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科学”与“非科学”，“客观”与“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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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科学”与“非科学”，“客观”与“主观”

传统舆图是中国古代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近年来中国传统舆图的逐渐公布以及在某些热点问题的研究中传统舆图价值的逐渐体现，这方面的研究越来越得到学术界的重视。不过自中国地图学研究开创以来，虽发表了大量的研究论著，但一直缺乏对中国传统舆图的研究视角和根本问题的探讨和反思。虽然曾发表过一些中国传统舆图研究的综述论文[1]，但都以梳理研究成果为主，因此本文从研究视角入手，对中国传统舆图研究中存在的根本问题进行剖析。

一、“科学”——中国传统舆图研究的视角

了解中国古代地图学史的人都会持有这样一种印象，即以往构建的中国古代地图学史是一部“科学性”、“准确性”不断提高的“发展史”，或者说中国古代地图学史是一部不断追求将地图绘制的更为“准确”以及不断朝向“科学”制图学发展的历史，并最终在清末汇入到世界地图发展的洪流之中。除了历史本体之外，以任何形式陈述的历史都是构建的结果，那么在进行分析之前，首先需要厘清这一中国地图学史构建的背景和大致过程。中国地图学史的构建起源于民国时期，完成于20世纪50年代，无疑受到了近代史学和思想演变的影响。
近代以来中国史学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前史学很多研究领域的研究范式、基本方法，甚至重要的观点都是在这个时期奠定的基础。在当时各种史学观念中，影响力最大的当属“线性历史观”，按照王汎森的观点，“线性历史观”是一个不太容易界定但却很容易理解的概念，他进一步将其概括为“它（即线性历史观）认为历史发展是线性的、有意志的、导向某一个目标的、或是向上的、不会重复的、前进而不逆转的”[2]，这一观念至今在我们的历史研究中依然居于重要地位。这一观念的核心之一就是认为中国历史的发展与西方存在大致相同的前进路径，或者说世界各国的历史都有着相同的发展路径。而且这种所谓的共同的、线性的发展路径，不仅适用于历史的整体进程，也适用于各个专门领域的历史进程。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这一史学观念在我们近现代史学的方方面面都打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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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的烙印。
与此同时，“五四运动”时期对于科学的宣扬也对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各种涉及史学理论和方法的文章中随处可见“科学”一词，似乎唯有追求科学才是史学研究的正确方向，而对于“科学”的追求似乎也成为当时被广大学者认同的人类共同历史进程中最为重要的“公例”之一，而且在很多学者心目中，中国的很多学术领域，尤其是那些与近代科学有关的学科的发展，自古以来也应是朝向“科学”的，是一种“科学性”不断提高的过程。
民国时期，一些学科正是在上述两种观念的基础上构建了其研究对象的历史，即以线性史观为前提，以科学性的不断提高作为研究对象发展的必由之路，并以此为基础，对一些能体现出进步和科学性提高的文献、材料、史实进行解读、阐释，从而构建出一部不断朝向“科学”前进（即线性）的发展史。而这种构建模式也极大的满足了近代以来甚至当前的中国社会心理的需求，因为在“落后”、被动挨打的局面下，由此构建的科技史（包括历史）体现出中国自古以来的科学技术都是非常发达，甚至领先于世界，是符合历史潮流的，而且由于发展道路是正确的，因此当前的挫折只是暂时的，我们必然会再次追上世界发展的步伐。在将近百年之后，我们的很多学科实际上都有必要对这一研究理路进行检讨。在科技史领域最为典型的就是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当然也由此带来了所谓的“李约瑟难题”。
