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历史-一个中国学者对世界历史的思考一－刘新成教授访谈录（中）(2006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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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一个中国学者对世界历史的思考一－刘新成教授访谈录（中）(20060104)

问：您打算日后撰写一部新的《西欧中世纪日常生活史研究》，但是您那部《等级制度与生活方式――西欧中世纪社会史》一书刚完成不久并且即将出版，为什么又要开始启动这样一个新的工程，对这部书您有什么新的思考吗？
答：推动我从政治史转移到社会史的是对权力本质的探寻。而对社会本质的探寻又推动我关注生活史。
日常生活史研究是由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开创、目前在西方文学界具有很大影响的新的研究领域。在我国进行西方日常生活史研究有着特殊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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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一个世纪以来中西对比都是中国学人学术研究中一个挥之不去的情结。这种对比往往起始于器物和经济，之后延伸到制度，最后结束于文化。但是只要一进人文化层面，议论就变得空泛，难以令人信服。究其原因，是因为研究者忽略了我国“五四”先哲早已作出的“文化乃是生活样式与生活态度”的论断。文化的背后是日常生活，只有对日常生活进行深入研究，文化才会变得具体而实在，对文化的解释才能具有说服力。现在在国内学术界，中西文化对比仍是热门话题，但也仍然缺少对西方日常生活的认真深人的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或严重不足。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在完成国家社科规划课题《等级制度与生活方式》之后，虽然该成果已得到评审专家的充分肯定，商务印书馆也已琴受书稿准备出版，但我仍打算在吸收西方日常生活史研究的新理论和新成果基础上，将原课题成果改造为一本关于西欧中世纪日常生活的研究专著。
在这本专著中，我准备将日常生活归纳为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生存环境”，即每个人降生时既定其终生生存方式的种种外在因素，如生产水平、财产继承关系、风俗习惯、社会纵向流动体制等，都是这一层面的内容。第二层面是“生活质量”，这里关注的是物质生活，包括衣食住行、闲暇与劳动、医疗卫生条件等等。第三层面是“精神状态”，影响精神状态的主事因素——人际关系、婚姻家庭关系、意识观念、宗教生活、社会评价等等都属于这一层面的内容。我希望通过对这三个层面的描述和分析，能够真正说明西欧前现代社会的生活的状态以及由这一状态所决定的文化特点，这将有助于我们理解现代社会的中西文化差别，因为现代社会的中西文化差别许多是在前现代社会决定的。
问：2001年您在《世界历史》上发表一篇文章《超越的悖论——试析西欧中世纪修道院改革运动》，从中您发现了什么可以给我们启示的东西吗？
答：这篇论文是研究西欧修道院日常生活的一个“副产品”。在研究当中我发现，西欧中世纪修道院有个从廉俭走向腐化的怪圈。很多修道院在建立初期，能够严格遵循本笃会会规，生活简朴、不占有财产、认真读经和劳作、不参与经营活动，会友之间也比较平等。可是一段时间以后，随着规模扩大，修道院变得奢华起来，无论生活方式还是财产占有或内部管理。都同世俗社会无异；一旦修道院出现这样的“变质”，教会内部就会掀起一轮改革运动；而改革者虽然初期是廉洁的，但最终仍无法避免地又陷入腐败。这是为什么呢？我想，既然这个怪圈一次次周而复始，那就不是个人品质问题，肯定有更深层的原因。修道生活是对现实生活的超越。人在物质追求之外还他精神追求，在特定历史时间这种精神追求的极端表现就是出家修行；而极端表现只属于个别人，就人数而言，他们只能处于社会边缘；但是唯其与众不同、超越凡俗，才会被树为楷模，被统治者用来鼓励社会成员追求高尚精神，于是他们所代表的文化也就从边缘变成了主流；而超越的文化一旦成为主流；其超越的性质就出现了蜕变的危险，精神追求就有可能成为假像，成为谋取现实回报的手段。越是初期修行严谨的修会，越有可能成为楷模，越是具有楷模性质的修会，越有可能吸引成千上万的会友；而修会一旦“大众化”，世俗化就是必然的，“腐败”也就只是时间问题了。这就是我所说的“悖论”的意思。这种悖论还可以解释其他一些文化现象，非常有趣而且发人深省。
问：我在网上看到，2004年6月您曾经在天津师范大学讲学，题目是《重构近代早期世界史——一个后现代史学的话题》。这里面有一些很值得关注的内容，比如提出了目前史学界对传统体系提出挑战，像质疑具有资本主义性质并产生重大影响的发现新大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三大事件。不知这是您介绍的学术动态还是您自己的观点呢？
答：欧洲启蒙运动以后，受进化论、目的论的影响，将西方发展模式理解为人类理性的必然结果，习惯于为近代以来西方的历史现象贴上“现代”或“进步”的标签。我们姑且把这种学术倾向称之为“现代主义学术”。前些年兴起的后现代主义学术主要是针对“现代主义学术”进行批判，近代早期世界史中一些传统观点首当其冲，受到挑战。其中最为我国学者熟悉的例子，我以为是彭慕兰的《大分流》。该书认为，东西方力量对比的颠倒发生在18世纪中叶，而不是传统观点所认为的15—16世纪，而且造成“分流”的原因很复杂，包含许多偶然因素，因此认为15—16世纪西欧社会发展已经包含导致其统治世界500年的必然性的观点值得商榷。我没有对近代早期的全球经济做过研究，因此对彭慕兰的观点是否正确无权置喙。但我确实从“后现代史学”中受到了启发。我以为，在史料依据不充分的增况下，受西方中心论或西方话语权的影响，根据目的论、进化论的思维定式给历史事件硬贴标签这种学术方法确实欠妥。从这个角度再来重新审视近代早期的三大事件。即地理大发现、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我们在教学中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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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这三大事件赋予资本主义性质。