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渊阁四库全书-童蒙教育与朱子学的下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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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08 0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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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童蒙教育与朱子学的下移

内容提要：朱子《小学》是明清时期儿童教育的经典读本，阅读《小学》成为儿童接受家庭教育和地方小学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构成儿童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为了训子和训俗，明清士人对朱子《小学》原本进行了创造性的改编，以适应儿童的心智水平。明清儿童的《小学》阅读受环境、科举政策和学术转向的影响，具有时代特征，但这种阅读活动仍然贯穿明清两代，成为朱子学“下渗”民间的主要途径。
关键词：明清时期儿童《小学》阅读

引言
朱熹主编的《小学》是一部儒学基础读本，它以洒扫应对、爱亲敬长立教，实现明伦、敬身的目标，宋以后多用于儿童的蒙养教育，尤其是道德教育和礼仪规训。
元儒尊崇朱子学，认为《小学》具体切实，简浅易入，故倡明德之教，每以《小学》居先。[1]经许衡、熊朋来、刘因等人的表彰，《小学》逐渐与《孝经》、《四书》并列，成为儒学传承的主要文本，其经典地位初步奠定。明清社会继承了前朝重视朱子《小学》的文化传统，《小学》一书流布更加广泛，从庠序私塾到士民之家，儿童吟诵《小学》之声随处可闻。明儒吴与弼（1391—1469）《即事》诗曰：“借得禅房久寓居，闲中转觉日舒舒。二三童冠相于好，卧听琅琅《小学》书。”清初政治家、理学家魏裔介(1616—1686)也有一诗：“万姓劳劳未得庐，白云深处可容居。耕田凿井无多事，闲课儿童《小学》书。”[2]吴、魏两人描述儿童读《小学》的情境从一个侧面再现了朱子小学之教在明清社会的生动展开。
长期以来学界对朱子《小学》的研究主要从儿童教育史、儒学史的角度，聚焦于它的教育思想、小学与大学关系等方面[3]。显然，既有的研究没有回答明清时期儿童如何阅读《小学》、朱子学是如何借助《小学》而展开。因此，本文拟从阅读史的视角，探讨明清时期儿童阅读朱子《小学》的意义、场所、方法以及《小学》文本的多样化，从而理解朱子学“下达”的路径问题。
一、训子与训俗
明清时期儿童阅读《小学》很少出于自己的兴趣，多由师长的安排，反映了人们对儿童接受《小学》教育的期待与共识。这种建立在中国传统“蒙养以正、及早施教、以豫为先”等教育理论之上的期待与共识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训子，即对儿童进行道德教育和儒学传承；一是训俗，即基于儿童教育而化民成俗，期盼社会风气的改良。从训子到训俗，儿童阅读《小学》的活动空间从家庭扩展到社会，从私的领域扩展到公的领域。[4]
《小学》训子，首在明德之教。朱子编辑《小学》的本意就是要在儿童心智初开、纯洁无瑕的时候，先入为主，导之以伦常，规之以礼仪，“必使其讲而习之于幼稚之时，欲其习与智长、化与心成，而无扞格不胜之患也。”[5]儒家伦常、礼仪一旦熔铸进儿童身心，内化为德性，就会成为将来立身处世的根本。明清士人颇识朱子的用心，薛瑄（1389—1464）躬行实践，尊《小学》为入德之门。胡居仁（1434—1484年）认为，《小学》成就德性，在于洒扫应对、事亲敬长都是一种存养功夫，保持人心内在的仁义礼智等本然之善长存不失。[6]雍正九年，乐亭人李兰（1691—1735）借着给张伯行《小学集解》写序，表达了对朱子《小学》的认识：
盖朱子是书辑于晚年，其为幼学计者至深且远。诚以童稚之年天性未漓，一切嗜欲纷华之感无自而入，乘此时而诏以小学，自立教、明伦、敬身、稽古以及嘉言、善行诸大端一一讲贯习复，养其德性，正其学术，然后教以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学，因其已知已能而究极之，则步趋圣贤无难矣。故《易》曰：“蒙以养正，圣功也。”[7]
由于朱子《小学》重在涵育儿童德性，儿童读《小学》，可以修其孝悌忠信，谨其动作威仪，有助于塑造良好的家风。因而，明清时期一些家族便把儿童诵读《小学》作为一种家族文化传承不绝。例如，温州项氏家训规定子弟“不通《孝经》、《小学》、《四书》及家训、家谱者不许入祠陪祭”[8]。福建林浦林氏教育子孙“居恒率以《家礼》、《小学》训诲子弟，故子弟出，鲜仆从，衣惟布素。”林家的朴雅之风相继百有余年，为世人称羡。[9]福建人蔡世远(1681～1734)是理学名家，对朱子《小学》推崇备至，指示长子要督促家人讲读《小学》：
晩间方点灯时，先生为小子说《小学》数条。汝与从叔父、诸群从同在坐，要义各为提撕小子，传集不可缺一。将来子弟重伦轻利，不染习尚，庶可不坠家风，且或可成人物。[10]
《小学》训子，次在儒学传承。明清时期，程朱理学成为官方哲学，也是科举考试的内容，朱子地位尊崇。其《小学》一书“采十三经之要义，摘十七史之精华”[11]，成为儒学启蒙教育的经典。在那些究心程朱理学的士人看来，儿童诵读《小学》，然后进阶大学，这样的安排是相当正确的。明儒章懋（1436—1521）就说过，看书先自《小学》，而后及《四书》，以驯致六经，此正古人为学次第。[12]恪守朱子学的胡居仁对《小学》之于儒学传承的意义也有阐发：“读书务以《小学》为先，次《四书》，以及六经与周、程、张、朱、司马、邵之书，非理之书不得妄读。”[13]清初的吕留良（1629—1683）尊信朱子学，精治《四书》，又是八股时文的名家。他认为“程朱之要，必以《小学》、《近思录》二书为本，从此入手以求四书五经之指归，于圣贤路脉必无差处”[14]。以上诸贤论断不仅仅因为朱子权威或政治正确，而有其学术自身的逻辑。小学、大学为儒学教育两个不同层次，《小学》立明伦敬身之教，教以洒扫应对之事，具体切实，适合小学之教；大学推究修齐治平，教之以理，抽象精微，乃四书、五经的内容。从小学进于大学，由《小学》而四书、五经，实为儒学教育的循序渐进。清人小说《歧路灯》中有一段关于朱子《小学》的议论，可视作当时社会的一般性看法：
