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先秦语境中的“夫死从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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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先秦语境中的“夫死从子”

谈及中国古代女性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三从四德”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所谓“三从”，即“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三从四德”肇始于先秦，明清时期日趋极端，成为束缚妇女个性与人身自由的枷锁，尤其是“三从”造就的所谓“烈女节妇”事迹，其中不乏女性个体的悲剧事例。其实，在先秦语境中，“三从”原则彰显出的男性优越现象，大多集中在性别分工中男性主导的政治（如祭祀和外交等）、军事、社交等场域。从具体生活场域以及伦理关系来看，父女、夫妇、母子之间，亦存在双方必须遵守的双向准则（如父慈、子孝、夫义、妇听等）。特别是在母子之间，母亲往往占据优势地位，其个人意志超越“内”“外”藩篱，乃至在军政大事决断上出现“子从母”现象。
多重史料再现强势武姜
在先秦史籍中，有关强势母亲的记载并不鲜见。《左传》等史书中记载的郑庄公与母亲武姜的纠葛即是典型事例。武姜是春秋时期郑国国君郑武公夫人，生育二子——庄公和共叔段。因庄公出生时遭遇难产，武姜遂恶庄公而偏爱共叔段，并多次向武公进言，求立共叔段为嗣。庄公即位后，武姜为扶植共叔段势力，训诫庄公应遵武公治国经验，由大夫和老臣主政三年，庄公从旁学习。此计未遂，武姜又为共叔段请封战略要地“制”为采邑，亦未遂。在武姜的反复要求下，庄公终将大城“京”封与共叔段。此后，共叔段据“京”谋反，而武姜欲为内应。庄公平叛后，置武姜于“颍”，发誓“不及黄泉，无相见也”，继而后悔，借颍考叔“阙地及泉，隧而相见”之计，复“母子如初”。
长久以来，人们热衷于探讨这段被称为“郑伯克段于鄢”的故事中庄公的谋算深远和武姜的偏心狭隘，而其中体现的与先秦礼法大相径庭的母子关系，则少有注意。近年，随着清华简《郑武夫人规孺子》的公布，这一事件的前后脉络越发清晰。透过这段简文，可见一个更加丰满、强悍的“郑武夫人”形象。
据《仪礼·丧服》，“妇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武公去世，武姜本应“从子”，但事实却是武姜不仅“专用”，而且直接参与了谋夺最高政治权力的政变活动。作为国君夫人的武姜，对“男不言内，女不言外”（《礼记·内则》）、“外言不入于梱，内言不出于梱”（《礼记·曲礼上》）等礼制要求有相当清楚的认识——为消解庄公疑虑，说服其让权于大夫老臣，武姜曾郑重表态：在老臣主政期间，“老妇亦将纠修宫中之政，门槛之外毋敢有知焉”；“亦不敢以兄弟、婚姻之言，以乱大夫之政”（《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陆）·郑武夫人规孺子》）。然而，对同样是基于男尊女卑观念的“夫死从子”，武姜似乎别有倚恃。
有学者以清华简文中武姜称庄公为“孺子”而判断庄公即位时年齿尚幼，并据此对武姜的违礼行为加以疏通。然而，在先秦文献中，“孺子”之称并非专指年幼男子，如《国语·晋语》晋杜原款谓太子申生“孺子勉之”，《左传》昭公十六年韩宣子谓郑卿子齹“孺子善哉”，“孺子”与未成年人并不完全对应。而且《史记·郑世家》记载郑庄公元年封共叔段于京，“段至京，缮治甲兵，与其母武姜谋袭郑”。若庄公即位时年纪尚幼，那么身为庄公弟的共叔段，何能“缮治甲兵”“谋袭郑”？另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武姜婚后四年即生庄公，而武姜在训诫庄公时自称“老妇”，也表示庄公即位时似乎不会太过幼小。因此，简文中的“孺子”，应是作为嗣君人选的嫡长子之意，即清人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二“孺子”条中所说的“天子以下嫡长为后者”，而非“童稚之通称”。
强势母权具有普遍性
翻检史料可以发现，先秦各诸侯国均普遍存在不同程度的强势母权现象。如公父文伯贵为鲁大夫，然而其母敬姜仍纺织（绩）不辍，公父文伯劝其停止劳作，以免外人误以为他不善待母亲。敬姜却以“昔圣王之处民也，择瘠土而处之，劳其民而用之，故长王天下”（《国语·鲁语》），训诫公父文伯不可忘本。在训诫开始前的一句“居，吾语女”，将母亲对儿子的权威展现得淋漓尽致。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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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文伯在宴饮时慢待了客人露睹父，而招致后者怨恨。敬姜知晓后，将公父文伯斥逐出门，五日后，才在鲁国众大夫的调解下准其还家。
