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礼仪-上古城市景观的衍变

古代礼仪-上古城市景观的衍变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古代礼仪-上古城市景观的衍变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上古城市景观的衍变

我们今天讲演的题目，与上古城市有关。上古城市涉及城市发展最古老的阶段，我们所思考的是，在文明初兴时期，城市这类聚落的空间景观特质。可以说，这是文明起源研究的一个侧面。

这里需要说明一点，我们这个考察，与文献考古的基础事实考证不太一样，我们所关注的，是在历史事实基础上所提出的问题，而这些问题，需要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来统摄，或者说，是从历史地理学角度进行学术叙事。我们对上古城市的研究，可以通过历史地理学的问题意识而获得新的认知。

城市的起源：从聚落到城市

要讨论上古城市的起源，就要涉及城市的本质，或者说要辨析一下，上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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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与一般原始聚落的本质区别何在。

学界曾提出过关于早期城市的不同定义，其出发角度包括诸如城市的规模（两千人以上）、形态（是否有城墙）、商业性等。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出发对城市的多种定义，指示出城市的不同功能和面向，比如“都邑”的表述强调政治性，“城市”的表述则更强调经济性。又比如古埃及的城市符号就是以圆圈代表防御、十字代表市场。

我个人认为，上古城市的变迁过程比较复杂，因此用单纯教条式地简单定义它，是不适合的。

澳大利亚裔的英国学者柴尔德曾经提出过城市革命（Urban Revolution）的概念。柴尔德从考古学材料演绎出了早期城市的十个标准，具体是：大型的居住区、人口构成和功能与任何村庄存在区别、剩余财富的集中化、巨大的公共建筑、从事非体力劳动的统治阶级、文字、历法与数学、专职从事艺术创作的艺术家、对外贸易、以居住区而非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政治组织。柴尔德提出，上述诸项的目标合力就是走向文明，那么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上述各项内容如何统合为一个整体机制。这就需要识别出引领性要素。

针对这个问题，我们提出，研究城市起源，在考察经济线索之外，还要关注“权力”或称“威权”在这个过程中的引领性作用。今天的学者，通过对考古学聚落建筑遗迹的观察，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来考察其中的某些权力表达。

那么，当权力成为主导要素时，它会对上古城市的发展有哪些影响呢？我们在陕西西安半坡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的模型中能够看到，它是一个由居中的方形大房屋以及环绕它的若干小型圆形房屋组成的聚落单元。我们判断，那个居中的方形房屋，它的形状与规模是古人刻意所为，象征着上古时代最初的权力，可以认为这是一个权力景观显现的基本聚落单元。在陕西临潼姜寨遗址，则四五个半坡式单元复合成了大型聚落，除了每个单元中照例有一个方形房屋存在之外，聚落中还凸显出一个更大的方形房屋，它应代表着更高的权力。从半坡遗址的一个单元，发展到姜寨遗址的若干单元，这反映出原始聚落的社会层级增长。同时，这个变化也体现出了权力层级的增长。

那么，这种聚落形态的下一步发展，会是什么样的？我们推断，它的下一步应该是聚落群体的出现。而在这样的聚落群中，会有一个中心聚落，代表着这个群体的最高权力。内蒙古凉城岱海地区的石城遗址群，很可能就是这个发展阶段的聚落群。类似的还有浙江的良渚遗址、湖北的石家河遗址、湖南的城头山遗址、陕西的石峁遗址、山西的陶寺遗址等。我们设想，在权力的作用下，古代的中心聚落中很可能汇集着更多的财富与各色人员（诸如巫师、武士、工匠等），为了保护这些财富和人员，这个中心聚落的建筑也会格外坚固、高大，其保卫设施也会格外严密。总之，这类中心聚落与一般聚落的差距越来越大，并从此成为城市的雏形。这就是在空间景观形态上，我们所看到的城市起源。

