沅陵-秦洞庭郡屬縣小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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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秦洞庭郡屬縣小議

（武漢大學歷史學院）

  
秦滅楚後，在故楚舊地，即秦“新地”置郡，洞庭是其中之一，僅見於里耶秦簡等出土文獻。整理者稱里耶文書的年代為秦始皇（秦王政）二十五年（前222年）至秦二世二年（前208年）[1]， 陳偉先生進一步指出，“始皇二十五年二月或略早秦控制原本屬楚的洞庭湖流域並設置郡縣”，文書的時間跨度為秦始皇二十五年二月至秦二世二年十月[2]。洞庭郡的存續時間當無疑問。
洞庭郡的界域覆蓋了雪峰山以西的沅水、澧水流域，其屬縣主要分佈於沅水、澧水沿岸及二水下遊的今洞庭湖西側沖積平原區。由《漢書·地理志》可知，同處於這一地區的西漢武陵郡中的十三個屬縣大部分可以與之對應，不過還有一些仍難以確定。在《里耶秦簡（貳）》出版之前，很多學者都對此做過討論，郭濤先生曾對前人的研究有過辨析與總結，所提出的屬縣為十六個，分別是：索、臨沅、沅陵、無陽、遷陵、辰陽、酉陽、新武陵、零陽、充、上軴、沅陽、門淺、上衍、蓬、鐔成[3]。晏昌貴先生認定的屬縣與之大致相同，但不包括鐔成，共十五個[4]。《里耶秦簡（貳）》出版之後，陳偉先生曾據文書內容分四種情形來討論洞庭屬縣，他總結到：
《漢志》所載武陵十三縣，除佷山外，均已見於里耶秦簡。其中索、臨沅、沅陵、鐔成、遷陵、酉陽、零陽、充八縣，明確屬於洞庭郡；孱陵、無陽、辰陽、義陵四縣，也可能具有相同屬性。益陽於《漢書·地理志》屬長沙國，此時屬洞庭。新武陵、蓬、上衍、門淺、安陽，未見於《漢志》。此外，9-26說“鐔成以便近道次盡下新縣”，意味著在鐔成以遠，至少一度還有洞庭屬縣的存在。[5]

目前看來，明確屬洞庭郡且地望較肯定的有：索、臨沅、沅陵、無陽、遷陵、辰陽、酉陽、＃＃零陽、充，不再贅述。地望或屬郡存在疑義的有孱陵、新武陵、義陵、上軴、沅陽、門淺、上衍、蓬、鐔成、安陽、益陽等。

一

關於孱陵，凡國棟先生將其列為南郡屬縣[6]，晏昌貴、遊逸飛、郭濤等先生亦依據不同材料，從多個方面論證其非洞庭屬縣，當屬南郡[7]，應是。論證所據的里耶里程簡很值得注意：
鄢到銷百八十四里，銷到江陵二百卌六里，江陵到孱陵百一十里，孱陵到索二百九十五里，索到臨沅六十里，臨沅到遷陵九百一十里。（凡四）千四百卌四里。[8] 16-52
其中記載的索到臨沅的路線與洞庭郡內部的文書傳遞的“臨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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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線路亦相吻合。里耶秦簡多次提到這條線路，如：
六月壬午朔戊戌，洞庭叚（假）守齮下□：聽書從事，臨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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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索），門淺、零陽、上衍各以道次傳別書。臨沅下洞庭都水，蓬下鐵官，皆以郵行。書到相報，不報，追。臨沅、門淺、零陽、上衍□言書到，署兵曹發。如手。道一書。·以洞庭候印〼    9-713[9]
洞庭假守齮之後的“下□”，里耶秦簡牘校釋小組懷疑應是“下縣”，應是，即由郡長官將文書下達至屬縣之意。簡文中這樣的例子不少，如“十月辛丑，南陽守衍下縣：聽書從事”（9-2076），“〼甲子朔戊子，洞庭□□□下縣”（9-26）等。接著在“聽書從事”之後記載了文書的傳遞路線。簡文中多次出現“卅一年六月壬午朔”（8-173，8-1102，9-934，9-1117），9-713或當系於這一年，戊戌為六月第十七日。細審圖版，在“臨沅下索”之後又墨鉤符號“└”，以示點斷之意（參見圖1）。
圖1
因此，簡文不能理解為由臨沅下分四路：索、門淺、零陽和上衍，而應分兩部分理解，即（1）“臨沅下索”，（2）“門淺、零陽、上衍各以道次傳別書”。最先注意到這一問題的是鷹取祐司先生，他在觀察《湖南出土簡牘選編》公佈的圖版之後談到：
索之後出現了表示文意區隔的符號“└”，應理解為文意上將索與門淺區隔開來。另外，“臨沅下索└門淺零陽上衍”的下文出現了“臨沅、門淺、零陽□□□書到，署兵曹發”，其中“臨沅下索└門淺零陽上衍”臨沅與門淺之間的“索”在此處並未出現。後文的“書到，署兵曹發”是針對文書受領者下達的命令，此處的下達地只有臨沅、門淺、零陽和上衍，可見索應是從臨沅發出的文書的下達地。因此，“臨沅下索└，門淺、零陽、上衍、各以道次傳別書”應解釋為“臨沅下索，門淺、零陽、上衍依據各自的路線傳送別書”，認為到達遷陵的文書傳送路線始於臨沅是有誤的。[10]
此說甚是。從《里耶秦簡（貳）》公佈的圖版和釋文可知，文書傳遞之後，“臨沅、門淺、零陽、上衍□言書到”，地名之中沒有索，臨沅、門淺、零陽、上衍為並列關係。上衍之後一字字形上與“索”字迥異（參見圖2），《里耶秦簡博物館藏秦簡》擬釋“皆”[11]，應是。即“臨沅、門淺、零陽、上衍皆言書到”。簡9-2076 記載了南陽郡的文書傳遞情形，“宛、新野、比陽、陽成、雉各言書到”，格式與之近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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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13“索” 9-713“上衍”下一字
圖2