尽管敬姜的严厉和强势尚属于“教子”“训子”范畴，其行为也未违背“女无外事”的原则，但这种强势很容易突破礼法规则而介入国家政治领域，进而酿成严重后果，上述武姜对郑庄公的政治压迫即掩盖在“规训”面孔之下。芮国国君芮伯万因宠姬太多，而被其母芮姜逐出芮国（《左传》桓公三年），此后芮国另立国君。直至七年后，芮伯万才在秦国的政治军事干预下重返故国，直接导致秦国势力对芮国的政治渗透。
因一己私欲而利用母亲身份干涉国政的太后亦不少见。鲁成公母穆姜与“三桓”之一的宣伯（即叔孙侨如）私通，为帮助宣伯独揽鲁国大权，穆姜唆使成公驱逐季、孟二氏。当鲁成公以战事为由而推诿时，穆姜竟指着从庭前经过的两位公子（成公兄弟）对成公说：“女（汝）不可，是皆君也”（《左传》成公十六年），公然以废除成公君位来施压要挟。晋平公母悼夫人为杞女，杞迁都于淳于，需要筑城，平公便命知悼子“合诸侯之大夫以城杞”，又使司马女叔侯到鲁国“治杞田”，帮助杞索要被鲁国夺去的土地。即便在礼废乐坏的东周时期，宗法制仍具有相当程度的普遍约束力，晋鲁同姓（姬姓）而杞为夏人后裔，所以晋平公的“弃同即异”遭到“不恤周宗之阙，而夏肄是屏”的批评。事实上，平公甘冒被同姓诸侯孤立的危险（“诸姬是弃，其谁归之”）而与“诸姬”交恶，很可能是为了满足其母悼夫人的要求，这从悼夫人对司马女叔侯未能索回全部土地而表现出的强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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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得到一定程度的印证——“晋悼夫人愠曰：齐也取货，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尽管没有更多的文字记载，但在事件的背后，我们似乎可以体察到晋平公也有着与郑庄公那句“姜氏欲之，焉辟害”相似的无奈。
强势母权的理论根源
强势母权导致的“子从母”现象并不仅限于先秦，历朝历代都不乏此类情况。那么如何理解这种现象呢？
母子亲恩是建立在生养关系基础上的先天伦常，“夫死从子”是基于男尊女卑而人为设定的后天规范，当两者发生冲突时，血缘和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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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会促使后者向前者妥协。更重要的是，由“亲亲”而“尊尊”，是中国古代政治和社会秩序的内在理路，所谓“其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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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孝弟（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孝经》云，“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没有了“孝”的根基，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成了无本之木，连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归结为利害计算关系的法家也不得不承认“其母不爱，安能爱君？”（《韩非子·难一》）
正因如此，“夫死从子”虽然在男权话语体系下被纳入了礼法规范，但人们对母亲的权威却始终持默认态度。“从子”与否事实上变成了母亲与儿子角力或者协商的过程。如果是一位弱势或乐于听命于儿子的母亲，其在丈夫死后确实可能“从子”；如果是一位强势的母亲，则儿子恐怕还是会向母亲妥协，以无违“孝道”——即便郑庄公气极之下发誓与母亲再不相见，但也即刻“悔之”，当颍考叔献上一个并不高明的计策时，庄公立刻心领神会，借机与母亲和好，重新回到“孝”的轨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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