至于子弟初读书时，先教他读《孝经》及朱子《小学》，此是幼学入门跟脚，非末学所能创见。王伯厚《三字经》上说的明白：“《小学》终，至四书；《孝经》通，四书熟；如六经，始可读。”是万世养蒙之基。如此读去，到做秀才时便是端方醇儒，做官时便是经济良臣，最次的也还得个博雅文士。[15]
最后，明清时期以朱子《小学》训俗，蔚然成风。《小学》一书能够培育儿童德性、传承儒学知识，可以训子，同样可以成为社会教育的重要读本，用于社学、书院、义学等。陈献章以社学为例，论《小学》训俗：
今之社学，犹古之小学也。天下风俗美恶存乎人，人之贤否存乎教……以小学言之，朱子《小学》书，教之之具也；社学，教之之地也。其皆不可无也。天下之事无本不立。小学，学之本也。保自然之和，禁未萌之欲，日就月将，以驯致乎大学，教之序也。然则社学之兴，在今日正淑人心、正风俗、扶世教之第一义也，胡可少哉。[16]
有“清朝理学儒臣第一人”之称的陆陇其（1630—1692）对《小学》训俗充满信心：“《小学》一书乃世道升降之本，《小学》行而天下人才范围于规矩准绳之中，然后学术一而风俗同。”[17]按照明清时人们的看法，所谓好风俗，就是自小培育德性，知礼仪，士成好秀才，农、工、商成为好百姓，社会风气醇正，天下太平和乐。一定意义上，童子诵读《小学》，立德教，正学术，就是塑造好风俗的开始。
《小学》兼有训子与训俗的实用主义特征使之在公、私领域广泛传播，逐渐改变了明清蒙学教育用书的原有格局。《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俗称“三百千”）是民间常用的启蒙书，如清人曾说：“时甫就塾者，师例授以《三字经》、《百家姓》及周兴嗣之《千字文》，名之曰小书。讫，乃口授《大学章句》，渐及《论语》、《孟子》。”[18]然而，相较于朱子《小学》，“寻常塾本如《三字经》、《千字文》等过于疏浅”[19]，尤其是伦理道德教育的缺失，令那些心存训俗意识的地方官员、师儒感到不安。道光时四川总督戴三锡（1758—1830）用《小学》、《孝经》取代“三百千”时曾说：
民间子弟力能读书者少，不能读书者多。其有仅求粗识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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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蒙师不过以《百家姓》《千字文》等书教之，以致孝亲敬长、立身行事之要全不闻知，无怪其长而悖慢也。今责成地方官谕令民间，于保甲内就子弟之多寡，或十余家，或二三十家，公共延一老成笃实蒙师，先教子弟诵读《孝经》、《小学》诸书，为之讲解大意，且教以礼貌揖让、明尊卑长幼之序，俾子弟知所效法。[20]
实际上，明代以降“三百千”固有的地位就不断受到《小学》的挑战。叶春及、黄佐在福建、广东等地规定社学教育用朱子《小学》，不许用《千字文》、《百家姓》《幼学诗》等书。[21]明末清初学者陈瑚（1613—1675）认为“《三字经》、《日记故事》驳杂不纯，有乖养正之义”，乃改编朱子《小学》用于儿童初学[22]。而《小学》与科举相结合以后，《小学》一书在蒙学教育中的经典地位更非“三百千”所能比拟的。
二、诵读于家与诵读于学
儿童诵读《小学》主要在家庭（包括家塾）和以社学、义学与私塾为主的地方小学校。家与学、公与私，明清时期儿童的《小学》阅读史就是在这两个领域展开的。
（一）诵读于家。家庭是儿童生活的第一社会单元，他们接受的蒙养教育最初来自父母、尊长或聘请的家塾先生。所谓幼承庭训，即指儿童接受的这种家庭教育。明清时期一些家庭把授读《小学》作为“庭训”的重要内容。那么，儿童如何在家读《小学》？
〔明〕崔铣《洹词》卷十六《赵峗南先生墓志铭》：“公幼而异特。六岁，父寘膝上，口授《孝经》、《小学》。”
〔明〕朱国祯《涌幢小品》卷十九《丹台记》：“蒋焘……父原用，娶武功伯徐有贞女而生公。原用登进士，出知乐亭，殁于官……少颕悟。五岁，母口授《小学》，即成诵。”
〔明〕黄汝亨《寓林集》卷十八《先母王孺人行略》：“不孝汝亨七岁读书，不能从余父岀游，亦未尝再受塾师诫，一切《小学》、《孝经》、《论语》、学庸、孟氏书，母句之而不孝汝亨句读之。丙夜焚膏相向，不孝汝亨或病懒，津津向睡，母辄疾呼曰：‘儿抑闻古人锥刺者乎而读…’”
〔明〕张瀚《奚囊蠹餘》卷十六《仲姊墓志銘》：“吾姊生慧婉，先大夫爱逾诸男。里有纽媪，通《小学》、《孝经》、《女史》，先大夫延之家，以书授姊，尽得其指，卒用以自淑。”
〔明〕杨爵《杨忠介集》卷二《明故韩安人屈氏墓志铭》：“安人秉性贞淑，多颖异。年十余岁，都宪公以《小学》、《四书》教诸子，安人从傍听之，即能黙记，晓其大义。”
〔清〕尹会一《尹太夫人年谱》：“康熙十二年癸丑，太夫人七岁。从父受《小学》、《四书》。父夜读书，闻之辄成诵。遂授以《小学》、《四书》，数年通晓大义。”
〔清〕余香祖《黼山府君年谱》：“嘉庆十二年丁卯，五岁。先大父仍馆篁邨，始携府君随读。先大父尝于枕上讲示《小学》大意及古来忠孝节义事……嘉庆十三年戊辰，六岁。先大父仍馆篁邨，府君随读……冬读《孝经》、《小学》毕。”
综合以上七则史料，可以发现明清时期儿童的《小学》阅读史的诸多面相。首先，儿童阅读《小学》的年龄大多在5-7岁之间，特别是男童的阅读年龄集中在这一时间段，少有例外。初学的低龄儿童读《小学》，不是从文本入手，而是先由师长口语授读，然后复述记诵。年岁渐长，再接触《小学》文本，关注句读。前者可能是节略大意，后者则比较系统。上述黄汝亨、余香祖父亲等人幼时读《小学》的经验可以为证。
其次，儿童阅读《小学》的环境主要在父母膝上、枕边、母亲的纺车声里、父兄读书的窗下或家塾先生的教读声中……总之，都是在家庭日常生活的场景中。儿童阅读《小学》活动的本身已经构成日常生活的温馨场景。即便是有些人宦游、设馆于外，孩子随往，接受《小学》之教，阅读的环境虽在官邸、客栈，仍可视为家的延伸。阅读地点不仅是给阅读提供一个物理环境，而且它与书页上的环境并置，两者有相同的诠释特质[23]。也就是说，家庭作为儿童阅读《小学》的场景，它与《小学》的日常伦理环境是高度契合的，可以提供给儿童体认《小学》意义的一个具体、熟悉的情境。明代宁波的一位母亲听到幼子在家诵读《小学》至“崔玄暐母卢氏敎戒之辞”，于是对他说：“汝曹他日幸有官职，愿使我闻好消息也。”[24]这样的训勉实际上是卢氏教子为官清廉、不惜贫穷的再现。一方面，《小学》故事为儿童诠释了母亲训勉的意思与用心；另一方面，母亲的训勉也使儿童在文字之外懂得《小学》故事的内涵与价值。
