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谢岳：市場轉型、精英政治化與地方政治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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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谢岳：市場轉型、精英政治化與地方政治秩序

在西方政治學的經典文獻中，社會精英（中產階級）是民主運動不可替代的進步力量，西歐以及北美的發展史似乎能夠驗證這一點。但是，當我們以此來反省中國社會的時候，卻發現了一個反傳統的歷史邏輯，誕生於威權體制內的社會精英不但沒有成為中國民主化的推動力量，相反，隨著他們經濟財富的增長，這些精英卻演變成為反民主的因素。一方面，在地方政治發展中，地方精英阻礙了公民社會的成長；另一方面，他們也沒有發揮國家在地方的政治代理人的作用，由於社會精英和地方政治精英的結構和利益的重疊，他們的聚合既阻隔了中央對地方的控制，又抑制了民間力量的生長，加劇了國家與社會的緊張關係，二十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地方政治秩序的不斷惡化，與精英發展的反向邏輯不無關係。地方社會精英的政治化、社會精英的反民主傾向，是當代中國政治在市場轉型的大背景下面臨的大問題。
一　社會抗爭：經濟發展抑或政治發展的外在性結果
社會抗爭一般是指社會抵抗國家的集體行動，也可以稱作集體維權行動，行動指向是國家。中國學術界對於像社會抗爭這樣的社會發展外在性（externality）現象，通常作一種簡單化的說明，認為這種外在性是市場經濟的必然結果，只要發展市場經濟，就必然存在社會分配不公，如果社會分配極端的不公，其結果是必然導致社會衝突。在這種觀點看來，市場似乎是外在性的終極原因，言外之意就是，只要解決了市場問題，外在性問題也就不復存在。實際上，從政治學的角度觀之，「市場-社會抗爭」的邏輯推論僅僅是一個描述性的表達，它只闡述了一個一般事實，而沒有解釋這個事實存在的深層次原因。這一描述既沒有甚麼現實意義，也沒有多少學術價值，因為計劃經濟也會導致社會抗爭。市場引發社會抗爭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但是，如果對社會抗爭作如此簡單化的理解，可能會誤導人類解決社會抗爭的努力。當市場發展以威權模式為取向時，「外在性」不單單是市場本身所造成的結果，政治的力量更有可能是導致社會抗爭這種激烈的「外在性」的主要因素。正如亨廷頓所言，「政府是產生問題的根源」（亨廷頓，1976年）。
二十世紀

中国历史上感人的抗日故事

90年代，大量的事實表明，社會抗爭呈明顯增長的趨勢。崔大偉（David Zweig）在對《民主與法制》進行了個案研究時發現，從1988年─1997年，《民主與法制》共報導了三十起衝突事件，在這些事件中，1993年─1997年共計二十六起，1991年二起，1990年和1989年各一起。作者還同時對這三十起事件進行歸類，認為有五種原因導致了鄉村社會抗爭事件的發生：土地徵用、亂收費、行政或經濟問題、幹部濫用權力和對幹部或政策的錯誤攻擊（David Zweig，2000年）。在崔大偉所作的歸類中，我們不難發現，由於公共權力行使不當而引發的社會抗爭事件佔了絕對多數，因此，可以講，政治因素可能是引發（至少是在鄉村）社會抗爭的根本原因。所以，與其用經濟外在性（不妨稱作「市場中軸」）來解釋當代中國的社會抗爭，不如用「經濟發展中的政治外在性」（「政治中軸」）更有說服力。
