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高翔宇：梁启超归国与民初政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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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高翔宇：梁启超归国与民初政争

内容提要：1912年10月8日梁启超归国这一民初政治史上令人瞩目的事件可作为观察民初政争的窗口。梁启超结束海外流亡生涯得以回国乃得益于民初政争形势的转变。梁氏归国初期的20余天里，在他周围，袁世凯、共和党、民主党、国民党激进派、稳健派等各方势力纷纷出场并展开了竞逐与博弈。基于利益方面的考量，梁启超与各方派系的关系，既体现了沟通与合作的一面，同时充满了矛盾与斗争。值得注意的是，透过梁归国前后所关联的史事，不仅再现了走进共和之际梁思想历程的变迁，而且可以隐约预见民初政党政治的若干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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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10月8日，梁启超结束了十余年流亡海外的生涯，从日本归国抵达天津，10月20日，又应袁世凯邀请进京访问，至11月1日复返天津，此间20余天，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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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凯、共和党、民主党以及国民党的激进派和稳健派围绕梁启超归国这一问题进行了竞争与角逐，成为民初政治史上轰动一时的重大事件。此恰可作为观察民初政争的一个切入点：不仅可以从中看到各方力量同梁的关系，亦可窥见民初政党政治中各派系既有合作，又有冲突的复杂纠葛。
学界对于梁启超归国这一事件已有一些研究，不过，总起来看尚存在一些不足，归纳起来主要有二：其一是史实考证的缺失，如清华大学国学院、中华书局编辑部影印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稿本》，对梁归国初期的行踪语焉不详，①《饮冰室合集》对此间梁氏发表演说日期的记载亦讹误颇多；②其二是对于事件的全景把握颇显不足，如胡绳武、张朋园、李喜所等侧重梳理了梁归国前夜的难产之行及政治局势，对于梁归国之际的相关内容论述得并不充分，③曾业英阐释了梁归国前后与民主党成立之间的关系，④朱英解读了梁归国后在“全国临时工商会议”的演说内涵，⑤所涉及的均仅为梁归国史事的某一个侧面。
本文拟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爬梳并考订相关史实，且致力于把握梁启超归国事件的全景，梳理其脉络。就前者而言，将挖掘前人鲜有利用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稿本》(清华大学国学院藏)、《梁启超知交手札》(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特藏组编)，以及代表民初各党派立场的报刊等史料；就后者而言，力求分析促成梁归国的政局形势，比较梁启超、孙中山、黄兴、袁世凯在建设共和理念上的异同，解读梁与共和党、民主党、袁世凯、国民党稳健派、激进派之间的博弈，进而揭示出民元北洋政局的多元复杂性，以期在丰富梁启超思想图景与民初政治史的研究方面有所补益。

一、梁启超与归国旅途的“一波三折”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表达了因应时局的策略：对内控制京城禁卫军，对外利用第六镇吴禄贞，联合发动兵变，驱逐奕劻、载沣，由清廷下罪己诏，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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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会，实行立宪，“以杀革党之势”。⑥与此同时，梁于11月9日抵达大连，拟入京联络第二十镇张绍曾和第二混成协蓝天蔚。然而，三日后，熊希龄忽急电催其立刻返回。这一方面由于吴禄贞被刺杀，使梁的政变计划搁置；另一方面，汤觉顿、罗瘿公“谓蓝天蔚等将不利于梁”。⑦此为辛亥之际梁归国第一次受阻。
11月16日，清廷委任袁世凯出山组织内阁，梁启超被拟任命为司法副大臣，这使得梁归国之行再现曙光。⑧然而，梁却并未应允立即动身，仅表示自己可与袁交相为用，“项城坐镇于上，理财治兵……鄙人则以言论转移国民心理”。⑨与此同时，梁写作了《新中国建设问题》，提出了“虚君共和”的主张，并派盛先觉等赴江苏、上海等地宣传，只是该言论在国内并未获得有效同情。⑩此为辛亥之际梁归国第二次受阻。
尽管辛亥年间梁启超两次归国的努力均以落空告终，但各方的呼吁却不绝于耳。“梁党”友人劝说其出山：此时若不归来，将来政党林立，人才济济，政治上恐难寻立足之地；(11)况且，“则人将疑足下仍有故清系恋，他日若有宗社党余孽煽惑，且诬足下以恶名，虽有百喙将何从而辨之”。(12)只是1912年上半年，欢迎梁归国的舆论并未转化成事实行动，这一方面来自革命党人的反对声浪。如戴季陶怒斥梁为“保皇党之魁首”，更乃“水性杨花之妖”。(13)《民权报》列举了梁在清末罪状种种，视其为“国民之公敌”，万不可起用。(14)另一方面，部分“梁党”友人认为其归国虽系时势所趋，但时机尚不成熟。麦孺博担忧称，“此行持何名义，办报乎?立党乎?入阁乎?浪游乎?皆不明瞭”，倘贸然归来，面对流言蜚语，恐无词以白其诬，无力以自保。(15)此外亦有人“虑项城之不深信，漫为延揽”，恐梁归国后成为袁的傀儡。(16)故而，他们建议梁不如留东继续办报，指导国民言论，静待时机之变。(17)孙洪伊甚至论断，“归国之期愈迟重，则社会之欢迎愈至，自行归国终不如国人迎之以归”。(18)
然而，至1912年5月底，梁启超的归国议程再度浮出水面。先是5月27日，梁的门生、云南都督蔡锷通电各省都督，请梁回国，并促各方“拟合词电请大总统为国求贤，以礼罗致”。(19)5月28日，同盟会张继、刘揆一电称，“国体更始，党派胥融，乞君回国，共济时艰”。(20)6月17日，副总统黎元洪致电袁世凯，“民国用人应勿拘党派，梁启超系有用之才，弃之可惜，保皇党诬说，不应见之民国”。(21)7月3日，蒙古王公亦呈请召梁归来襄理国事。(22)此外，江苏都督程德全、广西都督陆荣廷、甘肃都督赵惟熙、章太炎等均回应赞同。(23)与此同时，“梁党”友人趁势制造舆论称，“兹见有都督等，又同盟会等，仍请先生回……其实全国人民反对先生极小数，不过反对之报纸造谣耳”。(24)
