卷12)[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503～504.
(24)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240)·乾隆十年五月癸未[Z].
(25)关于乾隆十一年前后的巡查是否包含珲春南海中的岛屿等问题，笔者在拙文“清代珲春巡查南海问题初探”(《清史研究》，2015年04期)中有所涉及，但当时限于史料的缺乏，未予以清晰明确地论述。随后学者王立新发表“也谈清代吉林的南海巡查”(《清史研究》，2016年03期)一文，对笔者若干观点提出质疑，并提出“乾隆十一年所派越冬官兵与水路、岛屿巡查无关”“乾隆十一年并无官兵巡查南海诸岛”等观点。
(26)杜宏刚，邱瑞中，等.韩国文集中的清代史料(卷12)[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505.
(27)杜宏刚，邱瑞中，等.韩国文集中的清代史料(卷12)[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506.
(2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档案号：03-0172-0915-005)[Z].原文为：suifun i angga holdoi tun de jafaha haha duinhehe juwe,haha jui duin,sargan jui emke.
(2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珲春副都统衙门档(第1册)[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277.原文为：meai bade ne icihiyaci acara baita aniyadari oyonggo bade hafan cooha be karun tebufi,erin akūsongko faitabureci tulgiyen,seorenggi jergi juwan duin tun de hafunara mukei jugūn de hafan cooha bekarun tebufi ciralame baicabumbi.
(30)《珲春副都统衙门档》中年份缺失严重，乾隆朝缺：元年、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四、十七、十八、二十、二十一、二十三、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一、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嘉庆朝缺：元年、四、五、六、七、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八、二十一、二十二；道光朝缺：元年、六、七、十一、十三、十七、二十、二十二、三十；咸丰朝缺：六、七、八、九。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部王小虹研究馆员在其“清代珲春衙门档案概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3期)一文中，说该档由于曾与东北地区宁古塔副都统等衙门的档案一同运往俄国，期间难免交错混杂。加之这部分档案多系用满文书写，俄国人整理时难以分清，故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的574册珲春衙门档案中，也夹杂了宁古塔副都统衙门的档案。而珲春衙门档案中所缺年份的档案，也极有可能混迹于其他衙门档案中。
(3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珲春副都统衙门档(第5册)[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118.
(3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珲春副都统衙门档(第13册)[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3.
(3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珲春副都统衙门档(第14册)[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379，472.
(3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珲春副都统衙门档(第19册)[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252.
(3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珲春副都统衙门档(第33册)[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262.
(3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珲春副都统衙门档(第47册)[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185.原文为：bi ahbuha be dahame coohai urse be gaifi mederi dorgi hurge tun ci seorenggi tun de isibume juwan duin tun be akūmbume baicafi,seorenggi tun i dalbade bisireajige tun de,duleke aniya tun be baicaha funde bosokūujangga,lakiyahaemke tubade bi,tun dorgide umai tuwri hetumbuhe hūlha tesu aniya ukame tucike hūlhasa akūbime,tatan tobo suksalaha usin gemu akūofi,biajige tun debe lakiyafi duleke aniya funde bosokūujangga i lakiyahabe halame gajifi suwaliyame alibuha seine alibuhabi uttu ofi,i halafi gajihabe namun de asararaci tulgiyeen.
(37)刘家磊.东北地区东段中俄边界沿革及其界牌研究[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4：100～105.
(38)中俄《北京条约》(《俄国续增条约》)第一条[Z].
(39)官修志书主要有《钦定盛京通志》和《吉林通志》。《钦定盛京通志》记有珲春南海岛屿15座，《吉林通志》记录了16座。在《珲春副都统衙门档》中，有多份满文档案涉及南海岛屿，但笔者发现多数档案对岛屿名称记载并不完整，其中记载岛屿数量最多的一份也只记录了13座。同治七年(1868)六月十七日吉林将军富明阿的奏折，载有13座岛屿的汉文地名。在清代舆图中，早期如《康熙皇舆全览图》《雍正十排图》和《乾隆十三排图》等，对这些岛屿的记载均过于简略，故不在本文参考之列。而乾隆及光绪年问的3幅舆图则具有较高参考价值，其一是《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处标注战迹舆图》，记载南海岛屿12座；其二是载于《吉林通志》的《珲春城图》，记岛屿17座；其三是现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吉林舆图》，记载南海岛屿15座。至于私家著述主要有清人袁昶的《吉林志略》和曹廷杰的《东北边防辑要》，但两书有关岛屿的内容与《钦定盛京通志》或《吉林通志》的记载多有雷同。
(4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珲春副都统衙门档(第33册)[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14.
