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方式-庞卓恒先生的历史比较研究理论和实践（下）（2007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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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庞卓恒先生的历史比较研究理论和实践（下）（20070302）

对庞先生关于封建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的这段概述，论者尽可以见仁见智，但我认为，这段概述有助于人们从因果必然性上把握中外一切封建社会的基本的统一性。
庞先生根据自己对封建社会的普遍规律的认识反思中外学者关于中外封建社会发展道路和特点的争论。他认为，“典型”与“非典型”之争，其实是在相当程度上割裂了历史统一性与多样性的辩证关系，把封建社会中的“一般—特殊—个别”对立起来。他精辟地指出，历史现象本身具有无穷的多样性，我们不可能为无限丰富的历史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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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观形态上确立一个统一的模式。如果我们视此一类现象为“典型”，那么彼一类现象必为“非典型”，反之也如此，这样的话，历史中的所谓“典型”与“非典型”岂不永远对立下去？历史的统一性又从何谈起？庞先生并非一味地反对在比较研究中使用“典型”这一概念，但他认为“只能在科学地识别出类型的基础上，才能从同一类型中识别出典型，即把同一类型中特征最突出者视为典型。一个典型只能在同一个类型中具有典型意义，而不可能在不同类型中具有典型意义”[1] (p156)。他也并非排斥对历史现象进行异同类比，进而归纳某种“经验模式”。但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比较史学不应局限于历史现象的异同类比和“经验模式”的归纳，而应侧重于“通过比较进行因果必然性和规律的探求”，即把历史比较研究上升到“探求因果必然性规律的科学高度”。[1] (p157～158)庞先生的这些论断，对于我们科学地把握封建社会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的辩证关系，充分认识历史比较研究的科学价值，是极富启发意义的。
在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的实践方面，庞先生对中西封建专制制度、西欧封建社会延续时间较短以及中国封建社会延续时间较长的根本原因做了实证性的比较分析。④ 他指出，中西封建社会都存在过专制制度，这是中西封建社会中的相似现象。但由于两者在形成的历史背景方面不同，因而在专制制度赖以建立的经济基础、阶级结构上也显著不同，这就决定了它们在政体形式、意识形态和历史作用方面都有明显不同。庞先生对历史个案的比较考察表明，相似的历史现象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往往产生极不相同的历史结果。关于中西封建社会延续时间长短悬殊的根本原因，庞先生主张应当从中西封建社会农民的生产生活状况和物质生产实践能力的比较考察中寻求答案。这一着眼点与他的理论探索是完全一致的。他曾对中西封建社会农民的劳动生产率和净余率做了具体估算，对西欧农民生产净余率的估算发表后在中国史学界曾引起同仁的关注。⑤ 庞先生的基本观点是：
中国农民的劳动生产率在封建社会中后期由上升转向停滞甚至下降；西欧封建社会从近乎粗野的原始状态起步，农民的劳动生产率在波动起伏中逐步提高，到封建社会中后期更有明显提高。我斗胆设想，劳动生产率变化曲线显示出来的这一相反态势，正是中国由先进变落后而西欧由后进变先进的根本缘由所在。[4] (p215)
他进一步指出，以往论者提出的导致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种种因素都是合理的，但是如果在分析问题时不抓住一个根本点，把其他因素都聚焦到这个根本点上，那些因素就“都是互为因果的”，这样就会使认识“陷入‘剪不断，理还乱’的因果谜团”。实际上，那些因素“都只是聚焦到阻碍生产力发展这个根本点上，才对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起了作用”。基于此，对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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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庞先生答道：“促成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即使有千条万条，生产力的发展和农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受到了严重阻碍——其实质就是人民群众自主活动的自主性、积极性、创造性受到了严重束缚——是最根本的一条。”[4] (p224)
三　中西历史文化比较研究的理论和实践
