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书-3-6世纪的北方水运与军事经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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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09 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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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3-6世纪的北方水运与军事经略

“南船北马”是我国古代地域交通方式的一种写照，北方地区的水上交通一般不为人称道。3-6世纪是我国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分裂、割据、战乱是这一时期的鲜明特点。由于正值少数民族南下，北方的水运建设不免更会让人产生疑问。而当我们爬梳史料，却发现这一时期的北方水运有着艰难而辉煌的发展，并且与各政权的军事经略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一、军事经略对北方水运的推动

南北政权为保守疆土或出讨征伐，受限或顺应于地理环境，发展了各自的水上军事力量，同时为便于水上行军及漕运军粮物资，对水上交通也予以特别的重视。北方政权及北伐的南方政权所进行的水运建设使得北方的水上舞台并不沉寂。

（一）以军事利用为目的的航道开发

开辟航线与疏浚河道是推动水运发展的主要内容。3-6世纪北方地区以军事利用为目的的航道建设取得不小的成就。

黄河自先秦以来即是水上交通的大动脉，但因其水流湍急，航道并非十分畅通，时废时兴，黄河水运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国家政权的重视和对航道的整治。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黄河上中下游段皆有水运开发利用。如上游段的薄骨律至沃野（今宁夏灵武—内蒙古临河）间，北魏刁雍上表建言以水路代替陆路运送军粮，可“从三月至九月三返，运送六十万斛”[①]。中游的龙门—潼关段，北魏初，“魏主（拓拔焘）命薛谨之子拔纠合宗、乡，壁于河际，以断二寇（薛永宗、盖吴）往来之路”[②]。即使是水流湍急的潼关—三门峡段，亦有水路行军。如三国伊始，曹操西征马超，就曾由此溯流入渭。东晋末刘裕北伐，水军亦由此溯河西上，后秦姚绍“遣东平公赞屯河上以断水道”，被沈林子击退，保证了大军的畅行。[③]黄河下游段的航运利用就更多了。三国时期伊始，赵浮、陈涣曾率兵万人、船百余艘在孟津黄河中游弋，阻止董卓军北渡。之后蹑袁绍河内驻军沿黄河、清水（即白沟）顺流而下，“两军皆舟行大河而向邺也”。[④]据《三国志•李典传》，“太祖击谭、尚于黎阳，使典与程昱等以船运军粮。会尚遣魏郡太守高蕃将兵屯河上，绝水道，太祖敕典、昱：‘若船不得过，下从陆道。’”[⑤]十六国时后赵石虎为伐辽东，曾征发兵丁,“合邺城旧军满五十万，具船万艘，自河通海”[⑥]黄河下游利用最频繁的是碻磝以上段，东晋南朝有四次大规模的北伐（369年桓温、416年刘裕、430年到彦之、450年王玄谟等），都是自四渎口进入黄河，溯流西上。北魏孝文帝为对抗南朝政权的北伐，亦为了南下征讨，对黄河水运非常重视。太和十九年（495年），孝文帝自徐州水路还洛阳，“军次碻磝，（成）淹以黄河浚急，虑有倾危，乃上疏陈谏。高祖敕淹曰：‘朕以恒代无运漕之路，故京邑民贫。今移都伊洛，欲通运四方，而黄河急浚，人皆难涉。我因有此行，必须乘流，所以开百姓之心。知卿至诚，而今者不得相纳。’”[⑦]可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出于军事目的，各政权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积极开发维护黄河航道。

