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瑶-学通古今的王瑶先生（上）（20070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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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学通古今的王瑶先生（上）（20070719）

一、文章缘起
猛然间想起，我的导师王瑶先生去世已经将近十年了。
“十年生死两茫茫”，东坡居士的咏叹，千古之下，其涵义已远远超越儿女情长。在我看来，“不思量，自难忘”的，应包括古往今来无数“凡夫俗子”对于远逝的亲人、师友乃至同道的思念之情。

十年前的这个时候，由于特殊的因缘，我与王瑶先生有了更多聊天的机会。在“纵论天下风云”的同时，先生不只一次叮嘱我“要沉得住气”。说这句话时，先生挥舞着烟斗，一脸刚毅。

那年年底，先生不幸仙逝，在悼念文章中，我以这么一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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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话结尾：“我不能不谨慎着我的每一个脚步”。十年过去了，惟一可以告慰先生的是，虽有过不少春风与秋雨、忧伤与得意，但总的来说，还算把握得住自己。

作为学者，有无大成，受自身学力、才情以及外在环境的限制，勉强不得。能够祈求的，只能是尽可能少走弯路，别摔大跟头。当初先生提出告诫时，之所以声色俱厉，乃基于自家“文化大革命”中“虚度年华”的惨痛教训。十年后回首，忽然从先生的“刚毅”中，读出一丝无奈和悲凉来。因为，学者专心治学，“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如此“卑微”的诉求，也值得先生耿耿于怀，可见其巨大的隐忧。还好，十年问学，道路比原先设想的平坦，磕磕撞撞中，豪气与傲气依旧。

不知不觉中，我陆续发表了五篇涉及王瑶先生学问及人品的文章。此回清点，大为惊讶，不经意中，五篇文章竟互有趋避，而且思路大致连贯。调整一下章节顺序，再略做增删，便俨然成了一篇洋洋洒洒的“大文章”。不过，应该坦白交代，从题目的拟定，到连缀成文的写作思路，乃有意沿袭王先生的《念朱自清先生》。

初读《念朱自清先生》，感觉极佳。私心以为，此篇以及《论鲁迅作品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历史联系》、《自我介绍》三文，乃王瑶先生平生著述中最为神定气足的“好文章”。前者共九节，并非一气呵成，而是断断续续，写了将近四十年。

1948年，朱自清先生刚去世时，王先生连续发表《悼朱佩弦师》、《朱自清先生的学术研究工作》、《十日间——朱佩弦师逝世前后记》和《邂逅斋说诗缀忆》等四文。为纪念朱先生逝世一、二周年，王先生又相继发表《朱自清先生的日记》和《朱自清先生的诗与散文》。这六则短文，后被连缀起来，冠以总题《念朱自清先生》，收入平明出版社1953年版《中国文学论丛》，1980年，王先生撰写《先驱者的足迹——读朱自清先生遗稿〈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介绍“始终忠于‘五四’精神，忠于民主和科学的理想”的朱先生，如何用一种特殊的目光“关注新文学的成长”，并由此开拓了一全新的研究领域，1987年三联书店出版《完美的人格——朱自清的治学和为人》，开篇即是王先生的《念朱自清先生》。不过，该文摇身一变，由六节转为九节。编者在《序》中引述王先生来信，称此文 “其中有一部分是旧稿，有一部分是新写的”。除增加已有成稿的“《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将原先的“诗与散文”扩展成“新诗创作”和“散文艺术”两节，再就是补写了“新诗理论”。文末没有完稿日期，不过，根据《完美的人格》一书所收新作多完成于1984年冬至1985年夏，可以大致推断此文的定稿时间。

与《念朱自清先生》相比，我的十年一文，也就显得“小巫见大巫”了。考虑到不少师长比我更了解王先生，而且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王瑶先生纪念集》和河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先驱者的足迹——王瑶学术思想研究论文集》流传甚广，没必要再作一般性的介绍，只谈我对先生的特殊感受，而不承担全面表彰的责任，这种论述视野的自我限制，使得本文无法与《念朱自清先生》相提并论。但有一点巧合，我与王先生部在“连缀成文”时，把最先写作的悼念之文放在最后。之所以如此布置，王先生的真实想法无从揣摩，至于我自己，则是基于如下考虑：学术乃天下之公器，谈论已经进入学术史的王先生，必须出于公心，而不得随意褒贬；至于作为追随六载的人室弟子，我同样珍视自己对于师长的温情与感觉。希望兼得鱼与熊掌，于是便有了以下“先公后私”的诸多文字。