这里需要说明一点，我们考察的主要是上古时代的“人王”的权威，而在那个时代，神权也是不可忽略的威权之一。关于神权与城市起源的关系，美国历史地理学家惠特利曾在其《四方之极》一书中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不过，在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趋势中，城市与人王权力的关系更密切一些，在地理上，神权崇拜的位置大多在聚落空间之外。

虽然我们通过考古遗迹推断权力在聚落中存在，但还不能用它直接证明城市出现，更不能直接对应到具有国家性质的上古都城。为了识别古代文明国家城市的出现，我们还需要分辨上古国家权力与原始部落权力的差异。德国学者赫尔佐克在《古代的国家——起源和统治形式》一书中曾经强调说，要识别国家权力的“任务”的复杂性。在这里我们还需进一步指出，除了识别“任务”的复杂性而外，我们还需要关注这些任务的可持续性。赫尔佐克通过研究殷墟遗址，将古代商王的任务概括为军事、祭祀、法律、生存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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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高度分化的任务种类，足以表明商王是一个文明集团的王者。商王的威权内涵不仅丰富多样，并且稳定、持久，具有日常化的特点，这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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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形成的特质。由此推论，黄河流域的上古社会群体，在权力任务的多样性和持久性方面，显然超过当时其他地区的同类社会群体，所以，黄河流域是中国古代国家文明形成的核心区域。当然，古代国家文明要体现可持续性，就必须考虑适宜的自然环境条件，社会发展演进要付出环境代价，而古人如果在某些不适合人类生存居住的环境中长期活动，就需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来维持，这些非生产性的耗费，在古代是很难持久的。综合地理因素观察，我国黄土高原地区在早期文明起源并持续发展的环境适应方面，劳动成本最低，效率最高，所以具有优势。

从任务角度出发来考察，《史记·五帝本纪》中黄帝的“任务”包括“修德振兵，治五气，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这是相当复杂的任务。《五帝本纪》还讲了“神农弗能征，轩辕氏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这是记述了人类大规模群体之间矛盾的激化，专用的“武器”因此被发明出来。在武器得到发展的同时，古代的聚落防卫设施也从环壕变成了城墙，在上古时代，这些遮挡视线、不易跨越的城墙，更有力于抵御武器的攻击。因此这一时期的王权任务中，也包含着如何去面对并解决部落之间相互冲突的问题。

古代广域国家：从单体建筑，到建筑群，再到城市

以上讨论的，主要是古代城市聚落内部的空间权力景观的发展。如果我们从外部地理特征来观察，则可注意王邑、广域国家在城市地理发展问题上的特点。

许宏先生曾从考古学角度系统考察研究先秦时期城市发展的特点，撰有《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一书。他发现，从考古学材料上看，许多具有早期城市性质的龙山文化城邑，“都不是在原来的中心聚落之上就地兴建的，换言之，我们还没有发现某一地点的中心聚落直接演变为城邑的考古学例证。龙山时代的城邑相对于此前的中心聚落来说都是易地而建”。许宏先生将这一现象解释为“从公共空间变为权力空间”的反映。我们同意这个观点，古人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之所以出现了位置调整，即改换地点重新建设，其目的正在于从实用性与象征性这两个方面来突出王城的独特性，进而让王城与非王邑的那些空间（比如普通居民的空间）相区别。

早期国家的领土形态，主要是城邦地域，即“小国寡民”模式，而有条件的国家会逐步扩展领土，增加其政治控制的地理范围。苏秉琦先生在归纳早期国家发展阶段时，曾提出古国、方国、王国、帝国的演变脉络，其中，后两者即可以称作广域国家。在广域国家阶段，城市群（不仅仅是农业聚落群）和城市体系，成为重要的新兴人文地理特质。在西方，被称为“生产城市的机器”的罗马帝国，为现代欧洲很多重要城市（如巴黎、伦敦、科隆、维也纳等）奠定了历史基础。同样，在东方的殷商，也可以说是这种生产城市并将之联结起来的国家机器。在甲骨文中，与一般城邑相区别的“大邑商”（都城）的独特称谓，便显示了城市群的存在，所谓“大邑”，为的是与其他地位较低的城邑有别。在大邑商（安阳）所进行的占卜记录中，出现众多地名（包括城邑名），这足以显示商朝统辖的地域之广。

