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海宗-资中筠：关于雷海宗先生二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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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资中筠：关于雷海宗先生二三事

《博览群书》2003年第7期刊登了一组回忆雷海宗先生的文章，捧读之下；对这位一代史学大师的博大精深和研究中的创见更增加了了解和景仰。同时想起与先生有关的两件事：
我的专业不是历史，没有荣幸成为雷先生亲炙弟子。只是1948年下半年在清华时选修过雷先生的西洋通史，得睹先生风范。事实上，真正上课一学期都不到，因为到12月，解放军就围城，北京于1949年1月和平解放，再开学时，一切都变了样，许多课名存实亡，我甚至不记得西洋通史是如何考试的。课堂上教的内容，我已经完全忘记了，只依稀记得他讲古希腊部分比较详细，大约只讲到古代史，连中世纪都没有讲到。所以不能说我现在微薄的历史知识得自那堂课。但是对雷先生讲课的风格印象很深，后来见到王敦书先生的回忆欣然有同感：“极有条理，深入浅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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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里，内容丰富，生动活泼……记忆力极强，走上课堂，只拿几支粉笔……人名、地名、史实年代准确无误”(雷海宗《西洋文化史纲要》，“导读”第6页)。其中有一点特别对我有影响的是，每堂课开始，先生一上讲台首先在黑板上写下本堂课要讲的几个年代：纪元前XX年，相当于鲁X公XX年……也就是每讲到西方发生的大事时，同时提醒大家此时中国处于什么年代，我们自然就会联想到中国在差不多时候发生的历史事件。我首先对霄先生记性如此好，十分钦佩，因为在当时一般学生心目中记年代就是死记硬背，既枯燥又困难的事。后来发现，经雷先生这样二“相当于”，年代就活起来，也不难记住了。更重要的是，他启发我们随时把中外历史贯通起来考虑，这一点对我后来治学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使我较早就养成一种习惯，甚至癖好，每涉及历史事件，总是喜欢把中国和外国同时发生的事，或时代特点放在一起联想、比较。对于专门治史的人来说，我郑重其事提到这一点可能落“野叟献曝”之讥。…历史终究不是我的专业，我的修养有限，更谈不到什么比较历史。但是这样一种把中外历史联系起来考虑的兴趣大有助于我开阔眼界，对我在其他领域的研究，甚至“世界观”都有影响。追根溯源，这方面启蒙的应是雷先生的教学法。而在当时，我自已是决没有意识到的。“润物细无声”此之谓欤！
解放以后不久，校园内就展开轰轰烈烈的“思想改造运动”，先老师，后学生。以后运动一个接一个。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被分为“左、中、右”(当然，有幸被承认为“左”的是极少数，而且也维持不了多久)。我离开学校后听说雷先生不但被归人“右”类(那是远在“反右”之前)，而且是被认为思想“反动”的。后来我再没有听到他的名字。待到上个世纪80年代初，许多遭受厄运的知识分子平反昭雪复出时，雷先生早巳归道山，我不在史学界，不知道他是否以及何时又被提起过。后来听南开大学历史系老师说，雷先生被挤出北京，调到天津南开，为南开历史学科的建设打下很好的基础，至今南大历史学是一有特色的强项。然则，雷先生之不幸，却是南开大学之“福”。
我则因一个意想不到的机会，在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又见到他的名字。
1992年，我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时因研究洛克菲勒基金会与中国的关系，曾到洛氏基金会档案馆查档案。忽然发现几份饶有兴味的文件；1943年至44年间，中国抗战最艰苦的年月，时任美国驻华使馆文化官员的著名中国通费正清与清华大学美国教授温德联名给洛克菲勒基金会写信，大意谓，中国最著名的一些人文社会科学教授现在生活陷于极端困境，连温饱和健康都难以保证(其中提到闻一多罹肺病等等)，为抢救这批为中国的复兴极为宝贵的知识精荚，建议洛氏基金会有选择地分批资助一些教授赴美讲学，既可以对他们改善生活不无小补，又可以加强美国的中国学。由于中国知识分子自尊心很强；直接由基金会出面，他们可能不肯接受，因此建议由美国国务院出面与中国政府谈，作为两国文化交流项目，中美双方共同协商决定名单，再由洛氏基金会拨孰给美国有兴趣的大学，由他们出面聘请对等学科的教授。这一方案果然付诸实施，名单分A、B两批，A是被认为不但著名而且最有创造力的学者，雷海宗在这一名单上。其他有闻一多、费孝通、冯友兰、梁思成、罗常培等十几位教授，多数都应邀成行，利用这一机会，在学术上成绩斐然。例如费孝通的《乡土中国》(英文原著)就是在此期间完成的，冯友兰也是在这一年中开始与卜德教授合作翻译他的《中国哲学史》。雷海宗先生却婉拒不就，理由是现在正是学校最困难时期，西南联大需要他，他不能在这个时候离开。梅贻琦校长曾亲自动员他接受邀请，但是他留意已决，终于没有去。这一情节见于基金会在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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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向总会汇报工作的信中，完全事务性一笔带过，未加任何评论。而这几句话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引起我很大的心灵震撼。特别是八十年代开放以后正是出国潮高涨时，我当时主持的研究所有机会得到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助，每年派送几名学者到美国或进修，或做研究一至两年，以便回国加强本所的学科建设。这是单位和基金会之间的协议，属于公派，相关人员有义务回本所用其所学。但是被派出去的青年人如约回国者寥寥无几，大多一去不回头。无论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信是东风唤不回”。有人为争取出去的机会，信誓旦旦表示“以人格担保”一定回来，却照样如泥牛人海，不久就断了音讯。当然这是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现象，人才外流也不是一个单位的事，不必深责个人。只是在这一背景下见到这份材料，我强烈地感到了今昔对比，对本来不太熟悉的雷先生更加肃然起敬。在档案馆里掩卷沉思，想到他的人格和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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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于他的种种罪名之间的反差，又联想到整个一代知识精英的学识、风骨和以后类似的遭遇。外人懂得为中国复兴而珍惜国之瑰宝，中国人自己呢?现在终于在雷先生百年祭之际，他的门墙桃李为恩师整理出版著作，撰文彰显他的道德文章，是大好事，对后学青年应该教益匪浅。用俗话说，可以告慰于泉下。但是事实上，在泉下是无知的。而且那原本可以继续发扬其学与识，为民族乃至世界文化作出贡献的年月已经永远流逝了，又岂独雷先生为然?嗟乎，余欲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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