(41)钦定盛京通志(卷27).山川三24a-25a[Z].乾隆四十三年武英殿本.
(42)吉林通志(卷19)[Z].清光绪十七年刻本.
(43)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处标注战迹舆图[Z].乾隆四十三年.
(44)刘赞棠.吉林俄韩交界形势险要舆图[Z].柏林图书馆收藏.
(45)吉林通志(卷49)·附图第十四之《珲春城图》[Z].清光绪十七年刻本.
(46)吉林舆图.美国国会图书馆藏(光绪8-15年)[Z].
(47)转引自王兆明，韩嫔娜.图们江口的国界和国土问题[A].吉林省科学技术委员会编印.图们江通海航行与对外开放研究文集(续集一)[C].黑龙江：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内部资料)，1990：370.
(48)ajige tun出自《珲春副都统衙门档》第50册，第20页。其他13个满文岛名出自第33册，第14页。ajige tun位于seorenggi tun附近，珲春官兵巡查南海岛屿，需登上ajige tun更换木牌。
(4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珲春副部统衙门档(第33册)[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14.译文：珲春南至hurge岛约二百里，hurge岛东至orabonjo岛约三百里，orabonjo岛东北至onggolco岛约五十里，onggolco岛东南至asarhi岛约五十里，asarhi岛东至ajige d

中国历史名人故事之张衡

obi岛约六十里，ajige dobi岛东南至omolcu岛约五十里，omolcu岛东北至holdo岛约八十里，holdo岛东南至sabarhi岛约六十里，sabarhi岛东南至yohangga岛约五十里，yohangga岛东南至teicu岛约三十里，teicu岛北至jakdanggi岛约五十里，jakdanggi岛东北至lefu岛约三百里，lefu岛南至seorenggi岛约三十里。
(50)笔者推测，缺载原因有二：其一，因大多璧岛与小多璧岛距离较近，故伊勒章阿呈文中未写“大多璧(毕)岛”，且“法萨尔吉(西)岛”不在巡查岛屿范围内，故呈文未记；其二，如《吉林俄韩交界形势险要舆图》及《珲春城图》所记，多璧岛只有一个，无大小之分。伊勒章阿呈文漏写了“法萨尔吉(西)岛”。但在该呈文中，每个岛屿的名称均出现两次，且都有明确方位和里距，据此来看，漏写可能性不大。
(5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珲春副部统衙门档(第47册)[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185.
(5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珲春副部统衙门档(第33册)[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14.
(53)弗·克·阿尔谢尼耶夫.在乌苏里的莽林中[M].黑龙江大学俄语系翻译组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371.
(54)杜宏刚，邱瑞中，等.韩国文集中的清代史料(卷12)[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508.
(55)曹廷杰.西伯利亚东偏纪要(第27页)[M].沈阳：辽沈书社，1985：2282.
(56)转引自杨晓，袁闾琨，傅朗云.明代奴儿干都司及其卫所研究[M].郑州：中州书画社，1982：199.
(57)此岛现已经人工改造，与陆地相连。但在早期的俄罗斯地图上，全部标示为与陆地分离的“岛”。
(58)参见维腾堡著，张松译.彼得大帝湾(海参崴地区)研究史概要[A].邢广程.中国边疆学(第六辑)[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59)维腾堡.彼得大帝湾(海参崴地区)研究史概要[A].邢广程.中国边疆学(第六辑)[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395～396.
(60)孟东风.东北亚海上丝绸之路——唐代渤海国的“龙原日本道”[J].中国典籍与文化，1993，(3).
(61)参见俄罗斯网站：http://shamora.info/Остров-Фуругельма.
(62)参见俄罗斯网站：http://shamora.info/Аскольд-остро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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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标题：中俄北京条约-《中俄北京条约》签订前清政府对珲春南海岛屿的管理；本文链接：http://gazx.sd.cn/zggs/1506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