第三，女童阅读《小学》的现象较为普遍。修身齐家，女德至重。明清时期人们重视女子的教育，各种女教书名目繁多。随着朱子《小学》影响日益扩大，人们不仅以《小学》训子，而且以《小学》训女，朱子《小学》成为一种有影响的女教书。明人王直（1379—1462）就说过：“女德之隆汙，家之兴废系焉。教之不可不豫也。晦庵先生《小学》之书取古昔圣贤嘉言善行，以为立教之本，其训女子亦备矣。”[25]清代的汪绂（1692-1759）认为“以朱子《小学》与女子读，最好”[26]。贺瑞麟也曾就《小学》中言妇女者，分女道、妻道、妇道、母道、姑道五类，编为《女小学》一书，用于女德教育[27]。明清传记类文献中存有大量的女童阅读《小学》的记载，难以枚举。需要注意的是，因为男女社会角色的差异，二者的阅读活动也存在一定的差别：（1）女童阅读《小学》的年龄从5-7岁到十几岁，跨度较大。她们不必为考试而汲汲用功，早一年、晚一年并无大碍，修养女德的《小学》之教在出嫁前完成都不为迟。（2）男童启蒙读《小学》，多源自家庭的刻意安排，而生活在士人之家的女童往往耳濡目染，无意中在父兄朗读《小学》的时候默记心诵，学会了诵读《小学》，领略其大义。（3）家庭对男童、女童阅读《小学》的要求不同。女童将来无需参加竞争性的科举考试，阅读《小学》只是用于涵养德性，修身自淑，能够了解大义即可，无需像男童那样严督苛责，务必成诵[28]。（4）教授女童阅读《小学》除了父母家人，还有专门的女性塾师（闺塾师），当时人称之为“姆师”，如杨士奇《何母周孺人墓志铭》：“孺人生而淑慧，幼从姆师通《小学》、《孝经》、《论语》、《列女传》诸书。”[29]上文张瀚家延请的纽媪即是姆师。
女童读《小学》，接受蒙养教育，不仅提高了明清社会女性的识字率，还培养了大批的知识母亲，他们以自己所学教育后代，正如清人王次山诗中所言：“辛勤篝火夜灯明，绕膝书声和纺声。手执女工听句读，须知慈母是先生。”[30]明清时期许多人幼承母教，学会阅读《小学》等书，其中不乏著名的学者，例如明代的罗汝芳，五岁从母授《孝经》、《小学》诸书；清代的汪中，幼孤家贫，无力上学，由母亲授以《小学》、四子书。[31]
第四，儿童在家中阅读《小学》并不都是“形单影只”，有时会形成一个家庭阅读的小团体。上述材料中杨爵笔下的那个都宪公以《小学》、《四书》教诸子，他的诸子就是阅读团体的成员。明代安福人罗善“朔望必正衣冠，率子姓，会中堂，讲《小学》数条”[32]；上节所述清代蔡世远请塾师在晩间点灯时“为小子说《小学》数条”，家中“从叔父、诸群从同在坐”，罗、蔡两家这种家族聚会营造出儿童与成人一体授读《小学》的场景。这样的时刻，阅读《小学》获得了仪式感，就如同读家谱、家规、家训，《小学》也就成为家学的一部分，有些人家甚至“世受此书”[33]。
无论男童、女童，如果能够在家诵读《小学》，一般都出身士人之家，他们的父母受过相当程度的教育，有较高的知识水平；或者他们家庭比较富有，有能力聘请塾师。而朴实无文的贫家子弟只能到义塾、社学接受启蒙教育，他们诵读《小学》的声音只能回响在那些地方。
（二）诵读于学。这里的学校主要指社学、义学、里塾等。洪武八年（1375），明太祖继承前朝传统,命天下立社学，延师儒教民间子弟,以期导民善俗。此后，明代社学兴兴废废，延至清代。清代历朝都重视推广社学、义学，建学聘师，三令五申，时兴时废，绵延不绝。
就其特性而言,社学基本可以看作由地方政府、乡里组织或个人创办的社区小学。明朝有人说：“所谓小学,则闾巷之学是也。古人闾巷之学,即今之社学也。”[34]社学的学生多为平民子弟，年龄一般在8—15岁[35]，通过对广大平民子弟的启蒙教育，实现“导民善俗”的目标。陈献章说：“此(社学)小子之学也……社学之兴,在今日正淑人心、正风俗、扶世教之第一义也。”正德时钦州督学林希元(1482—1567)谈社学定位：“在坊间里巷曰社学，社学之教，主于明伦敬身。”[36] 清代陈弘谋的看法也基本与明人一致：“社学之设，最有关于教化……乡间社学以广敎化，子弟读书务在明理，非必令农民子弟人人考取科第也。”[37]可见，社学最重要的任务是明伦、化俗。
明朝前期，这种教化功能经由“读法”来完成，大明律诰始终受到强调。弘治八年，明朝批准了太子太保兵部尚书马文升整饬社学的建议：“凡民子弟俱令入社学，读《孝经》、《小学》并《大诰》，俾知孝弟之道与当代之法。”[38]也就是说，明代中期以后“读法”的同时,注重人伦道德的教育，朱子《小学》被列为社学课程，甚至是最主要的课程。例如，兴建于正德时的沔阳县义学“所以教而学者，《小学》一书。其要在于明伦，其本在于敬身。先之诵说以开其端，责之践履以究其实”[39]。江宁县社学的学生“悉令通《孝经》、《小学》诸书，诵读之声相闻”[40]。嘉靖初，四川安岳人汤绍恩任绍兴知府，“广设社学，镌朱子《小学》书，礼蒙师训之。朔望，师率童子进谒，则亲为讲授”[41]。
明清两代涌现了许多像汤绍恩这样的官员、士绅，他们以教民化俗为己任，在社学、义学推广《小学》，其中著名者有桂萼、叶春及、黄佐、汤斌、尹会一等人。
嘉靖初，大学士桂萼（？—1531）上《修明学政疏》，请求朝廷令天下提学官勿以科举自限，推行小学之教，以朱熹《小学》熟读精讲，“庶几不为屋厚基薄，而其人品始可观矣。”[42]桂萼提出了在社学中推行“四堂分习法”,规制如下：社学中设习礼堂、句读堂、书算堂、听乐堂。即把一日功课分成四个部分，每一部分相当于一科，每科在专门的场所学习。其中，学习《小学》在句读堂中，“教之句读，令其粗熟，仍为讲说大义，约之心身”。桂萼的建议得到嘉靖皇帝的赞同，随后作为定制颁布全国。桂氏“四堂分习法”把诵读《小学》作为社学的日课,构成社学课程体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的推广，使《小学》成为更多儿童的启蒙经典。
叶春及(1532—1595)，惠州归善人，隆庆四年(1570)任惠安知县。他先后建立社学二百一十九所，广延社师，刻《小学》书，让儿童诵读于各社。叶氏吸收了桂萼“四堂分习法”和广东魏校、黄佐等人关于社学的课程设计，把儿童朗读《小学》主要放在所谓的“晚学之教”，十人一组，轮流到老师面前授读《小学》。老师让儿童随其诵读，直到能朗朗上口，才命其回归座位。诵读贵熟不贵多，多者数百字，年幼者只教一二句而止。叶春及还以“都”为单位，设立社学大馆，每月朔望所属各里的社学学生集中于社学大馆，讲读《小学》，把乡约会讲的形式引入到《小学》讲读之中，并发展出一套礼仪：
