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学-中西融通的郭斌龢(2007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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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的开始和结束有时和两个人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似乎就是上帝之手在系连。我曾惊叹过现代川籍作家沙汀、艾芜作为好友，竟然会差不多同时去世。２００２年３月１６日下午我找到郭斌龢的儿子郭喜孙，弄清郭斌龢先生的去世时间（１９８７年９月１４日）时，我的脑海首先闪过的念头是：又一个上帝之手的系连。
１９２７年７月１９日，吴宓在清华学校主持庚款留学美国的学生考试，西洋文学门类考生中入选的两人是郭斌龢和范存忠。两人一起去了美国，回国后曾一起在中央大学任教，１９４９年以后，又一起在南京大学外文系教书，１９８７年又几乎同时去世。
南京大学外文系上了年纪的老师都熟悉郭斌龢的家事。尽管这是郭家的私事，我觉得这其中多有中国文化中孝道的作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郭斌龢的夫人在连续生育四个女儿后，公婆实在是着急了，因为民间有“五朵金花”和“七仙女”之说（意思是说，“五朵金花”后，接下来就是“七仙女”，之后才可能生男孩）。公婆希望接下来的是个孙子。他们的希望如愿了。我想郭家的所有人一定都是在喜悦之中。当时浙江大学流亡到了贵州的湄潭，同为浙大教授的缪钺来郭家道喜，并提醒郭斌龢说，何不为公子取名“喜孙”？此话是正中郭斌龢的下怀。郭斌龢留学美、英，深受西洋文化的影响，但他自己特殊的身世，使得他必须考虑到要为老人着想。因为他自己是从小嗣于其叔郭镇藩为子。孙子对于郭镇藩来说是多么的重要！
“学衡派”的后期之秀
郭斌龢，字洽周，１９００年５月出生在江苏省江阴县的杨舍镇（今张家港市）。其家为当地有名的书香世家。他的养父郭镇藩为清末贡生，力主变法维新，兴学校废科举，先后任由梁丰学堂改制的梁丰小学、梁丰中学校长。得天独厚的教育条件，使得郭斌龢受到了良好的国学基础教育。１７岁那年，他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两年后考入香港大学。１９２７年９月入美国哈佛大学，得新人文主义思想家白璧德的思想、学问亲传，三年后又游学牛津。完善的中西合璧式的教育和融合新旧的学识，使得他和《学衡》“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文化精神一拍即合，并成为“学衡派”的主要力量。
１９２２年７月，郭斌龢自香港大学毕业，由于受沃姆副校长告诫的启发：“中国白话文源于古文，西方文化也由希腊、罗马文化而来。学会英语并非难事，但要精通西学，则必须学习拉丁、希腊语文，才能寻根溯源、融会贯通。”郭斌龢特向沃姆提出留港随他学习一年希腊文和拉丁文的要求。于是，沃姆介绍郭斌龢到香港育才中学任教。这样，郭斌龢半天时间向学生授课，半天时间随沃姆副校长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１９２３年６月，郭斌龢回到南京第一中学任教。７月底，副校长沃姆访问南京东南大学时与主编《学衡》的吴宓相识。９月，沃姆致函吴宓，将其高足郭斌龢介绍给他。从此，郭斌龢与吴宓成为朋友，并加盟《学衡》。当然，吴宓也为有郭斌龢这样一位盟友而高兴。
郭斌龢在香港大学时已有希腊文、拉丁文的良好基础，回到南京后，又同吴宓一起，到中央神学院听马伯熙牧师的希腊文课。留学美国、英国后，他又继续学习希腊文、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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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文。《学衡》杂志上刊登的关于希腊的历史和柏拉图的著作，便出自郭斌龢的译笔。泽惠学界的《柏拉图五大对话集》、《理想国》（与张竹明合作）即是郭斌龢的译本。可以说，郭斌龢精通中西学术之源。
浙江大学中文系主任的大学理念