并认为其发生原因和造成的后果都与资本主义有关，但现在重新审视，觉得这个结论似乎还有讨论的余地。比如说，如果说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或日萌芽）刺激了地理欠发现，那么为什么首先进行海外探险的是当时欧洲经所发展最为落后、毫无资本主义色彩的葡萄牙？又如文艺复兴，如果这场运动真是旗帜鲜明地主张人性解放，甚至提倡科学；那么怎么解释著名的人文主义者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罗马教廷的坚定支持者？再如宗教改革，如果说这场运动充分体现了“资本主义伦理”和“现代理性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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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又该如何理解新教徒在迫害巫士狂潮中表现出来的疯狂和愚昧？如果学生们问我们，既然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具有相同的资产阶级进步性质。那么那些代表人物的思想立场应该是一致的，可是为什么著名的人文主义者都反对宗教改革，而著名的宗教改革家又大都不具备人文主义精神呢？我对“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史学”知之甚少，但我确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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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得“后现代”刺激了我们的思维，打破了一些定式，提出的问题确实值得重新思考和解答。
问：目前您对于“全球史观”十分关注。2003一2004年在美国访问了一些有关学者，并且特别研读了美国多种体现全球史观的教材，系统地了解了全球史观的学术理路，回国后又在首都师大建立了全球史研究中心。不知您为什么对全球史观的问题如此关注？
答：1995年，应《中国历史学年鉴》的邀约。让我为吴于廑、齐世荣两位先生主编的6卷本世界史教材写书评。为此我读了一些材料，第一次系统地阅读有关全球史观的资料。我觉得全球史观的时代感很强，反映了全球化时代社会公众对新知识的渴望和专业学者对这种现实需求的回应，因此，无论它目前是不是一种成熟的理论，甚至无论它是否可能发展为一种独立的理论，我们都应该承认，它是有独特的价值、有生命力的。而且我发现，其实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吴于廑先生当时一再强调的一些观点，诸如“世界史不等于国别史的相加”、“要高度重视世界的整体性”，“世界史就是世界从分散走向综合的历史”、“世界史是世界纵向发展和横向联系不断加强的过程”等等，都与全球史观非常接近。但当时国内大多数世界史研究者由于各种原因，还不能充分理解吴先生的思想，也没有在叙写那套教材时体现这种思想。这是很遗憾的事。所以更多地介绍国外的全球史观点，借鉴这些观点丰富我国史学家对世界历史的思考，我觉得是有益的。
2003年春我参加了修订吴齐本教材的工作，负责修订近代史前半段，即15—17世纪这部分。2003年末至2004年初，我利用去美国学习的机会，集中时间为此进行准备。我与美国学者就世界通史教材编写问题进行了探讨，特别是向一些曾在国内接受文科教育、然后出国留学、目前在美国高校任教的史学同行征询意见，他们对这个问题有着切身的体会和深人的比较j包队中受益良多。在这些交流中，几乎每一次都会谈到全球史观，同时我也有机会更加系统地阅读一些全球史的代表作，使我对全球史有了更多的认识。
严格地说，全球史（Globe History）并不能称为一种“史观”，而只能说是一种史学方法，或者说是一种阐述世界通史的方法。说明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已经有些学者提出“不能用全球史观替代唯物史观”的问题，说明对“全球史”概念的理解还不太准确，甚至有些误解。正如力倡全球史的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本特利所言，全球史（方法）有明显的不足，即忽略对社会发展史的纵向描述；如果把全球史方法看作是同历史唯物论一样的认识世界发展过程的理论体系，并仅仅用以解释世界历史，那一定会犯认识论的错误。
为什么说全球史是一种方法呢？全球史的基本出发点是，在世界历史发展中，跨国的联系、交流与互动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跨国贸易不仅促进各参与国的经济发展，而且通过贸易往来传播了文化，促进了不同民族之间的了解，有时甚至导致新文化类型生成（比如现代美洲文化就是欧洲、非洲和印第安文化的综合体）。更重要的是，这种跨国联系还会导致植物、动物、微生物、疾病的传播，这对于各地区的发展也会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但是这些“跨国”现象在以往的史学中往往被忽略，因为当现代史学在欧洲诞生的时候，正值欧洲民族国家建设时期，于是人们便理所当然地把国家作为史学研究的基本单位，而跨国家现象从一开始就不在史学家的视野之内，这些现象推动世界发展的作用也被忽略了。再有，由于地理、气候、交通、文化、种族等方面的原因，在世界历史发展的某个特定时期，可能某个区域、某海洋周围、某一大洲、某个半球乃至全球的发展表现出某种共性或可比性；分析这些共性和可比性会使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人类历史进程，也会赋予我们更多的解决人类问题的智慧；然而在以国家为单位的世界史学方法论之下，我们认识不到这些共性和可比性。受当代全球化现实的启发，史学家从学术发生学出发，意识到了“以国为本”的世界史认识误区，于是开始关注“跨国”现象。我想，这就是全球史的贡献，也正因为其贡献——至少到目前为止——仅止于此，所以全球史只能说是一种方法，一个认识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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