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问题与主义”之争九十年回顾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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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0 1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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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问题与主义”之争九十年回顾与思考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中国近代史-“问题与主义”之争九十年回顾与思考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问题与主义”之争九十年回顾与思考

提要：九十年前五四运动后不久由胡适发起的“问题与主义”论争影响深远，但由于对发起的复杂背景缺乏疏理也产生了文本误读，或因政治意识形态原因而有所误解。本文在查阅大量原始文献和相关资料的基础上，重新考查了论争发起原因、论辩内容及后人评价。认为论争是从学术角度谈论政治，旨在破除“假、大、空”，注重实践，其思想解放的警示意义至今仍在。
关键词：胡适五四运动问题与主义之争实验主义
今年是五四运动九十周年。1919年7月20日，胡适先生发表了一篇“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时评，引发了“问题与主义”的论争，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囿于个人认知和时代变迁，后来各界的评价褒贬不一，也留下了不少历史误解。九十年后我们来回顾反思和再评价这场论争，显然是有意义的。
五四是新文化、新思想和各种外来“主义”炫眼耀目的时期，旧的传统思想遭冷遇，青年受时髦主义的影响，情绪浮躁，或一知半解就成了这种或那种学说的支持者。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如北洋御用政客安福系王揖唐，也通过宣扬各种主义来美化政府统治，兜售“过激”主义。以致当时无政府主义最为走俏，国家主义也甚嚣尘上，社会主义更是形形色色，王揖唐、陈炯明等都奢谈社会主义，搞得孙中山都疑惑：“社会主义有57种，不知那一种是真的”。[胡适：《自由主义》，1948年9月4日，刘军宁主编：《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先声》第65页，中国人事出版社1998年版。]五四狂飙后不久，胡适冷静地告诫那些主义的迷信者：抽象理论不能取代实际问题，对主义和理论必须加以仔细研究，而不能作为口号，唤醒民众对社会实际问题研究的认识。胡适的立论很快有蓝公武、李大钊发文驳难，后又有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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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陈独秀、鲁迅、毛泽东、张东荪、戴季陶等人参与讨论，各述己见，很快形成一场很有意义的思想论争。
“问题与主义”之争为后人留下很多思考的空间，但早些年我国学界将其纳入“中共党史框架”，按照“革命史范式”解读这场论争，说成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恶毒攻击，是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众所周知，解放初年大陆官方开展了对胡适思想的批判，这让胡适也颇感这场论争的政治意义非凡，在晚年回忆里亦用“我和马克思主义者冲突的第一回合”来加以描述，这又被某些操弄意识形态的人看作是胡适的“主动招供”。而实际上中共当时尚未成立，很难说当年的论争就是胡适与马克思主义者的冲突，除政治意义外，“问题与主义”之争尚有更深远的学术思想文化意义。
一、“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发起和论辩
胡适是喝过洋墨水的“洋博士”，与安徽同乡陈独秀同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但他回国后及至北大任教时的心态是只专注于文化学术，而不想参与政治讨论，曾许诺“二十年不谈政治”。他甚至认为五四运动因为“政治干扰”，而不幸脱离了新文化运动的轨道。当然，传统“士大夫”精神的传承使新型知识分子不能完全摆脱其源自本性的政治诉求，况且五四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思想开放活跃，千年来的经世济民、家国天下情怀，使任何一个思想者对内忧外患的中国现状及其出路，都不能不有所思考和有所表态。当时西方各种主义已在中国大肆宣传流行，而关乎国计民生大大小小的现实问题，却很少有人深入研究并拿出解决方案。胡适对此深感担忧却隐忍未发。