此外，8-159簡背面記載的文書傳遞情形亦可與與9-713參讀。
三月丁丑朔壬辰，【洞庭】□□□□□□□□□□□□令□□□（索）└門淺、上衍、零陽□□□以次傳□□□□□書到相報□□□□門淺、上衍、零陽言書到，署□□發。
在“索”與“門淺”之間，亦有墨鉤符號“└”點斷（圖3）。文書傳遞的時間為秦始皇三十二年三月十六日，“令□□□索”可補充釋讀為“令【臨沅下】索”，其後的地名順序為“門淺、上衍、零陽”，與9-713之“門淺、零陽、上衍”略有不同，反映了三者之間為並列關係。

圖3

9-713之“別書”當從上讀，指文書的副本，與9-2076之“新武陵布四道，以次傳別書。書到相報，不報者追之”的用法類似。9-713所記的文書傳遞情形分四個部分：（1）臨沅下索；（2）門淺、零陽、上衍各以道次傳別書；（3）臨沅下洞庭都水；（4）蓬下鐵官。後二者的文書“以郵行”，與屬縣之間的“以次傳”不同。而16-52中的“索到臨沅六十里”恰可與“臨沅下索”這條路線相驗證。臨沅以北與索相鄰，索又與孱陵縣相鄰。郡內文書自臨沅傳遞至索之後未見再“以次傳”往孱陵，或因為已至郡界，推测孱陵為外郡屬縣的可能性更大。