梁启超归国转机的出现，主要得益于如下三个方面的因素。其一，武昌起义以来，梁即表现出“联袁”的姿态，拟定了“和袁、慰革、逼满、服汉”的八字方针。(25)1912年2月15日，袁世凯接任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23日梁向其发出贺电，(26)并提出建立财政系统，联合旧立宪派和革命派中分化出来的分子，组成一大政党，同革命派对抗的意见。(27)4月，梁撰《中国立国大方针商榷书》，发表了支持袁建设“强有力政府”的主张。(28)6月，梁又撰《财政问题商榷书》，阐述了将银行政策、货币政策、外债政策、内债政策，冶为一炉的理财方针。(29)与此同时，袁亦同梁保持了密切的对话关系。2月13日，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致电梁，“项城急于融洽党派……亟申延揽兄”。(30)袁阅梁氏所著后，则亲自致函，述及想念之殷，并以政党与财政问题相讨教，倚重之情流露其间。(31)正逢此际，“梁党”友人亦向袁进言，称目下亟须理财能手，若假梁氏以政治实权，“则天下事不足平也”。(32)而张继、蔡锷、黎元洪等人的相继招请之电，恰同袁氏邀约梁氏之诉求，一拍即合。
其二，党争发展的新形势，使得共和建设讨论会敦促梁启超归国这一问题，显得极为迫切。共和建设讨论会成立于1912年1月，由汤化龙、孙洪伊、张嘉森等人发起，该会成立之初即有奉梁为党魁之意，梁氏于4月、6月所著《中国立国大方针商榷书》《财政问题商榷书》均由该会代为印行。而与共和建设讨论会关系密切者，属国民协会、国民公党、统一共和党、统一党、共和党等数政团。先是5月底，国民协会、共和建设讨论会、国民公党拟同统一共和党合并。然而，各方却因安置梁职务问题上的不合而分道扬镳。统一共和党反对国民协会、共和建设讨论会推梁为总理，国民公党则欲另举岑春煊。继之，6月，共和建设讨论会、国民协会又欲同共和党合并。只是，共和党仅准许梁担任理事一职，同样未能满足推举梁为协理的愿望。(33)于是，共和建设讨论会、国民协会决议，仅使该两党合并，另行组织“第三党”(民主党)，举梁为总理，一面遣刘崇佑、张嘉森二君赴日本与梁氏会商组建办法，(34)一面极言国会选举期转瞬即至，“吾党不可不早预备正坛演说资料”，(35)故惟赖富有声望的梁氏出面，即时“正式提出兄名，正正堂堂请各省支会赞同”。(36)至于蔡锷、黎元洪先后发表的欢迎梁归国之通电，均为共和建设讨论会暗中运动的结果。(37)
其三，杨度的推荐，以及孙中山、黄兴的默许，在促成梁启超返国问题上亦有推波助澜之效。1912年夏秋之交，孙、黄先后进京晤袁，达成了“八大政纲”的共识。在这种背景下，梁作为建国大业中不可或缺之人才，呼之欲出。9月20日，杨度、王揖唐向袁极力推荐梁出山，谓“梁君优于政治学问，若任以重职，定获佳果”，至于梁在前清力主“君主立宪”，无非为改良政体起见，断无私意，并援引孙黄北上期间所持“融洽感情”之立意，以“百政得人而理，不可弃才异域”为举荐之词。(38)次日，袁接受了杨度等建议，并恰得孙、黄二人同意。黄兴表示，“宜速请梁返国，昔日虽政见不同，今则共和新建，宜消融党见，以国家为前提”。(39)可见，孙黄北上一度调和立宪派与革命派的关系，既为梁归国提供了良好契机，同时也符合了其对归国时机的判断。由是，万事俱备，梁归国之期指日可待。

二、梁启超归国与孙、黄、梁、袁共和建设之讨论

据《大公报》记载，梁启超自日本神户起程的日期为9月30日。(40)10月8日晨6时，抵达天津，10月20日，又应袁世凯之邀进京，至11月1日返津创办《庸言》杂志。如梁本人所述，“在京十二日，而赴会至十九次之多，民主、共和党各两次，统一党、国民党各一次，其他则同学会、同乡会、直隶公民会、八旗会、报界、大学校、工、商会，尤奇者则佛教会及山西票庄、北京商会等”。(41)场景热闹非凡，可想而知。从民元政局的大背景而言，梁归国恰逢孙黄北上访问结束。孙、黄、梁等围绕建设共和的目标，从不同侧面提出了各自的理念。(42)
首先，推动政党政治进步是孙、黄、梁、袁共同的目标。表面上看，他们均力主调停党争。袁表示，各政党当蠲除成见，邀孙黄来京，“从此南北怀疑之心涣然冰解”。(43)孙在北行中反复强调，“破坏之局已终，建设之局伊始”，融和党见“庶可巩固此中华民国也”。(44)黄在北上期间屡屡提及“南北一家”。(45)梁归国后亦多次声言，一方面，各政党之间应清除前清时代拜把子之陋习，万不可存有共和成立后立宪党即无政治发言权等“不祥之言”；(46)另一方面，重视党德，勿因一己之利益，牺牲同党党员之利益，凡各政党之对抗，必“行动于宪法及法律范围之下”，以“化有血之政争为无血之政争”。(47)
只是，上述不免为各方握手寒暄的台面说辞，一旦深入讨论政党建设诸问题，如采用“两党制”或“多党制”“政党内阁”或“人才内阁”等，各方则存在明显的分歧。
其一，孙中山倾向于“两党制”，梁启超在“两党制”之外，关注了“第三党”的意义，黄兴主张的是一大党执政，而袁世凯所容许者乃“多党制”。孙认为，“一国政党之兴，只宜二大对峙，不宜小群分立”，故支持五党合并组建“国民党”，同共和党在朝在野相继更替。(48)对于孙的“两党制”，梁一面肯定了完全政党政治“必以国中两大政党对峙为前提”，两党“展转互引，相反相成，故国家之进步无有已时”；(49)一面阐明了对“第三党”的看法，认为其应取两党之长，补两党之短，以“不争政权”“监督政府”“调停两党之争”为原则。诚然，梁承认目下尚不具备实施的土壤，故此仅为理想政治。(50)不同于孙、梁的“两党制”理念，黄建议将民初现有各小党整合为“一极强有力之大党”，因一党执政有利于集中全国政治人才，并消除党争、统一思想。(51)与前三者主张迥异的是，袁对于政党政治的认识并不深入，仅表达了“国无政党不强，



仅有一党则必亡。前者以无竞争，后者以专制也”的粗浅看法。(52)
其二，除了孙中山对内阁问题无明确表态外，黄兴、梁启超倡导的是“政党内阁”制度，而袁世凯则力主“人才内阁”。黄来京的核心使命即明确内阁形式，认为“定内扰之法，舍利用一强大之政党组织强固有力之政府，别无他法”，(53)并拉拢国务员全体加入国民党，以符政党内阁主张。与之呼应的是，梁也阐述了“政党内阁之善”，即“两党各标一反对之政见，而各自谓国利民福”，(54)并论述了造成“政党内阁”的前提条件，为形塑合格的政党，包括党员辟除个人之私目的，服从政党公共之目的，须有奋斗之决心、整肃之号令、公正之手段、优容之气量等要素。(55)只是梁与黄对政党内阁的理解明显迥异，梁所提倡者，必“先有健全之两大政党……不能以一党独制”，(56)而黄则坚持以一党执政为前提。然而，袁并不看好“政党内阁”，倾向于“人才内阁”，称“但问其才与不才，无论其党与不党……但能热心国事，余必引为辅助”，至于“纯粹政党内阁，尚难完全成立”。(57)
其次，谋求实业发展是孙、黄、梁、袁关注的另一话题。他们普遍认为，应以兴办实业为改良政治的先导。袁称，“百务所先，莫急于培元气，兴实业……使农动于野，商悦于途”。(58)孙表示，“若只从政治方面下药，必至日弄日纷，每况愈下而已。必先从根本下手，发展物力，使民生充裕……而政治乃能活动”。(59)梁阐述实业与政治的关系：改良实业既是与各国竞存的内在需要，(60)又同改良政治相辅相成，欧洲产业发达，“与其政治同比例”，前清工商业倾颓，实政治腐败之故。(61)