其實，發生在中國社會的各種衝突事件遠遠超越了市場的範疇。2000年，裴宜理（E. J. Perry）和賽爾登（Mark Selden）共同主編了一冊論文集，書名為《中國社會：變化、衝突與抗爭》，文集共收錄了十一篇文章，每篇文章都論及中國社會衝突的某個方面，例如，計劃生育政策導致的衝突、環境保護者的抗議活動、宗教問題等等，主編者避開了中國社會研究的傳統路徑（即「市場中軸」），擴大了觀察中國的視野。儘管作者沒有作方法論的說明，但是，論文的研究取向足以表明，「政治中軸」也許更加合乎邏輯地說明中國社會變遷乃至抗爭的宏大原因。
本文之所以主張以「政治外在性」（政治中軸）來理解當代中國社會抗爭的起因，並不是簡單地遵循學術經典的理論原則，而是基於以下幾個具體原因：
其一，中國經濟發展的地區模式──國家主義。這種模式被學術界廣泛地稱作「東亞模式」，核心內容是國家（政府或政黨）既制定經濟發展的戰略，又參與具體的經濟事務，既是遊戲者，又是遊戲規則制定者。在東亞地區，現代化的騰飛通常通過兩種體制支撐：一種是政府體制，另一種是市場體制。在這兩種體制中，前者是主導性的，後者從屬於前者。前者之所以能夠建立起對後者的支配性地位，這主要取決於現代化的內在邏輯：政府在經濟發展中引入市場因素，即在強大的政府能力的基礎上構建市場框架。中國的發展同樣是一種比較典型的「後發模式」，它一方面希望釋放市場和社會的能量，但同時也意識到，政府必須壟斷資源以便動員資源，然後才談得市場的自主發展。在此威權模式下，國家（政府和政黨）的影子隨處可見。在〈政府即廠商〉一文中，魏昂德（Andrew Walder）認為，中國政府是經濟市場的必要一員，因為地方政府已經從事經營，以廠商的角色參加市場活動（Walder，1995年）。因此，社會抗爭與其說是市場的外在性結果，還不如說是政治的外在性結果。
其二，政治合法性基礎──發展主義。1978年之前，革命後政權統治的基礎主要是通過意識形態的灌輸，從而獲得民眾的政治認同。但是，「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連續的政治運動將中國帶入政治危機之中。1978年可以看作是革命的終結、後革命時代的開始。在後革命時代，政治領袖逐漸轉變合法性獲取的主題，1992之後，「發展是硬道理」輕易地替代了「政治掛帥」的合法性地位，發展主義既是政治統治的價值理性，同時也是政府治理的工具理性。經濟發展幾乎成為考量政府績效、有效性的唯一指標。當發展主義過度地追求經濟增長時，國家必然擴張自身干預社會的能力和範圍，這樣，國家既有可能成為社會發展的促進力量，但同時也有可能成為製造社會抗爭的源泉。當國家積極介入社會發展過程時，其附屬性結果就是政府和國家力量也隨之增長。
其三，市場分權的代價──地方主義。當代中國的經濟改革整體上講就是中央與地方的分權過程，是圍繞著如何在市場條件下將資源分配制度化。在這個過程中，中央其實面臨著一個兩難問題：一是市場經濟的需要，中央必須放權，另一個是在放權之後，中央如何進一步控制地方勢力的崛起。1994年，中央推行分稅制，在財稅方面基本上解決了中央財政的弱小問題，但是，國家能力不僅僅是一個財政能力問題，當我們發現中央財政在逐年增長的同時，地方主義的勢力卻愈來愈僭越中央的控制力，典型的例子就是地方無視中央的規定，非法吸取資源。當市場化和分權加強地方機構的自主權時，由改革引發的地方授權必然削弱中央對資源的壟斷地位（Richard Baum and Alexei Schevchenko，1999年）。用Vivienne Shue的話來說，中央「變瘦」，地方「變胖」（Vivienne Shue，1988年）。地方社會抗爭的不斷加劇，很大程度上是地方政權機構自我膨脹的結果。自我膨脹的動力來自兩個方面：一是發展主義的地方化，二是地方機構的自利傾向。地方主義以及地方社會抗爭的關聯性──如果我們從經濟的外在性角度可能很難給予解釋──顯然是一個政治外在性現象。
當我們撇開經濟外在性的分析框架時，實際上可以嘗試其他的研究路徑。精英政治學或許是理解當代中國政治有效的知識工具之一。在市場轉型的大背景下，社會精英的結構性地位對於地方社會的政治發展來說至關重要，9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抗爭的上升趨勢可以從社會精英的成長模式當中找到答案。