二、从古典到现代

王瑶先生无疑主要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知名于世：一部《中国新文学史稿》，奠定了这一学科的坚实根基；十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更使得这一学科在八十年代大放异彩。可王先生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方面，同样卓然成家－－这点凡读过《中古文学史论》的，大概都不会有异议。

王先生早年在西南联大师从朱自清先生研究魏晋文学，五十年代初改教新文学史，自称是“半路出家，不务正业”。五十年代中叶以后，先生基本上不再撰写关于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论著，可并没有完全告别魏晋玄言和隋唐风韵。先生晚年“旧态复萌”，喜谈阮籍、桩康、陶潜、李白和杜甫，甚为关注这几个研究课题的进展，不时发表零星但相当精彩的见解，让来访者大吃一惊。可每当有人建议先生“重回魏晋走一遭”时，先生又总以“廉颇老矣”应对。

王先生晚年常自称是古典文学研究的“逃兵”，没有发言权；可接下来马上又高谈阔论，讨论起这一领域里某些非常专门的问题。常有来访者因此恭维先生宝刀未老，仍是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每当这个时候，先生总是不无得意地谦称是“业余爱好者”，只能进行“学术聊天”。了解学界的进展，知道如何突破，可精神和体力不济，无法从事专门研究，故先生晚年喜欢帮后学出主意、理思路，或者“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先生治学主张“识大体”，好多具体课题其实他没有做过专门研究，可仍能非常敏锐地把握研究者的思路并判断其学术价值。这种特殊的本事，除了得益于其学识与修养外，更与其治学道路及由此而形成的学术眼光大有关系。

先生晚年为台湾一家书局编过一部自选集，题目就叫《从古典到现代》，拟收入他在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两个研究领域的若干论文。只可惜后来书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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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销售考虑，未采用这个书名。表面上兼收两个研究领域的论文，有点紊乱；可这正是先生一生的学术追求及长处所在。这主要还不是指研究范围，而是指学术眼光：以现代观念诠释古典诗文，故显得“新”；以古典修养评论现代文学，故显得“厚”。求新而不流于矜奇，求厚而不流于迂阔，这点很不容易。

在现代文学界，王先生的古典文学修养有口皆碑。从五十年代的《论鲁迅作品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历史联
系》，到八十年代的《〈故事新编〉散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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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真正无可替代的名篇之得以完成，都是凭借其雄厚的国学根基。先生晚年述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强调五四新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学的历史联系，纠正世人将新旧文学截然对立起来的偏见。八十年代初，先生在好多演讲及论文中大谈“中国现代文学和民族传统的关系”，重新评析 “桐城谬种选学妖孽”之类的口号，强调五四一代作家只是反对模仿，提倡创造，而并非真的“要打倒中国古典文学”。1986年，先生更发表《中国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的历史联系》，从内在精神、创作手法以及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不同艺术形式的承传，看“中国向来的魂灵”和“固有的东方情调”如何内在地制约着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论证现代文学史上的大作家大作品“都不同程度地浸润着民族文化传统，特别是中国古典文学的滋养”。先生去世以前完成的最后一篇论文《“五四”时期对中国传统文学的价值重估》，更是旗帜鲜明地强调：“本世纪对于中国传统的科学整理和研究，做出最卓越的贡献者，恰恰是高举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旗帜的那一代。”这一切，不只体现了先生个人的学术追求，更对整个现代文学界逐渐摆脱将五四新文学只是作为西方文学的模仿这一偏向起了决定性作用。