唱进书，一生捧《小学》置于案上。唱诸生皆上，由两阶上，重班立先生左右；北上，毋越毋华。唱请益，先生讲《立教》一章。唱歌诗。唱进茶。唱请教，先生讲《明伦》一章。唱歌诗。唱进茶。唱请益，先生讲《敬身》一章。唱歌诗。唱进茶。唱谢教，诸生以次降阶。唱四拜。唱撤案。少休，或令诸生讲书。[43]
汤斌（1627—1687）抚吴，以“养蒙育德莫切于《小学》”，在苏州等地推广《小学》之教。他在苏州城内外及乡区村镇大约二百家设社学一处，本乡子弟年八岁以上二十岁以下入学，若家贫者，府州县量为相助。选取府州县学的学生为社学老师，授之《孝经》、《小学》，教之歌诗习礼。每月十一日，在府州县学明伦堂讲《孝经》、《小学》，长洲、吴县各社学的生徒俱要赴学听讲。[44]
尹会一（1691—1748）号健余，直隶博野（今属河北）人。尹会一母亲幼承《小学》之教，受其影响，尹氏推崇朱子之学，尤重朱子《小学》，他说“养正之功莫重《小学》”。尹会一曾奉母命在家乡开设义学，推广《小学》。乾隆时先后任江苏、安徽学政，一如既往以《小学》训生童；刊刻《小学》，散布各地，要求地方各类学校的生童熟诵《小学》。清代著名学者段玉裁是尹氏的门生，他清楚记得自己十三岁时参加童子试，能背诵《小学》等书，尹氏大加奖赏，赠给《小学集注》一部。
相对于以上四位，劳乃宣可能是一个不知名的小人物。光绪十九年（1893），劳氏任吴桥县（属河北沧州）教谕。他劝设里塾，在每街、每村各设一塾或数塾，每年秋收后十月初开学，岁底散学。里塾属于冬学，它在“耰锄已藏，新谷已入，岁事已毕”的冬月农闲时节开学，针对的是里中农家子弟。里塾专授《圣谕广训》及《弟子规》、《小学》等书，意在教授为人之道，以期化民成俗。劳氏要求学生能熟读讲解《小学》内篇，《小学》外篇但须讲解不必熟读，并教以跪拜习礼。[45]
综上，就儿童阅读《小学》而言，“诵读于学”具有不同与“诵读于家”的一些特点。阅读的主体皆为男童，年龄差距较大，知识水平参差不齐；阅读的场所皆为公共空间，大多是集体性的阅读；《小学》阅读往往伴有歌诗习礼，《小学》的义理精神与礼仪规范相结合，有利于人伦道德在基层民众中的落实与践行，实现化俗的目标。
（三）读《小学》之法。明清时期，儿童不管在哪里阅读《小学》，他们的阅读方法都有共同之处，高声诵读便是最主要的相同点。
高声诵读首先是诵读，即通过朗读、熟记以能够背诵，这需要好的记忆力。宋、明以来，人们对儿童的心智已经有比较深入的认识。清人陆世仪说：“凡人有记性、有悟性。自十五以前，物欲未染，知识未开，则多记性，少悟性。自十五以后，知识既开，物欲渐染，则多悟性，少记性。故人凡有所当读书，皆当自十五以前使之熟读。”他将人生自五岁至十五看为一节，是十年诵读的黄金时间。[46]而儿童阅读《小学》正是安排在这一阶段，故诵读就成为阅读《小学》的主要形式。
其次，高声诵读要求反复多次的朗读。叶春及提出诵读《小学》“贵熟不贵多”，贵熟就是通过反复朗读实现的。研究欧洲阅读史的学者曾提出，重复朗读容易发挥记忆的效果，不是被动的、机械的过程，二是主动地智力建构。[47]被明清读书人奉为圭臬的元代程端礼《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在谈到读《小学》时说：“自八岁入学之后，读《小学》书正文……每大段内必分作细段，每细段必看读百遍，倍读百遍，又通倍读二三十遍。”[48]
高声诵读还应该高声，而不是默读。高声朗读才能做到字字的实，句句分明，平仄清楚，句读不紊；高声朗读最容易达致“读书三到”，即眼到、口到、心到，有利于持久记诵。明人杨守陈回忆儿时读《小学》情况时说：“予力弱息微，不能高声久读，但展卷默视，一目下四五行，不数过而已熟，然踰旬越月则皆已忘之。”[49]杨氏的例子是一个很好的反证，让我们了解明清时儿童高声朗读的普遍性。高声朗读还有一个功能，即将文本传达给不识字之人，是一种口耳相授的传播方式。儿童早期的“口授大意”式的《小学》阅读、家庭中很多女童的《小学》授读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完成的。这也表明儿童阅读必须通过口语来学习。
三、科举政策、学术转向与儿童的《小学》阅读
阅读活动是人的社会性活动，受制于所处社会的环境、技术、意识形态等因素。本文要考察明清社会三大因素对儿童阅读《小学》的直接影响，它们是如何改变儿童的《小学》阅读行为？前节已经探讨了家庭与社学这两个不同的社会环境下儿童阅读《小学》方式的不同。接下来，笔者拟从明清科举政策和学术转向两个方面再做进一步研究。
先看科举政策。明朝以程朱理学为官方哲学，科举以“四书、五经”及程、朱注疏为范围而不及《小学》。于是，有些人以功利心看待《小学》，出现了不读《小学》的现象：“如今人见小儿颇可教者，不先教以小学洒扫与通经史，以立大学根本，便教拈弄文词，以图侥幸科目。”[50]这种情况在科举鼎盛的江南尤其多见：
近吴中人家凡生子可六七岁时，父兄令其灭裂读书，不习诵朱子《小学》，盖谓无益于举子业也。[51]
这里的“吴中”非限于吴县，而是指苏州府。无独有偶，苏州人归有光（1507—1571）回忆幼年上学时，里塾老师以《小学》里面的故事教育学生，数十年以后，情况有变，“自科举之习日敝，以记诵时文为速化之术。士虽登朝著，有不知王祥、孟宗、张廵、许远为何人者。”[52]《小学》之教被废弃不用。万历时曾任礼部左侍郎的韩世能（1528～1598）也是吴中人，居家教子必令先读《小学》，但有人质疑他：“奈妨举业，诵读何？” [53]
儿童不读《小学》，由此造成人伦道德教育的缺失，成为明人挥之不去的焦虑。终明一代，不断有人呼吁并付诸实践，以推广《小学》之教。同样是在吴中，成化时陈选（1429～1486）督学地方，患士习尚浮文而遗实行，令士子先诵习《小学》。陈选为推广《小学》，有《小学集注》流传后世。[54]陈选以后有提学陈琳、御史卢焕皆用《小学》岀论题以考士子。这种提学考，类似科举资格的选拔考试，具有一定的导向性，结果是吴中人家“一时市购《小学》读之”。明人沈周（1427—1509）有“感事诗”云：“阊门自古繁华地，两岸楼台近水居。昨日东家做官去，西家连夜教儿书。”[55]