然而，他们对于发展实业的切入点持有不同设想。孙认为兴实业必自修造铁道入手，故将“兴修铁路二十万里”作为进京晤袁的宏愿。(62)黄表示发展实业当遵循“农以生之，工以成之，商能通之”的次序，因“农工发达，则商业亦自然发达矣”。(63)袁则以金融业为发达实业之先导，“银行为流通资本之枢纽”。(64)梁重视的是改良工商业，既以本国基础为依托，亦借鉴外来经验。不同于袁主张创设新式银行，梁一面强调对山西票号等旧有金融机关的整顿，(65)一面提倡仿设大规模的股份有限公司，因“成本既轻，则物品价廉，价廉则销场广矣”，此后方能在同各国的“商战”中占据一席之地。(66)
此外，在利用外债与发展本国实业关系这一问题上，他们也存在着不同看法。袁迫于国库资金一筹莫展，被迫向列强银行团举借外债。(67)黄则认为借款有损国权，故以劝募国民捐为抵制之策。(68)不同于黄拒斥外债的态度，孙视利用外资为走向工业化道路的捷径，并主张将铁路批“外人包修”。(69)梁则侧重“变外债为内债”，将借款存入中央银行，作为收回旧钞的基本金，一旦兑换基础确立后，外国资本团便无从挟制。可见，梁在使用外债的策略方面“反客为主”，既防止了孙“借款筑路”计划之隐忧，又超越了黄仅吸收全国分散之资，且易酿成强迫之弊的救急之计。(70)
梁归国前后的诸多文章及演讲，针砭时弊，既有对于民初党争的冷静思考，也有对实业发展的独特关怀。其归国恰逢孙、黄结束北上访问，以致“北京社会于送迎孙、黄之后，必又将增一番热闹”，(71)形成了名流来京共商国是的热潮，一度使得南北党争出现冰释之曙光。只是，尽管他们在建国理念上存在着某种共识，但由于政治利益的分歧，终究不免使得归国后的梁启超，同各方派系的关系染上了极为微妙的色彩。

三、梁启超归国与各方势力的角逐

梁启超归国即刻引发了各方的骚动与不安。共和党的《亚细亚日报》，统一党的《新纪元报》，倾向袁政府的《大自由报》《神州日报》《时事新报》《时报》《大公报》，革命党激进派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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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报》《天铎报》，国民党北京本部的《民主报》《中国日报》，上海支部的《民立报》，日本在华的《顺天时报》等，围绕梁归国这一问题，展开了多元论说。其间涉及的既有梁与袁世凯，亦有同共和党、民主党、国民党激进派、国民党稳健派等各方的关系。
(一)梁启超与共和党
欢迎梁启超最力者，当属由前清立宪派蜕变而来的共和党、统一党，其党派利益同袁世凯政府联结最为紧密。早在梁归国前，共和党便同共和建设讨论会在促成其回国问题上联袂合作，其机关各报曾为攻击梁氏之言论鸣不平。(72)梁归来之际，《亚细亚日报》发表文章，肯定其在转移舆论、启蒙国民功绩的同时，对其理财方面之才学寄予了展望，“梁氏研究经济、财政之学，博大精深，曩时发为文章，已足倾倒一世”。(73)继之，《新纪元报》表示呼应，并极力向袁建议，“先位以财政顾问一席，或其他相当之事，以资臂助”。(74)
其时，民初党争发生了新变化，本是同盟会、共和党、统一共和党“三足鼎立”的格局，却因8月13日同盟会合并统一共和党等四政团，演变成为国民党、共和党“两雄并立”的局面。随着8月10日国会选举法的公布，革命党势力骤增，大有将成为国会中第一大政党的趋势。为保住在国会中席位，防止既得利益流失，以立宪派为主体的共和党将目光投向了归国的梁启超。一方面，因梁在前清为立宪派领袖，其创办的《新民丛报》乃是与革命派《民报》论战之喉舌，另一方面，其欲利用革命党人对梁过往之仇恨，为对抗国民党之棋子。
先是9月21日，正逢梁动身返回前夜，杨度即为共和党与梁氏“搭桥牵线”，建议邀梁入党，并表示自己愿斡旋于袁梁孙黄四人之间，“与以感情上、事实上之助力”。(75)
10月9日，梁启超抵达天津的次日晚，共和党支部在利顺德饭店欢迎会的致辞中称，今中国政党萌芽伊始，若得梁“以平日之研究指导政党”，则“中国政党必能有一大革新”。(76)
10月24日，梁启超抵达北京的第5天，共和党在化石桥本部欢迎会上，黄远生演说称：
创造此中华民国者，饮水思源，无论何派，无不皆受任公之赐……先生今日虽非本党党员，然本党之欢迎先生，确认先生为精神之同党，更敬服先生为有学问、有条理、有统系、有组织之稳健的政治家。(77)
黄远生代表共和党，奉梁为精神领袖之意，已溢于言表。其所看重者，恰是梁所持有的“稳健学说”。两者的目标实属一致，即拥护袁世凯，维护北洋系旧有势力，并旗帜鲜明地同革命党激进派推翻袁政府的“二次革命”风说，遥相对峙。
对于梁而言，寻求同共和党的对话，正好合乎了此次归国的政治诉求。在天津，梁对共和党表示特别的青睐，愿其为民国政治之中流砥柱。(78)在北京，梁肯定了共和党之功绩，一为首举义旗，“扫前清数千年之专制”，一为以有秩序、系统、组织之政纲，“维持举国使不至发生暴民专制”。(79)至于党争中的竞存路径，从共和党与袁的关系而言，可以袁政府为依托，拉拢立宪派合作，实现政党与政府的共赢，从而渐同国民党“一争高下”；(80)从共和党与其他党派关系而言，可努力促成各政党之归并，使共和党缔造成为“大政党”。这使得归国之初的梁氏，奔走致力于民主党与共和党的合并事业。
(二)梁启超与民主党
早在梁启超归国之前，共和建设讨论会即表现出拥戴其为领袖的姿态。1912年8月25日，该会发起了改组为“民主党”的宣言，以“第三党”自居。(81)只是，该党尚无实际党务运行，仅为名称变更而已。然而，初抵天津的梁启超，则胸有成竹于运动共和、民主两党合并，在致梁令娴的信中表示：“连日赴共和、民主两党欢迎宴及演说会……两党合并已定，举黎为总理，吾为协理”，(82)认为一月内即可告竣，并拟待两党合并之日为进京之期，且入京后不过“小住四五日”，即赴鄂筹备党务。(83)
梁启超之所以如此主张，在10月15日致汤化龙、刘崇佑的函件中实有一番论述：
顷国民党初合并，乘顺流之势，虎视中原……窃计中国存亡，决于今次选举，若激烈派竟占多数，则暴民政治之局遂定……今以吾党之力，势难独抗此逆潮。而与吾主义相近之共和党，其艰危之状又若彼，苟非有以助之，恐其势遂一落千丈……今日稳健党中之两派，不确定合并方针，斯亦已耳。方针既定……务求神速。(84)
按照梁的理念，国民党改组后，已有一日千里之势，民主党绝非与之抗衡的对手。若仅依赖共和党一己之力，孤军奋战，恐难持久。欲遏制国民党一党独大之势，避免“暴民政治”，民主党必须寻求庇护。与其党义相近的共和党合并，无疑是理想选择。在天津民主党支部欢迎会上，梁表示了对该党“稳而不健”的忧虑，意在支持其与共和党联手，“以深稳之意思，行以猛厉之精神，出而竞争政权”。(85)上述判断实源于梁先前阐述过“宜防止小党分裂”论说的判断，认为英美所以独秀于世界者，乃因有大党之故，“若法、若奥，则以小党分裂太甚之故，致使内阁一岁数更迭”。(86)