热衷于政治的陈独秀于1918年12月22日在北京创办政治性刊物《每周评论》，胡适虽也经常投稿，但他“做的文字总不过是小说文艺一类，不曾谈过政治”。1919年6月中旬陈独秀“因政治活动”被捕，胡适来接办，“方才有不能不谈政治的感觉”。[胡适：《我的歧路》,《努力周报》第7号，1922年6月18日。]到1919年8月31日[胡适《我的歧路》一文中记为“1919年8月30日”，实际应为1919年8月31日。]《每周评论》被北洋军阀政府封禁，前后共出刊37期。其第1至25期由李大钊、陈独秀主编，从26期起由胡适主编，他们三人都是北大教授且是好友。而《每周评论》正是“问题与主义”论争的主阵地，胡适也因接手《每周评论》从钻研学术转向谈论政治，针对安福部首领王揖唐也高谈民生主义，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胡适后来讲，“当时（民国八年）承‘五四’、‘六三’之后，国内正倾向于谈主义。我预料到这个趋势的危险，故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警告”。并认为当时的话“字字句句都还可以应用到今日思想界的现状。十几年前我所预料的种种危险，——‘目的热’而‘方法盲’，迷信抽象名词，把主义用作蒙蔽聪明停止思想的绝对真理，——都显现在眼前了”。[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载《胡适文选》，上海亚东图书馆，1930年12月。]他揭示空谈“主义”的危险，提醒国人要警惕把“主义”做“招牌”。张东荪也认为，“变化的招牌最可利用者，却莫若这个‘主义’”。[张东荪：《现在与将来》，《改造》3卷4号（1920年12月15日）。]在“假、大、空”的主义五花八门而莫知其玄的情势下，提醒国人要多研究些实际问题，少一些盲目依从，这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都是有其现实意义的。
胡适并非提倡光研究问题而不谈主义，反而十分强调学理输入的重要性。胡适说：“种种学说和主义，我们都应该研究。有了许多学理做材料，见了具体的问题，方才能寻出一个解决的方法。但是……不要挂在嘴上做招牌，不要叫一知半解的人拾了这些半生不熟的主义去做口头禅”。[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每周评论》第31号，1919年7月20日。]主义要谈，但不能不加思考不作研究地空谈。胡适谈论问题与主义是以他的实验主义理论为基础的，早在1919年春他曾作过一次讲演，题目就叫《实验主义》，[胡适：《实验主义》，《胡适讲演集》，台北，胡适纪念馆，1970年。]介绍杜威思想方法论，提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学术方法。
《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刊发后，首先是梁启超的朋友蓝公武在《国民公报》发表了《问题与主义》的一组回应文章，强调学理或“主义”的重要。李大钊也给胡适写了封信《再论问题与主义》，由胡适刋发在《每周评论》上。胡适本人又先后撰写了《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两篇文章进行论辩，试图将论争引向深入。其中《四论问题与主义》本来要发表在《每周评论》第37期上，但这期刊物在印刷时即被北洋政府封闭，后来《胡适文存》第一辑出版，胡适才将此篇及蓝、李的论辩一齐收入。随后，在其它刊物上又有梁启超、张东荪等人从经验和事实分析的角度，来探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的可能性，鲁迅、顾颉刚等人也发表了自己关于“问题”和“主义”的看法。而在这场论争之前，严复从唯理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西方哲学史角度，对中国当时“主义”的兴起及其影响做出了预言。对于各种问题和主义的研究，则也在论争之后开始呈现。于是一场有许多名流学者参加的思想论争，在“后五四”纷繁复杂的政治情势下得以展开。
