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图像视域与宋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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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图像视域与宋史研究

内容提要：

尽管宋代在图像视域留下了足资利用的丰裕资料，而宋史学者出于宋代传世文献对研究已具自给自足性，也相对缺乏有关专业学养，在图像视域则明显缺位。为深化研究，拓展视野，宋史学界亟须涉入图像视域，在社会经济与生活风俗、政治思想与制度礼仪等诸多领域充分发掘图像资料的独特价值，绵密梳理文献史料为图像史料补充历史细节，有效借助图像史料为文献史料呈现真实具象，积极推进图像史料与文献史料的互动、互补与互证，以期收获相得益彰的学术成果。在美术史界为宋史学界提供更多的成果与方便的同时，宋史学界尤其应该强化参与意识，与美术史界亲密互动，培植图像研究的自身学养，注重图像视域里历史文本学的自我训练，努力开拓宋史研究的新生面。

关 键 词：

图像视域 宋史研究 互动互补 历史文本学 学术素养

作者简介：

虞云国(1948- )，男，浙江慈溪人，中国宋史研究会理事，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宋代政治与制度、典籍与文化。
广义的美术范畴外延较广，绘画、书法、篆刻、雕塑、工艺美术等，都可以纳入图像视域的范围。但这里讨论的图像视域，其范围以绘画为主，兼及表现社会场景与人物形象的部分雕塑与工艺美术作品。

一、宋史研究与图像视域的互动现状

中国历来有左图右史的学术传统。班固在《六艺略》“易”下著录有“《古杂》八十篇、《杂灾异》三十五篇、《神输》五篇、图一”[1]，书图俱佚，难论其详。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墓出土有帛书画，上绘代表十二月的十二神像，另附图注文字九百余字，分述该月的神名、职司与宜忌等。其后，从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的《丧服图》，到敦煌遗书的《王陵变文》插图，都采取图文互补的体式。入宋以后，随着印刷术的推广，经史子集的图文本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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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面世，经部的《新定三礼图》，史部的《东家杂记》，都有图像辅翼史文。与此同时，宋代传世的绘画、雕塑与工艺美术品，其数量也是前代无法比肩的，为宋史研究留下了足够丰裕的图像资料。
在宋史学界，周宝珠先生较早自觉地将图像视域引入宋史研究。他提倡“清明上河学”，在北宋开封研究中充分利用了《清明上河图》，呼吁“绘画艺术与学术研究完满地结合起来”①。足见宋史学界对图像视域并非绝无关注。然而，这种关注仍是不够自觉，相当稀缺的。即以《清明上河图》为例，戴立强、赵姝等编有《〈清明上河图〉研究文献汇编》(万卷出版公司，2007年)，收录10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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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分10个专题编排，涉及美术史、科技史、经济史、医学史、民俗学、地志学等诸多领域，书后附有《〈清明上河图〉文献目录索引》，多数成果出自文博界、美术史界，宋史学者严重缺位。这种现状，不仅仅局限在《清明上河图》的研究领域，宋史学界主动涉足介入图像视域的学者与成果，与四十年来宋史研究的进展现状很难匹配。作为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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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学界却有以图证史的求索者②。
之所以出现这种不匹配，宋史学界应从自身方面多找原因。一方面，现存宋代文献史料状况或许强化了两者的疏离与间隔。无论在质与量上，宋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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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世文献容易让宋史学者形成自我满足感。在文献数量上，宋代基本上丰俭适中，既不如先秦秦汉那样寡少，导致陈寅恪所说的局面：“有之亦仅三言两语，语焉不详，无从印证。加之地下考古发掘不多，遽难据以定案。画人画鬼，见仁见智，曰朱曰墨，言人人殊，证据不足，孰能定之”。也不如明清近代那样，史料满坑满谷，出现陈寅恪所说的焦虑：“文献档册，汗牛充栋，虽皓首穷经，迄无终了之一日，加以地下地面历史遗物，日有新发现，史料过于繁多，几无所措手足”[2]140。在文献质量上，宋代也可谓门类齐全，几乎无所不备，既不像先秦秦汉史料品种有限，不成系统；也不像明清以降品种虽全，却泥沙俱下。而20世纪末叶肇始的史料信息化浪潮，宋史研究也许是最受宠赐的断代。首先，目前常用的网络资讯几乎已将宋代史料囊括其中，而史料信息化在明代以下的覆盖面上还远非那么齐全完备。其次，相较于战国汉唐史领域，宋代史料虽然也有徐谓礼文书等新发现，但迄今未能像战国秦汉简牍发现那样构成学界聚焦点，也并未涌现敦煌吐鲁番文书那样数量巨大而波及全局的新史料。职此之故，宋史学者容易滋生不思开拓的小农意识，一亩三分地足以经营养生，有一种自得其乐的满足感与莫名其妙的自大感。随之也就造成两个结果，一是错误以为现存史料足以应付任何课题的宋史研究(某种程度上也确实如此，某个官职或许就足以做成一篇博士论文)；二是无暇关注宋代的图像视域，从中获取不可忽缺的图像资源。
另一方面，限于入门阶段的学术训练，宋史学者长于对宋代大势的全局把握，宋代文献的解读训练(校勘、版本、训诂)，宋史研究的专业知识(职官制度、历史地理)。但一涉及美术史，大多缺乏专业知识与基本学养，未必都能准确清晰说明山水画南北派的区别，花鸟画之分派，人物画之分类，界画、院体画与文人画之确切内涵，文人画与山水画、花鸟画、人物画之相互关系。至于具体的画家与作品，也许更少发言权。惟其如此，他们一旦涉足图像视域，便容易留下遗憾，甚至于极具价值的图像资料也会熟视无睹，失之交臂。例如，浙江省博物馆曾举办过题为《中兴纪胜》的南宋文物展，陈列有邵武出土的银鎏金魁星盏盘与新建出土的魁星银盘，金盏外壁与银盘边围分别刻绘有状元及第簪花骑马、唱报奏捷等连续图案，盏心与盘心都镌刻着与图案内容相匹配的《踏莎行》词，形象生动地折射出宋代科举社会的本质特点。但这组极具价值的图像资料，并未引起宋史学界的及时关注，而扬之水女士早就从名物角度作过介绍与探讨，其后笔者则从科举社会的视野进行了补充性的阐述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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