其时，梁启超已明确了中国当实行“两党制”的意见。尽管其归国后在民主党的欢迎会上演说了“第三党”的意义，但就政党基础而言，一是该党尚未具备担负“第三党”的资格，二是若使“第三党”成立，则国民、共和两党，“必移其目标而攻击此新立之党”。(87)故在梁的积极推动下，《亚细亚日报》报道了共和、民主两党出现的接洽之新趋势。(88)梁一度也欣喜于两党合并后党争形势即将发生的新变动，认为旧立宪党重振旗鼓，“共和、民主两党，人人有哀鸣战斗之意矣。国民党经此刺激，手忙脚乱……狼狈之态尽露”。(89)
然而，梁启超的估计不免过于乐观。两党合并之议，并未能按照其设想进行。一方面，早于归国前夜民主党内即有持反对意见者：黄可权虑共和党有分裂之状，(90)周善培认为共和党党德不佳，内部相残致张振武被杀，(91)在张嘉森看来，毋宁发起一极大之“第三党”，直接造成“吾辈政见之发挥”。(92)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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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两党在安置梁位置方面产生了分歧。支持合并的部分民主党人，欲推举梁为党魁，但不能为共和党接受。(93)民主党负责人汤化龙、林长民等，无意理会梁的建议，而于10月27日在上海直接宣告成立“民主党”，并称民主、共和两党合并，未经大会决议，“若遽行合并，名实不符”。(94)至此，梁氏两党合并计划胎死腹中，这不免令其颇感黯然神伤。《神州日报》透露了归国后民主党冷淡态度：“欢迎之人似觉不少，然大都出于其旧友，与其门弟子，其余之人亦不过作寻常之敷衍而已”。(95)
(三)梁启超与袁世凯
此际袁世凯同梁启超的关系同样耐人寻味。戊戌政变以来，梁、袁关系本无调和之余地，实因袁为戊戌变法成败中的关键性人物。然而，随着时势的转移，武昌起义后，梁对于袁的态度发生了逆转，转而寻求联络。由是，双方信函互为往来，一面是梁对于袁的推崇备至，一面是袁召梁回国的求贤若渴。(96)俟梁从海外归来，袁更是忙于欢迎仪式之布置。
初闻梁自日本启程之际，袁即于10月3日派遣范源廉、杨度为代表，先行赴天津预备欢迎。(97)然而，梁抵岸后则发表声明，暂不赴京，驻留天津办《国风报》，不与北京政界发生关系。(98)但袁并未终止对梁的拉拢计划。10月9日，袁世凯派遣梁士诒赴津，敦促梁启超来京，并拟聘其为总统府秘书。(99)只是，梁拒绝了即刻来京的邀请，内中缘由一是其确有投身报界、不入政界的设想；二是由于国民党激进派的反对声浪，使其对来京的人身安全尚有顾虑；三是其正忙于共和、民主两党的合并事务，拟俟大党成立后入京。
然而，袁从中继续斡旋，逐一化解梁氏心中的顾虑。一方面，对于梁的办报愿望，袁“月馈三千”，给予经费支持。尽管梁起初心中尚有踌躇，但考虑再三，“旅费家费皆极繁，恐不能不受也”。



(100)另一方面，袁又尽力调和各方感情，努力化解各界先前之误解。《顺天时报》即努力营造迎梁来京之舆论，称“当此建设伊始，正赖大有为之人相助为理……吾愿梁公勿拘于成见，努力于建设事业，则全体国民皆将馨香而祷祝之矣”。(101)此外，袁还预备前清军警公所的官舍贤良寺，作为梁居京期间的行馆，极尽讨好之意。诚然，在袁的百般催促下，梁终于转变了态度，即便有感于袁之狡猾多端，但亦决计入京，称“曾文正、李文忠入京，皆住贤良寺……此公之联络人，真无所不用其极也”。(102)
10月20日，梁启超如期赴京。当日，袁派梁士诒在德昌饭店设欢迎晚宴。(103)次日上午，袁接见梁，二人促膝长谈4小时之久，所谈论者，既有关于未来之宪法、政府财政之计划，也有昔日组织“强学会”之旧情。袁一面“询以近年来海外游历”，(104)一面赞梁“品、学诚第一流”。(105)梁则谦称“启超前持宗旨，颇有不合”，并对袁在京期间的招待颇感满意：
都人士之欢迎，几于举国若狂，每日所赴集会，平均三处，来访之客，平均每日来访百人……国务员自赵总理以下至各总长，旧官吏如徐世昌、陆徵祥、孙宝琦、沈秉堃之流，皆已至……此十二日间，吾一身实为北京之中心……如众星之拱北辰。(106)
表面上看，梁、袁的感情似一反从前之仇恨，但双方的猜忌未必能就此破除，实际上则免不了相互利用之用意。就梁而言，一面欲以北洋政府当局为依托，贯彻其“开明专制”的政治理念，一面借袁氏之力遏制革命党的“暴民政治”，进而为赢得民初政坛的席位而张本。“梁党”友人张嘉森揣摩出了梁氏的政治用意，即借助袁氏势力扩张党势，“藉此以接近政权……五六年后，而党基大固，吾党之心理可以大白于天下”。(107)
而袁世凯所看重者，也是梁在巩固自己权力与统治方面的政治砝码。一方面，梁氏张扬“国权”，抑制“民权”，抨击革命党人以《临时约法》限制总统权力，主张行政与立法合一，以建设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为目标，多有迎合袁心意之处。另一方面，袁则有利用梁氏之威望，进一步整合立宪派力量，同国民党相对抗，并竞选正式大总统之意图。这种袁、梁关系的实质，为《民权报》一眼识破，“所谓预备行辕，聘充顾问，提出总长者”，均乃雕虫小技，“袁却无日无时，不思利用梁启超也”。(108)就日后袁、梁关系的发展看，梁所在的“第一流人才内阁”终为袁抛弃。上述观察，不可不谓先见之明。
(四)梁启超与国民党
国民党内部对待梁启超的态度，最为复杂。对梁持肆意诋毁者，乃该党激进派人士。其抵制梁归国的策略有三：其一攻击梁之人格。何海鸣撰文称，前清之际梁主张保皇，破坏革命，今又乘时而出，不啻为“再醮之妇，涂脂抹粉，再出现于光天化日之下”，此无异于“污中华干净土矣”；(109)其二为消解梁归国的合法性，不惜笔墨对其加以丑化。《天铎报》刊发题为《梁启超捣鬼》一文，称梁因利禄熏心为谋取一官半职，“派其走狗杨度入京，秘密布置”，并捏造“应袁氏之电召，由外邦新归”之电报，“鬼鬼祟祟，冀以掩人耳目”，(110)然上述所语，显然不合历史事实；其三，发表危言耸听之语，将梁以“妖怪”作比，而自己则有“照妖镜”，称若使梁入京，一旦与袁世凯等专制势力结合，流毒必致亡国之灾。(111)
不同于对梁启超的一味攻讦，国民党稳健派则对梁归国表现出相对宽容的态度。首先是黄兴方面，一度流露了修好提携的愿望。其称，今共和已成，“从前所标之革命及君主立宪主义已经取消”，此际“正宜消融历史上之旧感情，荟萃各党派之人才”，(112)甚至欲拉梁入国民党，遂其造成强大政党之愿。(113)基于上述考虑，黄偕杨度、张謇同往天津，迎迓梁氏归来，拟握手言和，“以结束革命党、立宪党之全局”。(114)特别对国民党北京本部《民主报》谩骂梁氏的做法，黄手谕痛斥，“以后各机关报非有我特令，不许擅自攻击”。(115)
只是，黄兴与梁启超的会晤却未能如期而至。10月5日晚，黄兴等一行抵达天津等候，拟于次日早9时举行欢迎大会。然而，10月5日至7日间，因“风大水小”，梁所乘船只迟迟“不能进口”。(116)至10月8日晨，在津专候多日的黄兴，只得抱憾南下，从而同梁失之交臂。(117)但巧合的是，几与黄南下的同时，梁随即登岸，这不能不说无形中又为二人间制造了新的误会。黄以为梁有意避而不见，缺乏和解诚意，遂恼羞成怒，于7日夜丢下书信一封，托杨度转寄，并对梁的言行予以“忠告”，以防其归国后再讲君宪主义，混淆视听：
