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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弘文馆的历史与影响
弘文馆,官署名。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置修文馆于门下省。九年,太宗即位,改名弘文馆。
弘文馆聚书二十余万卷。置学士,掌校正图籍,教授生徒;遇朝有制度沿革﹑礼仪轻重时,得与参议。置校书郎,掌校理典籍,刊正错谬。设馆主一人,总领馆务。学生数十名,皆选皇族贵戚及高级京官子弟,师事学士受经史书法。
唐中宗神龙元年(公元705年)避太子李弘名,改曰昭文馆。玄宗开元七
唐代文化繁荣与唐太宗李世民的重文思想有密切关系。在唐朝的开拓阶段,戎马倥偬之际,公元621年,于长安宫城之西设置“文学馆”,招集天下名士,号称“十八学士”,有杜如晦、房玄龄、于志宁、陆德明、孔颖达、虞世南等名流。
李世民和他们“引礼度而成典则,畅文辞而咏风雅。”(《全唐文》)当李世民即位第二个月,便下令在弘文殿聚书20万卷,设立“弘文馆”,即为国家藏书之所,亦为皇帝招纳文学之士之地,集聚了褚亮、姚思廉、蔡允恭、萧德言等英才,“听朝之际,引入殿内,讲论文义。”“或至夜分而罢。”(《唐会要》)两馆相继只有几年,荟萃人才,开拓文化,功不可没。
房、杜同为唐初大臣,他们和魏征一起同为唐太宗的得力助手。房玄龄受诏重撰《晋书》,杜如晦受命订定各种典章制度。陆德明、孔颖达都是唐代著名经学家。
陆德明撰《经典释文》是研究中国文字、音韵及经籍版本的重要著作,而孔颖达奉命主编的《五经正义》是唐代科举取士的标准用书。姚思廉与魏
这些文化人,可以说是李世民的“智囊团”。有的为制定国策出谋,有的为撰写史书效力,有的写诗撰文为文化发展献才。唐太宗称赞虞世南,“其德行、忠直、博学、文辞、书翰为五绝。”(《全唐诗》)褚亮,“博览,工属文。太宗为秦王时,以亮为王府文学。每从征伐,尝预密谋。”(《全唐诗》)
李世民和“弘文馆”的这些文人共商朝政,重视文化,自己也努力创作。他的宫廷诗,气势浩大;他的山水诗,韵味悠长;他的咏怀诗,慷慨激昂。他开创的不仅是三百年的唐朝政经大业,还有三百年的唐代灿烂文化。他的《帝京篇》,描写临朝、读书、阅武、听歌、观舞、游猎、宴饮等帝王生活
李世民的诗作,气度不凡。推敲辞语,讲究意境,力图畅晓,探求神似。他的诗文妙笔,随处可见。“秦川雄帝宅,函谷壮皇居。”(《帝京篇》)用秦川、函谷的宏伟险要来烘托皇宫居高临下的气势,用心良苦;“斩鲸澄碧海,卷雾扫扶桑。”(《宴中山》)也属惊天动地之笔,气势非凡,令人震撼;“瀚海百重波,阴山千里雪。”(《饮马长城窟行》)这是描绘高山大海的巨幅画面,是何等广阔浩渺,它引起读者无尽的联想和思索,词语很平常,但构成的画面却很壮美。这就是唐诗的意境。不妨这样说,当年的“弘文馆”是唐代文化的熔炉,尽管规模不太大,但在这里集聚和造就了一批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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