吴中人家的例子从正反两方面表明科举对儿童阅读《小学》的影响，这种影响有时是立竿见影的。由于没有建立起制度性的保障，陈选、卢焕等个人行为之后，儿童读《小学》妨碍举业的认识又会恣意流行。因而，把《小学》与科举制度联系起来，让科举成为推动儿童《小学》之教的制度动力，就成为一些有识之士的目标。而这一目标到明末才得以基本实现。崇祯皇帝在大学士钱士升（1574－1652）等人的建议下，开始推广《小学》。崇祯八年，崇祯皇帝亲撰《小学新序》，颁《小学》于天下学校，这本《小学》参考书就是以陈选《小学集注》为基础而稍加删改。由于明朝国家力量的介入，《小学》传播的范围有了明显的扩展。张履祥回忆当年读《小学》的情况时说：“余年二十余，《小学》尚未见。崇祯八年颁此书于学宫，坊间刊行，始得读之。”[56]但是，以《小学》考校士子等措施还没有来得及贯彻，明朝便倾覆了。
入清之后，理学复兴。特别是“自幼好读性理之书”的康熙帝更是朱子的推崇者，他不仅将朱熹从配享孔庙东庑的先贤之列提升于大成殿十哲之次，还将朱子的著述颁布天下，作为科举考试的内容。康熈三十六年定，考试童生用《小学》作论；乾隆元年，定覆试时论题一道，《孝经》与《小学》兼出；乾隆十一年，议准各省学政岁、科两试及府州县试于覆试时用《小学》命题作论一篇，必通晓明顺，方准录取。[57]所谓童生，就是未取得生员（秀才）资格的学生；选拔生员的考试，即称童试。只有通过童试，取得了生员资格，才有可能参加各省的乡试，童试实际上是科举考试的一环。用《小学》作论，也就是从《小学》出写作“论”的题目。《小学》实际上成为科举考试的基础用书。一旦朝廷以《小学》课士，《小学》不再是无人问津的闲书，“家购户诵”、“流布天下”就是必然的，以《小学》训子就是一种常态。许多人家严督男童诵读《小学》多有为科举奠基的考量。
当《小学》成为童子试的用书，科举对儿童阅读《小学》便产生另一个影响了，它涉及的不是“读”与“不读”的问题，而是“如何读”的问题。儿童启蒙读《小学》、童子试以《小学》命题，原本是为了明伦成德，化民成俗。故儿童读《小学》，要求了解大义，力行于身。应对考试则不同，阅读《小学》主要为了时文写作，多喜读“小学论选”之类的时文书籍，即按照“论”的体例拟题成篇，以便童生揣摩。清人张伯行指出：
（以《小学》）课童子试，俾初学之士讲而习焉，以兴起其良心而成就其德业，为圣为贤于是乎始。今海内之士家传户诵，非不甚盛，然第以为课试作论之资，而不知为圣为贤之道所由基。坊间刻本亡虑数十种，纂注标题亦止为试论剽窃之地，而鲜有寻绎其文义之微与其教人亲切之意，引学者以躬践而力行之者。[58]
这种“应试型”阅读可以看作科举制度影响下清代儿童阅读《小学》的一种新样态，却与制度安排的初衷渐行渐远。
再看学术转向。明清时期，朱子《小学》是伴随着程朱理学的展开而被广泛认识和传播的。虽然理学在明清社会的官方权威一直没有根本改变，但新学术的崛起对理学的冲击是巨大的，由此带来的影响也会显现在儿童的《小学》阅读上。
阳明心学的出现是明代学术的大事件。阳明从《大学》入手，开始颠覆程朱理学的权威，尤其在民间和知识界，阳明学把理学的影响压缩到有限的逼仄空间。在阳明那里，朱子《小学》是被忽视的，现在检索“阳明全书”，看不到他对《小学》的任何关注。随着时间的推移，阳明后学中的一些人，如胡直、李贽等，视《小学》的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为“大人之涕唾”[59]，践行小学之教乃是“穷索物理而豫求于末”[60]。明代学术风气的转向使儿童阅读《小学》成为不合时宜的行为。故陆陇其观察明代学术后指出：“自正德、嘉靖后，学术分裂，《小学》一书且束之高阁。”[61]
清初，理学复兴，清人称之为“宋学”。朱子《小学》属于宋学，乾嘉之前儿童读之，乃“崇尚宋学”之表现[62]，朱子《小学》也就被视为“宋人之小学”。乾嘉以后，宋学之外又有“汉学”，即通常所谓“朴学”或“考据学”的兴起，于是有“汉人之小学”。皮锡瑞《经学历史》论两者之不同：“汉人之小学，一艺也；朱子之小学，蒙养之全功也。”
汉、宋学术并存的情况下，小学之教的内涵亦随之变化。清人有言：
穷经以小学为本。汉人之小学，文字故训也；宋人之小学，洒扫应对进退也。二者正宜兼习，不可偏废，此即君子尊德性、道问学之大端。欲尊德性，则容貌词气必宜慎之又慎…….欲致力于问学，则必先熟《尔雅》，而他经之诂训悉参其异同，佐以《说文》、《广韵》，则文字训诂可以粗了。[63]
这是一段重要文字，表达了乾嘉学术流行背景下士人对于“小学”知识结构的认识：合汉宋而一之，朱子《小学》必兼训诂。从根本上说，训诂之学是一种工具性知识，为探求经典蕴含之道理；儿童阅读朱子《小学》，欲由字句而得蒙养之道，必借助训诂而后明，所以《尔雅》受到重视，成为儿童启蒙教育的主要读本。基于这样的认识，乾嘉以降儿童的蒙养教育变为兼读朱子《小学》与文字训诂之书《尔雅》。例如青浦人陆我嵩(1789-1838)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在家塾受教，其父授以“朱子《小学》、《孝经》、《尔雅》。[64]笔者在翻阅清代人物传记资料时还发现，有些人家教育儿童甚至以“四书”、《孝经》与《尔雅》相组合，而舍弃朱子《小学》。凡此，不能不说乾嘉学术对清代儿童阅读史的影响至大矣。
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学术转向还是科举政策，它们对明清儿童阅读《小学》的影响可能是阶段性的、局部的（某些地区、某些群体等），而不是全局性的、自始至终的。如同新学术对理学的冲击，有时虽巨，但始终没有改变理学在明清时期的官方地位。可以肯定的是，朱子《小学》为明清社会童蒙教育的经典，其传播之广、影响之大罕有匹敌。
四、儿童阅读与《小学》文本的多样化
明清时期，人们在肯定《小学》权威的同时，看到《小学》存在“儿童苦其难读”的问题。《小学》难读的原因首先是其语多简奥，有文词、句读之难。天顺时,江西提学李龄就曾说：“紫阳夫子《小学》一书因得乎古者教童蒙之法，与五经、四书相为悠久。然其间字语艰深，短长不一，虽老师、夙儒往往读之不能以句，况童习乎!”[65]成化、弘治年间的文章大家王鏊（1450 —1524）指出朱子《小学》：“多先秦之文，其词古，其义深且奥。学者读之，至不能句，况乡村学究乎，盖往往病焉。”[66]明末杭州的一位塾师柳应龙也感到《小学》之书，“其辞曲，其理隐而晦，而非蒙昧可与哉，故习之者寡”[67]。《小学》难读的另一个原因是其征引繁复，多杂古事。嘉靖时滁州人胡松说《小学》：“初学小生犹苦难读，□不以时杂大人长者之事，而非小子之所及知。又采传记百家，语多简奥，加之贞妇烈女之行，宜别为书而悉附载，故幼学病其繁也。”[68]入清以后，陆世仪对《小学》的“难