在近代之前，中国并不存在地图学这样的专门学科，当然也不存在地图学史这样的研究，更不存在关于地图学史的专门著作。因此，当民国初年王庸先生开始整理国立北平图书馆所藏的数量众多的地图时，并无什么前人研究成果可以借鉴。但在当时，他应当也面临着如何评价这些地图，如何勾勒中国古代地图学史的问题。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史学环境下，王庸先生以西方近代地图学发展的“公例”来梳理中国的地图学史也是水到渠成的事情，而这种“公例”即是地图绘制中对“准确”和“科学”的追求，这一点王庸先生虽然没有明言，但在后来他撰写的《中国地图史纲》的字里行间中实际上已经透露出他对地图好坏的判断标准，如：“（关于‘制图六体’的记载）这是中国地图史上极重要的史料，因为从此以后，直到明季利玛窦的《世界地图》输入以前，这一千二三百年间的地图制作，在方法上没有跳出它的规格；而且大多数的地图，并不能按制图六体来认真制作”[3]。这段文字已经显现出王庸对于地图好坏的判断标准，即那些不按照体现了“科学性”的“制图六体”绘制的地图是“不认真的”。“相形之下就不能不说裴秀和贾躭的制图工作主要是出于他们个人的努力，他们是中国地图史上划时代的人物。仅仅按分率画方的制图方法就并没有为一般官府的绘图工作者采用，直到清代，一般官绘地图还是画着山水和注着四至道里等等，不但没有什么改进，亦不画方，还比裴秀、贾躭等古地图幼稚而落后了。”[4]显然在王庸心目中体现了“科学”的裴秀和贾躭的地图要远远好于其它传统舆图，因而那些“画着山水和注着四至道里”的地图是“幼稚”和“落后的”。
基于这种判断标准，整本著作中，王庸选择用来勾勒中国地图学史的就是那些看上去绘制的较为准确或者使用了某种“科学”绘图方法，如“计里画方”的古代地图，以及提出了某些“科学”绘图方法的重要人物，而对于其他存世地图着墨极少。不过王庸似乎并未有意识的构建一部中国古代地图绘制的发展史，而且在行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似乎也认识到除那些体现了“准确”、“科学”的地图之外，中国还存在大量“不准确”、“非科学”的地图，而且这类地图还占据了主导，即“况且这些汉地图，内容既甚粗疏，大概图画甚略而记注甚多，所以后来各书，亦多引它们的文字；这是中国古来一般地图的传统情况”[5]。
如果说王庸以“准确”和“科学”为标准，构建了一部中国地图史的话，那么李约瑟则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将中国古代地图称为“计量图”，并在标题中直接将中国的地图绘制称为“科学的制图学”，而且力图将中国古代地图学史中的某些人物、绘制方法与西方或现代“科学”地图学建立起联系，如：“正如沙畹所说，这个人堪称中国科学制图学之父。这个人就是裴秀”[6]；“裴秀和张衡的制图法同天文现象相关联的程度究竟有多大呢？古代的中国人和希腊人在这一方面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同（主要是经纬度的测定）”[7]；“唐代的地理学家很可能还曾经作过进一步努力，力图把地理座标同天文座标彼此结合起来”（实际上论述的是“分野”）[8]；“……使我们注意到在唐代可能已经开始采用一种最原始的等高线了”[9]。
这样的文字在书中俯拾皆是，不一一列举，在这些文字中，李约瑟不仅直接将中国古代的地图绘制建立在“计量”、“科学”的基础之上的（不仅对中国地图史如此看待，而且也用“计量”、“科学”方面的好坏来评判西方地图学史的发展，如将T-O地图认为是一种倒退），而且由此构建了一个不断前进的中国地图学的发展史，这点从各节的标题即可看出。在“比较回顾”一节中，李约瑟通过将中国、西方、阿拉伯三种文化中的地图进行关联分析，将中国古代地图的发展纳入到了世界地图发展史中，也即中国古代地图的发展并不是相对独立的，是（建立在科学、计量标准上的）整个世界地图发展史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当然由此也带来了中国古代地图学中的“李约瑟难题”，即：中国古代有着非常“科学”、发达的地图学，但似乎在清末一夜之间就远远落后于世界了。