郭斌龢１９３７年８月应聘到浙江大学。由于抗战爆发，浙江大学几经跋涉，迁至贵州遵义的湄潭。郭斌龢出任文理学院（两年后文理学院分为文学院、理学院）中文系主任和师范学院国文系主任。后来，又一度任外文系主任。此时，在浙江大学的梅光迪、张其昀、王焕镳（驾吾）、郭斌龢、张荫麟、缪钺（彦威）都是“学衡派”的成员。两系办伊始，郭斌龢特向师生们作了《国立浙江大学文理学院中国文系课程草案》的报告，系统阐述办学的指导思想和具体方针。而这又和他在《浙江大学校歌释义》中所体现出的大学理念是一致的。
在《浙江大学校歌释义》中，他说大学应是“百川汇海”，“兼收并蓄，包罗万有”。大学的最高目的乃是“求是”、“求真”。“惟其求真，故能日新”。“大学教育当自始至终，以学术文化为依归，力求学生思想之深刻，识解之明通。本校有文理工农师范五学院，非文即质，质即理也。大学中虽设五院，而为一整体，彼此息息相关，实不易自分畛域。大学与专科不同之处，即在每一学生，有自动之能力，系统之知识，融会贯通，知所先后，当行则行，当止则止。资质本美，复经数载陶冶，如玉之受琢，如金之在熔焉。同人于野亨，言大学教育，应养成一种宽大之胸襟，廓然无垠，有如旷野，而不当局促于一宗一派之私，自生町畦。本校所负之使命，即我国文化对于世界所当负之使命也”。而浙江大学的校训“求是”和哈佛大学的校训“真”是不谋而合。
郭斌龢在《国立浙江大学文理学院中国文学系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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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草案》中明确指出：“大学课程，各校不同；而中国文学系尤无准的。或尚考核（据），或崇词章，或以文字、声韵为宗，或以目录、校勘为重。譬如耳目口鼻，皆有所明，不能相通；一偏之弊，殆弗能免。昔姚姬传谓：学问之途有三：曰义理，曰考据，曰词章。必以义理为主，然后考据有所附，词章有所归。世以为通论。而学问之要，尤在致用。本学术发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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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功，先润身而后及物。所得内圣外王之道，乃中国文化之精髓。旷观史册，凡足为中国文化之典型人物者，莫不修养深厚，华实兼茂，而非畸形之成就。故中国文学系课程，不可偏重一端，必求多方面之发展。使承学之士，深明吾国文化之本原，学术之精义。考据之功，足以助其研讨；词章之美，可以发其情思；又须旁通西文，研治欧西之哲学、文艺，为他山攻错之助。庶几识见闳通，志节高卓。不笃旧以自封，不骛新而忘本。法前修之善，而自发新知；存中国之长，而兼明西学。治考据能有通识；美文采不病浮华。治事教人，明体达用。为能改善社会，转移风气之人材，是则最高之祈向已。”
同时，郭斌龢又对这一课程宗旨加以具体的解释：“考据、义理、词章三者，实乃为学之于科学性、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相互结合。居今日而论学，须本姚氏之言而申之，不可滞于迹象。故所谓义理者，非徒宋儒之言心性也；所谓考据者，非仅清人之名物训诂也；所谓词章者，亦非但谓某宗某派之诗文也。凡为学之功，必实事求是，无证不信，此即考据之功也。考证有得，须卓识以贯之。因小见大，观其会通，此即义理之用也。而发之于外，又必清畅达意，委析入情，此即词章之美也。考据赖乎学，义理存乎识，而词章本乎才。孔子之修《春秋》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其事则考据也，其文则词章也，其义则义理也。非三者相辅，不足以成学。明乎此意，庶可免拘牵之见，偏曲之争矣。”
郭斌龢当时把这一草案印发宣读，并作讲解，他的学生刘操南（后来为浙江大学教授）作了详细的笔记，保存下一份珍贵的历史文献。这对我们认识浙江大学文学院中文系的课程及郭斌龢的办学理念，提供了一个可靠的文本。
为实现这一办系的理念，他在中文系、国文系开设“文学批评”课时，便将刘勰的《文心雕龙》与圣伯甫的文论比较起来通讲。在外文系则开希腊文和拉丁文课，让外文系学生知西洋文学与文化之根本所在。