二　精英政治化：精英崛起的模式
籠統地講，當代中國社會精英的發展大致以1949年和1978年分為兩個斷裂帶。1949年之前，知識精英、經濟精英與文化精英1的發展呈現平行增長的趨勢，儘管始於晚清的民族─國家建設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文化精英的影響力，但是，總體而言，精英的力量並未受到根本的打擊。1949年之後，由於革命將階級理論注入中國的政治生活，社會精英因而被塗抹上政治的色彩，其地位和命運也就取決於政治的解釋。在知識精英、經濟精英和文化精英中，後兩者首先服膺於意識形態的政治安排，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後期，政權基本上完成了對他們的革命。知識精英的命運因現代化建設的需要而暫時獲得了政治空間，但是，作為舊政權下的知識精英──紳士，仍然沒有逃避被革命的命運，到1952年，紳士階級作為一個階級已經不存在了（梅斯納，1986年）。知識精英的整體衰落在革命與建設的矛盾邏輯下是不可避免的，教育的政治化經常侵犯知識份子的最低限度的學術自由（T.P.伯恩斯坦，1982年），「紅」與「專」相比，後者無疑要服從前者的需要。根源於「大躍進」的政治再革命（即「不斷革命」）從根本上將社會精英連根拔除，因此，在政治精英看來，革命的反對階級要麼被消滅要麼被改造為革命的擁護者。
當代中國精英的崛起在90年代得到了合法的發展空間，精英幾乎是在一夜之間陡然出現在中國的社會生活中。「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首先從意識形態上解決了精英成長的文化環境，緊接著，1994年市場經濟獲得了合法地位，它為精英的成長提供了制度環境。儘管官方檔和學術話語較少使用「精英」一詞，但是，擁有大量經濟財富、享有較高社會地位和具有較高文化水平的群體和亞群體的存在，使我們無法否認精英社會到來這個事實。由市場轉型帶來的社會資源的急劇運動，與革命後進行的社會革命一樣，其運動的範圍是全面的、資源分割的強度是前所未有的，所不同的是，前者的資源運動方向由社會流向國家，而後者則相反。中國社會的大變革是任何人都無法否認的事實。
在社會結構方面，隨著財富的迅速分化、聚集，社會分層現象演變得十分劇烈，社會結構愈來愈趨向於兩極化。因此，社會學的主流觀點認為，社會結構的兩極化必然導致社會的不平等和社會秩序的失控，在他們看來，壯大中產階級的數量、拉平兩極結構是解決當代中國社會問題的重要途徑。在我看來，社會結構對於社會發展固然重要，但是，社會結構的兩極化還不足以解釋中國社會發展的深層次問題，尤其是社會抗爭問題。事實上，當代中國的社會發展過程出現的各種失範現象，並非完全由於極化結構引起的，而是由於結構中已有的社會角色尤其是精英的角色喪失其社會和政治功能所致，兩極化並不能直接推導出社會抗爭加劇這個結果。
我們不妨以社會學的研究成果進一步說明這個問題。有的學者以收入為基礎，同時參照權力、聲望因素，以1997年為分析物件將中國的社會階層分為五個層級。第一個階層是上等階層，由政府高級官員、國家銀行及其他國有事業單位負責人、國有大型企業或大型股份公司經理、大中型私有企業主構成，總人數在700萬左右，約佔全國從業人員總數的1%，這些人構成了中國金字塔型階層結構的頂端。第二個階層是中上階層，主要由高級知識份子（約30萬）、中高級幹部（約30萬）、中小型企業經理（約700萬）、中小型私有企業主（約90萬）構成；另外，外資企業的白領僱員（約80萬）、國家壟斷行業的職工（約2,000萬）也是這個階層的組成部分，他們佔全國從業人數的4.2%左右。第三階層是中等階層，他們分別是：專業技術人員、科研人員、律師、大中學教師、一般文藝工作者、一般新聞工作者、一般機關幹部（約1,100萬）、企業中下層管理人員（約3,000萬）、個體工商業者中的上層，他們的收入、權力、聲望或者三者的綜合，處於高層、中上層之下，而又在其他階層之上，他們的社會地位處於中等2。在上述分層研究統計中，即使撇開其中的政治精英不論，當代中國社會精英的絕對量仍然是一個可觀的數字。理論上講，現有精英有能力成為政治發展與社會發展的平衡力量，但是，事實上，當代中國社會精英由於其獨特的成長模式而喪失了西方意義上的角色功能。