王庸是公认的中国古代地图（学史）研究的开山鼻祖；虽然对李约瑟和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褒贬不一，但无疑两者在世界范围内都具有极大影响力，而且整部著作对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推崇备至，无疑也迎合了当时和现在中国学者和普通民众的心理需求。由此，两者结合起来，基本完成了中国古代地图发展史的构建。
在“科学主义”盛行的时代，这一地图学史无疑依然得到广泛的接受，因此自王庸、李约瑟之后，虽然出版了多种地图学史的著作[10]，但其中大部分都遵循着大致相同的叙述模式；对于单幅地图的研究，除绘制内容之外，地图绘制技术、地图的准确程度以及其中体现的“科学”成为研究的重要内容；同时那些能体现中国传统舆图“科学性”和“准确性”的测绘和绘图方法，“制图六体”和“计里画方”也理所当然受到了研究者的广泛关注。由此，一部“科学”的中国地图学史也就从主干到枝叶完整的建立了起来。

二、“非科学”的中国传统舆图

不过，如果我们分析目前中国传统舆图的研究成果，就会发现以往的研究难以证明中国古代地图的主流是“科学”的。以往对于这一主题的论证主要建立在以下三方面的研究之上：1、中国古代存在“科学”的绘图（和测绘）方法；2、中国古代掌握了“科学”的测量方法；3、中国古代存在大量“科学”的、绘制准确的地图。但这三方面的研究都存在明显的问题。
中国古代确实存在较为“科学”，能使地图绘制“准确”的方法，如“制图六体”和“计里画方”。以往研究对这两者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但至今为止，在赞誉的同时，却没有学者分析“制图六体”是否真的如他们所褒扬的那样在中国古代地图绘制中被广泛应用，也没有学者论证为什么使用“计里画方”能将地图绘制的准确。但实际上，在目前存世的地图和文献中，基本上找不到“制图六体”被广泛用于地图绘制的依据，在浩如烟海的存世舆图中，也无法确指其中哪些是用“制图六体”绘制的；而“计里画方”只是的一种单纯的绘图方法，类似于今天绘图时使用的控制网格，因此如果缺乏准确的绘图数据，单纯的“计里画方”无法使得地图绘制的更为准确[11]。
中国古代确实很早就掌握了测量高度、直线距离，甚至经纬度的“科学”方法（不过这些方法并不为地图测绘所专有），本人对此也无疑义，但之前所有这方面的研究在逻辑上都存在一个致命的缺陷，即掌握方法与将这些方法应用于舆图绘制并不存在直接联系，换言之以往这方面的研究都没有实证这些测量方法曾经用于地图的绘制，或者具体论证某幅地图的绘制是基于运用这些测量方法所获得的数据。与此相反，我们不仅在文献中难以找到关于我国古代为了绘制地图进行全面大地测量的记载（受到西方影响的康雍乾时期的测绘是特例），也没有相关的数据保存下来，而且以往推崇的代表了“准确”、“科学”的中国古代地图，如罗洪先的《广舆图》，在保存下来的前言后记以及相关资料中都看不到绘图者曾经为了绘制地图而进行广泛的测量，其中大都只是记录了所使用的文献资料和参考的地图。因此，以前学者关于中国古代测量技术的讨论，并不能证明中国古代地图绘制时运用了这些技术，两者之间不存在直接和必然的联系。而且即使有文献记载某些工程，如治河时进行了测量，但也并不能证明这些测量所得的数据会用于地图绘制，就清代留存下来的大量河工水利图来看，这些测量所得的数据大都以文字的形式记载在地图之上或者附在地图之后，而地图本身绝大多数都是极不准确的，甚至类似于山水画。
以往研究中推崇的代表了中国古代地图“科学”和“准确”的地图，如马王堆地图、放马滩地图、《禹迹图》和《广舆图》等，实际上并不准确、也不科学，以往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夸大了这些地图所能体现的“科学”和“准确”，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对于比例尺的推算。比例尺是现代“科学”地图的标志，因此也就成为以往中国古代地图研究中经常讨论的内容，所使用的方法大都是将古地图上两点之间的距离与地表的实际距离进行比较，由此得出古地图的比例尺。但是，测算两点之间的比例尺，并不能证明两点之间所有地理要素都是按照这一比例尺绘制的，因此单纯测量多个点之间的比例尺并不能证明整幅地图存在统一的比例尺或者地图的各个部分存在独立的比例尺。另外一个更为直接的问题是，现代的比例尺大都要标绘在地图上，这样使用者才能测量距离，比例尺也才具有意义，但目前发现的清末之前的地图，除了少量使用“计里画方”的之外，都不标绘比例尺，那么如果这些古代地图是按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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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绘制的话，其意义何在呢？而且目前只要测量过比例尺的古代地图，都发现地图的不同部分有着不同的比例尺，这是否也就证明了这些地图根本不是按照比例尺绘制的呢？