强调新旧文学之间有蜕变，但不能截然分离，故研究者应该于新文化有所承传，于旧文化有所择取，这其实正是五四先驱者的胸襟与追求，正如王瑶先生所再三指出的，五四时期最热心对传统文化进行价值重估者（如鲁迅、胡适、郑振铎等），正是新文化的积极创造者，也就是说，“文学革命”与“整理国故”，不过是一个硬币的两个面；五四先驱者对传统文化其实颇多继承，并非像他们在与复古派论争中表现的那么偏激。这代人后来大都兼及创作与研究，既面对古人，也面对今人；既重古典，也重现代。这代人开启的学术范型，至今仍影响甚深；而王瑶先生则是自觉认同鲁迅等人开创的这一现代学术传统的。考古但不同于古，释今而不惑于今，着力在博通古今上做文章，这是五四一代学人的共同追求。

王先生学术上有两个主要渊源：一是鲁迅，一是朱自清和闻一多。这三位学者恰好都是既承清儒治学之实事求是，又有强烈的时代感，不以单纯考古为满足的。先生论及其恩师朱自清先生的治学时称：“谨严而不繁琐，专门而不孤僻；基本的立场是历史的，现实的。”这其实也是先生平生治学所追求的境界。博古通令并非易事，突出时代精神与深厚的历史感，二者有时很难协调。先生不只一次地发挥冯友兰和朱自清关于崇古、疑古、释古三种学术倾向的提法，并称自己属于释古一派。学术研究中不盲信、不轻疑，而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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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与阐释，这固然可以避免过多的主观臆测，可研究者仍然必须有借以阐释的理论框架。这方面先生发挥其通今天的长处，特别注重五四以来学者引进西方理论的经验。从五十年代对清学的批评，到去世前主持研究“近代以来学者对中国文学研究的贡献”研究课题，先生的思路一以贯之：这个世纪的学者必须“既有十分坚实的古典文学的根底和修养，又用新的眼光、新的时代精神、新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照亮了他们所从事的具体研究对象”。正是基于这一学术主张，在完成上述课题时，先生选择了梁启超、胡适等，而不选择章太炎、刘师培，理由是后者虽很有学问，但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一仍清儒。具体评判或有偏差，但先生强调古典文学研究必须接纳新思路、新方法，以促进学科的发展，这点值得重视。假如考虑到鲁迅和闻、朱二师对西方文学观念和学术思路的热心借鉴，不难明白先生这一选择渊源有自。

有现实感，但不强古人所难，而是着力于“对古代文化现象做出合理的科学的解释”，这点说来简单，其实不易做到。自从康有为开启“借经术以文饰其政论”的先例，这个世纪的中国学者，才气大且现实感强者，多喜欢在学术著作中借题发挥，甚至“以历史为刍狗”。先生则希望尽量维护学术尊严，在可能的范围内保持学者的独立思考。我曾经专门阅读先生五十年代撰写的批判胡适的若干论文，深深体味到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学者不甘沦落苦苦挣扎的良苦用心——在同一类型的文章中，先生从考据在古典文学研究中的作用和地位这一特定角度来立论，可以说是最具学术色彩的。先生晚年嘱咐弟子，若为他编文集，这几篇批判文章一定要收，除了让后人知道当年知识者的艰难外，更因这里面凝聚了他的不少心血。

“几乎每一位研究中国文学学者的最后志愿，都是写一部满意的中国文学史”，先生自然也不例外。在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领域，先生各写了一部文学史，而且都大获成功，至今仍是研究者不敢漠视的经典著作。先生晚年追忆平生治学道路，曾这样阐述自己所从属的以“释古”为旗帜的“清华学派”：“清华中文系的学者们的学术观点不尽相同，但总的说来，他们的治学方法既与墨守乾嘉遗风的京派不同，也和空疏泛论的海派有别，而是形成了自己谨严、开阔的学风的。”这与其说是一种学术史的总结，不如说体现了论者的学术追求。兼有京派海派之长，既立论谨严又视野开阔，这自然是理想的学术品格。可怎样才能保证不顾此失彼、甚至两头落空呢？先生同样明显得益于鲁迅和闻、朱二师。

