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走运的钱穆 背运的陈寅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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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名人传记，常感到造化弄人。有的人，命运真是出奇的好，一辈子就像一件件好事都在前面等着他；有的人，命运好像专门跟他过不去，意想不到的倒霉事都让他碰上。每想到陈寅恪与钱穆两位先生，这种感觉就特别强烈。
作为同是大师级历史学家，年龄仅相差五岁，且社会提供的历史机遇也大致相同，其命运的好坏却判若云泥，真是不能不叫人感慨唏嘘。
在中国，就家学渊源、学问渊博与通晓语言文字种类之多，综合而论，能赶上陈寅恪的怕是还未有，谁会怀疑他在未来的学术研究上，不会有惊人的大成就呢？事实却不然，他的学术之路真是坎坷晦暗。似乎命运女神总是躲在一个看不见的地方，不断给他挖坑设绊子，令他跋前踬后，学途蹭蹬。
陈寅恪做学问的方法有些与众不同，怕也是图省事。那就是在博览群籍的时候，顺手把有关资料，以及自已的考证、注释、心得，写在主要书籍的书眉上。久而久之，这些书籍就成了他的笔记与资料库，待时机成熟，稍加整理，一本本学术专著就面世了。陈寅恪从1927年到清华任教，到七七事变的十年间，除发表50多篇学术论文与序跋外，其未来的学术著作，基本上都在这些写满眉批的书籍上了。因而，书籍就是他的学问之所在，丢失了书籍也就等于丢失了自已的学术专著。然而，丢失书籍的意外却一次接一次地发生了。
1937年7月，日军进占北平，清华南迁，与北大、南开合办长沙临时大学，陈寅恪因料理父亲丧事，于11月初才举家仓皇离京。离京前，他将一批重要书籍装进书箱，托友人寄往长沙。待他半个月后到了长沙，书籍尚未邮到，可战火已经逼近，临时大学再迁云南，他只好携一家大小再次登程南下。待他离开后，书籍邮到，却在长沙大火中一本无存。1940年暑期，陈寅恪去香港探亲，并等船赴英以应牛津大学之聘，终因二战爆发未能成行，困居香港。后在全家返回内地途中，两木箱随身携带的书籍又遭盗窃。据说这是两箱更加珍贵的书籍，所以这一次打击更大，等于多年心血彻底付诸东流，令陈先生精神几达崩溃。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很是叫人哭笑不得。1955年，越南华侨彭禹铭写信告诉他，说在海防旧书肆买到他当年被盗的两册新五代史批注本，准备寄还给他。陈寅恪自然十分兴奋，盼望着书籍寄到就可据此著作。接着的消息叫他有些失望，当时的越南政府不准书籍出口，邮寄暂时已不可能了。接着又有消息来，彭家遭遇兵火，此书同遭劫灰，这就令他彻底绝望了。唯一失而复得的书箱原物，只有一部《论衡》。但陈先生说，此书只是为把书箱填满，随手放置其中，“实非欲带之书也”。看一看陈先生是不是倒霉透了？
也就因为这两次书籍丢失，资料散佚，学术研究也只得舍难就易，退而求其次，素怀抱负的“塞外之史、殊族之文”是不能再论述了，也只能“姑就一时理解记忆之所及”，草率成“稿”，不敢曰“书”。
再说陈先生的身体。对于一个做学问的人，失去了眼情，也就等于失去了读写能力，要想做什么缜密艰深的大学问是不可能了。可正值人生壮年,陈先生就有一只眼睛出了问题，到了1944年岁暮，另一只眼睛也不行了，虽经及时手术而丝毫没有效果。几个月后抗战胜利，英国皇家学会约请他赴英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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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疾，牛津大学议续前聘，他强扶衰病前往伦敦，以希重见光明。可惜，眼睛已为庸医手术所误，视网膜已皱在一起，复明全无希望。既为瞽者，也就无法再应牛津教席，回国再入清华。
陈先生的最后二十年，寄命岭南，不甘自废，凭着原先的饱学博闻，在助手的帮助下继续读书著述，其艰难可想而知。但唯一的一部最能展示其考证长才的《论再生缘》，只能自已掏钱印了个油印本在朋友间流通，最早为香港及海外学人所看重；于1956年就编好的史学论文集，本拟由中华书局出版，竟因个别提法不合口径而被搁置；花十几年苦功完成的近百万字巨著《柳如是别传》，也照样是“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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棺有日，出版无期”。难怪他晚年深自感喟：“呜呼！此岂寅恪少时所自待及异日他人所望于寅恪者哉！”陈先生去世后，倒霉的事依然没有了结。别人在“文革”中抄没的书稿，大多在“文革”后归还。可他的口述自传未定稿《寒柳堂记梦》与三册诗稿，至今也没有下落，而这对研究陈寅恪其人其文，都是十分宝贵的资料。
