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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邓小南:《正史宋元版之研究》对宋元版正史的细致考校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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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子萱中国历史名人故事
引自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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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203805 尾崎康著,乔秀岩、王铿编译的《正史宋元版之研究》,2018年3月由北京中华书局出版。捧读之际,古雅厚重的感觉油然而生。此次编译,著者及译者对原著《正史宋元版の研究》(汲古书院,1989年)进行了大量订补,使该书呈现出新鲜的生命力。该书的贡献不仅在于对宋元版正史的细致考校辨析,而且对文献版本学亦有借鉴与推动的意义。
尾崎康先生是日本著名版本学家,他曾多年跟随阿部隆一教授在日本、在中国大陆及台湾地区系统调查存世宋元版本,并选择中国学术最为重要的基本典籍——正史——为个人着力方向,其力作《正史宋元版の研究》内容丰湛精实,在学界享有声誉。原书出版后,著者继续调查各地所藏正史宋元版本,陆续著文发表。1991年,著者应邀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做系列讲座,藉此机会调查了北京大学图书馆和当时的北京图书馆藏书,以此为基础出版了《以正史为中心的宋元版本研究》(陈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一书。这些相关内容,今悉取以增订原书。
译本前有《编译说明》《记述凡例》,后有《引用参考文献表》《汉译增订版编后记》;主体部分则分为《绪论编——四部书及正史之初次编刊》《综论编——宋元时期之正史刊刻》《解题编——正史宋元版书志解题》,各编标题与日文版中的序章、本章、终章相比,更加明确醒目。
版本目录之学,对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章学诚有《校雠通义》,钱基博有《版本通义》。如学者指出,“版本之学,所从来旧矣,盖远起自西汉,大用在雠校”(《大学经典:版本通义》)。版本学尤其关注文献的物质形态及特点风格,藉以判断版本的源流系统、异同优劣,通过对于版刻、印刷、装帧等方面细致入微的观察,提供版本鉴定的技术依据。
宋元版文本精善,在今天具有文物、文献双重价值,也使我们得以“触摸”历史。但如著者所说,明清藏书家致力于搜求宋元旧椠,却很少将其与通行本对校,世间也很难体悟其文本之可贵。《正史宋元版之研究》凝聚着几代学者持续着力的结晶。近代以来,叶德辉、罗振玉、王国维等学者对珍稀古籍的版本源流进行了深入探讨。随着私家藏书逐渐汇聚到公共图书馆,也为版本目录学的进展提供了可能。赵万里先生运用“比较版本学”的研究方法,比对胪列南宋初期、南宋中期、元代三批浙江刻工,提示了确定南宋官方标准版本的方法,在此基础上,得以准确予以分析,进而讨论版本性质。他编著了《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并在1959年主持编纂出版《中国版刻图录》这一大型版本学书影图谱。阿部隆一教授广泛调查多地宋元版善本,撰写了《中国访书志》《日本国见在宋元版本志经部》,延续了上述工作。
在此基础上,尾崎康先生针对正史刊刻的体系性,进行综合研究。他以严谨科学的态度,严格区分通过胶卷、影印本、书影等资料了解的情况和直接调查原件所见,综合考虑宋元版本出版倾向、版刻特点、文本内容等因素,通过对于时代分期以及覆刻、递修状况的逐一分析,提供细致精密的介绍说明,充分呈现了文本的复杂性,使读者对于判断标准有了清晰的了解。
基于多年的调查及笃实功夫,著者的见解确凿明悉,叙述淡定平实。在《综论编》第五章《宋版鉴定之前提性讨论》中,著者提供了比对标准之基本认识:“就北宋末南宋初期而言,《东禅》《开元》《思溪》三部大藏经,因大都可确定刊年,而且有大量刻工名,参考价值最大。”(21页)他综合历代著录,证以版式、字体、刻工、识语等,为正史的版本鉴别建立了一套明白有序的体系。我国学术前辈周叔弢先生编有《宋刻工姓名录》,赵万里在《版刻图录》中提示了重要的刻工姓名,日本学者长泽规矩也编有《宋元刻工表初稿》,阿部隆一教授亦就此积累了大量信息;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著者做出了更为精准的判断。比对《思溪藏》刻工姓名(616-619页),他指出:“百衲本所收嘉祐刊《(新)唐书》,实为南宋初期覆刻本”;比对原版补版、刻印时期、刻工姓名,他认定“旧称‘眉山七史’之传本,实皆南宋前期江浙刊本”(96页);并且提供了丰富系统的刻工信息(兼及明代补版刻工),对今后的宋元版研究必有实在的帮助。