曹操在统一北方及南征北讨的军事行动中，在河北地区开挖整治了众多运渠，如白沟、利漕渠、平虏渠、泉州渠、新河等。官渡之战后，曹操着手北进，意欲夺取袁绍占据的河北，军粮运输自然提上日程。于是，建安九年（204年），“魏武王于水口下大枋木以成堰，遏淇水东入白沟以通漕运”[⑧]，采用修筑枋堰的方法，将淇水强行拦截，改变水流方向，向东北流入白沟，以增加白沟水量，保证其通航条件。白沟以下称为清河，曹操对这一运道是极为重视的，在征讨袁谭时，“川渠水冻，使民椎冰以通船，民惮役而亡。”[⑨]这是冬季在白沟—清河运道上招募民夫“椎冰”，将冰凿开，为运船开出航道。建安十八年（213年）九月，曹操“凿渠引漳水入白沟以通河”，[⑩]这即是利漕渠，其作用有二：一是贯通漳水与白沟，从而将漳水与黄河水运连接起来，二是为了增加白沟水量。建安十一年（206年），“袁尚依乌丸蹋顿，太祖将征之。患军粮难致，凿平虏、泉州二渠入海通运。”[11]平虏渠与泉州渠的开凿，使运船由邺城经漳水—滹沱河—平虏渠—泒水—潞河—泉州渠—泃河，直抵塞外。这一贯通河北平原南北的长距离运道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由于乌桓把守边塞要地，曹操改由辽西出塞，又自泉州渠向东沿海边开挖一条运河，名为新河。据《水经注•濡水》：“（新河故）渎自雍奴县承鲍丘水东出，谓之盐关口。魏太祖征蹋顿，与泃口俱导也。世谓之新河矣。陈寿《魏志》云：‘以通海也。’”[12]曹操出于军事目的所挖运渠不仅南通黄河，还连接了海河水系的诸多自然河道，使得水运所及达到前所未有的今京津地区以至辽西，河北平原与海河水系的航运呈现出全新的面貌。

魏晋南北朝时期，黄淮地区军用水道的开辟与延展更为引人注目。曹魏时的漕渠建设之频繁，世所罕见，而这大都是出于军事目的。曹操及后来的曹魏政权为南下征讨孙吴，在黄淮地区发展屯田和水运，兴修了很多运渠，如：建安七年（202年），曹操“至浚仪，治睢阳渠”。[13] 黄初六年（225年），曹丕“行幸召陵，通讨虏渠”。[14]黄初年间（220―226年），贾逵为豫州刺史，“通运渠二百余里，亦所谓贾侯渠也。”[15] 正始二年（241年），邓艾“乃开广漕渠”。[16]正始年间（240―248年），邓艾“修广淮阳、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颍”。[17]邓艾力主黄河航运向南方发展，他著《济河论》，重开石门，广修沟渠，使得黄淮间的水运畅通无阻，史称“每东南有事，大军兴众，泛舟而下，达于江、淮”。[18]没有重大的军事行动，很难使一个政权如此大规模地兴渠通运。泗水作为联系黄河与淮河的东线重要水路，其水运的地位异常突出。东晋南朝的北伐多走此线，因此对泗水的整治非常重视。淝水战后，谢玄乘胜北伐，驻扎彭城时，“玄患水道险涩，粮运艰难，用督护闻人奭谋堰吕梁水，树栅，立七埭为派，拥二岸之流，以利运漕，自此公私利便”。[19]吕梁洪在今江苏徐州市东南，“泗水之上有石梁焉……悬涛漰渀，实为泗险”。[20]经过整治，泗水运道更为畅通。梁普通六年（525年），为整修泗水运道，还修建了宿预堰。[21]对泗水与黄河的连接，这一时期或开挖、拓展汴渠，或修渠引水利用清济（济水巨野泽以下段）。汴水在西晋灭亡后，“兵乱之余，汴水填淤，未尝有人浚治。”[22]刘裕北伐后秦进至彭城，“遣周超之自彭城缘汳（即汴水）故沟，斩树穿道七百余里，以开水路。”[23]汴水由此又恢复了通航功能。东晋永和十二年（356年）荀羡受诏从下邳北上青州讨慕容氏，“羡自洸水引汶通渠，至于东阿以征之”[24]，荀羡所行水路即是泗水––洸水––汶水––济水。十三年后，桓温沿泗水北伐，欲以舟师进入黄河，“时亢旱，水道不通，乃凿巨野三百余里以通舟运，自清水入河”。[25]这里的清水指的是济水。桓温所凿三百里运渠又称桓公渎，即是洪水故道，把泗水与巨野泽以下的清济以最短的距离连接起来。同时桓温还遣毛虎生“引汶水会于清水”[26]，以增加济水下游的水量，如此则泗水—洪水—济水到达黄河分水口即四渎口。可以说，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因军事利用而形成了黄淮地区稠密的水运网。

