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正时代-徐静波：大正时代对中国认知的一抹异色——吉野作造在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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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徐静波：大正时代对中国认知的一抹异色——吉野作造在1919

差不多一百年前，日本出了一位思想家，可以说是大正民主运动最著名的理论旗手，为日本政党内阁的诞生营造了政治和社会的气氛。他也是明治文化的研究家，在日本近代思想史上，具有卓越的地位。这个人就是吉野作造（1878—1933）。不过，我对吉野作造的主要兴趣，是在差不多同一时期里，他与中国发生的密切因缘。他撰写了包括两部专著在内的大量有关中国的文字，并与孙中山、黄兴、戴季陶、李大钊等人发生了关联。有意思的是，吉野作造在他绝大部分的文字中，发出了与同时代的日本主流认知大相径庭的声音，如果这样的声音在当时及以后的日本能成为主旋律，那么日后日本的航向，就是另一种轨迹了。那么，吉野作造在他的文字中表现了怎样的中国认知？在一百年前的日本，何以会出现这样的一种认知？那还要从他的思想资源和中国因缘说起。
有点诡异的是，吉野作造在很长的时期里，对中国一直没有什么兴趣。
吉野作造的家里曾兼营报纸书籍的销售，他很早就与书报结下不解之缘。吉野自幼天资聪颖，小学、中学都以第一名毕业，儿时数学成绩尤其出色；之后，免试进入了第二高等学校（东北大学的前身）法科，1900年时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法科大学政治学科，4年后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再进入大学院深造。他的青年时代，有两点值得关注，第一是他在20岁时正式信奉基督教，接受了教会的洗礼，此后，基督教思想是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精神资源之一；第二，他开始倾向于社会主义，阅读了多种西文的社会主义文献，参加社会主义读书团体的活动。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想在日本广为传播的时代，出现了幸德秋水、堺利彦、片山潜等一批社会主义活动家，甚至还有幸德秋水的《廿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社会主义神髓》的问世。吉野作造从基督教思想出发而关注社会主义思想，自有他内在的成长逻辑。在他日后的言论中，虽未表现出明显的左翼倾向，但追求平等的社会主义，也一直是他思想的底流之一。
以吉野学业的出色，他本可以在东大任教，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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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未能如愿。1905年底，时任法政大学校长的梅谦次郎推荐吉野去天津出任直隶总督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的私人教师。在此之前，吉野作造与中国几乎没有什么交集，没有充分的迹象表明他对中国的事物具有浓厚的兴趣，他似乎也没有表现出在中国古典上的学养。据他自述，他最早读的汉文著作是水户藩的青山延于根据他自己的著作《大日本史》改写的《皇朝史略》，那是在他9岁的时候，他的两个姐姐辅导他的，之后又读了赖山阳的《日本外史》（《はじめて読んだ書物》，《吉野作造選集》第12卷第59页，岩波書店1995年。以下引文作“《选集》”）。从他自传式的文字中，几乎没有找到他阅读中国古典或有关中国历史的记述。这一情形与他同时代的人似乎有些不同。他去中国最初的动机，或许只是为了谋生。