當代中國社會精英的成長模式我們可以把它稱作精英政治化，這種成長模式也是精英功能喪失的主要原因。一般而言，精英政治化有兩個取向：精英接近和政治吸納。精英接近和政治吸納是所有國家政治現代化的目標，熊比特等精英民主理論家認為，沒有精英參與的政治談不上民主政治，民主的本質就是精英政治，因此，精英主動接近政治體系是民主化的前提；另一方面，政治發展的保守人士認為，傳統國家政治現代化的一項重要目標是能夠建立起吸納精英特別是地方精英的制度（亨廷頓，1968年）。但是，精英政治化在當代中國發生了畸變，它建立的是一種相互依賴而不是相互制約的權力關係，精英博弈的目標是如何將公共權力私有化。
當代中國社會精英的成長模式離不開中國社會獨特的制度環境，在經濟領域，國家一直努力試圖在計劃體制上成功嫁接市場機制，但是，由於制度變遷中的「路徑依賴」問題，市場體制的建立總是擺脫不了傳統制度的制約和影響，從而形成了兩種制度共生的轉型形態。轉型形態的制度既有市場的特徵又有計劃的特徵，同時它又不是原生的計劃和市場。這種制度形態決定了精英在財富獲得的方式上與眾不同，它是一種不完全意義上的市場行為，也是一種不完全意義上的計劃分配。在精英成長的現實生活中，他們大多選擇利用再分配權力獲得財富，因此，當代中國社會精英的成長模式是一種「政治依附性積累」，經濟行為與政治權力的依附連線仍然十分緊密（瑪麗亞．約拿蒂，1997年）。
當代中國社會精英有兩類背景：一類是來自於權力機關，在市場化過程中，這部分人退出了政治舞台轉而投身經濟領域；另一類來自社會底層，大多無政治背景，但是有限的經濟收入可以轉換為接近政治權力的資本。從身份上看，他們似乎與政治不存在多少關聯，但是，從財富的獲取方式上看，政治是他們的首選依附對象。
1994年，羅納塔斯在《美國社會學學刊》上發表一篇重要文章，試圖解釋匈牙利原共產黨幹部在私有化過程中保持優勢的現象。羅納塔斯認為，從黨─國體制中退出的幹部，他們主要通過兩次再分配權力的轉移實現財富積累：第一次是將權力轉化為社會網絡資源，第二次是社會網絡資源轉變為私有財產3。羅納塔斯的結論是在匈牙利黨-國體制崩解的前提下得出的，中國的情況不同於匈牙利，但是，這種解釋一定程度上能夠說明中國的情況，例如80、90年代部分國家機關幹部下海經商，他們將過去的政治資源通過資本轉化為社會資源，類似的情況還發生在機構改革過程中部分政府職能部門企業化，權力資本被私有化或社會化。 在權力仍然支配著社會資源獲取的情況下，平民試圖在經濟上的崛起是相當困難的，但隨著經濟准入條件的放寬，少數人能夠有機會創造一部分財富，成為地方的經濟「能人」。90年代後期，由於權力在市場經濟中的不斷膨脹，這些「能人」找到了一條致富的快速通道，即建立資本與權力的互惠關係。對他們而言，權力可以進一步擴大資本的增長，而對地方官員來說，通過權力的出讓，資本是最好的回報4。