梁氏久羁海外，至今始能归国，谅我国人当无歧视，但梁氏数年以来，对于改造民国，反对最力……如欲有所建树于民国者，当先于言论上自述其从前主张之误点，誓此后以忠心诚意借献于民国……俟此种言论发表有效之后，大好民国何处非其廻翔之地?惟此时返回内地……时期尚早……弟意仍以不在内地为宜，盖徒增国内之纷扰。(118)
事实上，黄对梁的怀疑，纯为一场“乌龙事件”。其实，梁对二人相会本也期待至极，并记录了在船只上焦灼的心情：
望归国，望了十几年，商量归国，又商量了几个月，万不料到此后，盈盈一水，咫尺千里，又经三日矣……终日锢在此丈室中，世界上事百无闻见，亦不知京师曾否闹到天翻地覆，亦不知世界上已亡了几个国，惟觉日长如年(119)……张謇、黄兴皆候三日，因初十在湖北开国纪念，彼等候至初七不至，遂皆往鄂耳。(120)
其次是北京国民党本部干事会的部分稳健派人士，也表示出同梁和解的姿态。早在5月下旬，同盟会的刘揆一与张继即曾发电，公开邀请梁启超归国。对于10月7日夜的“黄克强遗任公书”，则称此为共和党报所捏造，意在缓和梁、黄一度紧张的气氛。(121)至梁抵天津后，10月13日，国民党党员王宠惠自北京来信，邀梁入党，但遭委婉谢绝。(122)至梁来京后，10月30日中午，国民党干事会成员孙毓筠、胡瑛，国民党籍参议员吴景濂、李肇甫、殷汝骊等，以“国民党全体职员”名义于六国饭店公宴梁启超。孙、胡等发表演说，称“今日之政党不过一二人之势力所造作，并无真有学识经验之人物……甚希望有一大学问家、大经验家，另造一完全政党，为国家之后劲”，(123)其言语之间对于梁氏推崇备至。而梁氏既出乎意料于胡瑛等极挚真切之演说，(124)同时在该会上亦同国民党在场成员交换了意见，表明了自己从主张君主立宪向支持民主共和的转变：一方面肯定了国民党在缔造共和中的卓越贡献，(125)另一方面呼吁各党派“随时接洽，消除误会，以共谋国政之发达”。(126)诚然，国民党稳健派同梁联络的深意，实在于力阻共和与民主党合并，从而维护占据绝对优势的党势力量。(127)
然而，国民党稳健派同梁启超的尝试性接触，并未能成功地“化干戈为玉帛”。就日后形势发展看，梁协助袁组建“进步党”，终与国民党分道扬镳，内中主要有两个方面因素：
其一由于国民党内部的分歧，导致其无意于承认“国民党欢迎梁启超大会”的合法性。上海《民立报》发电宣称，此次宴会仅系“私人交际，毫与本党团体无涉”；(128)北京国民党本部亦公开表示，胡瑛、孙毓筠等干事不能代表整个国民党立场。(129)上述均反映了改组后国民党内部意见的不一致。其二是梁本人对国民党之欢迎，始终心存芥蒂，也使得双方隔膜难以打破。对于国民党邀请其加入理事，梁认为此系阻碍共和、民主两党合并之计；(130)对于国民党干事会在六国饭店的欢迎晚宴，梁视为对方的敷衍之策，称“彼党不开欢迎会，则恐为人所笑……彼党欢迎之日，吾党人多忧虑，劝勿往，吾则决然往”；为显示足够自信，梁则努力夸耀自我表现，而对国民党极尽贬低之语，谓各界欢迎盛况较孙、黄热烈十倍，孙黄“每演说皆被人嘲笑，吾则每演说令人感动，其欢迎会之多，亦远非孙、黄所及”。(131)
固然，激进派对梁的批判，少有冷静的分析，既缺乏历史根据，也免不了感情用事的成分。应该说，在民初百废待兴之际，化解矛盾，加强合作，实为政党政治健康发展的趋势。国民党稳健派同梁的对话，不仅为双方和解，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且延续了孙黄北上同立宪派达成的政党合作基础。只是，由于历史上梁同革命党的矛盾，双方的信任机制尚难建立。

四、结语

实际上，在各方势力围绕梁启超归国这一问题竞争博弈的背后，隐喻了民初政党政治发展的趋向。1913年5月，“进步党”组建，这在此间梁同共和党、统一党、民主党的交往中已初露端倪。他们均寄希望于袁政府，秉持政治上稳健的立场，推行渐进的改革，并努力塑造袁“政治强人”的形象。值得注意的是，在梁归国之际，民主党因执意组织“第三党”，双方关系一度险降冰点，次年2月，梁宣布加入共和党，与之分道扬镳。(132)只是，民主党在国会竞选中并未能达如期目标，遂寻求重新恢复合作关系。故而，在梁的促成下，共和、统一两党吸纳了民主党，如愿实现了三党同袁的靠拢与携手。
然而，进步党无意间竟成为袁镇压“二次革命”的帮凶。梁本企图通过与袁结盟，击败国会中的国民党人，实现“开明专制”的理想，却因袁缺乏民主的诚意，不幸落空。尽管袁一度批准由进步党人组成“第一流人才内阁”，看似满足了梁将袁引入政党政治轨道的宏愿。但继之袁解散国民党与国会等举动，使得议会制度土崩瓦解，这无异于消解了政党政治的合法性凭借。1914年2月，梁辞去司法总长职务，其所推崇的“拥袁”理念，宣告破产。
诚然，进步党的失败，促进了梁的自省，重新审视同国民党的关系。事实上，从始至终，梁与国民党稳健派在政治理念层面并非处于两极对立的状态。(133)一方面，进步党所倡导的“中央集权”针对的是清末地方权力膨胀而导致的军阀割据隐患。国民党的“地方分权”则意在通过已控制的数省地盘，渐趋实现对中央政权的掌控。两党本质的目标相同，只是实现的路径不同。另一方面，进步党所主张者，乃以温和的方式，借助袁之力排除“暴民政治”。而国民党稳健派对于激进派欲推翻袁政府的“二次革命”风说同样不表苟同。国民党稳健派与梁及进步党，均希望将国家引向政党政治的轨道，只是后者为袁的“独裁”所利用。既然存有潜在的对话空间，这也暗示了二者日后在携手“反袁”的道路上，可以走向合作的征途。
注释：
①参见清华大学国学院、中华书局编辑部合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稿本》第11册，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5124-5171页。
②参见《饮冰室合集·文集》(四)，“文集之二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51页。何卓恩、李晓波因依据《饮冰室合集》所载的日期，故而在梳理梁启超入京演说问题上同样存在讹误。参见何卓恩等：《孙中山、梁启超民元入京演说比较》，《北京社会科学》2013年第4期，第46-52页。
③参见胡绳武：《梁启超与民初政治》，《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6期，第77-93页；《辛亥革命史稿》(第四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98-414页；张朋园：《梁启超与民国政治》，台北：汉生出版社，1992年，第44-45、66-67页；李喜所、元青：《梁启超新传》，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251-276页。
④参见曾业英：《梁启超与民主党》，《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1期，第164-169页。
⑤参见朱英：《梁启超民元临时工商会议演说词平议》，《历史研究》1998年第6期，第163-167页。
⑥《致徐勤书》，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年，第602-603页。
