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家汇-李　强：“汇水流存”——作为近代上海重要文化空间的徐家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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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李　强：“汇水流存”——作为近代上海重要文化空间的徐家汇

徐家汇是当代上海城市生活中的重要“商圈”，也是一个拥有丰富历史文化资源的文化空间。因而，该区域在承担商业功能的同时，也被建设成为重要的文化旅游集中地“徐家汇源”。徐家汇如此密集的历史文化资源从何而来，又与近代上海的发展有何关系，成为每一个来此游览之人应思考的首要问题。
实际上，在徐家汇和土山湾生活过很长时间的近代思想家马相伯（1840—1939）曾回应过这个问题。他认为徐家汇是“徐文定的徐家汇”，“徐文定公的精神遗产，在徐家汇充分保留了好些……”（相老人语录，徐景贤记《徐文定的徐家汇》）马相伯口中的“徐文定”即明末政治家、科学家徐光启（1562—1633）。而生活在明末的徐光启又与近代的徐家汇有怎样关联，此地又是如何保留徐光启精神遗产的呢？回答这个问题，应将历史的目光转回到第一次“鸦片战争”时的近代中国。
多重空间的构建
1842年“鸦片战争”还未结束时，三位法国耶稣会士来到中国，抵达上海周边传教。他们是 南 格 禄（Gotteland）、李 秀 芳（Brueyre）、艾方济（Estève）。三人所起中文姓氏，表达了对明末清初时期来华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Ricci）、南怀仁（Verbiest）、艾 儒略（Aleni）的纪念和敬仰。
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国难深重的晚清时期，“鸦片战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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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一些士大夫知识分子和清廷官员开始“睁眼看世界”，寻求自强之法。“洋务运动”成为贯穿晚清七十年的一个时代主题，因而“西学”知识在晚清中国成为上下求自强的重点之一。在这种时代环境下，新耶稣会士为更好地完成使命，也制定了一项“科学计划”，系统地输入西方科学、教育、出版、慈善等文化体系。实施这一“科学计划”的中心就在徐家汇。不能忽略的是，葬在徐家汇的徐光启实际上在二百多年前就与来华传教士开启了“西学东渐”的进程。
不过，一开始，耶稣会士选择董家渡作为他们的会院，但当时的江南教区主教传信部教士意大利人罗伯济（Besi）要把主教府设置在董家渡，耶稣会不得不把会院搬出。1845年时，耶稣会已在横塘设有修院数年，但此地处于稻田中，过于潮湿，不利于身体健康。南格禄就计划将会院迁到附近的佘山去。后来随着事业的进展，传教士最终选择在徐家汇建立他们的会院。他们选择徐家汇作为会院的因素主要有：一，徐家汇是徐光启的故乡，他的墓地也在此，其后代子孙中信仰天主教的仍有很多居住在徐家汇，并在肇嘉浜旁设立了一个小的天主堂，传教士既感念徐光启，也看重徐家汇的宗教信仰基础；二，徐家汇靠近肇嘉浜，水道便利，北可通上海县城，南可通松江府城，有利于该地的长期发展。
1847年3月，梅德尔（Lema觘tre）在徐家汇小堂旁买了一块地皮，开始建造房屋。另一位传教士薛孔昭（Sica）则在常熟附近罟里村刘姓“教友”那里得到大笔捐款，指定给耶稣会使用，这笔钱款就成为建造徐家汇会院的主要经济来源。建设徐家汇的一开始，传教士受到了一些阻碍。梅德尔请上海地方官发了一个告示，要求乡民不得搬运窃取物料之后，才顺利建成徐家汇的会院。