（二）北方地区军用造船业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北方水运还可以通过造船业的发展来进行考察，而军事经略背景下的军用造船无疑表现得更为突出。

魏晋南北朝时期，军用造船业由政府管理，民间造船只限于商业用途。各个政权对战船制造和掌握有严格的规定，据传曹操有《营缮令》，曰：“诸私家不得有蒙冲等舡。”[27]曹魏的水衡都尉“主天下水军舟船器械”[28]，军用船只的制造由其管理是可以肯定的。而晋以后水衡都尉之职升替变化较大。造船管理主要由都水使者负责。晋武帝“置都水台，有使者一人，掌舟航及运部。”[29]北魏孝文帝曾“诏都水回营构之材，以造舟楫。”[30]北朝蒋少游由于“性机巧，颇能刻画”，“多有思力”[31]，而被任命为都水使者，正为了发挥其特长，以胜任造船管理这一重大事务。这一时期北方的造船业虽然不能和南方相比，但北方的军用造船亦有其可圈可点之处。

首先是造船规模。曹操大军从邺城出发南征，王粲有《从军诗》描述：“朝发邺都桥，暮济白马津。逍遥河堤上，左右望我军。连舫逾万艘，带甲千万人。”[32]这样大规模的船队济渡黄河，场面该是何等的壮观。渡河还有另一种方式，就是造桥，黄河上造桥，多为连接船只而成的浮桥，杜预在富平津“造舟为梁，则河桥之谓也”。“河桥”见证了大大小小数不清的战事，见证了洛阳的几度沉浮兴衰。黄河浮桥以具有大规模造船能力为基础，多是在军事行动的刺激下而促成建设的。三国以前，黄河浮桥仅见于上游“逢留大河”及蒲津附近等几处。西晋以后，黄河上才开始大量建造浮桥。魏晋南北朝时期，黄河上所造浮桥至少有10座。[33]后赵石虎曾“起河桥于灵昌津，采石为中济，石无大小，下辄随流，用功五百余万而不成。”[34]石虎虽造桥未成，但其军用造船的规模极其庞大。他欲在黄河上造船兴运，“船夫十七万人，为水所没，猛兽所害，三分而一。”[35]他讨伐昌黎的青州之众，“无水而还，因戍于海岛，运谷三百万斛以给之。又以船三百艘运谷三十万斛诣高句丽，使典农中郎将王典率众万余屯田于海滨。又令青州造船千艘。”[36]后来，“季龙将讨慕容皝，令司、冀、青、徐、幽、并、雍兼复之家五丁取三，四丁取二，合邺城旧军满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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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万，具船万艘，自河通海，运谷豆千一百万斛于安乐城，以备征军之调。”[37]他为了将洛阳钟虡等运至邺，“造万斛舟以济之”。[38]由以上所举石虎造船，可以想见当时的军用造船规模。

其次是战船种类。魏晋南北朝时期，水战颇多，适应各种作战需要的战船种类也颇多。如大型战船的代表是楼船，楼船兴起于汉代，至魏晋时，船体增大，高度增加。《三国志·董袭传》提到有“五楼船”当是指五层的楼船。由于船体庞大，使得其操作的稳定性、回转性不能尽如人意。另外，楼板上建筑层数的增多，高度的增加，使得楼船容易受到风的严重威胁。董袭所督五楼船就因“夜卒暴风”而倾覆。[39]杜畿为曹丕“作御楼船，于陶河试船，遇风没。”[40]所以楼船虽可壮大军威，但难以操纵，在水上军事中主要被用于君主或将帅乘坐以张形势，或被派驻水上军事重镇，相当于今日舰队中的指挥或旗舰。再举一些轻型或简易的军用水上交通工具。三国时，曹操“欲从赤壁渡江，无船，作竹椑……”[41]此为竹筏。曹操、曹仁、夏侯尚等曾指挥部队乘油船偷渡长江上的濡须中洲和江陵中洲，船“以牛皮为之，外施油以扞水”[42]，这种油船是一种轻型运兵船，为魏国大量使用。还有牛皮船，是随西北少数民族大量内徙而传入中原。慕容垂曾自黎阳“徙营就西津，为牛皮船百余艘，载疑兵列仗，溯流而上。”[43]

