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阀士族-西晋奢靡之风为何如此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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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西晋奢靡之风为何如此兴盛

西晋是历史上存在比较短的王朝，但奢靡之风却空前盛行，最引人注目的是门阀制度，门阀制度成为西晋独特的历史现象，九品中正制给予他们最优越的政治地位，而将寒门弟子的晋升之路阻断，造成了贫富分化的加重，在选官制度上，重要的官员职位均被世家大族把持，造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独特的社会现象。

值得一提的是，根据美国的研究者凡勃伦《有闲阶级论》中有关有闲阶级的提法，从书中所提及的有闲阶级的种种表现，与西晋的门阀制度极其相似，也可以说，西晋最先催生了“有闲阶级”的概念，是人类史上一个伟大的创造性的隐形社会体制。以至于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西晋虽然很少被提及，但却深深地影响了日后的政治结构和社会体制。

一、奢侈之风盛行——门阀集体病态镜像

九品中正制选官制度到中后期，就变成了门阀士族特有的特权保护伞，这体现在门阀士族所获得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特权的固化，而门阀士族又有尊卑贵贱森严的等级界限的规定，任何人都不得僭越贵族身份，而彰显贵族身份最好的方式是——奢侈之风。换句话讲，门阀士族正是通过挥霍社会财富和奢侈放荡的生活，来释放特权贵族阶层特有的优越感，这一切已经成为西晋时代特有的病态标签，在让社会财富以惊人的速度增长的同时，又加速了王朝的灭亡。

酗酒—释放特权阶层虚荣心的工具

与魏晋风流的清谈不同，士大夫的饮酒并非正常宴饮或政治诉求的需要，也并非借酒浇愁，而是以酗酒取乐，行为放诞不羁，同时以残暴而夸张的行为对自身财富和特权进行炫耀。

在《世说新语》中有对竹林七贤饮酒的描述，阮籍和刘伶都是嗜酒如命的人，“唯酒是务，焉知其余”。在《晋书》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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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九《山涛传》中，山涛“饮酒至八斗方罪”，可见酒量过人，而山简是山涛的儿子，以“高阳酒徒”自居，行为更加荒诞不经。

在南朝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很形象的说明了士大夫的奢侈而颓废，放浪形骸的宴饮方式——“诸阮皆能饮酒，不复常用杯斟酌，以大瓮盛酒，围坐，相向大酌时有群猪来饮，直接去上，便共饮之”。

石崇是当时的大富豪，权势非常大，经常与同僚斗富，而宴饮也是炫富的好场所——“石崇每要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饮酒不尽者，使黄门交斩美人。”表面上看他是残忍，实际上却是对权势和力量的释放，是一种贵族特权阶层特有的病态虚荣心。

酗酒对士族精神意志的阉割

酗酒不仅造成了粮食的浪费，还让这些特权阶层的财富无法流向国家需要的地方，比如赈灾、比如公共设施建设、社会福利发放，让私人财富滥用到变态的程度，而国库空虚则一日甚于一日。

而且由于士族在朝廷中占据着最重要的官位，终于沉迷酒精中浑浑噩噩，也无法在自己的岗位上创造社会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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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精神价值，会导致国家的迅速衰落。

更重要的是，整个士族阶层如同被精神阉割，没有半天阳刚之气，颓废、低迷，脂粉气，在两晋的官员中因为饮酒怠政的人比比皆是，更可笑的是士族阶层选择要任职的地方，竟然以酒作为判断标准。张季鹰被称为“江东步兵”，他说：“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阮籍请求担任步兵校尉的职务，仅仅因为步兵厨房里存了几百斛酒，真是何其荒唐！而阮籍这般学富五车的人，竟因贪恋杯中之物，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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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他的才华无法正常发挥，这也是社会无形的精神损失。

而士族从此变得弱不禁风，内心十分羸弱，一旦遇到少许挫折，便寄情于酒。在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中记载，阮籍不满当朝统治，别人问起他，答曰：“阮籍胸中有块垒，故需酒浇之”。这在当时已经成了一种文化的潮流。

斗富——群体炫耀性消费，畸形社会下的产物

如果说饮酒还是一种贵族阶层的文化，斗富则是虚荣心赤裸裸的体现，揭下最后一块遮羞布。

斗富是畸形社会下的畸形虚荣心的呈现，他们在饮食、住房和奢侈品方面的过度消费，导致社会财富流向不健康的奢侈性消费，快速消耗着民脂民膏。

富人阶级是很会吃的，在饮食方面，务必追求精美、昂贵和新奇，西晋士族何曾“性奢豪，务在华侈……蒸饼上不诉十字不食。食日万钱，犹日无下箸处”。其子何劲更有过之，“食必尽四方珍异，一日之供以钱二万为限”。