由中心向外的领土扩张过程中出现的边地守土城邑的设立和外部内附方国城邑的并入，在这两类历史进程的同时作用下，城市体系渐趋形成。在这个基础上，在国家权力的任务中增加了并有效地完成了对远方领土进行控制的新目标。甲骨文资料显示，殷商社会已经衍生出一套行政管理机制和交通联络方式，具有对远方地域管控的能力，成为强势广域国家。广域国家的都城（即大邑商）也因此升级、强化，而成为具有更大权威性、聚集性、象征性的“四方之极”。

所谓城市体系，意味着在城市之间有着某种关联机制。所谓机制，应有运行目标，同时具备实现这一目标的组织功能。广域国家的发展，使得古代城邑之间产生了社会关联性和共同的守土目标。我们还需要强调一点，就是古代广域国家的城邑之间需要有的是政治权力的密切关联性，而不一定是文化的高度相似性。早时的新石器庙底沟文化，从黄河中游直到阴山脚下，文化分布范围很广，但这只是一个文化相似的范围，而不能视为一个统一的古代政治集团。

根据学者们的研究，中国历史上的最早的广域国家当然不会止于殷商，而应出现得更早。许宏先生从考古学的角度提出，二里头遗址是最早的广域国家的都邑，这个问题的提出，值得我们重视和讨论。考古学家们提出过六大中原古代都邑的说法，包括灵宝的西坡遗址、襄汾陶寺遗址、登封王城岗遗址、新密新砦遗址、二里头遗址、荥阳大师姑遗址，这些遗址不仅地域相对集中（仅山西陶寺遗址相对较远），在时期上也能够衔接起来（大致时间在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它们之间的关系怎样，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地理议题。至于在历史文献中，最早的广域国家代表者是传说中的黄帝所建立的政权，抑或是后来的夏朝，关于这个话题，我们也可以继续深入讨论。

古代的聚落空间会扩展，这是因为其人群数量的增加，同时其各方利益也日趋复杂化，因此内部空间结构也会相应地复杂化，并由此诞生相应的空间秩序。举个例子来说，我们通过一幅墨西哥原始村落图发现，聚落中存在由栅栏分隔出来的空间小区，每一个小区中有房屋若干。这反映了聚落中的家庭或家族在空间、财产上出现了相对独立性，内部空间界限开始出现。中国古代大型原始聚落中，也应有这类区隔。在发达的二里头文化阶段，大型都邑聚落内部的分区已然更加复杂，遗址中已经出现了宫殿区、居民区、制陶作坊区、铸铜作坊区、窖穴区、墓葬区等，而且宫殿区是特别选址建设的。

考察二里头一号宫殿复原模型，其方正的大型庭院、居中的多间体宫殿、中心对称的格局、三开大门等规整布局，都是以前时代所未见的。我们认为，其严整的建筑布局，对应着严格的人文次序与行为规范，空旷的大型院落并非真的“空地”，那里会有严肃的群体典礼举行。院落的“庞大”则表明当时国家统治成员群体的规模，“严整”的制度中蕴含着早期华夏文化元素，比如正方向、平面分割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二里头遗址仅有宫城城墙，没有环绕整个都邑范围的大城墙，说明在这个时代，守卫的对象只是王宫，还没有扩展到整个城市居民活动区。商代的盘龙城宫殿遗址、凤雏西周庭院遗址都呈现更为复杂严谨的形态。可以推论，中国古代建筑与城市在这一历史过程中走向了方形的大方向。我们将方正整齐的唐代长安、洛阳与西方雅典城、罗马城的“凌乱”布局做比较，能够考察出不同文明的差异。方形，是古代房屋建筑普遍出现的形状，也是人类作品的标识，因为在自然界中很难见到非人造的方形。段义孚在《空间与地方》一书中提出“原初空间”的概念，这个空间凭借“人体”的存在而获得四方位的结构，“空间”与具有感官性的“身体”共存。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空间概念以及空间行为，实际上是基于相似的原初空间感知，即人体与空间之间所建立的最初关系。人以人体为基准，产生前与后、左与右两条空间轴，与人体的结构一致。方形房屋建筑空间是对人体空间的拓展，人体是方形意识产生的基础，而中国人不但将方形延展为房屋模式，并进一步延展成为大型城市模式。而这样的大型方正城市，在古代欧洲基本是没有的。