而且，现在经过复原，可以认为《禹迹图》和《广舆图》绘制时使用的应当是地理总志和地方志中“四至八到”所载的道路距离和方位数据[12]，因此就数据本身而言其肯定是不准确、“非科学”的，而且由于使用的是这样的数据，因此绘图者也应当知道这样绘制出来的地图肯定是不准确的，当然也许这也是当时绘图者所能采用的最好的绘图数据了，所以从这个层面上讲，这样的地图也具有一定的追求“准确”、“科学”的意味，或者体现了绘图者追求“科学”、“准确”的努力。不过问题在于从现存地图来看，即使这样的勉强可以认为是对于“准确”、“科学”有所追求的地图也不占主流，只要翻阅近年来出版的各种图录即可得出这样的印象。大多数中国传统的地图，确实正如王庸所说“画着山水和注着四至道里等等”，也就是类似于山水画加上文字注记。
而且，无论是利玛窦，还是清代康雍乾时期在外国传教士协助下进行的大地测量，都将“科学”的测绘方法和地图传入中国，但它们的影响力又逐渐消散[13]，而且在康雍乾三朝绘制所谓“科学”地图的同时，在政府的日常运作中，使用的依然是那些类似于山水画，附有图说的地图。如果中国古代地图是追求“科学”的话，那么就不应当存在这一现象。
经过上述分析，可以认为“科学”显然不是中国古代舆图绘制所追求的目标，也绝不是中国古代地图的主流，中国古代地图的主流应当是“非科学”的。
三、“科学”是“好”的吗？
既然，中国传统舆图的主流是“非科学”的，那么应当如何评价中国传统舆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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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认为中国传统舆图的主流是“科学”的某些研究者，在肯定这些“科学”地图的同时，对那些“非科学”的地图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比如前文提到的王庸。此外，韩昭庆在《中国地图史研究的由今推古及由古推古—兼评余定国<中国地图学史>》的结论中提出了今后传统舆图研究的几个方向，在第二个方向中她写到：“与西方人热衷于接纳《皇舆全览图》的态度相反，明末清初学者对于《坤舆万国全图》的态度则纠缠于纯文字的辨释，激烈抵制新的世界地理观。膨胀的民族自豪感无法让学者的头脑清醒，科学而正确去理解西人带来的世界地理知识体系”[14]，由此可以推测，作者认为，那些怀有“膨胀的民族自豪感”的学者绘制的“非科学”地图不如当时西人带入的反映了“科学”的“世界地理知识体系”的地图。
再如丁超《唐代贾耽的地理(地图)著述及其地图学成绩再评价》论及“对中国古代地图学（乃至整个地学史）的评价，首先涉及到评价标准问题。从整个中国地图学发展历程看，本土传统地图学观念与技巧在西方地图学引介中国之后就节节败退，如今打开任何一部中国地图（集），除了汉字以外，在地图表现手法上几乎找不到中国本土因素。这一事实恰恰证明了西方地图学基本理念和技术手段的普适性。地图虽有中外之别，古今之分，但都是主要用图形而非文字表达地理要素。摒弃这些具有普适性的地图学基本原则不用，则无以呈现出中国古代地图学在世界地图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15]，作者的评判标准更是明显，那些“非科学”的，用图形加上大量文字的中国传统舆图，在“世界地图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应是微不足道的，是非主流的。
在近代以来盛行至今的“科学主义”背景下，这种价值判断得到绝大部分研究者的认同，而这种认同得以达成的基础就是普遍认为朝向“科学”的发展是“好”的，或者说“科学”就是“好”的。但问题在于“科学”真的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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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吗？或者只有“科学”是“好”的吗？