在1984年为《中古文学史论》重版所撰“题记”中，先生强调“学术研究工作总是在前辈学者的哺育和影响下起步和前进的”。这部著作从初版起，每次重印，先生总要在前言或后记中表达他对鲁迅、朱自清和闻一多三位前辈的感谢——其实不只是这部名重一时的著作，先生的整个学术思路和方法都与这三位前辈学人密切相关。虽说有“亲承音旨”与“私淑弟子”之别，可很难说何者影响更大。相对而言，在人生理想和文学史方法论方面，先生主要受鲁迅影响；而在具体的治学门径以及学术观点上，先生则直接师从闻、朱。

在1948年初版《中古文学史论》的“自序”中，先生称此书第二部分“文人生活”“主要是承继鲁迅先生《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加以研究阐发的”；后人也多从此角度讨论鲁迅对先生的学术影响。八十年代以后，先生多次在文章中提到鲁迅对他的启迪，不只限于某些问题的精辟见解，而是作为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方法论：“从丰富复杂的文学历史中找出带普遍性的、可以反映时代特征和本质意义的典型现象，然后从这些现象的具体分析和阐述中来体现文学的发展规律。”当初只是受《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启发，直觉到这一研究方法的魅力；一旦把它与《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以及计划写作的中国文学史的章节拟目结合起来，先生自认找到了“堪称典范”的文学史研究方法。先生晚年在很多场合阐述鲁迅这一抓住“典型现象”深入开掘的研究思路，以为其“比较完满地体现了文学史既是文艺科学又是历史科学的性质和特点”。尽管先生总是谦称他对这一研究思路只是“心向往之”，可阅读先生的著述（不管是古代文学还是现代文学），都能感受到对这一思路的潜在回应。

王先生在五十年代写了一批关于考据学（广义的，包括校勘、训诂、笺证、考辨等）的论文，如《论考据学》、《从俞平伯先生对〈红楼梦〉的研究谈到考据》、《论考据在古典文学研究工作中的地位与作用》、《鲁迅关于考据的意见》、《谈清代考据学的一些特点》等，除了时代风气影响故对胡适有不公允的批评外，其实这里还蕴含着学派之争。先生同样欣赏清儒的学有本原，实事求是，“每一事必详其本末”；称其从小学人手治经，“所得结论多半是有效的”。只是认定单纯的考据学，“由于在处理史实和问题时摒除了有关联系的别的事实，把问题孤立在静止的平面上去考察，因此尽管某些研究者也作出了辛勤的劳动，但所能解决的也多半只是一些无关宏旨的问题”。在先生看来，“从乾嘉学者到胡适们，三百年来在方法上并没有什么进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过分推崇考据而贬低理论。承认考据可以解决具体问题，但撰写文学史却“不单是考据的工作所能胜任的”。批评胡适引导人去为考据而考据，使得学者缺乏整体思考，“把眼光停留在个别琐碎的事实上”。在学理上，先生主要仰仗闻、朱的探索。或者说，闻、朱为代表的“清华学派”与胡适为代表的“北大学派”（假如有的话）对考据学的不同看法，使先生得以理直气壮地批判胡适。

先生在论及“清华学派”之注重释古时称：“闻先生的《诗经新义》、朱自清先生的《诗言志辨》都是在这种学风下产生的成果。我是深受这种学风的熏陶的……。”而这两种文学史研究的典范之作，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讲考据而不圃于考据。闻一多先生称“清人较为客观，但训诂学不是诗”；而据王瑶先生回忆，朱自清先生将“把诗只看成考据校勘或笺证的对象，而忘记了它还是一首整体的诗”的学者，称为“诗人的劲敌”，其特长是“把美人变成了骷髅”。因此，闻、朱二位虽都曾“像汉学家考辨经史子书”那样，专注于某些字和词的考据训诂；可都将其研究置于诗学、神话学或文化人类学的背景下。也就是说，这种蕴含着理论眼光匀历史意识、近乎小题大作的“考据”，才是王先生心目中理想的文学史研究。这就难怪先生对胡适讲考据学“只不过尊重事实，尊重证据”的说法很不以为然。

