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历史叙述的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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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历史叙述的偏好

鲁西奇汇总讲论古史《汉书》旧稿，编而成书，以《何草不黄——〈汉书〉断章解义》为名，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何草不黄”出自《诗经》，原义为倾吐旧时征夫于途之劳苦，叹息青草业已枯黄，徭役尚无终期；作者转借其意，用以表达旧事矣之匆匆，并赋其枯草待春的希望。
全书除首章概述《汉书》作成来由外，其余四章从帝、官、士（可细分为儒士与侠士）、民4个角度剖析了当时社会阶层的诸多现象。首章用记忆、回忆、追忆3个词总结刘邦早年事迹、汉武帝与李夫人的关系轮廓，点明了古代史书记载与真实史实间的出入是一种常态。因为无论是记忆、回忆还是追忆，均会在不同程度上因主观意愿而与历史真实偏离。史书与史实之所以发生出入，是因为在传统史学家笔下，具体史实并非是第一位，也实难考究，而彼时彼刻因客观环境需要编纂出的史书，才是建构王朝社会的重要工具。由此，作者慨叹道，在现实的、活生生的人（今人）面前，历史事实是苍白无力的，而叙述中的“事实”却是光彩鲜艳的。
在讲述皇帝的第二章节，作者指明古时对于皇帝这一万人之上的角色，人们的关注度和给予的附加值更高。故而，史书于此着墨最多，形成的影响也最为深远。书中撷取“天人三策”“轮台之诏”“王莽称制”三事的具体内容，无一例外有后来者人为造作的痕迹，盖因天子本是“受命之王”“继体之身”，行为举止关乎国家社稷；于是，史书编纂者出于各种原因来完善细节和整齐架构自是不足为奇。
“汉家自有制度，本霸王道杂之。”汉宣帝一语道出汉时治制的二元性，亦即第三章所谓“酷吏与循吏——霸王道的治理实践”。这一章从武帝时酷吏张汤的传记入手，将其与循吏对比，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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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治”与“法治”的优劣。从后人对其“霸王道”之别的解读分析，可以看出由于时代的演进，对于同一概念的释义已然有所不同，后人以为的周天子与春秋五霸的王霸区别，已经不再是时人论说的德治法治之辨。
如果说酷吏与循吏背后所昭示的霸王道是一组对立统一的概念，并向来被汉帝国遵从的话，那么第四章所言儒士与侠士，则完全体现帝国在大一统之后对不同士行的相反态度。专家认为，侠士作为从社会秩序中游离出去的人，无论如何，总是一股离心的力量，因此，帝国大一统后对其的态度与对作为社会中坚力量的儒士迥然有异。考诸史书对这一实际情形记录的不同，可从中看出政治生态的起落对史书记载的浸染。汉代大一统不能容忍侠士这一游离阶层的存在。故而《史记》《汉书》因作成时间的不同，对其产生的认知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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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可想而见。考诸二书《游侠列传》，前者认为“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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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持肯定立场；后者论以“况于郭解之伦，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其罪已不容于诛矣”，则完全是一种批评的态度。盖因公元前90年和公元后90年，中国作家和思想家所处环境已有大幅度变化，关键在于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古时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而祀戎背后的礼乐征伐，一向是“自天子出”。下民的存在常为史家所忽视，即便如陈涉等人被载入史书，也并非是作为独立意义上的个体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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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在册。《汉书》中关于“编户齐民”的基层社会生活记录很少，至于具体的基层社会生活研究，则大部分基于后世考古工作者所发掘出的文物简牍。譬如《先令券书》《中服共侍约》。如前文所言，如果说关于皇帝、官吏、士人的史书记载掺杂着刻意，那么对于“编户齐民”的基层民众则是理念上的无意忽略。
（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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