二

門淺、零陽、上衍這三條傳遞路線中，“零陽—充—酉陽—遷陵”這一條比較明確，茲不贅述。起點為上衍的這一條從9-2086+9-2115中似乎可以發現一些線索。簡文載：“〼└沅=陵=庾└上=衍=安陽庾□〼”[12]庾當指漕糧倉庫，《戰國策·魏策一》：“粟糧漕庾,不下十萬。”北京大學藏秦水陸里程簡冊中有很多綴以“庾”字的地名，如“楊口水道上到武庾”、 “訄渠庾到陽新城庾”、“宛宜民庾行淯水到西陵”等，均應指分佈在水路沿岸的漕倉。“陽新城庾”、“宛宜民庾”明確記載了這些漕庾的上屬縣分別為陽縣和宛縣。除“庾”之外，類似的還有水路里程簡涉及到的諸多帶“津”的地名，如“鄧新鄧津”、“鄢路盧津”，也明確記載分屬於鄧縣、鄢縣。
由此觀之，9-2086+9-2115應當記載了洞庭郡的漕庾分佈情況，可釋讀為：“〼└沅陵：沅陵庾└，上衍：上衍、安陽庾□〼”，即沅陵縣有沅陵庾，上衍縣有上衍、安陽二庾。各縣管理的漕庾之間用墨鉤區隔。從記載順序上看，沅陵與上衍在漕運水系上或許存在關聯。已知沅陵在今沅陵縣南的沅水沿岸，上衍縣及所管理的上衍、安陽二庾有可能都在去之不遠的沅水沿岸。
簡文中的上衍，最早出現於秦始皇（秦王政）二十五年二月（8-1450），與洞庭郡的始置時間接近，較晚的有秦始皇三十二年三月（9-159）。除9-2086+9-2115外，安陽在簡文其他地方也曾出現，如8-1039中有“安陽守丞”，9-2130+9-2146：“書二封，遷陵印，其一封安陽、一洞庭尉□。丗四年九月丙子，隸妾”[13]。陳偉先生指出安陽或是洞庭屬縣。從安陽庾隸屬於上衍縣推測，安陽或許本為上衍之一部分，但至晚在秦始皇三十四年已單獨置縣。無論如何，安陽與上衍當皆在沅水沿岸。
安陽地名比較常見，《漢書·地理志》汝南郡有安陽侯國，漢中郡有安陽縣，後者亦見於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秩律》。《讀史方輿紀要》載沅水下遊的桃源縣有安陽山，曰：“又安陽山，在縣西百二十里。高萬丈，雲氣開合，可占晴雨。”[14]。嘉慶重修《一統志》也有記載：“萬陽山，在桃源縣西一百二十里，一名安陽山。……相近有九首山，在大敷溪上，上有九峰，故名。九溪水出此。又有了柱山，小敷溪水出焉。”[15] 安陽山附近有九首山，山下有大敷溪、小敷溪。考今桃源縣西觀音寺鎮有大洑溪、小洑溪，皆南流匯入沅江，當是《一統志》中的大敷溪、小敷溪。安陽山的名稱由來已無從考證，若簡文之安陽與之相關，則應在今桃源縣西南的沅水北岸，這一帶的桃源縣觀音寺鎮至沅陵縣東部的五強溪鎮之間為起伏不大的丘陵崗地，適宜聚居。
若安陽在今桃源縣西的話，據簡文所載，推測安陽西接沅陵，東臨上衍。距離今桃源縣城不遠的青林鄉采菱、金雞兩村之間有一座名為采菱故城的戰國城址，相傳為楚平王所築，城牆、護城河見存[16]。采菱城附近及以西分佈著不少戰國至西漢的遺址和墓葬，可見這一時期沅水下遊已有不少聚落和人口。上衍目前未見於漢代文獻，該城遺跡亦以戰國文化層為主，二者或相關。由此看來，上衍一線的文書可能沿沅水傳遞，路線為“上衍—安陽—沅陵……”

