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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战争对南宋经济有什么影响
南宋经济是在战火下发展的,用“战时经济”四字足以概括。战争对南宋社会经济影响巨大,包括捐税重、大发纸币、经济片面发展等等。
宋元时期是我国海外贸易发展的鼎盛阶段,南宋随着航海技术的进步,在北宋的基础上又有进一步的发展。正如学者葛金芳在《南宋手工业史》一书中所说:“在宋室南渡、定都临安之后,南宋朝廷依赖外贸、面向海洋的发展倾向表现得更为强烈。”这里需要补充的是,这种发展倾向不完全是南宋朝廷的自觉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得不如此。
其主要原因有二:一则为了摆脱因军费开支巨大而造成的财政困境,不得不发展海外贸易以拓展财源;再则因对立政权的阻隔,传统的陆上丝绸之路难以畅通,不得不加紧建造海上陶瓷之路。一言以蔽之,战争迫使南宋“头枕东南”,战争逼迫南宋“面向海洋”。虽然“面向海洋”意味着从封闭走向开放,走向更加开放,其积极意义十分重要。但南宋帝王的意愿不是“头枕东南,面向海洋”,而是“头枕三河(河内、河东、河南),面向四方”,因而临安不称京城而称行在,陵寝不叫陵墓而叫攒宫。然而他们空有恢复中原之想,实无北伐取胜之力。
对比北宋、南宋经济,给人的印象是:北宋经济的进步较为全面,而南宋经济的发展则比较片
如果说所谓宋代“煤铁革命”是就北宋而言,那么“农业革命”应当是主要就南宋而论。南宋农业长足进步与战争不无关系。没有战争迫使偏好面食、会种小麦的北方民众的不断南迁,小麦生产的发展是不可想象的。南宋东南地区的牧羊业比从前有所发展,其原因也与此相似。好吃羊肉的北方官民大量南来,使得东南地区“羊价绝高,肉一斤为钱九百”(洪迈《夷坚志》丁志卷十七)。市场需求旺盛是推动着牧羊业的发展,但毕竟为气候条件所局限,其发展水平不能与北方相比。
北宋纸币的印行和使用大体仅局限于四川地区,南宋则出现了不少地方性的纸币,如东南会子、湖会、淮交等。与面向海洋相同,大发纸币并非南宋统治者自觉性较强的理性选择,而是不得已而被动为之。宋孝宗曾说:“以会子之故,几乎十年睡不着。”(洪迈《容斋随笔》三笔卷十四)他惟恐纸币发行过多,引起物价猛涨,不许滥印纸币,以致当时纸币贵如黄金、重于现钱。后来果然不出宋孝宗所料,出现了嘉定纸币贬值、宋季纸币危机。
然而即使对纸币持极端保守态度的宋孝宗也不可能停止印行纸币。原因何在?战争显然是个重要因素。宋金、宋元战争以及南北政权对峙造成了有关资源的短缺,以致铜钱铸造量减少,不得不印行纸币。此其一。其二在于军费开支巨大,朝廷不堪负荷,将印行纸币作为弥补财政缺口、摆脱财政困局的手段。绍兴年间朝廷在临安创行纸币,固然是适应并促进商品经济发展的重大举措,但其重要目的之一在于“佐国用”(《文献通考》卷九)。
对此较早集中予以揭示的是清人赵翼。讲到北宋,他已感叹:“财取于万民,不留其有余。”说到南宋,他更指出:“取民无艺”,索取没有限度,并以经总制钱、添酒钱、卖糟钱、牙税钱、头子钱、房钱、月桩钱、板帐钱、和买折帛钱等为例,哀叹道:“民之生于是时者,不知何以为生也。”赵翼将其原因归结于出于战争需要:“南渡后,因军需繁急,取民益无纪极。”(《廿二史札记》卷二五)这不无道理。宋孝宗当时就解释道:“朕意欲使天下尽蠲无名之赋,悉还祖宗之旧,以养兵之费,未能如朕志。”(《宋史全文》卷二五)但其中确有统治者以战争为幌子,借以敲诈勒索百姓的因素。
民众理所当然地起而抗捐抗税,如淳熙年间广西发生李接事变。当时人朱
从前研究者往往将直接生产者的人身依附关系视为传统社会“最内部的秘密”“
南宋时期佃农的地位从总体上看并不比北宋时期更低。南宋时期人身依附关系强烈的地域除边远落后地区(如夔州路)外,主要是战争前沿地区或战乱频仍地区。战乱使得势单力弱的孤立个人或家庭难以独立生存,不得不投靠有势力者。南宋的某些“山寨”类似于魏晋时期的“坞堡”,因战乱而形成,其内部人身依附关系强烈。这显然是战乱给南宋社会带来的一个重要影响。人们都知道,唐宋变革不开始于北宋,而开始于中唐前后。从人身依附关系变化的角度看,宋元变革不开始于元代,而开始于南宋,特别是其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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