中国历史故事搞即将

”与“繁”都有论述：
今文公所集多穷理之事，则近于大学。又所集之语多出四书、五经，读者以为重复。且类引多古礼，不谐今俗。开卷多难字，不便童子。此《小学》所以多废也。[69]
柳应龙、陆世仪的批评还显示，由于《小学》的难与繁，造成了《小学》多废、习之者寡。这样的局面似乎与笔者文中所述的明清社会儿童阅读《小学》的广泛性相矛盾。其实不然，柳应龙、陆世仪的说法只是表明后世儿童阅读的《小学》文本不是朱熹编辑的《小学》原本。为了改变朱子《小学》的难与繁的问题，明清士人对其进行了不同形式的改造，以期适应儿童的阅读能力。也就是说，明清时期儿童阅读的《小学》文本基本是这些多样化的改造本：
（一）注解本。注解本一般是随文附注，对难晓之字句释音训义，考订其名物、典制，以便掌握其意义，明了其宗旨。注解本有两部分组成，即原文与注解文字。随着朱子《小学》的经典化，注解本就不断出现，元朝时有于景龙《小学》注本、熊禾（1247—1312)《小学句解》等。明朝的注解本以吴讷《小学集解》和陈选《小学集注》为代表。吴讷（1372-1457 ）字敏徳，常熟人。吴氏于性理之奥多有发明，英宗初，辑《小学集解》。嘉靖时，吴氏集解本在南直隶曾作为社学教本而刊行。清初，陆陇其对吴氏集解本进行校勘后再次刊行。相对于吴氏集解本，陈选《小学集注》影响更大。它的特点是随文衍义，颇为浅近，尤有裨于初学，崇祯时颁之学校，成为钦定的教科书。清初，高愈在陈氏注本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高愈，字紫超，无锡人，顺治贡生。高氏说，陈选注本“句栉字比，可称详备”，但章法有欠融贯，所考古人名氏、事迹颇多疏略，年号、地名无所考证。于是高氏正其得失，节其繁冗，删订之后，附总论及朱子年谱，成就《小学纂注》一书。[70]此书刊行后逐渐取代了陈氏注本，成为清代最主要的小学教材，流布各地。如尹会一在江苏、安徽任学政时，主持刊行的小学书即是高氏注本。云南布政使陈弘谋（1696—1771）对高氏注本称赞有加，刊布云南全省：“余读之，爱其诠解明备，考校无讹，尤便初学。因重为刋板，附以《童蒙须知》，颁之通省学塾。”[71]道光时提督湖北学政龙启瑞（1814—1858）重刊朱子《小学》，选用的也是高氏注本。
（二）删节本。删繁就简，节难留易，是明清时期应对朱子《小学》“繁、难”问题的一种主要手段。删节本是对全文的择要、精选，篇幅较原文大大减小，但主题往往更为集中、突出。胡松《删正小学》即是如此，“一以孝弟慈让为本”，它事不杂。[72]黄佐因为朱子《小学》凡数十万言，浩繁汗漫，儿童难得要领，遂取《小学·内篇》最切要者编为《小学古训》一卷。[73]清初学者李颙（1627～1705）谈到朱子《小学》时说：“宜撮其要，并《童蒙须知》同读可也。”[74]明清时期，对幼童授以《小学》大义，往往使用删节本，或自行节略《小学》而教。
（三）韵文本。明末塾师柳应龙有感于《小学》