再则是造船基地。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军事需要，在北方不少地方形成了造船基地。一是在黄河津渡及水次造船。如白马津，官渡之战时，袁绍“进屯黎阳，渐营河南，益作舟船”。[44]西晋时，杜畿在孟津造御楼船。[45]十六国时期，慕容宝寇五原，在此与拓拔珪隔河南北对峙。史载燕军“进军临河，造船为济具”。[46]北魏时刁雍为运军粮，上表“求于牵屯山河水之次，造船二百艘”[47]。蒋钦建议于京西水次二州五郡“市材造船”。[48]二是在河北地区。三国时，司马朗为堂阳长，“先时，民有徙充都内者，后县调当作船，徙民恐其不办，乃相率私还助之……”[49]可见，堂阳有造船基地。北魏时，“帝闻刘义隆将寇边，乃诏冀、定、相三州造船三千艘，简幽州以南戍兵集于河上以备之。”[50]《魏书•崔浩传》则说：“南镇诸将复表贼至，而自陈兵少，简幽州以南戍兵佐守，就漳水造船，严以为备。”[51]可见，漳水沿岸是北魏重要的造船基地。三是在沿海造海船。魏明帝景初元年（237年），“诏青、兖、幽、冀四州大作海船。”[52]十六国时期，石虎“于青州造船数百，掠缘海诸县”[53]后来，他曾下令青州造船千艘，以谋攻打燕国。[54]

以上所述，可证3-6世纪，军事需要极大地促进了北方水运的发展。这一时期，北方地区水上运载更多的是军队和军需物资，为战争开挖运道和保证后勤供应成了水上交通的重要内容，这也使得许多水运开发带有临时性质而不能保证长久持续地进行，很多地方的造船也是中央或地方政权的一时作为。可以说，军事经略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水运发展极为重要的动因。

二、北方水运对军事经略的影响

军事需要促进水运发展，而3-6世纪的水上交通又深刻影响着当时的军事行动与态势。北方水运在南北各政权的军事经略中是很重要的因素。

（一）北方水运是南北军事攻守的必要准备和重要条件

在水运发展起来以后，水上交通不仅使水上战争成为可能，且对整个军事攻守的形势都有巨大的影响。兵员与漕粮运输是进行战争的先决条件，魏晋南北朝时期，不仅南方重视对水上交通的军事利用，北方也同样如此。经过曹操及其后的曹魏政权对吴的一系列战争，北方认识到若欲南下，没有水运是不行的。正由于此，邓艾在黄淮地区屯田兴运，使运船能顺畅地通达淮河，为东南战事做了充分而必要的准备。到三国后期，“时朝廷仪欲伐吴，诏（王）基量进趣之宜。基对曰：‘夫兵动而无功，则威名折于外，财用穷于内，故必全而后用也。若不资通川聚粮水战之备，则虽积兵江内，无必渡之势矣。’”[55]“通川聚粮”是南下前必须要做的准备工作。司马昭在伐蜀前言及先蜀后吴的理由：“略计取吴，作战船，通水道，当用千余万功，此十万人百数十日事也。”[56]通水道是进取南方的先决条件。

