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园-“洞天福地”说与圆明园 “别有洞天”之景观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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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洞天福地”说与圆明园 “别有洞天”之景观构造

“别有洞天”又称“秀清村”, 位于清代皇家园林圆明园内最大的水域福海之东南岸, 清世宗曾在此处开炉炼丹。该景观南北长一百米, 东西宽一百七十米, 占地一点七万平方米, 建筑面积两千零五十平方米。《圆明大观话盛衰》介绍了“别有洞天”的概况及其功能（张恩荫著, 紫禁城出版社, 二〇〇四年, 页一二二〜一二三）。《圆明园百景图志》对“别有洞天”的建筑布局、设施和功能作了详细说明。（圆明园管理处编,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二〇一〇年, 页二三五〜二四五）然而, 此景观其实不仅包括实在的物质文化层面, 亦反映着虚幻的精神世界。本文拟进一步挖掘该景观构造的宗教内涵。

“别有洞天”景观始建于清世宗雍正八年 （一七三〇年）前后, 时称“秀清村”, 清高宗乾隆四年 （一七三九年）定名“别有洞天”, 后在清仁宗嘉庆八年 （一八〇三年）前后, 又经过多次添建和改建, 形成一处崖秀溪清、亭台错落、环境幽雅的园中之园。成书于清乾隆年间、由皇帝“钦定”的《日下旧闻考》对“别有洞天”景观有如下描述:

接秀山房之南有敞宇, 北依山, 南临河, 为别有洞天, 五楹。西为纳翠楼, 西南为水木清华之阁, 阁西稍北为时赏斋。

臣等谨按:别有洞天, （圆明园） 四十景之一。额与纳翠楼、水木清华之阁诸额皆皇上御书。 （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卷八二《国朝苑囿·圆明园》, 北京古籍出版社, 一九八一年, 页一三七二）

“别有洞天”之名当取自道教的“洞天福地”学说。“洞天福地”乃道教宇宙理论模式的空间体现, 道门中人的理想生存空间、修行空间, 神仙活动之胜境, 相对于世俗社会而言, 具有神秘性。据研究, “洞天福地”说在东晋至南北朝逐渐发展成熟, 至唐代始与岳渎名山联结, 构成一个包含较为真实的中国名山与较为虚幻的海内名山的综合仙山学说。 （李丰楙《〈十洲记〉研究—十洲传说的形成及其演变》, 原载《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专集》第六卷, 台北联经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 此据李丰楙著《仙境与游历—神仙世界的想象》, 中华书局, 二〇一〇年, 页二九四〜三〇一） 在道教中, 宫观地点的选择及营造十分讲究顺应山形地貌, 与自然态势协调。如上引《日下旧闻考》所示, “别有洞天”的修造和布局也反映了这一特点。此处成为清世宗服丹修道的风水宝地, 体现出他追求延年益寿、羽化登仙的旨趣。

自雍正七年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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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二九年） 起, 清世宗便因为健康问题, 密令臣下访寻江湖术士。他因病求仙, 还树立丹炉炼丹。 （冯尔康《雍正传》, 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 页五四一〜五四二;李国荣《雍正与丹道》, 《清史研究》一九九九年第二期, 页八五）冯尔康先生认为, 雍正虽然与道士结交, 对道教感兴趣, 但是他对道家思想并不看重, 雍正与道士接近, 极其希望道士给他治病、健身, 因此欣赏道教的丹药, 雍正可能死于丹药中毒。李国荣先生利用清宫《活计档》探讨过雍正指派道士在圆明园的“秀清村”（即“别有洞天”） 炼制丹药之事, 并且认定雍正死于道教的丹毒。 （李国荣《雍正炼丹秘事》, 《紫禁城》一九九六年第三期, 页二九〜三〇;李国荣《雍正与丹道》, 页八七〜八九） 王子林先生谈及清世宗在紫禁城内的养心殿、圆明园内的“深柳读书堂” （后改名“廓然大公”）炼丹治病, 事与愿违, 因炼丹及服食丹药导致暴毙之事。 （《养心殿与雍正帝炼丹之谜》, 《紫禁城》二〇一四年第四期, 页二〇〜二三） 高翔先生还提出:雍正相信道教的修养性命之学, 以擅长神道设教著称。雍正神道设教的本质是维护政治利益, 它产生于雍正朝特殊的政治气氛中。雍正面临严重的帝位合法性危机, 不得不借助神权维护皇权。 （《康雍乾三帝统治思想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一九九五年, 页一二五〜一二七、页一四七〜一四九）

乾隆九年 （一七四四年） , 清高宗御制《别有洞天咏》（《圆明园四十景图咏》之一）云:

苑墙东出水关曰秀清村, 长薄疏林, 映带庄墅, 自有尘外致。正不必倾岑峻磵, 阻绝恒磎, 罕得津逮也。


几席绝尘嚣, 草木清且淑。

即此凌霞标, 何须三十六?