資本和權力的互惠關係的建立除了通過非法的「尋租」方式之外，還有兩種重要的方式值得關注：一種是所謂「穿紅衣」、「戴紅帽」，國家正式制度將政治榮譽甚至職位以合法的方式授予那些在經濟上有所作為的人，將他們納入到政治體系中來。在河北清河縣，私企老闆連續三年累計納稅超過一百萬元，就可以得到一個副科級幹部職務，該縣目前至少有近十位私營企業主到清河縣法院、勞動局等部門擔任領導職務；而吉林省江源縣1993年就出台政策，凡年利稅或扭虧五十萬元的私營企業主，可直接錄用為副科級公務員，近十年來，先後有二十五個農民身份的企業主被提拔為副鎮長。據《瞭望新聞週刊》報導，這兩地一批破格選拔的私企老闆當上公務員後，多數沒有放棄原來的企業經營權或仍在企業兼職，即同時擁有「官」和「商」兩頂帽子5。當社會精英實現權力與資本的置換之後，客觀上形成了兩者的互惠關係。另一種是裙帶主義的關係網絡，經濟精英在諸如准入證、稅收、項目獲得等方面依靠地方政府中的私人關係，而官員們則依靠這些精英在謀利等方面保持有利地位（Richard Baum and Alexei Schevchenko，1999年）。
很明顯，社會精英融入政治的過程實際上是建立起對政治的依附關係，喪失了自我生存的社會空間。因此，當代中國地方精英的政治化過程極有可能成為地方政治精英和社會精英合謀剝奪民主生長的一種合法方式（即國家制度倡導的吸納），精英的成長是與西方的演繹邏輯相反的6，市民社會和公共空間力量弱小並且日益邊緣化。這樣，既影響了社會的發展，同時也制約了政治變革，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政治發展的方向，導致政治與社會衝突的加劇。
三　 精英政治化與社會抗爭的關聯性
在社會共同體的組織形式和文化形式能夠保持結構基本完整、國家共同體又不是從意識形態上根本排斥其存在的情況下，地方社會精英的文化認同或許能夠在國家與共同體成員之間形成利益保護屏障，但是，一旦這些社會共同體失去文化上的凝聚力，地方社會精英就會尋求更加現實的利益基礎，依附於一個更加強大的共同體。在當代中國的鄉村社會，由於文化的治理早已讓位於政治和經濟的統治，文化精英在鄉村社會的重要性顯得愈來愈微不足道7，「保護型經紀人」已經失去了其賴以生存的文化與制度土壤，更多的地方社會精英趨向於「贏利型」甚至是「掠奪型」的8。
如果關於當代中國地方社會精英「贏利型經紀人」假設成立的話，我們還不能直接推導出：「贏利型經紀人」的存在必然導致社會抗爭的發生，原因很簡單，因為這種類型的「經紀人」與大眾之間的利益爭奪不一定是零和博弈，也可能是正和博弈即雙贏。但是，當代中國地方社會精英的政治化卻固化了兩者的關聯性結果，也就是說，地方社會精英的政治化趨勢愈來愈使得精英與大眾之間博弈趨於零和。這裏列出三點理由來解釋其中的原因。
（一）社會精英的政治化趨勢慫恿與保護地方政治精英的逐利行為。
社會精英的政治化實際上建立的是一種社會精英與政治精英之間的互惠關係，更為重要的是，這種關係不是對等的，而是前者更加依附後者的非均衡關係。當社會精英寄生於另一個群體的時候，其自身的發展也必然取決於政治精英群體所釋放的空間，主導社會發展和政治發展的能力也同樣取決於政治精英所允許的條件。因此，社會精英在利益的驅使之下，通常情況下會支援地方政治精英的逐利行為，從而擴大了政治精英吸取社會資源的能力。從理論上講，它增加了社會抗爭形成的可能性。
權力市場（即權力資本化）就像商品市場一樣，既要有賣者，也要有買者，而決定買賣雙方交易成功的前提就是利益。當地方社會精英在政治化過程中獲得接近權力的機會之後，權力的買方市場就形成了，作為買主以追求利益最大化為目標，因此，他們會不斷地提高接近權力的頻率和成本，而作為權力市場的賣方，在商品（公共權力）生產受到較少制約的情況下，出售權力獲取利潤，儘管權力的資本化過程不能完全等同於市場活動，但是政治精英在權力行使缺乏有效制約機制的情況下，他們也同樣會追求權力資本的最大化。因此，社會精英政治化客觀上為權力與資本的互換創造了條件，並進一步加劇了政治精英的逐利行為，使得精英與大眾的資源博弈趨向零和。
（二）社會精英和政治精英在利益上的重疊與共生，決定了社會精英必然參與剝奪地方資源的過程。
上文已經述及，地方社會精英與政治精英為了建立起牢固的利益獲取機制，他們之間形成了利益上的重疊與共生關係。這種精英的聚合是一種單向的逐利行為，儘管西方近代歷史上社會精英接近政治同樣也是受到利益的驅使，但是，兩者的根本區別在於，中國地方的社會精英接近政治僅僅是為了獲得經濟利益而行動，而西方資產階級接近政治是希望通過類似的行動使得經濟行為成為合法的自由權利，根本地講，前者是試圖實現資本與權力的轉換，而後者則試圖實現資本與權利的互換。因此，中國地方社會精英的政治化過程很大程度上是考慮如何通過權力獲得更多的社會資源。