从中国古代地图学史的角度来看，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古代地图的绘制技术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可以说这种绘制技术对于中国古代而言已经满足了大部分的需求，因此虽然从现代“科学”的角度而言，中国古代地图似乎是“落后”的，但明末、清代康雍乾时期传入的西方“科学”的绘图方法并没有被中国所接受，那么就当时的中国人而言，这些“科学”地图应当并不是那么“好”，至少看不出“好”在哪里，或者说其中的“好”不为当时社会所接纳。那么，可以说，就当时中国社会而言，我们现在认为是“好”的“科学”，在那时似乎并不那么“好”。换言之，“科学”本身应当是中性的，其好与坏的价值判断是基于社会文化等因素。
进一步而言，以往对于“科学”的价值判断不仅是建立在“科学主义”的基础上，而且还是建立在“线性史观”和“西方中心论”的基础之上的，具有“成者王侯败者贼”的意味。面对这种论述，我们不禁要问，我们既然要“科学而正确”的去理解西方的世界地理知识系统，那么为什不能“科学而正确的”理解我们中国自己的世界地理知识系统，而不是用“科学”的世界地理知识系统来理解我们中国自己的“世界地理知识系统”呢？
我们不能因今天“科学”地图（西方古代地图也不是一直追求准确的，如T-O地图）占据了主导，而否定我们中国古代地图自身的传统和价值，否则按照以往的这种观念，那么将如何将评价中国古代地图的主流呢？长期落后，还是泯顽不化？作为研究者我们必须要有世界的眼光，但世界的眼光不是认为世界的发展具有一致性，认为当前占据主导的那些所谓原则和价值取向具有“普适性”，甚至用来研究历史，而是要认识到历史的发展具有多元性，应以同情的眼光来研究历史。
认识到了这一点，我想我们应当可以彻底摆脱从“科学”角度看待中国古代地图绘制技术给我们带来的各种压力、卸掉试图证实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不落后于西方的责任，而“李约瑟难题”也纯粹成为了一个不需要回答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的前提就是错误的，即“科学”并不是中国古代所追求的主要目标，也不是所有社会、文化所共同追求的目标，“科学”不具有“普适性”（而且李约瑟对于中国古代地图的认识也存在很多错误）。对于中国传统舆图的评价应当放置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之下。

四、地图的本质特征：客观还是主观

问题到这里还没有结束，如果只认识到以往中国古代地图的研究视角只是一个认识性的错误，或者对于中国古代地图的研究依然局限于绘制方法的话，那么并未认识到问题的本质。
实际上，民国以来构建的中国古代地图学史的背后暗含着对一个涉及到这一研究领域的根本性问题的回答，这一根本性问题就是：地图到底是什么，是否只有用“科学”方法绘制的，用于表现地表的图像才算是地图？
从上文勾勒的中国传统舆图的研究视角来看，这一领域的大部分研究者对这一问题的答案应当是肯定的，有些学者在研究中也明确表明了这一点，如辛德勇《准望释义——兼谈裴秀制图诸体之间的关系以及所谓沈括制图六体问题》对于“制图六体”进行了详尽的分析之后，提到“前面对‘制图六体’内容的分析表明，所谓‘制图六体’，阐述的是中国古代制作任何一种地图都不可或缺的基本工作程序原理。换句话，只要能够称之为地图，那么，它在制作时就不能逃避这些准则。前面曾经谈到，裴秀在《禹贡地域图》的序文中，指斥其所见‘汉氏舆地及括地诸杂图’，‘各不设分率，又不考正准望’，其实这是一种很不科学的说法。完全没有‘分率’和‘准望’，就根本不可能绘制出地图。‘分率’或许不够精密，‘准望’可能相当粗疏，但这并不等于完全没有。因此，从地图产生之日起，绘制地图的技术人员，就应当一直或不自觉或自觉地在奉行并传承着这些制图规则，只不过在具体制作地图时，其精细严整程度，往往不一定十分合乎理想的要求而已”[16]。从这段叙述来看，作者显然将地图定义为按照某种科学方法（至少需要有代表了方向和直线距离的准望以及代表了比例尺的分率）绘制的，反映了地球表面的图像，而没有使用这种科学方法的图像就不能称之为地图，因此其是用地图的一种表现形式（用“科学”方法绘制）对地图进行了定义。