1906年1月24日，吉野携妻女乘坐山东丸从神户启航，抵达山东芝罘（今烟台）后再换乘德国客轮驶往秦皇岛，经铁路到达天津。由于在待遇上双方的理解有误，袁家并不负担吉野的食宿，一开始的半年，生活有些困顿，时常要依靠朋友的借款度日。同年6月，袁克定被任命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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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天省督连处总办，7—9月吉野随袁克定一同去了奉天（今沈阳）。去之前，袁世凯见了他一次，吉野对他的印象是“一个穿着粗糙棉衣的老翁”，“见到之后，他笑眯眯地伸出手来与我握手，其神情之随和让我吃了一惊。”（本文的日文引文均由笔者译自原文，《清国の夏》，《选集》第12卷第265页）袁世凯只是跟他说了些寒暄的话，便示意会见结束。吉野的工作，就是对袁克定讲授行政法、国际法，及陪他阅读相关的书籍。1907年3月开始，他又获得了直隶督练处翻译官的名目，在督练处每天讲授两小时的战时国际法。听讲者共有七人，“皆曾在日本留过学，通日语，都是督练处的高官。”（吉野1907年3月25日日记，《选集》第13卷第18页）1907年9月，袁世凯在天津开设了北洋法政学堂，旨在培养法政人才，学生分为两个班，一为“绅班”（行政科），另一为“职班”（司法科），吉野主要在前者任课，讲授“国法学”和“行政学”，薪酬甚高，每月400元。学生中就有后来出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吉野的日记中记录了政治学科目考试的两道题目：1）近世文明诸国均尊重个人之自由及利益，其故安在？试说明之；2）说明法治主义之发达之历史（《选集》第13卷第59页）。由此可知，吉野试图把西方近代的人权思想和法治体系介绍到中国来，也可察知吉野本人政治思想的主脉。考试完毕后的当年12月，吉野辞去了法政学堂的教职。吉野在中国待到1909年1月，然后坐船返国。
稍稍有些令人费解的是，三年的在华岁月，并未引起吉野日后对中国的关切，他自己坦言，也未对他后来的中国认知产生什么影响：“因为待了三年，社会上误以为我对中国已有了些了解，实际上并不怎么了解。那时我主要居住在北方，接触的都是些官场里的人。我试图与各色人等交往，希望结交一些朋友，实际上真正的友人一个也没有得到。没有遇到可以信赖的人。因此，虽然在中国待了三年，却觉得中国没有什么像样的人物，大感失望而归。我觉得中国没有什么光明的前途，因而以后也就不打算研究中国问题，对中国的事情完全不了解。”（《支那問題に就いて》，《选集》第13卷第420—421页）我的理解是，从吉野的成长经历和教育背景来看，他几乎没有接触过儒家的经典和中国文化，在中国的三年期间，他也几乎没有去踏访过中国的名胜古迹，除了讲课外，日常生活中他也几乎不接触中国社会和中国人，他觉得中国这个国家对于日本和世界，也不具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他倒是一直热心地参与当地基督教青年会的活动，每周去教堂，还对教徒们宣讲社会主义思想。说起来，他从来不是一个亚洲主义者，也不抱有那个时代不少日本人所具有的东亚连带意识。他到中国来，主要的目的是出于谋生，而不是因为对中国有兴趣。他内心关注或倾慕的，似乎一直是欧美。
因此当他回国担任了东京帝国大学助教授后，听说有去欧洲留学的机会，便立即提出申请，最后如愿以偿。1910年4月至1913年6月，在法国、德国、英国、美国等国游历了三年多，刻苦学习法文、德文、英文甚至意大利文，在各个大学旁听有关课程，并兴趣浓厚地旁听了德国帝国议会的竞选演说，列席了日内瓦的世界议员会议、世界和平协会大会等，仔细考察了欧美的政治实状，回国后利用各种场合开始鼓吹欧洲的宪法思想和选举制度，陆续发表了大量政论文章，宣扬民本主义（实质上就是民主主义），最著名的是1916年1月发表在《中央公论》上长达一百多页的长文（《憲政の本義を説いてその有終の美を済ますの途を論ず》），正式吹响了大正民主运动的号角。