三

條析已公佈的簡文可以看出，隨著時間的推移，洞庭郡文書傳遞的情形似乎發生過變化（參見表1）。

表1  洞庭郡文書傳遞情況表

簡號內容時間9-1861新武陵布四道，以次傳別書。廿六年二月[17] 9-2283新武陵別四道，以道次傳別〼廿七年二月9-23以新武陵印行事廿七年十一月8-657新武陵別四道，以次傳別書廿八年五月[18] 9-713臨沅下索，門淺、零陽、上衍各以道次傳別書卅一年六月8-159【臨沅下】索，門淺、上衍、零陽卅二年三月9-26各以道次傳別書 鐔成以便近道次盡下新縣……臨沅、門淺、上衍卅四年七月
顯然，洞庭郡文書以新武陵“別四道”或“布四道”傳遞的時間集中於二十六至二十八年；以“臨沅下索，門淺、零陽、上衍各以道次傳”形式傳遞的集中於三十一年之後。其中9-26的紀年部分有所缺失，簡文云：
〼甲子朔戊子，洞庭□□□下縣：各以道次傳別書。洞庭尉吏、執法、屬官在縣界中□□下書焉。洞庭尉下洞庭除道尉，除道尉下當用者。鐔成以便近道次盡下新縣。皆以郵行。書到相報，不報者追。臨沅、門淺、上衍、□□
這條簡文的書寫時間不明，不過與9-713、8-159相比，所載洞庭郡文書的下縣傳遞有兩個變化：（1）下縣之時，省略了“臨沅下索，門淺、零陽、上衍”等地名，直書“各以道次傳別書”；（2）增加了“鐔成以便近道次盡下新縣”，即以鐔成為起點傳遞至新縣的路徑。
第一個變化估計與郡內的文書傳遞路線的固定化有關，“臨沅下索，門淺、零陽、上衍各以道次傳”這一線路已十分穩定，吏員亦熟稔於心，已成為默認的共識，故無需多言，直書“各以道次傳”即可，但各縣收到文書後必須相報，故簡文最後仍需明記各縣的回報情況。這一情形與當時南陽郡的情形比較近似。9-2076記載了南陽郡文書下縣傳遞狀況：“十月辛丑，南陽守衍下縣：聽書從事，以律令道次傳別書。……書到相報。宛、新野、比陽、陽成、雉各言書到。”南陽已入秦設郡數十年，文書傳遞路線已然程式化、固定化，故直書“以律令道次傳別書”，洞庭郡的這一變化也反映了這幾條文書傳遞路線的穩定化。由此推測，簡9-26的書寫時間當晚於9-713、8-159的書寫時間。
第二個變化反映出書寫這條簡文時，洞庭郡增加了新縣，這些新縣不在已有的文書傳遞路線上，故令“鐔成以便近道次盡下新縣”。鐔成，傳世文獻作鐔城，是秦始皇三十至三十三間征討嶺南的據點之一，在洞庭郡南境，一般認為在今湖南靖州縣一帶[19]。在始皇三十三年攻取嶺南前後，秦軍對鐔成附近的控制力空前加強，新縣的設置應與之相關。從“盡下”推想新縣當不止一個，因其新置，郵傳系統尚待完善，故以鐔成作為洞庭郡南部的據點，向其附近的新縣傳遞文書，這也從側面反應出洞庭郡的管轄範圍和控制力在逐漸擴大和增強。亦可推知該簡文的書寫年代或當在始皇三十三年前後。
從殘斷簡文可知其書寫於以甲子日為朔日的某年某月。通覽已公佈的簡文，“甲子朔”之前的紀年僅有兩種情形，其一為“卅四年七月甲子朔”，出現最為頻繁，共12次（8-759、8-841、8-1353、8-1401、8-1523、8-1525、9-3、9-12、9-87、9-528、9-1873、9-2248）其二為“廿九年四月甲子朔”，出現2次（8-1514、9-699）。綜合前文所論，這條簡文（9-26）書寫於始皇三十四年七月的可能性最大，鐔成亦當在此之前置縣。
由此看來，洞庭郡的文書傳遞路線經歷了三個階段的變化：
（1）始皇26-28年，以新武陵為中心，別（布）四道傳遞；
（2）始皇31-32年，“臨沅—索”、“零陽—充—酉陽—遷陵”、“上衍—安陽—沅陵……”、“上衍—？”分別傳遞；
（3）始皇34年，新增“鐔成—各‘新縣’”路線。
這也對應著秦洞庭郡的形成與發展史。秦洞庭郡置於始皇二十五年二月或稍早的時期，應當在很大程度上繼承了楚人故有的縣邑和行政中心。如洞庭郡以北的南郡和南陽郡，行政中心所在的江陵、宛原本就是楚人的地域中心。以此類推，第一個階段出現的“新武陵”可能本是楚人在雪峰山以西沅澧流域的地域中心。秦人佔領新地之後，如果發現縣名相同，往往加“新”字加以區分，如新襄城、新城父、新東陽、新平舒等，但這些縣名存在時間短，地望多無考。從新武陵的情況看，秦人在縣名前加“新”大概是臨時性的舉措，不久之後又加以改名或調整。從第一階段到第二階段的變化情況看，改名或調整之後的洞庭郡行政中心，有可能仍在新武陵所在地，也有可能有過遷徙。
前引9-713記載的文書傳遞路線之中，由於門淺地望無考，始於門淺的這一線的文書傳遞情形尚不清楚。門淺在漢初仍然存在[20]，而出現門淺的簡文中可考的紀年有三十一年（9-713）、三十二年（8-159）、三十四年（9-26），估計門淺設縣的時間不會太早，也許與形成上述第二個階段的文書傳遞路線有關。
此外，9-713線路還有“蓬下鐵官”，8-109+8-386則云“受蓬鐵權”，學者們普遍認同蓬為洞庭郡屬縣，且應出產鐵。其地望或說在麻陽縣附近，或說在洞庭湖周邊[21]。檢諸地志，北宋嘉祐三年（1058年）曾置池蓬寨[22]，明改設池蓬巡檢司，《明史》載沅陵縣“東北有池蓬四巡檢司”[23]。《中國歷史地圖集》將其擬定在今沅陵縣東的沅水近岸，約接桃源縣境[24]，應是。湖南鐵礦分佈甚廣，沅陵亦是產區之一。不清楚秦之蓬縣是否置於這一帶，提出備考。