追本溯源的话，这种对于古代地图的定义，除受到上文介绍的近代以来“科学主义”的影响之外，还受到现代地图定义的影响。翻开任何一本现代地图学教科书，就可以发现这些著作中在确定地图是表示地球表面的图形的同时，几乎都用“数学”或“科学”的表现形式来加以限定，如“由数学所确定的经过概括并用形象符号表示的地球表面在平面上的图形，用其表示各种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分布、状况和联系，根据每种地图的具体用途对所表示现象进行选择和概括，结果得到的图形叫做地图”[17]。
这种对于“地图”的定义，由此就产生了两个问题，即：1、地图的表现形式是否只有这一种？2、用表现形式来加以限定是否合适？
通过前文的分析，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除了用“科学”的方法绘制之外，在整个地图发展史上，无论中西方的地图都存在其他“非科学”的表现形式。也许很多人可能会问，如此一来如何区别地图与图画呢？在思考这一问题之前，请先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地图与图画的区别是我们当代人（也许是近代以来）的意识，但古人有那么明确的区分吗？很可能没有！由此可以认为，仅仅以用“科学”方法绘制来对地图的定义加以限定，将会把历史上大量的地图排斥在外，这种定义显然并不合适。
由此，我们再考虑第二个问题，由于地图表现形式的多样性（至少可以分为两种，即“科学”和“非科学”的），因而用表现形式来作为限定是不合适的；而且对于某一事物的定义，应当是对其本质特征或一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所作的确切表述，使其能与其他事物区别来开。那么地图的本质特征应当是什么呢？这一点现代地图的定义是可取的，即“表示地球表面的图像”。
但是，这种“表示地球表面的图像”，绝不是一种对“地球表面”客观的表示，即使是所谓“科学”的近现代地图实际上也并不以追求对地球表面客观、准确的表达为本质特征。
以今天经常会使用到的Google Earth（简称GE）为例。GE建立在卫星影像基础之上，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世界的客观反映，但是为什么谷歌不将其命名为“Google Map（谷歌地图）”呢？谷歌还开发有网页版的地图，即“谷歌地图”，在其默认的打开模式中，主要表现有简单的地形、交通网等等，而且附有比例尺，也就说附加有大量人为要素，类似于我们今天通常见到的纸本地图，虽然也能叠加卫星航片，但叠加后并不影响原来那些人为标识的地理要素的显示；GE则与此不同，如果勾选掉左侧的一些选项，其底图上不具有任何地名、交通线等通常地图上所显示的内容。谷歌没有将其命名为Google Map，而是Google Earth，其实就已经清楚的表明了谷歌认为这种纯粹“客观”表现了地球地形，没有进行人为加工附带有人工元素的照片并不是地图。
《会说谎的地图》的作者马克·蒙莫尼尔，对地图做过如下定义“地图并不是客观地理的再现物，它只是一种中介，人们运用它或通过它，引导或获得对世界的理解”[18]。需要再次强调的是，这种“对世界的理解”并不能狭隘的理解为是对“客观地理”的再现，至少应当理解为是一种对世界或者局部地区的主观认识和主观再现。如同历史著作永远不能如实的反映客观历史，地图也永远不可能如实的反映现实世界，两者都是对研究对象的主观认识，而且两者也不应以客观反映研究对象为主要目标和任务。
这种主观认识和主观再现，必然会糅杂各种元素，中国传统舆图即是如此。在这里可以借用余定国《中国地图学史》的两段话：“综上所述，我认为传统中国地图学的定量解释不足以明了中国文化中地图的含义”[19]，“‘好’地图不一定是要表示两点之间的距离，它还可以表示权力、责任和感情”[20]，而这些“权力、责任和感情”才应当是今后中国传统舆图研究的主要内容，简言之，地图（绘制）中那些主观性的东西才应当是研究的主要出发点和视角。即使民国以来中国传统舆图的研究视角和研究内容都是正确的话，那么也只看到了冰山一角，以往的研究视角不仅是对中国传统舆图的一种误读，而且极大的局限了这方面的研究。