真正使得他把目光移向中国的，大概有两个机缘。一个是1914年2月起，吉野到新开设的政法学校授课，由此结识了戴季陶等一大批早期国民党人。1913年9月孙中山策动的第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黄兴等纷纷逃亡日本，试图重整旗鼓，东山再起。1914年2月，曾经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法律顾问的东京帝国大学法学教授寺尾亨博士（1859—1925）在东京发起成立了政法学校，培养训练有志改造中国的中青年人，教员中汇集了一批东京帝大的杰出教授，刚刚从欧美游学归来的吉野也被邀请来讲授政治史。以后一直至1919年6月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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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关闭为止，吉野坚持在这所学校授课，学员基本上都是中国人，他由此接触到了一些不同于他往日天津时代接触过的官场的中国人，也多少使他对中国问题萌发了关切。
1915年4月，他请戴季陶在东京大学政治史讲座中作了一个题为“支那思想的变迁”的演讲，6月5日在筑地的“同气俱乐部”举行的“外交问题研究”的聚会上，他见到了做演讲的孙中山，之后一起进行了几个小时的餐叙，戴季陶担任了现场的翻译。第二个是受托对近代中国革命的进程展开研究。孙中山的第二次革命失败后，从1905年前后开始支持孙中山革命的头山满（1855—1944）、寺尾亨等请吉野从政治学专业的角度研究一下孙中山等人的中国革命史，在日本播扬一下他们的革命精神。头山满在根本上是一个国家主义者，扩张日本的国家利益是他一切活动的出发点，1881年发起成立了“玄洋社”，但他同时也是一个亚洲主义者，主张东亚国家联手抗击西方势力的进逼，因而支持代表了中国新生力量的孙中山革命党。由于头山满等的委托，吉野才认真地把目光投向了此前的辛亥革命以及此后的革命党动向，除了文献的阅读外，他还积极与戴季陶、殷汝耕等人交往，此后又数度会晤黄兴，从他们那里直接了解革命的宗旨、活动及今后的计划。1915年末，从1906年左右开始就与宋教仁等革命党交往、辛亥革命爆发时又专门到中国来表示声援的北一辉（1883—1937）写出了《支那革命党及革命之支那》，寄给了吉野一部，吉野读后对此甚为赞赏，还专门去访问了北一辉。
1915年开始，吉野把他精力的相当一部分，移到了中国问题和日中关系上。恰好在此时，日本政府借一战爆发之际驱逐了中国胶州湾的德国势力，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了扩张日本权益的“二十一条”。显然这是非常过分的、横暴的无理要求，不仅在中国国内激起了强烈的反对，吉野所任教的法政学校的中国学生，也举行了罢课以示抗议。吉野对此事也非常关注，在当年的6月迅速出版了《日支交涉论》，详细讨论日本的对华政策。从狭隘的日本人立场出发，认为“二十一条”从日本帝国的立场来看，“大致来说是最小限度的要求”，“从帝国将来对中国的发展来看，是极其合适的处置”，肯定了“二十一条”的正当性。这一言论，后来被看作是吉野作造对华观的一个污点，实际上却说明了此时的吉野，尚未脱去几乎所有这一时代的日本人所具有的国家主义情结。但同时从基督教徒、多少有些社会主义思想的宪政主义者的视角，他也明晰地指出：“日本对华政策的根本理想，在于帮助中国，与中国合作，中国和日本都作为东亚的强国，在所有领域伸张自己的势力，以此为世界的文明作出贡献。……不可分割中国的领土，要保持中国领土的完整，尊重其独立，充分发挥出他们国家和人民的能力，这必须是我们日本对华政策的根本。”（《选集》第8卷，第134-135页）在这里，吉野表现出了他的两面性：既试图坚持自由平等的基督教甚至是社会主义的立场，同时仍然无法摆脱国家主义立场。
从1916年开始，一方面是对中国近代革命史的研究及与中国革命党人的频繁交往，使他认识到了中国已经出现了一股勃兴的新生力量，另一方面也是他的基督教思想和宪政主义思想促使他以平等的姿态看待周边的邻国。1916年3—4月，奉政府之命考察了韩国和满洲的部分地区，撰写了《对满韩的考察》一文。在文章中对日本的所谓满州“经营”提出了建议，警告日本不可过分贪欲，过于露骨地强调日本的利益。对于当时中国人对于日本的排斥和抵抗心，他表示：“（中国人的行为）虽然有些狂热，但总体来说爱国心的勃发是今天在谈论现代中国时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因此，现在中国的民心，一方面是主张领土的完整和主权的独立，另一方面则是唤起了对外国侵入的强烈反抗。”（《选集》第9卷、第42页）