这里只是指出王先生对胡适的批判包含学派之争，并不意味着我认可先生对胡适的许多断章取义且过甚其辞的批判。好在对那场政治运动略有了解的人，对此都会有比较通达的见解。先生治学，本不以考据见长，但无论是《中古文学史论》，还是《中国新文学史稿》，都以史料翔实著称于世。研究中注重史料的搜集整理、审订考核，但从不以考据家自居——先生显然更愿意成为学有根基的文学史家。

三、中古文学研究的魅力

王瑶先生的《中古文学史沦》完成于1948年，距今刚好半个世纪，一部学术著作，问世十年后仍有人阅读，算是闯过了第一关；五十年后还能得到学界的欣赏，则很可能进入“传世之作”的行列。

半个世纪以来，不单是关于中古文学的具体论述，更包括文学史研究方法论，《中古文学史论》时常成为探索的伴侣：或引证，或评价，或品鉴，或引申发挥。得以介人一代代学人的认真思考，此乃著作传世的最佳标志。这种学术对话的最新成果，当属《先驱者的足迹——王瑶学术思想研究论文集》。

《中古文学史论》1951年8月由上海棠棣出版社出版时，分为《中古文学思想》、《中古文人生活》和《中古文学风貌》三册。如此分割，“不过为了出版家和读者的兴趣”，在作者看来，“这三部分都互相有关联”。书甫面世，即获好评，但与新形势下的新要求仍有不小的距离。1956年，作者将此三书合刊，删去了约三分之一的文章，其余的也略作修改，并增加了《关于曹植》、《关于陶渊明》二文，改题《中古文学史论集》，由古典文学出版社刊行；此刊本1982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时，又补充了《读书笔记十则》。或一分为三，或犹抱琵琶，此书几回现身，均非“本来面目”。直到1986年，方才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将棠棣版三书合一，恢复《中古文学山论》书题，并作了认真的校订。

据《初版自序》，此书属稿于1942-1948年，历时整六载。经过五年颠簸，自觉“身心两方俱显停顿状态”，“以赴滇完成学业为一大目标”的王瑶先生，终于来到昆明西南联大复学，时年29岁。在《坎坷略记》中，先生称：“如能得诸名师之启发，及高等学府生活氛围之熏陶，或可于学术途径上，得一启示之机，亦求进步之欲望有以趋之也。”至此，原《清华周刊》总编辑、自以为的“左翼理论家”，转而“埋头读古书”，希望“在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方面成一个第一流的学者”。先生自信具备治古典文学三方面的基础：古书的知识、历史唯物论和马列主义文艺理论。这种自我期待，并非如“检讨书”所称的“狂妄”，先生日后学术的发展，证明其长处确实在此。比起一般的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先生早年养成的政治意识与理论兴趣，使得其倾向于整体把握与综合分析。至于先生发表的第丁篇学术论文《说喻》，以及《读史记司马相如传》、《读陶随录》、《文学的新和变》、《评传统批评术语的含义辨析》等，明显可见导师朱自清先生的影响。朱先生之讲授“中国文学批评史”课程，力图“寻出各个批评的意念如何发生，如何演变”，以及“像汉学家考辨经史子书”那样“从小处入手”的研究思路，还有对陶渊明的强烈兴趣，都直接启示了王瑶先生的早年著述。

1943年6月，先生以《魏晋文论的发展》为题完成了毕业论文，并进入研究院，正式师从朱自清先生攻读中国文学，1946年4月，他从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论文题目是《魏晋文学思想与文人生活》。三年间，论题从“文论”转为“文人生活”，论述范围固然扩大，但更重要的是学术眼光的拓展：师法的目标逐渐从朱自清转为鲁迅。作为“左翼理论家”，王瑶先生理所当然对鲁迅十分景仰，早年主编《清华周刊》时曾撰写《盖棺论定》、《悼鲁迅先生》二文。至于五十年代以后，成为著名的鲁迅研究家，绝不仅仅是转治现代文学的“题中应有之义”。意识到“学者鲁迅”的开拓意义，先生乃自觉追随其后。《初版自序》提及《中古文学史论》的“文人生活”部分，即自承“主要是承继鲁迅先生《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加以研究阐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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