最后强调的是，本文并无贬低前人研究成果之意。在学术界具有影响力和统治力的观点和理论都是时代的产物，作为后来者的我们不能苛责前辈与我们有着相同的观念，同时我们自己也应该明白我们提出的观念和理论也有着时代局限性，必然会被后来者所批评。换言之，学术应当会随着时代的演进而演进（不一定是进步），前辈学者的观点，我们今天看来可能已经存在问题，但在学术史上他们并没有失去意义，因为我们的认识正是建立于他们之上的。正是如此，才形成了学术史，也才形成了学术的发展，难以想像存在一个只是知识不断累积而缺乏根本性变化的学术史。而作为研究者，我们也应当明白自己的研究在学术史上的位置，是增加了知识，还是推动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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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曹婉如：《近四十年来中国地图学史研究的回顾》，《自然科学史研究》1990年第3期，第283页；姜道章：《近九十年来中国地图学史的研究》，《地球信息》1997年第3期，第56页等。
[2] 王汎森：《近代中国的线性历史观——以社会进化论为中心的讨论》，《新史学》第19卷第2期，2008年，第2页。
[3] 王庸：《中国地图史纲》，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18页。
[4] 同上，第50页。
[5] 同上，第16页。
[6] [英]李约瑟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地学》第22章，《中国科学技术史》翻译小组译，科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108页。
[7] 同上，第120页。
[8] 同上，第125页。
[9] 同上，第129页。
[10] 如陈正祥：《中国地图学史》，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卢志良：《中国地图学史》，测绘出版社1984年版；喻沧、廖克：《中国地图学史》，测绘出版社2010年版；[美] 余定国：《中国地图学史》，姜道章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等。此外还有一些论文，在此不再列举。
[11] 参见成一农：《中国地图学史的解构》，《历史学评论》第1卷，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47页。
[12] 参见成一农：《<广舆图>绘制方法及数据来源研究（一）》，《明史研究论丛》第10辑，故宫出版社2012年版，第202页；成一农：《<广舆图>绘制方法及数据来源研究（二）》，《明史研究论丛》第11辑，故宫出版社2013年版，第211页；成一农：《中国地图学史的解构》。
[13] 关于利玛窦地图对于中国古代地图影响力的研究，可以参见黄时鉴、龚缨晏：《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14] 韩昭庆：《中国地图史研究的由今推古及由古推古—兼评余定国<中国地图学史>》，《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第82页。
[15] 丁超：《唐代贾耽的地理(地图)著述及其地图学成绩再评价》，《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2年第3辑，第153页。
[16] 辛德勇：《准望释义—兼谈裴秀制图诸体之间的关系以及所谓沈括制图六体问题》，《九州》第4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269页。
[17] [苏]K. A. 萨里谢夫：《地图制图学概论》，李道义、王兆彬译，廖科校，测绘出版社1982年版，第4页。
[18] 唐晓峰：《地图·文化·社会》，[美]蒙莫尼尔：《会说谎的地图》，黄义军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页。
[19] [美]余定国：《中国地图学史》，第43页。
[20] 同上，第45页。
作者：成一农，原刊于《厦门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905/05/65286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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