说起钱穆的命运，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副面貌了，犹如上帝时时都在眷顾他,成全他。钱先生从1923年任教无锡三师开始，几乎就是讲一门课就有一部著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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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陈寅恪相同，他也随清华南迁，颠簸辗转，经香港等地到昆明，到成都，但所携书稿资料丝毫未损。在西南联大，唯有他与众不同，特立独行，除每星期去昆明授课两天以外，其余时间则卜居宜良山中，潜心撰写他的传世之作《国史大纲》，所据稿本，即南下所带出的五六本资料。书稿完成，虽是国难当头，却得以顺利出版。一年之内既在上海出了商务版，又在重庆出了国难版。然后，他以探母之由回苏州故乡，化名梁隐，藏身废园，于动荡离乱之中继续读书著述，并补习英文，先后完成了《史记地名考》、《先秦诸子系年》等重要著作。及抗战胜利，大学回迁，他不返平津，亦不滞京沪，择太湖之滨僻静之地，一面任教于新创的江南大学，一面仍潜心读书著述，以观国事之变。
1949年后，他离开大陆去香港，开办新亚书院，又是一路顺风。在为香港留下一所名校的同时，个人的学术著作之多也令人惊羡。与陈寅恪一样，他也遭遇双目失明之厄，但那已是他八十四岁以后，生平几十部重要著作多已完成，并在港台两地一版再版；而世界该去的地方也已去过，每到一地，都是隆重接待，风光无限。当生平该做也想做的事情大体做完，气定神闲，在妻子的帮助下,他开始撰写自传《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到八十八岁时全书圆满完成。与陈寅恪仅完成七章，最终下落不明的口述自传《寒柳堂记梦》比起来，我们又要说，钱穆的命运真是好到不能再好。
与陈寅恪一样，钱穆身体也不算强健，从中年到老年都被胃病缠绕，但也仅仅是缠绕而已，终究也没影响到他教书、著述与做其他事，高寿九五方归道山。而陈寅恪却是在精神极度痛苦与多种疾病双重夹攻下，死于“文革”时期，其生命结局的凄惨不忍说了。
现在，我们可以就人的命运发一点议论了。
对于人的命运，我们习惯说造化弄人。可是，要说有人一生行运与有人一世背运，那就一定会有命运之外的东西在发生影响。对于钱穆陈寅恪这样的大学者，人们容易看到的是他们的才华，而不容易看到的是性格和修为。比如说，行事谨慎在太平盛世也许算不了什么，但在战乱当中，谨慎就成了大智慧。就说南下所携书籍资料，钱比陈就多了个心眼，他一点不怕麻烦地用木板把藏衣箱做了个夹层，窃贼即是偷走了衣物，也偷不走他做学问的宝贝资料。再说《国史大纲》在商务出版，那是他亲自带着书稿到香港，找到商务老板王云五，答允由上海付印；然后他又带书稿到上海，交付出版的同时，并延请吕思勉先生为书稿作最后一校，其谋虑真可谓巨细无遗。而几乎就在同时，陈先生寄往上海商务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就遭到稿件遗失的结果。两个人行为方式不同所导致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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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结果，透射出的应该是性格的不同。
钱著《师友杂忆》中有个细节，也许最能说明两个人的性格特点。钱穆在宜良山中写《国史大纲》期间，寒假里汤锡予偕陈寅恪来访，并住了一宿。次日，陈在园中石桥上临池而坐时，说了一句很有感慨的话：“如此寂寞之境，诚属难遇，兄在此写作真大佳事。然使我一个在此，非得精神病不可。”这就是说，陈先生心怀离乱，忧虑不能自遣。而钱先生却能置身离乱之外，也置身学人的热闹之外，学术之外好像啥事也没有。这种性格上的差异，不能不对个人的学术成就与身心健康产生影响。
再从两个人后半生的不同去向看，也与性格大有关系。钱穆当机立断，只身独行，说走就走了，去香港重新开始自已的事业。陈寅恪总是举家来去，牵挂也多。他在八路军即将入城时，乘国民党政府“抢运学人”专机离开北京，去了南京。在南京住一晚，又去了上海。在上海盘桓月余，又乘船去了广州。他似乎随着解放大军逐渐南推而逐渐南行，好像在躲避什么。在广州，他想走，也能走，时任台湾大学校长的傅斯年邀他，夫人也劝他，但他最终想走却没走，后来一直为此悔之不及，只得以消极的不合作态度，保持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如今，说起性格即命运，很有些稀松平常了。可是，看看两位史学大家的命运，我们就不能不重新掂量一下性格的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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