中西历史文化比较是庞先生的又一重点研究领域，他在这一领域的求索仍然从对理论问题的探讨开始。他指出，困扰20世纪初中国一代学人的中西方文化问题，至今也还不时在困扰着当代学人。摆脱这种困扰，不仅需要更深入地研究中西历史，“尤其需要解决一系列根本性的理论问题”[4] (p263)。庞先生首先探讨什么是文化这个“老大难问题”。他对中外学者关于文化的种种定义做了系统的梳理，指出已有的各种定义虽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很难说是精确的界定。他按照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对“文化”的内涵做了新的界定：“文化是一定的人群在经济、社会、政治和精神等社会生活领域的实践活动中产生的价值观的主使下形成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相应的物质和精神的有形成果(器物、制度、著作和作品等有形符号体系等等)。”[4] (p270)他还对这一内涵给予了详细的说明，指出“人群以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为基源而逐级升华的经济、社会、政治和精神等社会生活领域的实践活动，是推动文化产生、发展、衍变的原动力”；而“在人群的实践活动中形成的价值观”，则是“制约文化创造活动及其结果的核心因素”。[4] (p270～271)相对于以往的文化界说，庞先生的文化界说的主要特点是：第一，这一界说“把创造文化的实践活动与文化创造的成果严格分别开来，突出实践活动的第一性地位”。第二，“这一界说表述了相应于各个社会生活领域的文化的层次关系”。[4] (p271，273)不难发现，庞先生的这一界说不限于描述文化是什么，而是深入到文化的本质，努力揭示文化产生、发展和衍变的规律。这体现了庞先生治学的一贯宗旨，即从不限于回答“是什么”，更要揭示“为什么”，求索认识对象的因果必然性的规律。可以说，庞先生的文化界说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内涵清晰、逻辑谨严、层次关系分明的文化观。
庞先生以这样的文化观探讨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他认为，必须用科学的方法论把握各民族文化的共性与个性。正像历史运动有它的普遍规律一样，文化也有它的普遍规律，这一普遍规律就是：“文化由人群以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为基源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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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级升华的经济、社会、政治和精神等社会生活领域的实践活动所创造，随着那些实践活动的发展、衍变而发展、衍变。”[4] (p275)这就决定了各民族的文化必然具有共性。他举例说：“当人群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处在小农经济为主、经济交往活动还未突破自然经济限制的阶段时，人们的价值观念必然包含着对等级身份制度和人身依附关系的尊崇。当人群的物质生产和经济交往活动发展到社会化大生产和‘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阶段时，人们的价值观念必然改变为对等级身份制度和人身依附关系的否定和对平等、自由权利的尊崇。古今中外，概无例外。”[4] (p275)可见，庞先生这里讲的文化共性并非文化现象的某些相似性，而是指各民族文化发展、衍变的共同规律性。另一方面，“同样由于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决定文化价值观念的规律，决定了不同民族即使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处在同一个发展阶段，也还各自具有自己文化的个性”。因为，“各民族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不可能完全相同，这就必然影响到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和与之相应的文化价值观念在具有共性的同时，各自具有不同于其他民族的个性”。[4] (p277)在谈到怎样认识中西文化的主要分异时，庞先生认为，文化发展的普遍规律决定了我们必须从一定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实际生活过程来认识中西文化的分异，如果不是这样，而是“单从一些圣哲文本语句或自己的直观印象去判定中西文化存在着‘重精神与重物质’、‘重德与重力’、‘重综合与重分析’或‘封闭与开放’、‘保守与进取’、‘整体本位与个人本位’、‘奴性与个性’……等等分异，是很难成立的。”事实上，“那些分异在同一个文化体系的不同人群中，或在同一个文化体系的不同时期中，甚至在同一位圣哲的同一个文本中，都可以见到，很难说是某一文化体系所独有”，即使确有某种分异，如果不从生产生活实践中去探求文化分异的根源，“就只能把分异的缘由归结为某某圣哲的创作或某种说不清来历的‘文化基因’的作用，而这就无异于宣告文化研究不属于科学理性的范围了”。[4] (p287)
庞先生在中西文化比较研究领域同样把理论探索与实证研究统一起来。《社会科学战线》2001年第4期发表庞先生的长文《中西古文明比较》，这是他对中西历史文化进行实证性比较研究的代表作。⑥ 他在文中的第一部分系统地归纳了前人对中西两大文明历史起源及其特点的比较，然后在第二、三部分全面展开自己的探讨。他提出，“必须从黄河—长江流域和地中海—欧洲古代生产生活方式的异同着眼，才能对古代中国和西方传统文化的不同点和相同点做出比较准确的判断，因为文化和作为文化核心内容的价值观是人们谋取生存和发展的实践活动的产物，或者说，是人们实际生活过程的产物”[5] (p120)。根据这一理路，庞先生首先对古代中国人与西方人的生产生活方式做了细致的比较。他认为，古代中国人和古代西方人在生产生活方式和与之相应的经济、社会结构和政治体制上既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生产生活方式上最大的共同点在于“都是以小生产的、自给自足的农业为主”，最大的不同点在于“中华文明经历了数千年协作性的生产、生活方式”，而“西方文明经历了数千年竞争性的生产、生活方式”。[5] (p132，134)中西方先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及其演进过程的这一重大差别使古代中西社会有着明显差异。庞先生从中西比较的角度，力求突出各自的特点，因而从特定角度把古代中国、古希腊—罗马时代和西欧中世纪分别界定为“天子—子民社会”、“城邦—帝国社会”和“领主—附庸社会”。[5] (p122)
