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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古滇国到底有多大
从空间上讲,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对于古滇国疆域的界定是有史以来最早、也应该是最可信的:“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同滇以北君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椎髻、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叶榆、名为嵩、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长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
这段记载说明,彼时滇国的东部为夜郎国,北部有邛都国,西部有以洱海区域为中心的昆明国。滇国区域在云南的中部和东部,以滇池区域为中心,连接阳宗海、抚仙湖、星云湖、杞麓湖片区,是一个古代“五湖”生态聚落群。而一些地质资料表明,大约在320万年前,抚仙湖湖面比现在高100至140米。这也许可以推测,“五湖”原来很可能是连在一起的一个整体。古滇国的先民后来就在其周边繁衍生息。
那么,古代滇国比较合乎实际的统治范围究竟有多大呢?综
北界:未超出昭通地界
首先,“从曲靖珠街八塔台和东川普车河墓地出土的大量青铜器均属滇文化这一特征来看,滇国的北界肯定在曲靖、东川以北的会泽、昭通一带。”晋宁县方志办主任吴永华吴永华介绍,今天的昭通地区,在战国至西汉时期为多种文化汇集地,滇文化遗物不仅延伸到这一地区,甚至在昭通以西的四川会理、会东及以东的贵州威宁、毕节等地也有零星的滇国青铜器出土。当然,作为一种整体文化的走向,滇文化的北似乎并未超出今昭通市及其附近地区,因为在距昭通以北不远的洒渔坝营盘墓
东界:石林泸西是边缘
在距离晋城镇仅十余公里、西南距李家山三十余公里的澄江,其境内如木瓜山、金莲山等地都出土了不少两汉时期的青铜文物和汉晋古墓葬,其中青铜文物属石寨山、李家山滇文化类型,主要为农具、兵器及日常青铜饰物、贝币、五
此外,澄江至今犹存的许多古滇民族文化流风余绪也足以证明其与古滇国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现在抚仙湖沿岸渔民使用的大腹、两头尖翘的木船(俗称豆角船和小勾船),与李家山青铜贮贝器上雕铸的古滇人竞渡船样貌差不多;现今沿湖渔民煮鱼的铜锅,如同《魏书·僚传》所载僚人使用的宽口、大腹的铜釜的摹本,这些都可以认为是古代移民的孑遗;在阳宗坝子,老年妇女们梳一种奇特的、像杵一样的发型,俗称“髻子高髻”,与
西界:硝烟四起的战场
距晋宁石寨山约70公里的安宁太极山古墓群,出土了包括梯形铜斧、一字形格铜剑、尖叶形铜锄、动物纹扣饰、蛙式铜矛戟宽边铜镯等在内的,与石寨山滇王墓地完全相同的青铜器,这些器物都是滇池区域常见的滇文化遗物。然而,就在太极山以西的禄丰县黑井、琅井等地,出土的青铜器无论是器形,还是纹饰都与滇文化遗物差别很大,“比如说,铜斧为半圆形双肩,铜剑的柄部饰螺旋纹,剑格处有凸起的山字纹,铜锄作‘凹’字形等,这显然不是同一文化类型的青铜器。”吴永华认为,在同一时代发现了两种不同风格的青铜器,只能说明其是不同民族创造的不同文化。
此外,根据《史记·西南夷列传》的记载,滇国以西为“昆明”等少数民族的聚居地,其分布“可数千里”。史称他们“善寇盗”,经常和滇国发生战斗,晋宁石寨山青铜器上就有滇国将士和“昆明人”打仗的图像。他们还“辄杀略汉使”,阻挡张骞寻求云南通往缅甸、印度的商道,西汉王朝对他们也无可奈何。此外,根据史书记载的氐羌部族东进及滇以及氐羌人频繁的战争也可以推断,安宁以西已经是氐羌人的活动区域了,而至禄丰一线,因盛产盐,应属滇人至关紧要的生命线,滇人一定倾全力保卫这一地区,所以应是滇羌征战最剧烈、最频繁的前线。
南界:越往南越稀少的文化遗物
滇国的南界,则可能在今新平、元江至个旧一线。1976年至1989年,云南考古工作者在新平县漠洒发现了柳叶形铜矛和玉璧形石镯,与之前发现的滇文化遗物十分相似;而元江县北甘庄干坝农场出土的“羽人船纹”铜鼓,则属于典型的“石寨山类型”;个旧市石榴坝、黑马井出土的青铜器,也多为滇文化遗物。然而,元江县及个旧市以南地区出土的青铜器则是另一种情况。如元江洼垤、罗垤、阿邑都,除几件梯形铜斧和无格扁平柄剑等与滇文化器物相似外,其余如靴型铜斧、三角形铜叉、人头纹铜矛等青铜器,在滇池区域从未被发现过。至今,个旧市以南金平、红河两地出土的青铜器,大多与元江县南部的靴型铜斧相同,滇文化遗物在这一带已经是“凤毛麟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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