同时，学校为了响应竺可桢校长关于大学的主要功能在于研究的办学理念，在迁徙遵义和抗战的极其艰苦情况下，文学院和师范学院还创办了两个学术刊物《国立浙江大学文学院集刊》、《国立浙江大学师范学院院刊》。郭斌龢是前者的主编，后者的编委。
终老于南京大学
郭斌龢留学归来后，先后执教的大学有东北大学、青岛大学、清华大学、中央大学、浙江大学。１９４６年９月，郭斌龢又回到南京的中央大学，执教于外文系。中央大学改制为本南京大学后，他一度出任外文系主任。当年在浙江大学，他是最忙的教授。因为在两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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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他一度曾代理文学院长。回到南京中央大学后，他辞去一切职务，专心翻译柏拉图的著作。１９４７年，他根据希腊文原版译了《柏拉图五大对话集》。在八十多岁高龄时，他又指导自己的学生张竹明据希腊文原版译了柏拉图的《理想国》（与他学生张竹明合作，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
郭斌龢一生求学南京高师、香港大学、哈佛大学、牛津大学。又在多所大学执教。１９４９年的历史大变革时，他有机会和条件到台湾大学和香港大学任教，他留在了南京。他和自己的祖国一同经历了“文革”的苦难和春回大地的新生。南京是他学习、执教时间最长的地方，如同叶对根的眷恋。
学有传人
有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那就是１９４９年以前旧时大学的教授在新的历史时段的自然身份和文化认同问题。１９４９年以前，蒋介石对教育界关照最多的两所大学是中央大学和浙江大学。郭斌龢那时是这两所大学的名教授。在新的历史时期，在南京大学，他基本上是过着一种隐居式的生活。一位旧大学的名教授，自然是有“历史问题”的。许多老师和学生对他都是敬而远之。当然也有主动向他这位中国著名的希腊文、拉丁文专家请教的。这位南京大学外文系的学生就是张竹明。张竹明在中学就开始学习希腊文、拉丁文。大学时，他一方面自学（那时学习俄语是许多学生的选择）希腊文，同时主动接近本系的郭斌龢教授。这样一来，郭斌龢也就有了自己的真正的学生。张竹明留校工作后，与老师郭斌龢成了同事。师徒二人有了更多的切磋、交流的机会。当郭斌龢看到张竹明据希腊文翻译的亚里斯多得的《物理学》后，高兴地对自己的学生说：“你已经超过我了！”
如今是郭斌龢去世１５年之后，张竹明在向我回忆与其师郭斌龢在一起的往事时，饱含深情地说郭斌龢说学生超过他，那是老师的谦虚，也是对学生的鼓励。
隐居南大十多年的郭斌龢，“文革”期间自然是在劫难逃。张竹明说自己的老师很乐观，本来血压高，在批斗和“牛棚”的劳动改造时，“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反倒什么病也没有了。
在郭斌龢被批斗的时候，吴宓自重庆的西南师范学院寄来一封长长的信，他关心老友郭斌龢的处境，在信中还详细绘制了自己如何被批斗的图形。郭斌龢的儿子郭喜孙说他也看过吴宓的这封长信，父亲那时处境十分艰难，收到吴宓的信后，虽然感念和自己同样受难的老友，但他并不敢回信。而吴宓的这封信后来也就散失了。
１９７６年以后，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张竹明被学校派为郭斌龢的助手。
当商务印书馆约请郭斌龢翻译柏拉图的《理想国》时，张竹明自然而然地成了这项工作的主力。同时，为使希腊文、拉丁文的学术传统在南京大学不绝，张竹明接替老师郭斌龢在南京大学开设希腊文、拉丁文课。
如今退休了的张竹明仍在翻译古希腊的悲剧集。南大的希腊文、拉丁文课，由张竹明的第一届希腊文、拉丁文学生陈仲丹接替，继续开设，薪尽火传。
我本人１５岁时学医，学习过三个月的拉丁文，记起过上百个常用的药名。现如今看着张竹明老师案头的希腊文、拉丁文原著，感觉自己像个盲人，只能向张老师背几个拉丁字母。好在我的同窗陈仲丹兄会使南京大学的希腊文、拉丁文的学术之火不熄。我想这也许是对郭斌龢最好的告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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