令我比较感兴趣的是，1916年，在述及日本对待中国的政策时，吉野使用了“跋扈”“侵略”这样的词语。在《日支亲善论》一文中，他指出，中国原本一直以中华大国自居，看不起小国日本，却不料小国日本如今却成了东洋的强国，趾高气扬，飞扬跋扈，有时以高傲的姿态蔑视大国的中国，自然无法使中国对日本产生亲切的感情，“而从日本方面来看，其对外扩张的态度，有时也就变成了它不得不对外侵略的理由，而对中国持以侵略性的态度，自然就会与中国发生冲突。”（《选集》第8卷第206页）因此，若要与中国建立起真正的亲善关系，日本对华的扩张政策就必须改弦更张。
受托开始研究中国革命党的历史后，吉野意识到了中国的新兴力量和未来的希望在于孙中山一派的革命党身上。当时日本的主流看法，都把此一时期中国南北之间的力量角逐看作是权力的争斗，吉野却认为革命党的主张和行动体现了“改革弊政、建设新中国的勃勃富有生气的全民族的诉求”，代表了中国未来的新兴力量（《选集》第8卷第257页）。1917年8月，吉野出版了他花了大半年时间撰写的《支那革命小史》，这本书由八章和一个附录组成，内容相当详实，不只是一部革命史，实际上是自甲午战争前后开始一直到第三次革命为止的一部风起云涌的中国政治史，他在序言中说：“最近二十年的中国革命运动，可谓是催生新中国诞生过程中的一段苦涩经历。中国是否有未来，恐怕将取决于革命运动的前途如何。……《支那革命小史》实际上是我坦直地叙述中国人为达到民族复兴而努力奋斗的一部书，同时也借此机会表示我对中国民族的敬意。”（《选集》第7卷第3页）
也就是说，1916年以后，吉野作造的中国认知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中国革命党人的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不屈精神深深感动了他，他虽然深知前途恐怕还是崎岖坎坷的，但只要这批新生的力量仍在发展，中国应该还有未来。而那时的大部分日本人，包括资深的中国研究家内藤湖南等，都觉得靠中国人本身的力量已经很难改变中国，而须借助日本的力量，由日本来帮助中国的改造（内藤湖南《支那论》，1914年），吉野却较早地洞察到了中国新兴力量的崛起，在他们身上，他看到了中国有些微明的将来。
1919年，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之后蔓延至全国的各主要城市。日本的媒体对此作了迅速的报道，《朝日新闻》在5月5日刊发的新闻标题是《北京发生烧抢事件》，小标题是“排日学生的暴动，章公使受重伤，曹汝霖宅邸被放火”。同一天《东京日日新闻》报道的题目是《北京发生排日暴动》，小标题是“一千余名北京大学生，发出立即归还山东的尖声厉叫，闯入曹汝霖氏的住宅”。受日本媒体的蛊惑，在一般日本人眼中，五四几乎成了暴徒们的狂欢。5月7日，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前往中国驻日本公使馆，对中国政府在巴黎和会上的软弱态度表示抗议，结果遭到了日本警局的抓捕，吉野作造为此积极奔走援救。
有关五四的消息，吉野作造大抵也是来自这些日文报纸，但是面对舆论的喧嚣，他却发出了冷彻的声音，在6—7月的《中央公论》和《新人》杂志上发表了《不要谩骂北京学生的行为》《论北京大学学生的骚扰事件》《狂乱的惩罚中国论》等文章，对中国青年的“排日”行为，表示了与一般舆论相左的看法：“要根绝中国排日的不良事件，其良策不是去帮助章曹诸君的亲日派、压迫民间的不平之声，而是我们要自我抑制军阀财阀的对华政策，让邻邦的友人了解日本国民内心希望和平的要求。为此吾人多年来一直在努力，力图把我们所爱的日本从军阀财阀手中解放出来。在这一点上，北京的学生运动与我们的目标志向不也完全是一致的吗？”（《选集》第9卷第238页）“北京最近所发生的事件，不能把它看作此前屡屡发生的单纯的盲目的排日运动。第一，他们的行为完全是自发的，没有受到任何人的煽动；第二，在他们的运动中，涌动着一种明确的精神；第三，它们的运动并不是单一的排日。……只是他们所采取的手段是狂暴的、极端不文明的，我只是对此感到遗憾。”（《选集》第9卷第239—240页）吉野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和宪法主义者，他主张所有的诉求都必须通过和平合法的方式来表达，对于北京学生殴打章宗祥、火烧赵家楼的行为，他自然是不赞同的，但他却从北京学生的举动中，看到了以军阀财阀为主导的日本政府对华政策的强硬霸道的一面，也隐约告示日本民众，北京学生的行为，实际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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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了中国人的合理诉求，并不是简单的排日，其内在，是有一种精神在涌动的。