1849年至1850年间，江南地区闹饥荒，很多难民逃到上海周边，聚集到徐家汇的民众也颇多。会院收养了二三十名男童，于是在北面设立了一所徐汇公学。1852年时徐汇公学的学生已有44名，一个中国秀才主持他们的学业。而横塘的修院也早在1847年时迁到徐家汇。从此，徐家汇成为耶稣会在江南地区传教的中心点。随着时间的推移，耶稣会设立在这里的各种事业和建筑逐渐增多，徐家汇也成为晚清上海社会一个独特的文化空间。按照耶稣会主办各项事业的性质，我们大致可将徐家汇的空间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一是信仰空间：包括1851年建成的徐家汇圣依纳爵天主堂，该堂1906年重建，被称作是远东天主堂的代表；耶稣会住院建筑群；大小修院；女修会的会院等。
二是教育文化空间：包括前文提到的徐汇公学；1920年创办的徐汇师范；1867年即创办的崇德女中；1904年创办的启明女中；1923年创办的圣诞女中；1914年创办的类思小学；以及1903年创办的震旦大学，该校1908年迁至卢家湾，成为闻名于世的耶稣会大学；此外，1847年开始设立的徐家汇藏书楼也是徐家汇文化空间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是科学文化空间：主要是指1873年建立的徐家汇气象台、天文台等，徐家汇测验台随着科学任务的扩张，实际包括多个分支机构，处理不同的科学任务，徐家汇气象台负责检测气象和地震，佘山为天文台，昆山菉葭浜为验磁台，在外滩洋泾浜口又有发布气象信号的“旗号塔”；此外，还有1867年建成的博物院，该博物院最早由传教士韩伯禄（Heude）创办，收集了长江流域的动植物标本，是中国最早的博物馆，里面的展品有虎、豹等的头骨，以及各种鸟类标本、生物化石、植物样本等。
四是慈善文化空间：主要是土山湾育婴堂，1855年在横塘设立的孤儿院于1864年迁至土山湾，后来发展为工艺院，收养男性孤儿，举办各项工艺事业（包括木工厂、五金厂、中西鞋作、风琴作、图绘馆、印刷所、照相馆、机器厂、铁工部、电器部、装订部）及小学校等，成为近代上海职业教育的先声，也是西洋绘画引入近代中国的重镇；此外，还有1869年迁来徐家汇的“圣母院”，该院主要收女婴，由修女们照顾。
五是出版和印刷文化空间：包括土山湾的印刷所，该所于1869年成立，是天主教“书籍传教”的重要工具，所印刷的书籍据称“不第流传于江南地方，竟通行中国二十四行省，外至安南、日本、暹罗、缅甸、南洋、欧美各国。凡有中国侨民所至之处，莫不用土山湾所出书籍……”云云；此外，还有1879年正式刊行的《益闻录》，后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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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报》（1912年更名为《圣教杂志》），以及1886年成立的《圣心报》（参见李天纲《徐家汇——上海的“拉丁区”》一文）。
可以说，以上五个物质的、非物质的部分共同构成了徐家汇作为近代上海社会重要文化空间的整体。在晚清时期，作为文化空间的徐家汇就吸引了来自各个阶层的中国人前来参观、访问，促进了各种西方文化和科学事业在近代上海乃至近代中国的传播。因而，可以说：近代的徐家汇既是一个具有高度宗教性的集群社区，又是一个具有相对开放性的公共文化空间。
各界人士“打卡”地
作为一个独特的文化空间，徐家汇实际上成为晚清中国士人一窥“西学”究竟的窗口。要知道，晚清时期，作为“西教”的天主教与中国社会发生了诸多冲突，清廷、地方官以及民众在抵制“西教”的同时，又对“西学”有着极大的兴趣。而徐家汇成了中国社会了解“西学”“西教”的窗口。
比如，前文提到的《益闻录》《汇报》在中国耶稣会士李问渔的主持下，传播许多“西学”知识。加上天文台、博物院
等自然科学事业、育婴堂等慈善事业，徐家汇的诸多事业的确为天主教树立了某些较为正面的形象。“天津教案”爆发后，天主教的育婴事业成为众矢之的，中国各地“教案”频发，“民教冲突”影响到了地方社会的稳定，也增加了清廷的外交危机。在上海主办《万国公报》的美国新教传教士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即以徐家汇为例，证明天主教的“劝人为善”，所举各项事业也有益于中国社会。在某种程度上，徐家汇成为来华基督宗教（包括天主教、新教）传教士自我证明的案例。
徐家汇这个独特的文化空间，吸引了中外人士的目光，前来观光浏览的人士络绎不绝。据《江南传教史》记载，分布在中国各地的各天主教修会传教士们，在经过上海时，多访问徐家汇，各国海军军官及外交官们也是参访徐家汇的常客。而中国方面人士的参访，则带着某种认知“西学”的需求。