魏孝文帝南伐，“自发都至于洛阳，霖雨不霁，仍诏六军发轸。……（李）冲进曰：‘……且伊洛境内，小水犹尚致难，况长江浩汗，越在南境。若营舟楫，必须停滞，师老粮乏，进退为难，矜丧反旆，于义为允。’”[57]可见，李冲认识到，南下用兵，必须要有水运的支持和配合。后来，“及高祖议伐萧赜，（卢）渊表曰：……然愚谓万乘亲戎，转漕难继，千里馈粮，士有饥色，大军之后，必有凶年。”[58]同样可以看出水上漕运粮食对军事行动的制约。

南方政权若欲进兵中原，也要对北方地区的水上交通条件有充分的考察，并做必要的准备。东晋时，羊鉴等讨徐龛，“顿兵下邳，不敢前。……尚书令刁协奏曰：‘臣等伏思淮北征军已失不速，今方盛暑，冒涉山险，山人便弓弩，习土俗，一人守阨，百夫不当。且运漕至难，一朝粮乏，非复智力所能防御也。’”[59]通过水路的运漕保障对南方的北伐至关重要，每次用兵前，都会有这方面的建议和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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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温欲经纬中国，以河南粗平，将移都洛阳。”孙绰上疏曰：“……臣之愚计，以为且可更遣一将有威名资实者，先镇洛阳，于陵所筑二垒以奉卫山陵，扫平梁许，清一河南，运漕之路既通，然后尽力于开垦，广田积谷，渐为徙者之资。”[60]没有水上交通的保证，漕粮运输不方便的话，南方政权是不敢贸然北上的。陈寅恪先生曾说：“江南驴马极少，军运惟有走水路，水运如果不济，北伐的军队便只有‘因粮于敌’。”[61]为避免“因粮于敌”，南方军队的北上行动重视水运也就不足为怪了。

（二）北方水运的发展为水上行军提供便利

魏晋南北朝是水军与水战大发展的时期。南方政权位处水乡泽国，具有很强的水上军事力量，北方政权南下，必须要与之进行水上军事的较量。建安十三年（208年）的赤壁之战，由于水军失利，曹操大败，由此也奠定了三足鼎立、南北对峙的格局。此战让曹操及以后的北方统治者认识到若不能在水上击败南方军队，则南下无成、统一无望，所以北方政权逐步加强了水军建设。黄淮地区水上交通的发展为曹魏及以后北方军队的南下提供了便利。

曹操赤壁战败后，回军谯，“作轻舟，治水军”，随即“自涡入淮，出肥水，军合肥”。[62]以后又分别于建安十七年、十九年、二十一年三次沿涡水南下进攻孙权，曹丕称帝后也曾两次沿这条水路行军。另一便捷的入淮运道是颍水。黄初五年（224年），魏文帝“为水军，亲御龙舟，循蔡、颍，浮淮，幸寿春”。[63]司马氏平定淮南三叛，皆走颍水。蒗荡渠—涡水、蒗荡渠—颍水是沟通黄淮的西线主要水道，经过曹魏时期对蒗荡渠的多次修治，特别是邓艾所做的努力，水运畅通无阻，史称“每东南有事，大军兴众，泛舟而下，达于江、淮”。[64]公元383年，前秦伐晋，“水陆齐进，运漕万艘，自河入石门，达于汝、颍”，[65]声势可谓浩大。

魏晋南北朝前期，北军南下主要利用了沟通黄淮的西线水路，即蒗荡渠―涡、颍、汝入淮。后期，东晋南朝北伐则主要利用泗水北上行军。

东晋太和四年（369年），桓温北伐前燕，“军次湖陆”，[66]走的便是泗水运道。义熙五年（409年），刘裕北伐南燕，“四月，舟师发京都，溯淮入泗。五月，至下邳，留船舰辎重，步军进琅邪”。[67]由于南燕都广固,偏离了下邳以上泗水的走向，所以刘裕改走陆路。回来时,“公（刘裕）至下邳，以船运辎重,自率精锐步归。”[68]几年后，刘裕北伐后秦，他仍然利用泗水北上行军，“公以舟师进讨……军次留城。”[69]历史进入到南朝，对泗水的利用更为频繁，刘宋泰始二年（466年），张永、沈攸之进兵逼彭城[70]；梁天监七年（508年）,王憺率众入清（清即泗水）[71]；陈太建七年（575年）、太建九年（577年），吴明彻两次沿泗水而上[72]。