王济在家设宴款待晋武帝，王济在家设宴款待晋武帝，”蒸豚肥美，异于常味。帝怪而问之，答日:‘以人乳饮豚。’帝甚不平，食未毕，便去“。可见，其之厨膳亦远胜御厨。

在住房方面，士族不仅有华丽如宫殿般的住所，还有堪比御花园的园林，石崇的金谷园在当时其奢华为天下人咂舌，据《金谷园诗序》记载：“有别庐在河南县界金谷涧中，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众果竹柏、药草之属，莫不毕备;又有水碓、鱼池、土窟，其为娱目欢心之物备矣!”石崇不仅府邸豪华无比，连厕所都修建得十分奢华，不仅有各种香薰，绛帐、床榻、几凳、被褥都一应俱全，很多容貌艳丽的婢女在旁伺候。

石崇和王恺斗富的故事很多人都略有耳闻，其实他们不仅比较收藏的古董古玩以及昂贵的珊瑚树，还比较房屋以及坐骑，甚至在饮食调料上都颇费心思，进行比较。

石崇和王恺曾经在坐骑上斗富，堪称一绝，他们为了比赛谁的马车更快而智计百出，“尝与恺出游，争入洛城，崇牛迅若飞禽，恺绝不能及。”王恺为了在斗富中胜出，买通了石崇的管家和仆人，石崇知道后把他们全部杀了，可见西晋的斗富以及病态到何等程度。

《晋书.石崇传》中记载：“财产丰积，室宇宏丽。后房百数，皆曳纨绣，珥金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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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竹尽当时之选，庖膳穷水陆之珍。与贵戚王恺、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尚。

斗富作为当时社会的毒瘤，已经挑战了皇帝的特权，石崇堪比帝王，说明士族之间的权力也是不平等的，斗富这一行为加剧了统治阶级和门阀士族的矛盾，也加重了士族和寒门之间的矛盾，社会矛盾无比尖锐，加剧了西晋灭亡的步伐。

二、奢靡制度的成因以及有闲阶层的诞生

财富掌握在特权阶层手里

西晋实行品官占田荫客制，对门阀士族阶层的利益是极大的保障，不仅他们占据的良田不用缴纳赋税，他们还可以根据官位高低荫亲属九族至三族，门阀士族还可以荫食客3人，佃户1户至15户不等，佃户不必向国家纳税，只需要向主人纳租服役即可，可见他们的权力之大。但他们依然不满足，超出规定多占良田，多占荫客已经成为他们的惯性。西晋大臣说：“今天下千城，人多游食，废业占空，无田客之实。较之九州，数过万计。”

在西晋病态的社会下，购买奢侈品已经成为一种能力的证明，如果你家产万贯，但是不会花钱，没人知道你的财富几何，你也就会被边缘化。

除了财富本身，你还必须要为你的财富提供证据，才能保持贵族上流社会对你的认可度，只要保证你持续不断的消费水准，才能证明你贵族身份的真实性，也才能有更多赚钱的机会。

“要获得尊荣并保持尊荣，仅仅保有财富或者权力还是不够的，除了财富和权力还必须能提出证明，因为尊荣只能通过证明得来。”当私人财产的积累与挥霍，已经成为衡量个人成就的重要证据，财富占有的多少不仅仅与荣誉相关，还会成为影响人们自尊心的重要因素。

有闲阶级的出现

凡勃伦《有闲阶级论》指出，在社会动荡和变迁中，适应阶层变动的需要，产生了“有闲阶级，有闲阶级是不从事劳动的，“摒弃劳动是拥有财富的习惯证明，也是社会地位的习惯标志。”有闲阶级拥有大量的财富，“一切奢侈品和生活上的享受用品，都是属于有闲阶级的。”有闲阶级拥有大量的空闲时间，“非生产性的消耗时间。”有闲阶级只跟本阶层的人通婚，因而血统具有高贵的价值。

综上所述，西晋门阀士族是一个特殊的阶层，中国古代官宦人家有两个大柱子，左边称“阀”，右边叫“阅”，所以后人就把世世代代为官的家族称为门阀士族。东汉时期，豪强地主对土地的兼并十分严重，也走到了政治权力的舞台中心，刘秀就是东汉豪强地主扶持的势力，他们兼并土地，大建庄园，购买奴仆，有私人武装，渐渐的形成了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

魏晋时期，统治者不得不在经济、政治上给予门阀士族以很大的特权和优待，而西晋时期，九品中正制的确立，让门阀士族在拥有大量的社会财富同时，还拥有了不可撼动的社会地位。

西晋的奢靡之风腐蚀了整个士族，让国家走向内部的腐坏，而奢靡成为上层社会认可的行为，促成了西晋的溃败，这个教训也是振聋发聩的，令人掩卷深思。“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最终造成八王之乱，流民四起，礼崩乐坏，国家四分五裂，社稷倾覆，也皆是由于西晋门阀士族过于奢侈所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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