6一7岁儿童故事中国历史

难读，对《小学》顺章摘句，就简去繁，编成《五言小学》，面貌一新，儿童乐于习闻。清同治时，贺瑞麟（1824-）辑《小学韵语》，提要钩元，仅存朱子原本的十分之一，“尤便乡童讽诵”[75]。柳、贺二氏的例子表明，韵文本首先是删节本，其次是用诗歌、韵语改写而成。韵文本的出现不仅是应对《小学》原文中佶屈聱牙的难字、长句，而且是古代诗教传统的继承与弘扬。明人孙扬用所闻所见与教子的亲身经历阐述了《小学》韵文本对于儿童阅读的意义：
（朱子《小学》）读之者鲜，抑何故哉？盖其书多古语，而且有长辞，类非幼稚之所能诵能晓，故凡初训蒙者概未之及，而惟以求《千字文》与夫对句俚诗之类，第取其句短韵谐，便于童习，实则无益于蒙养……及遣幼儿就学，即以授之，方其始读“题辞”，则以句齐韵叶，洋洋成诵；至于篇中，遂龃龉不能以句。余且疲于口授之烦……因念程子尝谓歌咏有助于蒙养，欲以洒扫应对等事作诗教童子而不果。厥后，北溪陈氏乃作《小学礼诗》，或又谓其未备。兹敢妄以是书随条详玩，会其意，隐括其辞，只如俗说，次为五言韵语，将以便幼儿之口诵，且使易晓易记焉。[76]
孙氏最终成书名曰《小学韵语》。明清时期类似的韵文本还有明末清初陈瑚根据《小学·内篇》改编而成的《（三言）小学韵语》、康熙时李塨的《小学韵语》等。
（四）时文本。清代时文名家戴名世说：“功令又以小学论一篇试童子，与经义而并行……论亦且化而为时文。”[77]自康熙朝始，童生考试以朱子《小学》拟题作“论”，论与经义文（八股文）一样，属于时文，那么，这些“论”的文集或文选就属于《小学》时文本。如戴氏编辑的《小学论选》。另有一些《小学》注解本采取拟题、标示旨趣等方式服务时文写作，也属时文本，如江阴张某编撰《小学详说》，为的是“操觚家开卷，了然如指诸掌”。[78]时文本有两个特点，一是内容集中于可以拟出“论”题的《小学·内编》，二是读者对象比较明确，通常是那些即将参加童生试的早慧儿童或十几岁的成童，幼童、女童一般不会阅读。
此外，还有《小学》图本，即把《小学》的内容用一系列的图画表现出来。元朝薛延年《小学纂图》六册就是较早的图本。明朝也有《小学图》，“画朱子小学数段，皆明伦敬身之事。”[79]清初，上元县张徽典著《小学图注》。[80]
文本的多样化是《小学》这一社会共享文本面对差异化的儿童读者群体时必然出现的结果。明清儿童从四、五岁到十四、五岁（甚至到二十岁）都可能接受小学教育，年龄、知识水平的差别很大。对于早慧者或学力较高者，可能需要读《小学》全书，那么注解本比较适合；对于幼童、学力粗浅者，韵文本、节选本和图本便是最佳选择；而那些准备童生考试的儿童，则需要读一读时文本。可以说，多样化文本积极回应了儿童群体的不同阅读需求。明清时期，除非特别说明，人们会把儿童阅读多样化的《小学》文本笼统地称之为“读《小学》”。
结语
朱子《小学》是明清时期儿童教育的经典读本，阅读《小学》是儿童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家庭、社学皆可读，训子、训俗两相宜。只不过，明清时期儿童的《小学》阅读仍受制于当时社会的制度、学术、技术等因素，这些因素可能会影响到儿童阅读的预期、文本选择、阅读方法等，从而使儿童阅读具有那个时代的特征。“乾嘉学术”对“小学”的重新定义以及对儿童阅读《小学》的影响，便是明证。
傅斯年先生曾说，六经以外，有比六经更有作用的书，《治家格言》远比《大学》实在、《正气歌》远比《春秋》振人之气。六经之内，十分之九为装点之用、文章之资的。[81]就朱子学而言，《小学》对社会的实际影响力可能要超过《四书集注》。但明清时期流行的读本往往不是朱子《小学》原本，而是经过创造性转变的改编本。这些改编本经师儒传授、父兄面训，《小学》之教深植宗族，渐入乡梓，蔚然成风。这一进程比较清晰地呈现了朱子学“民间化”的路径。

[1]陈荣捷：《元代之朱子学》，收入《陈荣捷朱子学论著丛刊·朱学论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2]分别见〔明〕吴与弼《康斋文集》卷四《即事》，《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51册，第439页；〔清〕魏裔介《兼济堂文集》卷十七《和邑人耿尔瞻》，《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12册，第954页。

[3]对于《小学》教育思想研究的代表性论著有王传贵《朱熹〈小学〉中的童蒙教育思想》（《道德与文明》1983年第6期）、冯达文《简论朱熹之“小学”教育理念》（《中国哲学史》1999年4期）、姚郁卉《朱熹〈小学〉的蒙养教育思想》（《齐鲁学刊》2005年第4期）、黄婉瑜《朱熹〈小学〉研究》（台湾新北：华梵大学东方人文思想研究所1998年）、鄢建江《朱熹道德教育理论研究》（北京：华龄出版社2006年）等。近年来，束景南、郭晓东、牟坚等学者开始关注朱子小学与大学的关系，详见朱人求《下学而上达——朱子小学与大学的贯通》（《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3年2期）。此外，蔡雁彬《朱子〈小学〉流衍海东考》（《南京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讨论了《小学》在朝鲜流传以及对朝鲜政教、文化等方面的影响。

[4]熊秉真：《童年忆往》，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64页。

[5]〔宋〕朱熹：《小学原序》，《朱子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93页。

[6]〔明〕胡居仁：《居业录》卷八，《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14册，第92页。

[7]〔清〕张伯行：《小学集解》卷首《李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3册，第781页。

[8]《项瓯东乔项氏家训（录十五则）》，〔清〕张宝琳等：《（光绪）永嘉县志》卷六《风土志》，《续修四库全书》第708册，第142页。

[9]〔清〕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卷四十四《林浦林氏家世学派》，《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60册，第502页。　

[10]〔清〕蔡世远：《二希堂文集》卷八《壬子九月寄示长儿》，《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52册，第764页。

[11]〔清〕张元勋：《清麓年谱》下，北京图书馆年谱丛刊第167册，第448页。

[12]〔明〕章懋：《枫山集》卷二《与张冬官用载》，《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54册，第60页。

[13]〔明〕胡居仁《胡文敬集》卷二《明泽堂学约并序》，《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60册，第61页。

[14]〔清〕吕留良：《吕晚村先生文集》卷四《与柯寓匏》，四库禁毁丛刊集部第148册，第548页。

[15]〔清〕李海观：《歧路灯》卷三，第十回《盲医生乱投药剂，王妗奶巧请觋婆》。

[16]〔明〕陈献章：《陈白沙集》卷1《程乡县社学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46册，第20页。

[17]〔清〕陆陇其：《三鱼堂集》卷八《王学考序》，《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25册，第131页。

[18]〔清〕卞宗谟：《卞徵君年譜》卷一，北京图书馆年谱丛刊第130册，第566页。

[19]〔清〕陈春瀛《回颿日记》，清光绪二十一年铅印本。

[20]〔清〕戴肇辰：《学仕录》卷十六《饬属四则》，《四库未收书辑刊》第贰辑，第26册第728页。

[21]〔明〕叶春及：《石洞集》卷七《社学篇》，《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86册，第509页；黄佐：《泰泉乡礼》卷三《乡校》，《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2册第617页。

[22]〔清〕陈溥：《安道公年谱》卷下，顺治十年癸巳，清光绪东仓书库丛刻初编本。

[23]参看[加拿大] 阿尔维托·曼古埃尔《阅读史》，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204页。

[24]〔明〕杨守阯：《碧川文选》卷七《叔妣张孺人墓志》。崔玄暐母卢氏敎戒之辞，见《小学·善行》：“崔玄暐母卢氏，尝诫玄暐曰，吾见姨兄屯田郎中辛玄驭。曰，儿子从宦者，有人来云贫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若闻赀货充足衣马轻肥，此恶消息。吾尝以为确论……玄暐遵奉敎诫，以清谨见称。”