庞先生由古代中西方生产生活方式上的异同入手去考察古代中西方价值观方面的异同。他认为中西方生产生活方式的基本共同点和不同点决定了双方的价值观可谓“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什么是“同中有异”呢？在他看来，中西方价值观的一个基本共同点在于都强调个人的从属地位。他明确地指出，那种认为中国人自古以来强调个人的从属地位而西方人自古以来就崇尚个人的独立性的看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在否定个人的独立地位上，古代中西方的价值观没有本质区别。[5] (p132，133)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都“没有绝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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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地否定个人的某种独立个性”。不过总体上讲，古代的西方社会和价值观给予个人独立存在的空间比中国的“天子—子民社会”和价值观“给予的空间要大一些”。[5] (p133，134)“异中有同”又意味着什么呢？庞先生根据古代中西方生产生活方式的基本不同点指出，中华文明数千年协作性的生产生活方式决定了它“自然要产生一种相应的崇尚和谐安定的价值观；而西方文明经历了数千年竞争性的生产、生活方式，也自然要产生一种相应的崇尚竞争取胜的价值观”[5] (p134)。但另一方面，从这两种显著不同的价值观中，还是可以看到某些一致之处。崇尚竞争取胜的价值观同样追求和谐安定，崇尚和谐安定的价值观也并不一味地否定斗争和战争。[5] (p135)
庞先生从古代中西方生产生活方式的异同入手观察古代中西方价值观的异同，这给我们更加全面、更加深入地比较中西历史文化以极大启发。应当说，历史文化比较研究易于流于表面化，很多结论往往以偏概全，以局部代整体，以个别代一般。庞先生的历史文化比较研究视野宏大，着手具体，特别是他把自己根据唯物史观阐明的文化观和方法论作为实证研究的指导，这就使他的实证考察深入到文化表象的背后，努力探求文化的本质和发展规律。庞先生的探索显然深化了我国中西历史文化比较研究。
在我国，历史比较研究是一个新兴的学术领域，庞先生等老一代学者在这一领域的开拓性探索，为历史比较研究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学术基础。同时，在开拓性的探索中自然也存在着一些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今天从事历史比较研究的学人首先应当全面总结并继承以往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充分利用时代能够提供的各种有利条件，进而在一个新的学术起点上进一步深化对历史比较研究理论和实践的探索，使这一新兴的学术领域不断地走向成熟。
注释：
①单是发表在《历史研究》上的论文，就有《中西封建专制制度的比较研究》(1981年第2期)、《西欧封建社会延续时间较短的根本原因》(1983年第1期)、《应对封建社会农民状况多做具体估算》(1983年第4期)、《封建社会历史比较研究的几个问题》(1985年第1期)和《历史运动的层次和历史比较研究的层次》(1985年第5期)等力作。
②关于“个别性规律”的提法，庞先生有如下说明：“‘个别性规律’的提法，似乎在语义上就有矛盾。然而，只要我们承认任何个别事物都不是绝对偶然的现象，就得承认它们都有其个别性规律。每一个在特定条件下运动的原子或细胞，都各有其特定规律；每一个特定的民族或国家的历史，甚至每一个在特定条件下生活的个人，都有其特定的规律。当然，每一个别事物的个别性规律，都是其所属那个‘类’的规律的具体化。”见《比较史学》第140页的脚注。
③为了与奴隶制下的人身依附关系相区别，庞先生把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称做不完全的人身依附关系。
④参见《比较史学》附录的“比较史学参考资料”，第283～299页；《西欧封建社会延续时间较短的根本原因》(载《历史研究》1983年第1期)、《中国封建社会延续时间较长的根本原因》(载《天津师大学报》1983年第3期)、《人的发展与历史发展》第5、6章和《唯物史观与历史科学》第5章第2、3节，第7章第2节。
⑤参见《唯物史观与历史科学》第204页的脚注。庞先生对中西封建社会农民劳动生产率问题的研究一直未中断，他的最新研究见《唯物史观与历史科学》第7章第2、3节。
⑥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庞先生对中西历史文化进行了一系列实证性比较考察，发表了很多论文。限于篇幅，本文仅就《中西古文明比较》的内容做一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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