⑦杨维新：《记辛亥任公先生归国事》，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61-562页。
⑧《专电》，《申报》1911年11月18日，第1张第2版。
⑨《致罗惇曧书》，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第605页。
⑩《罗瘿公书言虚君共和主张已过时勿再电言矣》，清华大学国学院等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稿本》第10册，第4670页。
(11)《蓝公武致梁启超十七》，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特藏组编：《梁启超知交手札》，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编印，1995年，第647页。
(12)《冯翼年、梁炳光书主速出山》，清华大学国学院等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稿本》第10册，第4710页。
(13)《水性杨花之人妖》，唐文权、桑兵主编：《戴季陶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423页。
(14)汇东：《起用梁启超之抗论》，《民权报》1912年6月19日，第2版。
(15)《麦孺博书言不可即归亦不可入统一党各事》，清华大学国学院等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稿本》第10册，第5027页。
(16)《周善培致梁启超五》，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特藏组编：《梁启超知交手札》，第131页。
(17)《萧堃致梁启超二》，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特藏组编：《梁启超知交手札》，第616页。
(18)《孙洪伊致汤觉顿书言先生归国俟三党合并后为宜》，清华大学国学院等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稿本》第10册，第4996页。
(19)《致黎元洪、谭延闿等电》，曾业英编：《蔡松坡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90页。
(20)《张继、刘揆一请先生归国电》，清华大学国学院等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稿本》第10册，第5004页。
(21)《黎黄陂致袁项城电》，清华大学国学院等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稿本》第11册，第5053页。
(22)《张嘉森致梁启超四》，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特藏组编：《梁启超知交手札》，第320页。
(23)《东归梁氏受欢迎》，《时事新报》1912年10月8日，第2张第1版。
(24)《刘汝兴致梁启超二》，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特藏组编：《梁启超知交手札》，第554页。
(25)《致徐勤书》，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第604页。
(26)《袁项城复先生贺电》，清华大学国学院等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稿本》第10册，第4843页。
(27)《先生致袁世凯书论财政、政党各事》，清华大学国学院等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稿本》第10册，第4844-4856页。
(28)《中国立国大方针商榷书》，《饮冰室合集·文集》(四)，“文集之二十八”，第76页。
(29)《六月先生著财政问题商榷书成亦由讨论会出版》，清华大学国学院等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稿本》第11册，第5063页。
(30)《梁士诒致先生电》，清华大学国学院等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稿本》第10册，第4834页。
(31)《项城致先生书言相念之殷并论财政问题》，清华大学国学院等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稿本》第11册，第5120-5121页。
(32)《姚传驹致梁启超一》，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特藏组编：《梁启超知交手札》，第188页。
(33)《罗惇曧致梁启超十九》，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特藏组编：《梁启超知交手札》，第696页。
(34)《张嘉森致梁启超四》，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特藏组编：《梁启超知交手札》，第320页。
(35)《萧湘、李文熙书言先生归国及印布各文章事》，清华大学国学院等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稿本》第11册，第5084页。
(36)《梁文卿致梁启超五》，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特藏组编：《梁启超知交手札》，第333页。
(37)《孙洪伊致汤觉顿书言先生归国俟三党合并后为宜》，清华大学国学院等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稿本》第10册，第4994-4995页。
(38)《电召梁启超回国》，《正宗爱国报》1912年9月20日，第3版。
(39)《东归梁氏受欢迎》，《时事新报》1912年10月8日，第2张第1版。
(40)《任公将到津》，《大公报》1912年10月4日，第2版。关于梁启超起程日期，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中(第650页)称“确日未悉，以时计之当在二十八九”。
(41)《十一月一日与令娴女士书述在京各情》，清华大学国学院等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稿本》第11册，第5165页。
(42)孙中山来京时间为1912年8月24日至9月17日，黄兴来京时间为1912年9月11日至10月5日。