[25]〔明〕程敏政编《明文衡》卷四十三《女教续编序》，《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74册。

[26]〔清〕汪绂：《理学逢源》卷六《内篇》，清道光十八年敬业堂刻本。

[27]〔清〕贺瑞麟：《清麓日记》卷四，清光绪二十五年刻本。

[28]〔清〕黄沄《湖南善化经铿黄氏家谱》卷八：“(熊氏)课子尤严,口授《小学》及唐人诗必令熟复，少不率辄予杖，或竟日不使食。”

[29]〔明〕杨士奇：《东里续集》卷四十《何母周孺人墓志铭》，《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39册，第199页。

[30]〔清〕王峻：《题钱修亭〈夜纺授经图〉》，载袁枚《随园诗话》卷二，《续修四库全书》第1701册，第271页。

[31]分别见〔明〕李贽《续藏书》卷二十二《参政罗公》；〔清〕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七《汪中》。

[32]《（康熙）江西通志》卷七十八，《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15册，第687页。

[33]〔清〕鲁九皋：《山木居士外集》卷四《皇淸赐同进士出身候选知县在籍终养覃恩诰赠中宪大夫浙江分巡金衢严道加三级晋资政大夫陈公行状》，《续修四库全书》第1452册，第687页。

[34]〔明〕郑纪：《东园文集》卷5《漳州府社学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49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767页。

[35]清朝雍正时甚至把年龄延至20岁，一部分社学生就不是儿童了。

[36]〔明〕林希元:《林次崖先生文集》卷10《钦州十八社学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75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629页。

[37]〔清〕陈弘谋：《五种遗规·养正遗规补编》，《续修四库全书》第951册，第51页。

[38]《明孝宗实录》卷105，弘治八年十月庚午，第1920页。

[39]〔明〕童承叙：《（嘉靖）沔阳志》十一《儒学》，天一阁方志选刊第54册。

[40]〔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八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71册，第359页。

[41]《明史》卷三百九十一《循吏传》。

[42]〔明〕张瀚：《皇明疏议辑略》卷二十一《修明学政疏》，《续修四库全书》第463册，第11页。

[43]〔明〕叶春及：《石洞集》卷七《惠安政书十一·社学篇》,《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86册,第511—512页。

[44]《（同治）苏州府志》卷三附录《汤文正公抚吴告谕》。

[45]〔清〕劳乃宣：《韧叟自订年谱》，北京图书馆年谱丛刊，第180册，第332—333页。

[46]〔清〕陆世仪：《思辨录辑要》卷一《小学类》，《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24册,第5页。

[47]（美）罗伯特·达恩顿著、吕健忠译《屠猫狂欢——法国文化史钩沉》，商务出版社2014年，第274页。

[48]〔元〕程端礼：《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卷一，《丛书集成初编》第59册，第1—2页。

[49]〔明〕杨守陈：《杨文懿公文集》卷一《晋庵稿·割锦类编序》，《四库未收书辑刊》第伍辑，第17册第408页。

[50]〔清〕周琦：《东溪日谈录》卷十二《朱子小学书》，《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14册,第221页。

[51]〔清〕俞弁：《山樵暇语》卷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52册，第74页。

[52]〔明〕归有光：《震川集》卷五《跋小学古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19—120页。

[53]〔明〕张萱：《西园闻见录》卷二《孝顺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6年，第45页。

[54]〔清〕沈佳：《明儒言行录》卷五《陈选克庵先生恭愍公》，《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58册,第772页。

[55]〔清〕俞弁：《山樵暇语》卷十，子部第152册，第74页。

[56]〔清〕苏惇元：《张杨园先生年谱》，北京图书馆年谱丛刊，第70册第255页。

[57]（乾隆）《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六十九《学校二》，《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22册,第298—299页。

[58]〔清〕张伯行：《小学集解·原序》，《四库存目丛书》子部第3册，第779页。

[59]〔明〕李贽：《续焚书》卷一《与马历山》，《续修四库全书》第1352册，第310页。

[60]〔明〕胡直：《衡庐精舍藏稿》卷二十八《六锢》，《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87册，第614页。

[61]〔清〕陆陇其：《三鱼堂集》卷四《小学集解跋》，《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25册，第54页。

[62]〔清〕陈用光：《太乙舟文集》卷三《蒋省斋家传》载：“君既归，家居课孙以《小学》、《近思录》为教。盖雍正、乾隆间士大夫崇尚宋学如此。”《续修四库全书》第1493册，第303页。

[63]〔清〕钱应溥：《警石府君年谱》，北京图书馆年谱丛刊，第145册第148页。

[64]〔清〕陆我嵩：《无成录》，北京图书馆年谱丛刊，第143册第23页。

[65]〔明〕李龄:《宫詹遗稿》卷3《题养蒙大训后》,《四库未收书辑刊》第5辑第17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351页。

[66]〔明〕王鏊：《震泽集》卷十二《小学集注大全序》，《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56册，第269页。

[67]〔明〕汤沐、柳应龙：《新刊社塾启蒙礼教类吟》卷2《小学总意》，《故宫珍本丛刊》第476册，海南出版社2001年，第368—369页。

[68]〔明〕胡松：《胡庄肃公文集》卷一《删正小学序》，《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91册,第35页。

[69]〔清〕陆世仪：《思辨录辑要》卷一《小学类》，《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24册,第4页。　

[70]〔清〕高愈：《小学纂注·凡例十则》，《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4册,第6-7页。

[71]《（雍正）云南通志》卷二十九之十二《重刊小学纂注序》，《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70册第641页。

[72]〔明〕胡松：《胡庄肃公文集》卷一《删正小学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91册，第35页。

[73]《（道光）广东通志》卷一百九十四《艺文略六》，《续修四库全书》第673册，第264页。

[74]〔清〕李颙：《二曲集》卷八《读书次第·小学》，《续修四库全书》第1410册第172页。

[75]〔清〕张元勋：《清麓年谱》下，北京图书馆年谱丛刊，第167册第448页。

[76]〔明〕孙扬：《孙石台先生遗集》卷一《小学韵语序》，《四库未收书辑刊》第5辑第18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477-478页。

[77]〔清〕戴名世：《南山集》卷四《小学论选序》，《续修四库全书》第1419册第93页。

[78]〔清〕张英：《小学详说序》，《常郡八邑艺文志》卷六上，《续修四库全书》第917册第611页。

[79]〔明〕庄昶：《定山集》卷十《小学图跋》，《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54册，第344页。

[80]〔清〕吕燕昭：《（嘉庆）重刊江宁府志》卷五十四，清嘉庆十六年修，光绪六年刊本。

[81]傅斯年：《论学校读经》，《傅斯年全集》，台北联经出版社1980年，第6册，总20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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