水上交通为南北军事较量提供舞台与条件，黄淮地区前后期水上行军路线的变化使我们注意到南北军事态势受北方水运的影响是颇为明显的。

（三）北方水运对军事战略要地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在长达三百多年的南北对峙中，北方特别是黄淮地区形成了一些战略要地和军事重镇。我们可以发现一个特点：这些战略要地和军事重镇多分布在河道旁。这并非偶然，其中的原因便是水上交通的影响。一方面南北水上军事较量中，由于驻扎军队和漕运军粮的便利，促进了军用水道沿线城镇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在水上交通沿线设置军镇，可以适应出兵和防守的需要，是军事上充分利用地理环境和地理条件的表现。

具体来讲，黄河沿岸有对北方政权极具战略意义的河南四镇——金墉、虎牢、滑台、碻磝。它们皆地处水运之咽喉、把守津渡之险要。北方政权很难在水上和南方军队对抗，于是，置重兵于河外，使得南方军队不敢逾四镇而不顾，长河深入而无所惧。因此，南军北伐进入黄河，必定与北方军队进行河南四镇的争夺。

淮河沿岸有寿春、钟离、盱眙、淮阴等重镇。它们或控扼水道交汇之处，或凭借山川险要之阻。其中寿春的地位尤为关键。它地处肥水入淮处，又临近颍水入淮口，是南北双方军事上的必争之地。“寿春者古之都会，襟带淮、汝，控引河、洛，得之者安，是称要害。”[73]进入到东晋南朝以后，由于泗水的交通利用日渐频繁，淮阴的地位开始上升，成为与寿春并重的战略要地。所谓“淮阴旧镇，地形都要，水陆交通……遂为重镇。”[74]我们注意到这些沿淮重镇同河南四镇一样，位处河之南岸，但其形成原因与作用是不同的。淮河是南北长期拉锯的军事分野，南方保淮而不在淮外与北方步骑相较，而是恃淮之阻，于淮南设镇，使北军难以逾淮置守，可谓战略上的明智之举。又如义阳，北魏田益宗在谈到义阳的战略地位时说：“义阳差近淮源，利涉津要，朝廷行师，必由此道。若江南一平，有事淮外，须乘夏水泛长，列舟长淮，师赴寿春，须从义阳之北。”[75]

在南北水路交通线沿岸，泗水上的彭城、涡水上的谯、蒗荡渠—颍水上的陈、汝水上的悬瓠，皆为军事重镇。其中彭城自古为兵争之要，加之这一时期控扼泗水运道，南北双方对彭城的争夺尤为激烈。南方政权凭借水军优势、利用泗水行军之便，较长时间地据有彭城，使得自身疆域在淮泗地区的东部能够长期向北延展，与西边划淮而治形成鲜明对比。这不能不说是受到了水上交通的深刻影响。

（四）北方水运对东晋南朝北伐的成败具有巨大影响

东晋南朝北伐主要依靠水军，深入敌境。这就有几点需要关注：水上行军路线，出兵时间，军粮、战备物资的供应。这些无一不与水上交通有着密切的联系，或者说，水上交通对东晋南朝北伐的战略决策与实施有深刻的影响。

水上行军，可以避开北方铁骑的阻拦，长驱直入敌方腹地。这也是南方不惜很大代价、花费很大气力一定要通汴渠、挖桓公沟、打通石门的原因。南方充分利用水上交通、凭借水军优势，确实给北方政权造成巨大威胁。但是，也是由于水上交通的影响，南方水军的进退要受季节、水量的限制。夏季水盛时出兵，往往声势浩大，但如果战事拖延太久，到了冬季水浅道涩，南军的处境就可能很是狼狈。所以航道是否通畅，对南军北伐有时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刘宋元嘉七年（430年），到彦之“自淮入泗，水渗，日行才十里，自四月至秋七月，始至须昌。”[76]结果延误了时间，到冬季粮草储运不能保障需要，北伐失利。泰始三年（467年）的北伐同样是因为清泗水涸，无法转运军粮而失去战机。可以说，东晋南朝北伐，若全部依赖水上用兵，则水运畅通的难以保障将使北伐成为冒险之举。