(43)《复〈大陆报〉记者征求政见》，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20卷，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84页。
(44)《在北京同盟会欢迎会的演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等编：《孙中山全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406页。
(45)《在天津国民党支部和垦殖协会支部欢迎会上的演讲》，刘泱泱编：《黄兴集》(二)，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81页。
(46)《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饮冰室合集·文集》(四)，“文集之二十九”，第5-6页。
(47)《莅国民党欢迎会演说辞》，夏晓虹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中)，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75-576页。
(48)《国民党宣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等编：《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98页。
(49)《莅国民党欢迎会演说辞》，夏晓虹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中)，第574-575页。
(50)《在民主党直隶支部欢迎会演说词》，夏晓虹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中)，第571-573页。
(51)《在共和党湖南支部欢迎会上的演说》，刘泱泱编：《黄兴集》(二)，第551页。
(52)《与共和党参议员丁世峄等晤谈录》，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20卷，第121页。
(53)《与袁世凯的谈话》，刘泱泱编：《黄兴集》(二)，第504页。
(54)《中国立国大方针》，《饮冰室合集·文集》(四)，“文集之二十八”，第67页。
(55)《莅民主党欢迎会演说辞》，《饮冰室合集·文集》(四)，“文集之二十九”，第13-22页。
(56)《中国立国大方针》，《饮冰室合集·文集》(四)，“文集之二十八”，第68页。
(57)《与同盟会代表之谈话》，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20卷，第108页。
(58)《培元气兴实业令》，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9卷，第722页。
(59)《致宋教仁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等编：《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04页。
(60)《莅北京商会欢迎会演说辞》，《饮冰室合集·文集》(四)，“文集之二十九”，第25-30页。
(61)《在临时工商会演说词》，夏晓虹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中)，第581-582页。
(62)《在北京全国铁路协会欢迎会的演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等编：《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20页。
(63)《在湖南农工商界欢迎会上的演说》，刘泱泱编：《黄兴集》(二)，第561页。
(64)《谕财政部速拟改良国币办法并编定各项银行则例》，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20卷，第11页。
(65)《莅山西票商欢迎会演说辞》，《饮冰室合集·文集》(四)，“文集之二十九”，第34-37页。
(66)《在临时工商会演说词》，夏晓虹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中)，第579-582页。
(67)《伟晋颂领事致朱尔典爵士函》，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下)，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556页。
(68)《复赵凤昌书》，刘泱泱编：《黄兴集》(一)，第437页。
(69)《与〈亚细亚日报〉记者的谈话》，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等编：《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15页。
(70)《财政问题商榷书初编》、《财政问题商榷书次编》，夏晓虹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下)，第1308-1331页。
(71)《梁任公归国纪事》，《申报》1912年10月7日，第3版。
(72)《吴贯因书言发展党势必须联合各党》，清华大学国学院等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稿本》第11册，第5104页。
(73)天武：《时事杂论之二》，《亚细亚日报》1912年10月5日，第1版。
(74)《梁任公将来之位置》，《新纪元报》1912年10月5日，第2版。
(75)《杨皙子力赞先生于共和党》，清华大学国学院等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稿本》第11册，第5122页。
(76)《共和党欢迎梁任公纪事》，《时报》1912年10月16日，第3版。
(77)《共和党欢迎梁任公记事》，《亚细亚日报》1912年10月25日，第2版。
(78)《共和党欢迎梁任公纪事》，《时报》1912年10月16日，第3版。
(79)《共和党欢迎梁任公纪事》，《时报》1912年10月30日，第4版。
(80)《共和党欢迎梁任公记事》，《亚细亚日报》1912年10月25日，第2版。
(81)《民主党之产生》，清华大学国学院等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稿本》第11册，第5110页。
(82)《十一日与令娴女士书言到津后各情》，清华大学国学院等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稿本》第11册，第5128-5129页。
(83)《十一日与令娴女士书言到津后各情》，清华大学国学院等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稿本》第11册，第5133页。