全书处处反映出著者的谨慎,在细节方面用力颇深,因而能够揭示出版本鉴定的要诀。著者具体讨论了张元济、长泽规矩也等学者对于避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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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进而在“前提性讨论”中指出避讳情况的复杂性,官刻本与坊刻本存在差异,北宋与南宋以及南宋前期、中期和后期的避讳严格程度也有差异,认为“避讳缺笔之下限仅足以证明刊刻年代之上限而已,不得据以为刊刻年代。不避讳,容有当避而忽略者;已避讳,则刊刻时间必不能更早”(31-32页);从而使习见的以避讳判定刊本时代的甄别方式具有了方法论的意义。著者从历代刊刻行为的体系性出发,推测南宋中期应有建安书肆刊刻的《十史》,根据风格、体例、版式的默契与协调,逐一查访,陆续得到印证。这一成功,亦来自其方法创新。全书《结语》中讲到宋元版本鉴定的六点论证方式,正是著者的扼要总结。进一步说,本书构建了正史版本体系的认定原则,这一原则对于其他门类,例如子部、集部,亦应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普遍意义。如编译者所说,“尾崎先生没有辜负历史给他的有利条件,出色地完成了他的研究”(702页)。
版本学具有很强的实践性,版本学研究是一艰辛过程。书中提供的丰富文本、呈现的研究理念、建立的框架体系,拓展了版本学的研究视野和研究领域。在研究过程中,尾崎康先生发现“旧时各种书目、书志、解题之失实,超出想象”(698页)。其中的甘苦,破解问题的曲折与喜悦,非旁观者所能体味。《正史宋元版之研究》一书,不仅延续了中日学界对于“宋元版本”这一议题长达数十年的持续关注,体现出著者的执著探求,也是著者与译者相继努力的重要学术成果。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这部增订汉译本,不仅作者有增补修订,编译者亦有重要贡献。译作文雅简洁,而且进行了结构上的重新谋划,增加了参考文献,《解题编》为各种版本增加了编号,为读者提供许多便利。更为重要的是,本书不仅有“编译说明”,有“汉译增订版编后记”,正文中也有译者撰写的大段附记(例如104-105页、360页)与注释,仅笔者注意到的,就有三十五处之多,或者充实最新的研究成果,或者指出古籍影印中的问题,或者对原著者的论证引申补充,使表述更为完整清晰,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编译者是严格意义上的学者。译者乔秀岩教授,2004年正式在北京大学历史系执教,当时即发愿从事《正史宋元版の研究》的翻译工作,2006年为研究生开设了“正史宋元版研究”课程。本书的编译,经历着译者教学与研究相结合的过程,也吸取了学生们的阅读意见。编译内容处处体现出学者的严肃态度以及对学界负责的精神。例如“编译说明”中特别指出:“今经编译,内容与原书不尽同。读者欲知作者论述之先后变化及具体观点之发表时间,原书及相关论文具在,可以案覈。”并且提供了《斯道文库论集》免费电子版的网址,使读者感觉到编译者为学界提供便利之良苦用心。
说到美中不足之处,本书涉及国家图书馆善本处,很多标注“未见”。据著译者估计,国图藏本可能是日本和台
日本惨害中国历史故事
湾的总和。众所周知,对于版本学来说,“知见”的重要性不可替代,直接观看实物非常重要。退一步说,馆藏善本目录、缩微胶卷、扫描件当然也会有重要帮助。这也提醒我们,版本目录学研究的推进,离不开图书馆界的积极支持。
全书似存在体例不很一致处。例如,书中征引史籍文字、印行者刊语等皆予以标点,迻录正史编纂刊行的圣旨咨文(如刊印《宋史》之元代中书省咨文、《金史》锓梓印造装褙之公文)亦加标点;但引述宋代开板牒文等,则保留原行款格式而一概不予点断。此外,书中纪年的数字采用“一三世纪”“绍兴一〇年”等方式;纪月日亦用类似表述,例如“乾兴元年一一月一四日”等,既不符合史籍中的表述方式,也不符合如今的汉语习惯。
《正史宋元版之研究》的面世,对古籍版本学的研究必将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在此基础之上,关注视域不同的版本学、目录学、印刷史学者有研讨互动的开阔天地。版本学之所以成为专门之学,与刻印本的出现相关。从这一意义上看,诸如宿白先生《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文物出版社,1999年)等著述对雕版印刷历史背景的研究,值得继续跟踪探求,以便进一步丰富我们对于版本与社会关联的认知。近年出版的辛德勇教授《中国印刷史研究》,关注印刷术的技术渊源与历史环境、不同性质印刷品的社会意义以及各种因素对印刷史的影响,也促使关键认识的深化。本书讨论的主要是南宋版本,作为宋代文化史的材料,亦有显著的参考价值。我们期待更多坚实成果的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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