由於社會精英的資本積累相當部分是通過權力的轉換實現的，所以，他們與政治精英一起成為與大眾爭奪社會資源的競爭者，也就是說，大眾利益的失去一部分被政治精英所剝奪，另一部分則被社會精英剝奪了。90年代以來，大量社會抗爭事件發生的背後，都能夠找到若干主導事件發生的社會力量（社會精英）。在城市，最典型的社會抗爭事件類型通常是圍繞房屋拆遷所發生的補償不充分問題，不少地方政府低價補償居民的拆遷安置問題，然後將地塊出讓給開發商，開發商則又以更高的價格進入市場。這種情況在城市普遍存在，是精英聚合的一個典型案例9。從社會精英的角度來看，他們的確是參與了剝奪大眾利益的過程，從而加劇了利益分割的緊張關係，導致地方政治秩序不斷惡化，社會抗爭事件急劇上升。
（三）稀缺的資源總量導致大眾與精英的博弈愈來愈接近零和狀態。
學術界在分析中國地方精英時曾經進行區域化研究10，試圖發現中國鄉村精英的不同發展模式，以此來解釋市場轉型與精英發展的相關性，這些研究成果恰好驗證了本文的觀點。一般而言，經濟發達程度與社會抗爭的強度和頻率是成反比的，也就是說，經濟愈發達，大眾與精英之間的對抗程度愈低，相反，經濟發展落後，這種博弈的強度則明顯增強。邊陲地區即傳統的農耕地區的情形就是如此11。
邊陲地區工業化的程度很低，產業結構單一，農業是其主要產業，因此，農業資源就成了精英與大眾社會交換的主要變數。由於這類地區經濟欠發達，社會分化的程度相對要低，各階層對資源的依賴路徑單一，這樣，各階層就被稀缺的資源捏合在一起。正因為各階層都依賴於有限的單一資源，再加上社會精英制約政治精英支配資源的能力缺乏，所以，鄉村政治精英與非精英爭奪社會資源的關係很容易形成。在這類地區，土地是非精英與精英發生關係的最核心要素。相關的調查研究表明，鄉村農民承包戶並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土地交易權，他們只是被動意義上的土地交易者，參加交易獲益的少量分配，不具有定價權和談判地位。相反，國家代理機構卻是土地交易中的最大受益者，他們以土地公有的名義，提高土地交易中截留「集體」比例，用土地發包權來保障自己支配收益的地位。2003年，山東省齊河縣將2,800畝即將收成的麥田強行作為商業用地，地方政府和官員從中牟取巨額利潤，而農民獲得的經濟補償卻相當有限12。地方政治精英在社會資源交易過程中獲利的多少並不一定構成地方社會抗爭最重要的誘發因素，關鍵問題是，精英的資源獲得基本是在鄉村大眾失去的情況下實現的，因此，這是一種零和的博弈模式，也是一種衝突的模式。
在資源稀缺的邊陲地區，社會精英與政治精英角色功能重疊的程度非常高，由於資源稀缺，市場社會能夠提供的資源有限，因此，社會精英更願意把政治看作是一個有利可圖的市場，他們大多選擇政治化作為獲取利益的途徑，所以，在這類地區，社會精英的成長更加困難。
四　 結束語
政治秩序對於任何政治制度而言，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不論這種秩序是全國性的還是地方性的，中國在市場轉型的自我變革時代，保持良好的地方政治秩序對一個超大國家來說更顯得迫切和至關重要。地方政治秩序的維持和建立有多種制度方式，比如地方行政權限的擴張等，但是，中國社會的發展方向──市場與民主──又從根本上要求削弱國家權力的影響範圍和程度，國家應當逐步從社會回收權力，保留一個自主和獨立的公共空間。