水上交通对南方政权北伐行动的影响由东晋太和四年（369年）桓温伐燕看得尤为清楚。据《晋书·慕容暐载记》，“慕容德屯于石门，绝温粮漕。豫州刺史李邦率州兵五千断温馈运。温频战不利，粮运复绝，及闻坚师之至，乃焚舟弃甲而退。”[77]对这样的结果，南方的有识之士早有忧虑和预料。“太和中，温将伐慕容氏于临漳，（郗）超谏以道远，汴水又浅，运道不通。温不从，遂引军自济入河，超又进策于温曰：‘清水入河，无通运理。若寇不战，运道又难，因资无所，实为深虑也。今盛夏，悉力径造邺城，彼伏公威略，必望阵而走，退还幽朔矣。……若此计不从，便当顿兵河济，控引粮运，令资储充备，足及来夏，虽如赊迟，终亦济克。若舍此二策而连军西进，进不速决，退必愆乏，贼因此势，日月相引，僶俛秋冬，船道涩滞，且北土早寒，三军裘褐者少，恐不可以涉冬。此大限阂，非惟无食而已。’温不从，果有枋头之败，温深惭之。” [78]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论及此言到：“温败盖有两因：一者粮运不继，二则水陆异便。”[79]都是水上交通的影响。

由于东晋南朝北伐基本上都是沿水路行军，路线固定，进攻方向单一，这就使北方易于准备。由于军粮运输的限制，南方必须要借助水上交通。北方认识到这一点，所以经常在运道上袭截南军粮草。据《晋书·石勒载记上》，石勒欲自葛陂北还，“遣石季龙率骑二千距寿春。会江南运船至，获米布数十艘，将士争之，不设备。”[80]据《魏书·李灵传附李璨》，天安初（466年），刘彧将张永、沈攸之等率众救援彭城，“时永辎重在武原，璨劝（尉）元乘永之失据，攻永米船，大破之，斩首数千级。时大雪寒，永军冻死者万计，于是遂定淮北。[81]又据《魏书·卷五十五》“任城王之围钟离也，萧衍遣其冠军将军张惠绍及彭瓫、张豹子等率众一万送粮钟离。时（刘）思祖为平远将军，领兵数千邀衍饷军于邵阳，”[82]因此，只要控扼住南方行军水道，于要塞处予以阻拦，或者在南军的退路上设障阻截，则南方的北伐多半会无果而终或者败还。吴明彻北伐就是由于被王轨据淮口阻断归路，导致陈军人心恐惧，斗志全无，不得不撤军而还。

综上，因军事利用得到长足发展的北方水运又深刻影响着南北军事态势，3-6世纪北方水运与军事经略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

作者：张兴照，原刊于《东岳论丛》2018年第10期。

[作者简介] 张兴照（1972— ），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①] 魏收：《魏书·刁雍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868页。

[②]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24》，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3915页。

[③]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18》，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3701页。

[④]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60·胡三省注》，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1924页。

[⑤] 陈寿：《三国志•李典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33页。

[⑥] 房玄龄等：《晋书·石季龙载记上》，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770页。

[⑦]魏收：《魏书·成淹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754页。

[⑧] 郦道元：《水经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92-194页。

[⑨] 陈寿：《三国志·武帝纪·裴注》，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7页。

[⑩] 陈寿：《三国志·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2页。

[11] 陈寿：《三国志·董昭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39页。

[12] 郦道元：《水经注•濡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90页。

[13]陈寿：《三国志·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3页。

[14]陈寿：《三国志·文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84页。

[15] 郦道元：《水经注·渠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442页。

[16]陈寿：《三国志·邓艾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776页。

[17]房玄龄等：《晋书·食货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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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页。

