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意识-问题意识、史料搜讨与探索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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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问题意识、史料搜讨与探索空间

近代以来，西方文化与史学输入中国，影响深切。迄今相关内容的著述，已然层出不穷、灿烂多彩。《西史东渐与中国史学演进（1840—1927）》（赵少峰著，商务印书馆2018年11月版）充盈着问题意识、史料搜讨与精慎考析，在诸多同类著述中值得特别关注。其意义主要不在于对此书的学术评析，而是关乎如何建构研讨近代中国史学发展的宏观理念。

1927：中国史学发展重要节点

学术界评价一部学术著作，往往特别关注其中有哪些可以确立的创新见解。这个视点当然重要，但不大全面。学术著作的作者如果能够提出相关学科、课题须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即使并未将之圆满解决，其学术价值依然很高，因为这可能推动学界的共同关注与深入研究。特别是提出理论层面的问题，反映出对研究课题的全面思考和高度概括，意义更加重要。而理论性的问题，大多不能指望一人、一书论述就会取得学界共识。因此，学术著作的价值乃在于提出重要问题，以开拓新的研究思路。
该书不满足于史实的清理和叙次，充满了思考问题的学术意识。开篇《绪言》集中展现了作者对近代中国史学发展动力、社会背景、发展趋向、发展阶段、文化影响等的探讨，提出一系列理论层次的问题与见解。在作者看来，1840—1927年是中国历史学发展的重要阶段，需要专门划分出来深入研究。此乃基于对整个中国近现代史学发展的考察，认为1928年后中国史学进入现代史学阶段。将1927年视为中国史学发展的重要节点，是全新的、宏观视野下的理论探索，提出了需要重新研讨中国近现代史学史的整体脉络。
《绪言》第一个问题论述了中国史学演进的主要动力，开宗明义直奔史学理论的核心问题。从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中探寻事物的发展动力，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则。作者响亮地提出问题，从社会矛盾的激发和外来学术与传统文化碰撞、磨合的矛盾中分析。当然，全书重点是探索西学东渐导致的中国史学转型，从而划分出几个发展阶段。其中结论仍有需要学界共同研讨之处，而其思路和方法则坚持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精神。

中国撰述外国史具备自我主体意识

历史学著述越想提高理论思维的层次，越需要力求全面的史料搜讨、鉴别、梳理与整合，否则将会偏离历史唯物主义的理念。阅读这部著作，首先会感触到其中引据资料之极为丰富。史著中所谓历史资料的丰富，绝不是简单的数量堆积，而是需要对史料全面搜讨，经过梳理、鉴择，又进行充分的定位分析，从而足以支撑历史叙事的整体进程，并且呈现出发展的阶段性。能否做到这一点，是唯物史观与其他旧史学同样重视史料而实际运作中的重要区别，该书作出了可圈可点的实践。
书中研究内容预定为1840—1927年西学东渐，但作者并不截然割断史学发展历程，对1840年之前西方史地知识传入中国状况仍作了深入细致的考述。不仅分析了19世纪中外文化交汇的大势，及清季国情与学术文化取向的变化等，昭示了历史学转型社会条件的渐形渐著。随之详细考述来华新传教士通过出版图书与创办报刊，起到传播西方文化知识与史地之学的主导作用，继之考述同时期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认知。这样，从分析中国国情、中外交汇、外来传教士主导输入西学，到中国先行者率先了解和撰述海外知识，构成一个认识结构，形成有体系地考述西学东渐萌发于19世纪的状态。关于新传教士的到来，作者指出“英国传教士马礼逊是揭开新一轮西学东渐的第一人”。通过对史料的精审思考，书中将1807年马礼逊来华至1840年鸦片战争，定性为西学东渐和中国史学演进的发轫期。
面对西学传播和中国史学转型更加复杂的状况，该书更重于史料征引与理论思维的结合，得出更多新见解。第一，阅读历史资料，评介各种具体文献。考述了诸如西人举办墨海书馆、广学会、中国的商务印书馆等出版机构和文化组织，反映了西学主动输入、中国学界接受以及中西文化碰撞、交汇、融合的状况。第二，图书评介有详有略、重点突出。作者对传教士裨治文《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与华人梁廷枏《合省国说》这两种叙述美国史地的著作予以比较研究，指出梁廷枏虽然因袭前书，但结构改变明显，体现了中国撰述外国史具备自我主体意识。这是本书的一大亮点。第三，史料搜集与整合以反映历史演进的阶段性为旨趣。这在1840年前的发轫期已经体现，此后依次划分了西学东渐的初兴期（184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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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发展期（1860—1894）、转折期（1895—1911）、勃兴期（1912—1927）。其宗旨是史料搜集必须丰富，整合鉴择必须精审，叙述方式必须机动灵活。该书不单以评介具体文献为枢纽，学人群体、杰出人物、文化机构的活动，都成为研讨与叙述的线索，而且多有概括评论。第四，全面性史料搜采反映出史学的多途发展。既然要勾画近代史学的发展过程，就不能不注意史料采择的全面性。

虽然西学东渐的总趋势是逐步接受和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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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始终遇到巨大阻力，西学本身也是多种多样，接受哪一种西学？在中国也有不同选择，于是史家和史学的价值观必定出现分化。该书作者专门提到中国史学的多途发展问题，不仅论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兴起和发展，也考述了旧派学者的主张与实践。由于著作主体是西学的影响和中国史学的转型，对于不同史学流派的叙述不大充分，而考察了最先进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考述了持守旧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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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史家群体，也算提纲挈领地展示了近代史学多途发展的格局。

提出划分近代史学的五个阶段

研讨西学影响中国史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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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论著，迄今面世者甚多，大多以叙述史事为鹄的，着意将认识提高到理论层次者鲜见，这是该书与众不同之处。理论思维会形成较多新见解、提出许多新问题，从而促进学术研究的推进。书中的新见解与新问题交织一起。例如将中国近代史学下限定为1927年，以发轫、初兴、发展、转折、勃兴划分近代史学的几个阶段。这是作者的创新见解，但同时也提出一个史学史的重大理论问题，值得史学界认真讨论。
一部学术著述的价值，一是给予读者一系列可靠的知识，二是提供闪光的思想启发，有时第二项更为难得、更为珍贵。作者认为，西史东渐是该时期中国史学演进的助推器，书中用较大篇幅列举西史东渐对于中国史家和史学的八项促进，十分精辟。同时出现的研究空间，就是中国史学此后的发展，西学是否处于最主导的地位？作者论述说：此时期史学的潮流是“求新”“求变”“新与旧、中与西的融合与交汇，造就出具有茁壮生命力的学术”。这包含着耀眼闪光的思想，可惜没有大加发挥。其他如提出“历史学的科学化”“史学的现代化范式”，清人从“华夷论”转化为“外交论”等命题和概念，均开发出近代史学史探索的新空间。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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