那么，为什么中国古人需要越来越大的方形空间？这个问题目前还不能获得确切的答案，如果我们做推测，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可能与中国古代建筑尤其宫殿基本上是单层有关。因此古代建筑师们相同的思路就是沿着平面不断展开空间，并创造平面的结构和秩序，社会人文等级体系越复杂，平面建筑结构就越复杂庞大。河北平山县出土的战国时期中山国《兆域图》（陵园规划图）即呈现出严整的平面方形秩序，它是王族空间形态和理念的具体例证。按照傅熹年先生的研究，古人的建筑手法往往是一种模数的积累，也就是方形建筑单元的递加，即从单体建筑，发展到建筑群，再从建筑群发展到城市。这样的发展路径，也会出现方形建筑最终导致方形城市的可能。

相对而言，历史上的西方建筑很早便有垂直增加空间的手法，古罗马人曾大量使用砖石拱券的技术，建设出由拱形结构撑起的高大多层建筑。这种立体多层建筑空间的稳定发展，为社会阶层的垂直空间分配提供了机会。大卫·哈维曾提到巴黎的“垂直区隔”，即一座楼房的不同层级居住着不同的社会阶层，比如富有的资产阶级会住在二楼，工人家庭则居住在顶层。这种垂直空间的层级分隔，在古代中国没有这个条件。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近代中国，由于西式楼房传入，其立体社会特征也开始在近代中国出现，如上海穷人租住的顶层亭子间。

古代的帝都：礼仪轴线的诞生

经过列国阶段进入集权帝国时代，帝国都城具有高度的唯一性。具体来说，战国七雄之一的秦国，它的都城咸阳，是在战国时代受到攻击最少的城市，不但如此，它竟然还能随着秦国对外扩张的节节胜利，肆意扩展其宫殿的分布范围，至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咸阳的规模已经大得不得了。史称“令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复道、甬道相连”（《秦始皇本纪》）。宫殿的广布，反映着当时秦国王权向皇权的膨胀，毫无疑问，到强秦一统天下之时，咸阳已成为一座皇权充斥的雄都。不过，当时咸阳的发展却缺乏规划，秦王朝的一座座宫殿错落分布在一个辽阔地带之中，并无紧凑严整的景观。这并不符合日益成熟、日益正规化的皇权的需求。

历史上的秦始皇终于感到了咸阳的杂乱，在公元前212年，他提出了改造咸阳的规划方案。《史记》关于这件事的原文是这样说的：“於是始皇以为咸阳人多，先王之宫廷小，吾闻周文王都丰，武王都镐，丰镐之间，帝王之都也。乃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颠以为阙。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在这里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状况，司马迁当时可能抄录了有关文献的原文，也许是为了行文的便利，他这段话保留了或是采用了以秦始皇为第一人称的口气，称“吾闻”。值得我们注意的一点是，在这个改造规划方案中，有一条从新规划的“朝宫”（阿房宫）出发的空间核心线，它以阁道、复道为线索，其向南“直抵南山，表南山之巅以为阙”，向北“渡渭，属之咸阳”。秦始皇的这个改造方案，因他不久后去世以及随后的秦王朝的统治崩溃而夭折，但秦始皇关于皇都的想法，却是值得我们注意的，这里面强化了一种以朝宫即皇权本身为核心的空间“秩序”，而且这个秩序具有线性特征。作为古代皇都建设思路，从宫殿建筑自身的雄伟，到诸宫殿之间围绕皇权建立一种紧凑的格局次序，表现出对于礼仪的追求。对于那条象征皇权秩序核心的线性形态，我们称之为礼仪轴线。