附記：小文在寫作過程中得到了魯家亮先生、但昌武博士的諸多幫助，謹申謝忱！ [1] 湖南省考古研究所編著：《里耶秦簡（壹）·前言》，文物出版社，2012年，第4頁。
[2] 陳偉：《秦洞庭和蒼梧郡新識》，《中國社會科學報》2019年3月1日。
[3] 郭濤：《秦帝國行政末端運行研究——以里耶秦簡牘為中心的考察》，復旦大學博士論文，2016年，第100頁。
[4] 晏昌貴：《秦簡牘地理研究》，武漢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168-179頁、第184-186頁。
[5] 陳偉：《秦洞庭和蒼梧郡新識》，《中國社會科學報》2019年3月1日。
[6] 凡國棟：《秦郡新探——以出土文獻為主要切入點》，武漢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0年，第163-165頁。
[7] 晏昌貴：《秦簡牘地理研究》，武漢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163-166頁；遊逸飛：《里耶秦簡所見的洞庭郡：戰國秦漢郡縣制個案研究之一》，《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61卷，2015年，第40頁；郭濤：《秦帝國行政末端運行研究——以里耶秦簡牘為中心的考察》，復旦大學博士論文，2016年，第97-99頁。
[8]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里耶發掘報告》，嶽麓書社，2007年，正文第 198-199 頁，彩版第四十。正文之“四十”據彩版改為“卌”。
[9] 這條簡文最初由遊逸飛、陳弘音先生在《里耶秦簡博物館藏第九層簡牘釋文校釋》（簡帛網，2013年12月22日）一文中公佈，簡號為9-712+9-758；其後在宋少華、張春龍、鄭曙斌、黃樸華編著的《湖南出土簡牘選編》（嶽麓書社，2013年）中公佈了圖

4天看完林汉达中国历史故事集

版及釋文。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里耶秦簡牘校釋小組隨後撰《新見里耶秦簡牘資料選校（二）》（簡帛網，2014年9月3日）一文重新進行了標點和注釋。此後，《里耶秦簡（貳）》再次刊發了圖版和釋文，編號改為9-713。本文以最新出版的《里耶秦簡（貳）》編號為准，標點參考了《新見里耶秦簡牘資料選校（二）》的觀點並略有調整。
[10] 鷹取裕司：《秦漢官文書の基礎的研究》，汲古書院，2015年，第268-269頁。此處為筆者據其日文原文譯出。
[11] 里耶秦簡博物館、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中國人民大學中心編著：《里耶秦簡博物館藏秦簡》，中西書局，2016年，第183頁。
[12] 殘端簡首“沅陵”之前有墨鉤符號。此承魯家亮先生示下，謹志謝忱。
[13] 里耶秦簡牘校釋小組：《<里耶秦簡（貳）>校讀（一）》,簡帛網，2018年5月17日。
[14] 顧祖禹撰，賀次君、施和金點校：《讀史方輿紀要》卷80《湖廣六·桃源縣》“穿石山”條，中華書局，2005年，第3775頁。
[15] 《嘉慶重修一統志》卷364《常德府一·山川》“萬陽山”條，中華書局，1986年。
[16] 國家文物局主編：《中國文物地圖集·湖南分冊》，湖南地圖出版社，1997 年，第240頁。
[17] 整理者作“卅六年二月”，里耶秦簡牘校釋小組《<里耶秦簡（貳）>校讀（一）》（簡帛網，2018年5月17日）改“卅”為“廿”，當是。
[18] 該簡年月記載缺失，推測應為“廿八年五月”，參看拙文：《里耶簡牘所見秦即墨考》，《江漢考古》2015年第5期。
[19] 周振鶴編著：《漢書地理志匯釋》，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89頁。
[20] 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武漢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52頁。
[21] 郭濤：《文書行政與秦代洞庭郡的縣際網路》，《社會科學》2017年第10期；周波：《說楚地出土文獻中的“”與“蓬”》，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戰國文字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中西書局，2017年，第75-80頁。
[22] 《宋史》卷88《地理志四·江南東西路》，中華書局，1977年，第2196頁。
[23] 《明史》卷44《地理志五·湖廣》，中華書局，1974年，第1092頁。
[24] 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第6冊，地圖出版社，1982年，第63-64頁。

（編者按：本文收稿時間爲2019年5月9日10：50。）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905/09/65379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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