(84)《梁启超致汤化龙、刘崇佑之函》，《档案史料与研究》1991年第2期，第2-3页。
(85)《民主党公宴梁任公纪盛》，



《新纪元报》1912年10月12日，第3版。
(86)《中国立国大方针》，《饮冰室合集·文集》(四)，“文集之二十八”，第73页。
(87)《梁卓如归国后之八面观》，《神州日报》1912年10月29日，第3版。
(88)《杨度之政党论》，《亚细亚日报》1912年10月30日，第2版。
(89)《十一月一日与令娴女士书述在京各情》，清华大学国学院等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稿本》第11册，第5164页。
(90)《黄可权致梁启超七》，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特藏组编：《梁启超知交手札》，第455页。
(91)《周善培致梁启超十》，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特藏组编：《梁启超知交手札》，第139页。
(92)《张嘉森书论先生归国问题及运动情形》，清华大学国学院等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稿本》第11册，第5078页。
(93)《梁卓如归国后之八面观》，《神州日报》1912年10月29日，第3版。
(94)《共和、民主两党合并之大好机会》，《亚细亚日报》1912年10月29日，第2版。
(95)《梁卓如归国后之八面观》，《神州日报》1912年10月29日，第3版。
(96)《覆梁启超函》，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9卷，第611页。
(97)《梁任公归国纪》，《大公报》1912年10月7日，第2版。
(98)《梁任公将到京》，《大公报》1912年10月4日，第2版。
(99)《大总统渴望梁启超》，《顺天时报》1912年10月10日，第7版。
(100)《十三日与令娴女士书言各事》，清华大学国学院等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稿本》第11册，第5131-5132页。
(101)炎苍：《论梁任公与中国之关系》，《顺天时报》1912年10月17日，第2版。
(102)《十八日与令娴女士书言即往京》，清华大学国学院等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稿本》第11册，第5135页。
(103)《梁任公昨日到京纪盛》，《亚细亚日报》1912年10月21日，第2版。
(104)《与梁启超之谈话》，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20卷，第550页。
(105)《梁任公进谒大总统》，《亚细亚日报》1912年10月22日，第2版。
(106)《二十四日与令娴女士书言到京后各情》、《十一月一日与令娴女士书述在京各情》，清华大学国学院等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稿本》第11册，第5137、5163页。
(107)《张嘉森致梁启超三》，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特藏组编：《梁启超知交手札》，第317页。
(108)海鸣：《讨梁启超》，《民权报》1912年10月29日，第2版。
(109)海鸣：《时评二：梁启超》，《民权报》1912年10月26日，第6版。
(110)《梁启超捣鬼》，《天铎报》1912年10月12日，第3版。
(111)平之：《梁妖》，《天铎报》1912年10月21日，第1版。
(112)《黄、杨、梁握手之真象》，《中国日报》1912年10月5日，第2版。
(113)《黄克强之大度包容》，《亚细亚日报》1912年10月8日，第2版。
(114)《黄、杨、梁握手之真象》，《中国日报》1912年10月5日，第2版。
(115)《黄兴谕民主报》，《神州日报》1912年10月9日，第2版。
(116)《梁任公归国日记》，《顺天时报》1912年10月12日，第4版。
(117)《黄克强遵路南行》，《中国日报》1912年10月9日，第2版。
(118)《黄先生致杨君度书忠告梁启超》，《民主报》1912年10月9日，第6版。
(119)《八日与令娴女士书》，清华大学国学院等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稿本》第11册，第5126页。
(120)《十一日与令娴女士书言到津后各情》，清华大学国学院等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稿本》第11册，第5128页。
(121)《国民党之手忙脚乱》，《亚细亚日报》1912年10月23日，第2版。
(122)《国民党党员劝梁任公入党》，《新纪元报》1912年10月15日，第3版。
(123)《国民党欢迎梁任公》，《新纪元报》1912年10月31日，第2版。
(124)《十一月一日与令娴女士书述在京各情》，清华大学国学院等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稿本》第11册，第5164页。
(125)《国民党欢迎梁任公记事》，《时报》1912年11月5日，第3版。
(126)《胡经武与梁任公之时谈》，《大公报》1912年11月1日，第3版。
(127)《国民党之手忙脚乱》，《亚细亚日报》1912年10月23日，第2版。
(128)《北京电报》，《民立报》1912年11月4日，第3版。
(129)《自由言论》，《大自由报》1912年11月2日，第10版。
(130)《十八日与令娴女士书言即往京》，清华大学国学院等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稿本》第11册，第5135页。
(131)《十一月一日与令娴女士书述在京各情》，清华大学国学院等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稿本》第11册，第5164-5165页。
(132)《二十四日与令娴女士书言已加入共和党》，清华大学国学院等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稿本》第11册，第5223页。
(133)参见李育民：《民初国民党与进步党离合关系新探》，《湖南师大学报》1985年第6期，第90-94页。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904/16/6501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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