关于如何以建筑形态表现都城礼仪这个问题，《考工记》“匠人营国”的叙述中提出过一个经典模式：“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在这个叙述中，处于中央的乃是默认的王宫，在这对称结构中，王宫就面朝南方坐落在几何中线上。虽然我们目前尚不能确定《考工记》成文的年代，但追求皇都建筑的礼仪化，应该是古代必然出现的趋势。如果秦王朝的帝祚延续下去，估计我们会在咸阳看到一座充盈皇权礼仪景观的王朝首都。

进入西汉王朝，其都城长安在开国后不久就出现了对秩序的初步追求。考古学家曾发现，沿着东经108度52分线，分布着一系列与长安城有关的遗址点位，甚至还包括终南山子午谷山口。学者们怀疑这里是否有一条长安城的“超长轴线”存在。关于这条由一系列遗址点所显示的超长线路是否是刻意设计的，学界尚存争论，但我们根据建设过程判断，在这些遗址点中，安门（长安城南面正中的城门）、长乐宫与未央宫之间的通道、长陵两墓（刘邦墓与吕后墓）间的中心点，这三者的南北直线对应关系，很可能出自于有意的安排，尤其是刘邦墓与未央宫的对应、吕后墓与长乐宫的对应。但是，即便这个安排是有意的，我们仍不能说这条线就是长安城真正的礼仪轴线。这里，我们还要强调一下，都城礼仪轴线必须要穿过朝宫，朝宫代表皇权，礼仪轴线要与皇权合一。后来东汉王朝都城洛阳的南宫、唐朝的太极殿、元大都的大明殿、北京紫禁城的太和殿都是朝宫区，它们均与都城礼仪轴线合一。

长安城真正的礼仪轴线，萌现于西汉末年王莽时期。当时王莽在“朝宫”即未央宫之南的郊外“建郊宫、定祧庙、立社稷”。这样长安城就隐约出现了一条符合《考工记》模式的南北轴线，它为宗庙与社稷坛所夹，向北穿过未央宫，最后抵达北面的市场，这符合《考工记》所说的“左祖右社”“前朝后市”。王莽提倡事依周礼，他这个安排应该是有意识的。

东汉以后，封建王朝的都城礼仪轴线持续发展，逐步成熟，最终形成了严谨的中轴线对称格局，从轴线到中轴线，这又是一个变化。现在一般的看法是，曹操兴建的作为魏王之都的邺城，是历史上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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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礼仪中轴线的首座都城。从这件事情来看，曹操表现出了他作为“治世之能臣”的一面。

就皇帝的都城来说，我们看到古代权力景观发展的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古人只是追求宫殿的高大壮丽，壮丽的宫殿可以为皇帝“重威”，西汉萧何在主持修建长安城未央宫时曾对刘邦这样说过。在第二个阶段，是对都城整体性礼仪空间的建构，如此一来，使皇权从实力权威上升为礼法权威，这既增加了皇权的尊贵性，又暗示了皇权的永久性。而都城景观格局也随之变得更加严谨，并富有意识形态意义。

隋唐（大兴）长安城、元大都、明清北京城，都是这类发展成熟的皇都的典型。皇权时代最后一座王朝都城北京，其全城规划建设格局，由于中轴线的存在而产生的严谨性，曾震惊了许多初次到此的西方建筑师。


作者：唐晓峰，原刊于《光明日报》2018年11月25日。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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