比如，代表了教育事业的徐汇公学，在每年年终举行奖励会时，传教士们邀请地方官前来观礼。徐汇公学的教育内容是中西融合的，在办学上“崇尚科学，文理兼重，中西贯通”（参见马学强：《“素为沪地教会中学之冠”——近代上海徐汇公学研究》）。而气象台、天文台等则可根据监测信息，预测台风的动向，能为远东和南洋地区的航运提供准确气象信息，也成为代表西方科学创造力的标志。
不少清廷官员也来此参观，如晚清名臣郭嵩焘。1879年由欧洲返回中国的郭嵩焘，在抵达上海后到各处游览。1879年4月11日，他同友人来到林乐知主办的格致书院，参观该处所藏各种小型机器和化学仪器。参观过后，林乐知又陪同郭嵩焘一同到徐家汇游览天主教方面的各项事业。郭嵩焘在传教士和中国神父黄伯禄、沈则宽的陪同下，参观了徐汇公学、博物院、印刷馆等处，又特别关注天文台的各种测量仪器。郭嵩焘一直强调中国社会需要“实学”，徐家汇的诸项事业可以说提供给他认识西方器物“先进性”的机会。《益闻录》评价郭嵩焘“于行色匆匆之际，犹欲一展眼界，其留心于天文格致之学，亦可见一斑矣”。在晚清时期，参访徐家汇的晚清中国士子和官员还有很多，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
实际上，徐家汇的诸多事业，也成为汇聚了一批近代上海地方知识分子的文化空间。晚清文人邹弢曾在《益闻录》上刊《游徐汇花园记》一文，文中提及“博物楼中，药水浸龟蛇鱼鳖，已有多年，形状如生，亦一奇也”。
1881年晚清上海地方文人沈祥龙（娄县人）在与友人参访徐家汇后，也赋诗一首：
一鞭风雨里，结伴作清游。楼阁高延爽，园林淡画秋。异书千卷列（藏中西书甚多），奇物八方搜（内有博物院）。相对殷殷意（谓诸司铎），凭拦话海州。肃肃规模具，同行广厦中。诗书严教学，金木考专工（内设公学及育婴所诸艺事）。格致群言萃，研求一理通。利人心自切，事不涉空空。……
此诗比较形象地表达了晚清士子对徐家汇各项事业的观感。
还有比较典型的如张謇与马相伯、李问渔等人之间的交往。李问渔曾编《古文拾级》一书，以为徐汇公学学生学习古文作参考。张謇为此书作序，并称“李君方以宗教教世，自吾交数年，而识其为谨笃质厚之君子也”。晚清知识阶层在通过徐家汇认识“西学”的同时，也认识了“西教”。
气象台与藏书楼
复旦大学已故朱维铮先生曾称：“因为出了徐光启，由人杰而地灵，徐家汇也越来越成为近代中西文化交流过程的首处空间中心。”（参见朱维铮为《历史上的徐家汇》一书所作序言）李天纲教授亦将徐家汇称为上海的“拉丁区”，“是上海，乃至全中国近代文化的重要发源地”。如此看来，徐家汇各种文化事业的影响已突破了其宗教性，而成为上海近代文化形成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而为近代中国社会注入某种具有“先进性”的事物。
现在我们以徐家汇气象台为例，具体考察这种影响是如何作用到中国社会的。在徐家汇的各项事业中，气象台、天文台等自然科学可以说是具有最少“宗教性”，却又具有很强的“应用性”的事业。因其需要纯粹的科学精神，经过严密的测量，进而应用到各种社会生产生活中去。
民国时期，我国科学界对徐家汇的各项科学事业多有关注，且有合作关系，主持这些事业的传教士们也多获得彼时中国政府的奖励。如1916年时任中央气象台台长的天文学家高鲁呈请“洪宪皇帝”袁世凯奖励徐家汇气象台台长劳积勋（Froc）、佘山天文台台长蔡尚质（Chevalier）五等嘉禾奖章。上海总商会也因气象监测有利于航运安全，而向徐家汇气象台捐款。诚如1937年曾详细考察徐家汇气象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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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情况的刘咸所总结的：“该台执事人员皆为天主教士，教士之使命，本为传教，乃竟能出其余暇，作此等重要深邃之科学研究，继续不缀，成绩发皇，有贡献于科学真理，增进人类知识，拯救无数人命，此尤吾人所钦佩者也。”（参见刘咸：《徐家汇气象台之概况》，《科学》1937年第1期）
徐家汇气象台的事业也被复制到上海附近的南通，造福一般地方民众。原来张謇考虑到气象对农业民生的重要性，遂于1913年派精于数学的青年学生刘渭清至徐家汇气象台，跟随时任副台长马德赉（Moidrey）在菉葭浜学习了数月气象测算和仪器保管之法，又托徐家汇气象台的传教士们向英法德各国购买测量仪器，进而于1916年成立南通军山气象台。气象台成立时，张謇还致函马德赉，称：“南通气象台规划购器诸承指导，感荷良深！”（参见张謇《复马德赉函》1916年7月）邀请马氏参加成立大会。