當國家試圖從社會撤回權力的時候，有甚麼力量能夠替代公共權力的權威性，從而繼續維持良好的地方政治秩序和社會秩序？本文認為，對地方政治秩序重建而言，社會精英的健康發展是十分重要的政治資源，一方面，這個群體能夠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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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和整合民間力量，保證政治共同體的完整性，另一方面，制約公共權力的非法使用，緩解政治與社會個體之間的衝突，不僅如此，獨立的地方社會精英群體的存在，還能夠成為遏制地方主義發展的重要因素。一句話，國家在推動市場轉型的時期，應當考慮如何保護地方社會精英的成長，從戰略的高度，將社會精英不僅視作經濟發展的主要依靠力量，而且應當將他們視作政治發展的重要依靠力量，還原他們的民主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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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正如派特南的經驗研究所表明的那樣，社會資本對於一個國家與地區的經濟發展和民主進程是必不可少的，作為社會資本重要內容的社會精英的成長其意義自不待言。
主要參考書目
1 亨廷頓：《難以抉擇：發展中國家的政治參與》（北京：華夏出版社，1988年）。
2 加塔諾．莫斯卡：《統治階級》（南京：譯林出版社，2002年）。
3 莫里斯．梅斯納：《毛澤東的中國及其發展──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3年）。
4 瑪麗亞．約拿蒂：《轉型──透視匈牙利政黨─國家體制》（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
5 吉伯特．羅茲曼：《中國的現代化》（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年）。
6 撒母耳．P．亨廷頓：《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北京：三聯書店，1989年）。
7 邊燕傑主編：《市場轉型與社會分層：美國社會學者分析中國》（北京：三聯書店，2002年）。
8 王滬寧：《當代中國村落家族文化──對中國社會現代化的一項探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
9 杜贊奇：《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
10 羅伯特．D．派特南：《使民主運轉起來──現代義大利的公民傳統》（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
11 Perry, Elizabeth J. and Mark Selden ed., Chinese Society: Change, Conflict and Resistance,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
12 Goldman, Merle and Roderick MacFarquhar ed., The Paradox of China's Post-Mao Reform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13 Robert Dahl, Who Gove

中国历史故事大全祖逖

rns? Democracy and power in an American cit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1).