吉野在文章中花了较大的篇幅介绍了最近两三年来北京大学所出现的新思想：“在校长蔡元培的导引下，洋溢着浓厚的欧美的新空气。最近出版了《新潮》和《新青年》这一类杂志，竭力鼓吹新思想新文学，他们将此称为‘文学革命’。站在这新运动前阵摇旗呐喊的，有陈独秀、胡适之，有钱玄同、傅斯年，有的认为孔孟之教已经不适合如今的世道，有的主张言文一致的新文体。”（《选集》第9卷第240—241页）这似乎是我所看到的向日本民众介绍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最早的文字。在翌年的1920年11月，才有中国文学研究家青木正儿（1887—1964）在京都帝国大学的《支那学》杂志上发表了《以胡适为中心的涌动着的文学革命》，较为全面地介绍五四新文学运动。作为评论家，吉野的眼光和感觉还是相当敏锐的。
吉野由此想到，应该组织北京大学师生到日本来，与日本师生进行面对面交流，藉此来沟通彼此内心的真实想法，消除隔阂与误解，此举若有效，再派日本大学师生去中国。于是他在6月写信给北京大学的教授李大钊，并把自己发表的有关五四的文章也一起寄给了李大钊。这些信函和文章后来以《吉野博士之我国最近风潮观》为题译载于6月18—19日的北京《晨报》上，受到了中国舆论的好评。李大钊回函表示非常欢迎吉野来中国访问和演讲。这时有一位名曰冈上的友人去北京，吉野委托他与李大钊具体商议师生团互访计划。李大钊表示，派遣学生团去日本，恐怕会在中国引起误解，先派青年教授访日较为妥当（据吉野作造《日支国民の親善確立の曙光――両国青年の理解と提携の新運動》一文，《选集》第9卷所收）。最后结果是，1920年5月9日至6月10日，由徐彦之、康白情等五名学生组成的北京大学学生团，带着李大钊等三名教授的介绍函访问了日本，一行在东京、京都等地与当地日本师生进行了较为深入的交谈和交流，吉野也积极参与了活动的安排。作为计划的一部分，日本学生团原本也要去中国交流的，结果由于日本当局的阻挠和其他原因，最后未能成行，吉野本人也未能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讲，只是在1923年7月应上海的日本基督教青年会邀请，在上海做过一次与中国无关的演讲，以后就再没有踏上中国的土地。
自1880年代的明治中期开始一直到1910年代的大正时期，在对中国的认知和态度上，大体有两大思潮，一个是以福泽谕吉等为首的“脱亚论”，主张日本抛弃中国和朝鲜这些顽冥的邻国，以西洋为楷模，独自完成国家的转型，跻身于欧美的行列；另一个是以“兴亚会”“振亚社”“东亚同文会”等为代表的亚洲主义思潮，主张联手中国、朝鲜、菲律宾、印度等亚洲国家来共同抗击欧美白种人势力的进入，但日本必须是这个联盟的盟主，这些亚洲国家应该听命于日本的指导，头山满、内田良平、北一辉等是这一流的主要人物，他们曾对孙中山的革命运动伸出过援手。而从思想上来说，吉野作造既不是一个“脱亚论”者，也不是一个亚洲主义者。他的思想资源是基督教和平思想、社会主义的平等思想和政治民主思想，在大正时代一片“支那改造论”、“大陆经营”的国家主义声浪中，吉野作造一开始虽然未能完全摆脱国家主义的立场，但他对中国（包括对朝鲜）的认知，在同时代日本人中，表现出了相当的异色。异色一，是强调对中国的尊重，即尊重中国人的国民情感以及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异色二，是通过革命党人的第二、第三次革命以及五四运动，看到了中国新生力量的兴起，看到了五四在民族觉醒和思想启蒙上的意义。上述的异色，是同时代的日本人中几乎没有的。这一流脉，在1930年代的尾崎秀实（1901—1944）的中国研究和中国认识中得到了沿承，而尾崎在思想上基本上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作者为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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