[18]陈寿：《三国志·邓艾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776页。

[19]房玄龄等：《晋书·谢玄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083页。

[20]郦道元：《水经注·泗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497页。

[21] 姚思廉：《梁书·武帝纪下》，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69页。

[22]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二·胡三省注》，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3214页。

[23]郦道元：《水经注•汳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453页。

[24]房玄龄等：《晋书·荀羡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981页。

[25]房玄龄等：《晋书·桓温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576页。

[26]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3214页。

[27]李昉等：《太平御览·卷770》，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415页。

[28]杜佑：《通典·卷27 》，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770页。

[29]杜佑：《通典·卷27 》，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770页。

[30]魏收：《魏书·高道悦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400页。

[31]魏收：《魏书·术艺传·蒋少游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970~1971页。

[32] 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62页。

[33]张兴兆：《魏晋南北朝时期黄河津渡考》，《运城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34] 房玄龄等：《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776页。

[35] 房玄龄等：《晋书·石季龙载记上》，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772页。

[36] 房玄龄等：《晋书·石季龙载记上》，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768页。

[37] 房玄龄等：《晋书·石季龙载记上》，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770页。

[38] 房玄龄等：《晋书·石季龙载记上》，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764页。

[39]陈寿：《三国志·董袭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291页。

[40]陈寿：《三国志·杜畿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97页。

[41]《中国野史集成》编委会、四川大学图书馆：《中国野史集成(第一册)·王粲英雄记》，成都：巴蜀书社，1993年版，第225页。

[42]司马光：《资治通鉴·卷70胡注》，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2211页。

[43]房玄龄等：《晋书·慕容垂载记》，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088页。

[44]司马光：《资治通鉴·卷63》，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2015页。

[45]陈寿：《三国志·杜畿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97页。

[46]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08》，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3422，3423页。

[47]魏收：《魏书·刁雍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868页。

[48]魏收：《魏书·食货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858页。

[49]陈寿：《三国志·司马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67页。

[50]魏收：《魏书·世祖纪上》，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5页。

[51]魏收：《魏书·崔浩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819-820页。

[52]陈寿：《三国志·明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09页。

[53] 房玄龄等：《晋书·蔡谟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038页。

[54]房玄龄等：《晋书·石季龙载记上》，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768页。

[55]陈寿：《三国志·王基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第752页。

[56]房玄龄等：《晋书·文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8页。

[57]魏收：《魏书·李冲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182页。

[58]魏收：《魏书·卢玄传附卢渊》，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047页。

[59]房玄龄等：《晋书·蔡豹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P2111页。

[60]房玄龄等：《晋书·孙楚传附孙绰》，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545-1546页。

[61] 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合肥：黄山书社，1987年版，第236页。

[62] 陈寿：《三国志·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2页。

[63] 陈寿：《三国志·文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84页。

[64] 陈寿：《三国志·邓艾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776页。

[65] 房玄龄等：《晋书·苻坚载记下》，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917页。

[66] 房玄龄等：《晋书·桓温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576页。

[67] 沈约：《宋书·武帝纪上》，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5页。

[68] 沈约：《宋书·武帝纪上》，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8页。

[69] 沈约：《宋书·武帝纪中》，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41页。

[70]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32》，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4129页。

[71] 姚思廉：《梁书·武帝纪中》，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48页。

[72] 姚思廉：《陈书·吴明彻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163页。

[73]姚思廉：《陈书·吴明彻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162页。

[74]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32》，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4150页。

[75]魏收：《魏书·田益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371页。

[76]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21》，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3818页。

[77]房玄龄等：《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853页。

[78]房玄龄等：《晋书·郗鉴传附郗超》，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803-1804页。

[79]钱穆：《国史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44页。

[80]房玄龄等：《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716页。

[81]魏收：《魏书·卷五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101页。

[82]魏收：《魏书·刘芳传附刘思祖》，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228-12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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