註釋
1 知識精英是指那些以傳播知識和技術為業的人群；經濟精英容易被簡單化理解，認為從事經濟活動的人都可以列入精英範疇，其實只有那些具有經濟支配力的人才具有政治學和社會學的意義。文化精英容易與知識精英混淆，文化在此與知識不是同一個概念，它主要是指人類學意義上的「符號結構」，文化精英是淵源於民間文化傳統中的象徵物，宗族族長、宗教領袖、家長等都是本文所指的文化精英。
2 楊繼繩：〈中國當代階層結構的總體分析〉，載《中國社會科學季刊》1999年秋季號。
3 參見邊燕傑主編：《市場轉型與社會分層：美國社會學者分析中國》（北京：三聯書店，2002年）。
4 白威廉、麥誼生實證研究過中國社會市場化過程中幹部的收入情況，他們得出結論，至少到1988年，幹部的經濟回報是正向的，在剔除了其他影響因素之後，幹部家庭幾乎要比平均農戶收入高40%，因而就絕對量而言，官員的收入優勢截止1988年並未消失，而且，官員收入的絕對量在更趨市場化地區也未開始下降（參見兩人合著的〈政治與市場：雙重轉型〉一文）。文章並未分析這些幹部如何保持在經濟收入上的優勢地位，但是，大量研究結果表明，當代中國市場轉型的特質即權力介入，能夠進一步解釋上述問題，因為市場轉型是作為一項國家政策開始實行的，國家政策不僅影響到甚麼人從制度變遷中獲利，而且決定誰獲利最多（Andrew Walder，1996年）。
5 陳軍：〈令人擔憂的「商而優則仕」〉，載《工人日報》2004年2月10日，第3版。
6 David S. G. Goodman在實證研究了山西的中產階級之後斷言，儘管在改革時期經濟增長帶來了社會和政治的多樣性特徵，但是，中國的新興中產階級仍然與其所依存的社會、文化和政治環境保持著高度的同質性，因此，這些中產階級絕對不是近代歐洲意義上的中產階級（David S. G. Goodman，1999年）。
7 20世紀90年代後期，中國學術界對鄉村社會宗族的復興表示出某種擔憂，認為宗族的復興在一定程度上會成為中國現代化的潛流，如鄉村基層組織的部分渙散、社會秩序的局部鬆垮、文化教育的滯後等（王滬寧，1991年）。但是，宗族的功能釋放並未像人們擔心的那樣強大，它的社會整合力在市場轉型前完全被政治組織的整合力所消解，而90年代以來的市場轉型，經濟組織以及經濟精英成功補充了政治整合力下降的趨勢，一句話，文化精英在鄉村社會已經衰落到完全意義上的文化象徵。
8 此處借用杜贊奇的「經紀人模型」，參見其著作《文化、權力與國家》（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
9 類似的研究參見高勇的〈失去土地的農民如何生活--關於失地農民問題的理論探討〉，文章指出，「在目前的徵地制度下，農民喪失了雙重的權利：土地賣與不賣，不由農民決定；即使農民要賣土地，也沒有與買方平等談判價格的權利。按照徵地制度規定，因建設佔用農村集體土地的，必須採取徵用的方式，政府先把集體土地變成國有土地，然後再以市場價格出讓。而徵地時的價格只是市場價格的極小部分，且這一小部分又由集體和農民兩方面來分配，農民實際到手的利益並不多。」載《人民日報》（理論版），2004年2月2日。
10 1987年，西方漢學界在加拿大的Banff舉辦了一次題為「地方精英與支配模式」的討論會。提交大會的論文以明朝至1949年的中國鄉村社會為研究對像，按地區提出了六種模式，即長江中下游地區的精英、東南部地區的社會精英、長江中上游地區的社會精英、邊陲地區的地方精英和邊疆地區的精英，並比較分析了這六類地區社會精英的區別（參見周錫瑞、蘭京的〈中國地方精英與支配模式導論〉，載《中國社會科學季刊》，1998年夏季號）。
11 本文之所以以邊陲地區來說明博弈的零和趨勢，理由很簡單，因為邊陲地區在當代中國仍然是一個地理範圍覆蓋最廣、人口最多的研究樣本，它具有廣泛的代表性，大量社會抗爭事件發生在這類地區恰好說明了這種分析的可適性。
12 〈誰奪走我的麥田〉，載《南方週末》2004年1月8日。
謝　岳　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比較政治系 政治學博士
转发自二十一世纪网络版第二十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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