（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卷八二《国朝苑囿·圆明园》, 页一三七二）

这首诗不仅点出“别有洞天”造景理水之特点, 还在末尾处谓“即此凌霞标, 何须三十六”, 意味着此景观高峻, 足能成为天下“洞天福地”之标竿, 进而代替道教传说中的三十六小洞天。而依照道门观念, 三十六小洞天“在诸名山之中, 亦上仙所统治之处也”。 （张君房编、李永晟点校《云笈七签》卷二七《洞天福地》, 中华书局, 二〇〇三年, 页六一一〜六一八）

清仁宗也撰写过多首诗歌题咏“别有洞天”之景, 其中几首诗亦体现出该景观构造取自「洞天福地」学说。嘉庆元年 （一七九六年）, 清仁宗作《别有洞天》诗曰:

水村山郭碧溪连, 试放兰桡访洞天。

石奏泉琴舟可接, 岸开花幔径斜穿。

波浮藻荇风漪叠, 磴挂藤萝日影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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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暇偶来问清景, 所欣雨后意安便。

（《清仁宗御制诗初集》卷三, 故宫博物院编《清仁宗御制诗》第一册, 海南出版社, 二〇〇〇年, 页一三五）

嘉庆六年 （一八〇一年）, 清仁宗又撰《别有洞天》诗言:

福海东偏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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壑深, 溯洄佳境偶探寻。

消闲难释筹戎念, 谴闷非耽问景心。

净植亭亭立芳浦, 鸣蜩嚖嚖透乔林。

洞天胜槩虽幽奥, 漫慰忧民方寸忱。

（《清仁宗御制诗初集》卷三一, 故宫博物院编《清仁宗御制诗》第二册, 页八四）

这两首诗中自然景物起到比兴的作用, 衬托出道教之意境, 并为清仁宗的感情活动渲染出一种气氛。显然, 在清仁宗的笔下, “别有洞天”之景亦等同于道门中的佳境、胜地—“洞天福地”。

特别是嘉庆二年 （一七九七年） , 清仁宗作《别有洞天》诗:

漫拟武陵境, 缘溪路不遐。

一池萦碧浪, 三径遍黄花。

地僻情欣适, 冬初景益嘉。

寻幽得胜槩, 还过竹廊斜。

（《清仁宗御制诗初集》卷一五, 故宫博物院编《清仁宗御制诗》第一册, 页二八一）

其中“武陵境”乃道教三十六小洞天之一“桃源山洞”的所在地。 （张君房编、李永晟点校《云笈七签》卷二七《洞天福地》, 页六一八） 该诗系将“别有洞天”比作《桃花源记》描绘的桃花盛开的武陵境。晋代诗人陶潜所撰《桃花源记》有“写实”成分, 亦存“写意”之笔, 其中体现道教的隐遁思想, 其背景是道教的“洞天福地”说和误入仙境说。 （李丰楙《仙境与游历—神仙世界的想象》, 页三八〇〜三八二）

圆明园中的环福海区域集中修建了多处宗教景观。正如汪荣祖先生所说, 环绕着福海这个大湖的所有景点, 在真实与虚幻的结合中增添了迷人的诗意。“实”指的是建筑实体, 而“虚”则来自思想, 衍生并创造了真实。不过, 在中国园林艺术里, “虚”不是完全抽象, 而是园林营造学里捉摸不定、含蓄, 以及所保留的要素。如果“实”是看得见的形式, 则“虚”是模模糊糊的内涵。 （《追寻失落的圆明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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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教育出版社, 二〇〇五年, 页五五）可以说, 正是道教理想中的“洞天福地”说造就了位于福海东南岸的“别有洞天”景观, 该景观恰如其分地体现出园林设计和构造中“虚”与“实”的交互作用, 显示出神秘意味和人间佳境之特征

原文发表于《紫禁城》2016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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