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海宗-谢泳：雷海宗论士大夫与流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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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谢泳：雷海宗论士大夫与流氓

前几年，北京收藏家赵龙江先生送我一册雷海宗的《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那些年我正做一个关于西南联大的题目，赵先生看到这本书与我的研究有关，就把它送给了我，他的热情至今令我感动。雷海宗的经历最后很不好，他在南开时成了右派。
这本书是1940年2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三十二开本，列为“文史丛书第二十本”。书前有雷海宗一则短序。这本书可以看作是雷海宗的代表作，但它却不是一本专著，只能说是有连续性的论文集。虽然书的篇幅不大，但雷海宗一生的主要学术观点却都在其中，比如关于中国历史周期律的问题，史前的断代问题等，在他这本书中都可以看到。
雷海宗出身清华，后来又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受过系统的史学训练，他讲中国历史的最大长处是他有世界眼光，因为他的专业是世界史，所以他看中国历史，处处有西方的文化作为参照，他在西南联大时，曾是著名的《战国策》派的主将，他留下的文章也不少，但出于政治的原因，过去人们把他们的学术论争看得过重了。
他这本书里，给我印象较深的是他关于中国士大夫和流氓的评价。雷海宗认为，中国社会自汉代以下只有两种比较强大的组织，就是士大夫与流氓。他说战国时代，中国的士还不成为一个有意识的团体。这种团体的实现是在汉武帝废百家，崇儒术，五经成为作官捷径以后的事，隋唐以下科举制度的建立，才增加了士大夫的团结力量。儒人读同样的书，有同样的目标，对事有同样的态度，并且因为政治由他们包办，在社会上他们又多是大地主，所以也可以说他们有共同的利益。虽然无正式的组织，他们实际等于一个政党，并且是唯一的政党。由此点出发，雷海宗说了这样一句话：“一党专政在中国倒算不得稀奇！”（138页）
雷海宗的哲学思想中有“尚力”的一面，所以他对中国知识分子是批评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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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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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他们都是些文弱的书生，兵戎之事全不了解，绝对不肯当兵。太平盛世他们可靠皇帝与团体间无形的组织维持自己的势力，天下一乱，他们就失去自立自主的能力，大权就转移到流氓的手中，士大夫最多只能守成，并无应付局面的能力。每次天下大乱时士大夫无能的情形就暴露无遗。乱世士大夫的行为几乎都是误国祸国的行为，古今绝少例外。他认为从东汉末的党祸、宋朝的新旧党争直到明末的东林党，“都是在严重的内忧或外患之下的结党营私行为。起初的动机无论是否纯粹，到后来都成为意气与权力的竞争；大家都宁可误国，也不肯牺牲自己的意见与颜面，当然更不肯放弃自己的私利。各党各派所谈的都是些主观上并不诚恳客观上不切实际的高调。”（139页）他说乱世士大夫的第二种行为就是清谈，第三种行为就是作汉奸。
雷海宗认为，士大夫与流氓是同时产生的。太平时代，流氓无论有组织与否，都没有多大的势力，但唯一能与士大夫相抗的却只有这种流氓团体。流氓的经济势力在平时并不甚强，但患难相助的精神在他们中间反较士大夫间发达，无形中增加不少势力。流氓团体也有他们的弱点，内中的分子几乎都是毫无知识的人，难成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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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上的组织虽较士大夫为强，然而实际上很松散。所以在太平时代流氓不能与士大夫严重对抗，并且往往为士大夫所利用，大则为国家的武官或捕快，小则为士大夫个人的保镖。遇到乱世，士大夫所依靠的皇帝与组织失去效用，流氓集团就可临时得势。流氓虽然愚味，但有时也有意外的成就。流氓多无知，流氓集团不能成大事；但一二流氓的头目因老于世故，知人善任，于大乱时期间或能成伟人，甚至创造帝业。刘邦和朱元璋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这类成功人物，他们成事至少一部分需靠士大夫的帮助，成事之后更必须靠士大夫的力量保守成业，天下的权力于是无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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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由流氓移到了士大夫手里。
老一辈史学家讲历史，都有他们自己的看法，对错可以讨论，但他们研究历史的态度却让我们肃然起敬，因为他们总能把自己对历史的独特认识，用最简单的话说出来，这是真正对历史有了解的人才能做到的。雷海宗的这本书一共只有二百多页，但看完之后，你就能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中主要的东西有一个大致的了解，这样的历史书才是好书，才称得上是名著和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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