主持南通军山气象台的刘渭清在气象数据监测上与徐家汇气象台保持紧密联系，除对照两个气象台监测数据异同外，他还同马德赉互通音信。马德赉在一封回信中，认为刘渭清的气象记录将会极大地贡献于气象科学文献。
可以说，耶稣会在徐家汇举办的具有代表性的科学事业，在一开始有着满足近代中国社会了解“西学”的外在动力和间接传教的内在动力。随着时间的变迁，中国社会对建设近代科学事业的追求，促成了传教士科学事业在地方社会的转化。南通军山气象台作为中国人自办的第一座具有近代科学水平的气象台，它的成立是这一转化过程的成果。
这一转化成果，实际上又是明末徐光启在译著西方科学著作时即所追求的，其根本的目的在于达到国家的强盛和人民的富足。与徐家汇渊源深厚的马相伯，在年轻时期也曾被耶稣会士寄予厚望，希望由他主持相关的科学事业。但由于各种原因，马相伯退出了耶稣会，转而通过参与世俗活动来促成中国的自强。马相伯后又常居土山湾，成为徐家汇这个文化空间中最重要的旗帜性人物。兴办震旦学院，某种程度可看成是他希望天主教事业能有助于中国的一种方式。
徐家汇以被称为“徐上海”的徐光启而得名。1933年纪念徐光启逝世三百周年时，马相伯曾向中国科学界介绍了徐光启与科学之间的关系。可以说，徐光启对科学的追求，在徐家汇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实现，实在有一种特殊的历史意味。
除了科学事业外，徐家汇藏书楼也参与到近代中国人文社科学术的研究脉络中，成为一个特别的学术性图书机构。1936年的史料显示，彼时徐家汇藏书楼的中文藏书有12万册左右，外文书大约有8万册，加上耶稣会会院、天文台、修道院、徐汇中学、徐汇师范中学等机构图书馆的藏书，彼时徐家汇的藏书量约在30万册上下。丰富的藏书，吸引了诸多学者前来参观借阅。作为徐光启十二世孙的徐宗泽曾任藏书楼主任，他在接受上海《大公报》记者采访时称，民国时期著名记者、新闻学家戈公振撰写《中国报学史》一书时也曾来此借阅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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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时，徐家汇藏书楼也具有一定的公共开放性。正如徐宗泽所说的：“我们平日虽不开放，但是从不拒绝学术家及学术团体的请求，在可能范围之内，我们很愿意和各界做学术研究的合作。……我们也打算拣一个出入便利的适中地点，另外建造一座新式的图书馆。图样早已打好了；不过预算建筑费，至少需洋十万元，希望有热心文化事业的人，大家踊跃代为募捐，使这一座古旧的藏书楼，能够变成上海最新式的，而且也是最大的图书馆才好哩。”（《徐家汇天主堂藏书楼参观记》，《圣教杂志》1936年第6期）
徐宗泽扩展徐家汇藏书楼规模的理想，应是在抗日战争爆发的影响下而未能实现。不过，现在基本保持原样建筑规模的徐家汇藏书楼，作为上海图书馆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了一个受到中外学者欢迎的学术性图书馆。2015年上海图书馆联合学界在此成立了“上海图书馆中西文化交流研究资料中心”。此外，它也是徐家汇源的重要旅游景点，定期举办展览，发挥着公共图书馆的功能。
在此，我们也可以总结说，历史上的徐家汇可被看作是以满足近代中国社会文化更新的需要为根本，在近代上海社会形成的一个汇通古今、融合中西的独特文化空间。而现如今的徐家汇源，则已经转化为一个综合性开放性的公共文化空间，代表了海派文化的融汇特性，在存续徐光启汇通中西精神的同时，也反映了当代中国开拓创新的时代精神以及上海的城市精神。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该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徐家汇藏书楼珍稀文献整理与研究”子课题的研究成果之一）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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