论争是在心平气和互相尊重的氛围中进行，论者围绕着“问题”与“主义”的概念、研究问题与输入学理、解决问题的方法、“问题”与“主义”关系等方面展开了论辩。为什么要多研究“问题”呢？陈独秀说：“我敢说最进步的政治，必是把社会问题放在重要地位，别的都是闲文”。[陈独秀：《实行民治的基础-“地方自治与同业联合两种小组织”》，《独秀文存》第251页，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其时陈独秀尚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是一句大实话。多研究问题是因为中国内忧外患，社会危机问题日益加重。胡适说：“因为我们的社会现在正当根本动摇的时候，有许多风俗制度，向来不发生问题的，现在因为不能适应时势的需要，不能使人满意，都渐渐的变成困难的问题”。[胡适：《新思潮的意义》，《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1日。]研究问题是为了解决问题，胡适认为：“研究的问题一定是社会人生最切要的问题，最能使人注意，也最能使人觉悟”。他还说：“问题关切人生，故最容易引起反对，但反对是该欢迎的”。“从研究问题里面输入的学理，最容易消除平常人对于学理的抗拒力，最容易使人于不知不觉之中受学理的影响；因为研究问题可以不知不觉地养成一班研究的，评判的，独立思想的革新人才”。[同上。]
论争的分歧之一在于“问题”的性质。蓝公武认为“构成一种问题，非必由于客观的事实，而全赖主观的反省”。主张用主义唤起人们对现实的反省，才会有问题意识。并将问题划分为抽象性问题和具体问题。而“凡是革命的问题，一定从许多要求中，抽出几点共通性，加上理想的色彩，成一种抽象性的问题，才能发生效力”。“问题不限于具体，抽象性的更为重要；而当问题初起之时，一定先为抽象性，后才变成具体性的”。而“问题愈广，理想的分子亦愈多”。蓝公武认为胡适“太注重实际的问题，把主义学理那一面的效果抹杀了一大半，也有些因噎废食的毛病”。[蓝公武：《问题与主义》，《国民公报》1919年7月29日，第5版。]蓝公武的辨驳多是基于学术，胡适也承认其所论“是有相当真理的”。
此后，陈独秀发表了《比较上更实际的效果》、《主义与努力》等文章，阐释研究问题的必要性和方法，提出“最好是用劳力去求那比较上更实际的效果”。强调“与其高谈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不如去做劳动者教育和解放底实际运动；与其空谈女子解放，不如切切实实谋女子底教育和职业”。[陈独秀：《比较上更实际的效果》，《新青年》第8卷第1号（1920年9月1日）。]认为研究和解决问题是比宣传主义更重要的事。李大钊虽不赞同胡、陈，但也承认“最近发表的言论，偏于纸上空谈的多，涉及实际问题的少。以后誓向实际的方面去作”。[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每周评论》第35号（1919年8月17日）。]
胡适引发的讨论，除各方学者在学术和政治上探讨，也刺激了一些知识青年关注当时中国的种种问题，提出一些切中时弊的问题来着手研究。毛泽东就很快拟定了《问题研究会章程》和首批亟待研究的“问题”，如強迫教育问题、孔子问题、经济自由问题、国际联盟问题等，共计71大类；其中的教育、女子、劳动、华工、实业、交通、财政、经济8大类又分列出81个更具体的问题，如贞操问题、国语问题、西藏问题、司法独立问题、社会主义能否实现问题等，合计有144个，[毛泽东：《问题研究会章程》，1919年10月23日《北京大学日刊》第467号。]既有抽象性问题，也有具体问题。而胡适所说的“问题”，多指现实的具体问题，如人力车夫的生计、大总统的权限、卖淫卖官卖国问题等。都是一些范围大小不等的“事”。至于“理”即学理(思想、学术、信仰、学说)则不在他的“问题”之内。胡适把研究问题和输入学理看作“五四”新思潮中两种不同的趋势和手段。具体问题的解决，要具体地进行调查分析，“主义”不可能全部解决。然而抽象问题则多与“主义”有关，蓝公武认为：“问题的抽象性，涵盖性，很有与主义相类的地方”。[蓝公武：《问题与主义》，《国民公报》，1919年7月29日，第5版。]
无论是问题还是主义，牵涉面都很广。对社会主义颇有研究的戴季陶也提出，要把“中国劳动者的地位改善问题，拿来做一个民国九年的第一事业”。[戴季陶：《新年告商界诸君》，《星期评论》第32号（1920年1月11日），署名季陶。]梁启超、张东荪则通过阐释中国存在的问题，来分析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行的可能性。陈独秀也着手研究中国人口问题，于1920年4月1日发表了《马尔塞斯人口论与中国人口问题》一文。[陈独秀：《马尔塞斯人口论与中国人口问题》，《独秀文存》第288-299页，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胡适发起的“问题与主义”论争，引来当时知识分子对中国现存问题研究的极大兴趣，连毛泽东也没有赶时髦赴法国“勤工儉学”去追寻理想“主义”，而是回湖南“多研究些问题”。毛泽东将1919年9月在长沙所拟《问题研究会章程》寄给北大学生邓中夏，由其刊登在《北京大学日刊》第467号上，受到各方重视。
二、“主义”也很重要，但反对空谈
“主义”当然也是重要的，事实上胡适自己也曾谈过大同主义、和平主义、易卜生主义及好政府主义等，就在他作问题与主义文章时，正在大谈其实验主义。当时已自称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站出来为“主义”呼号，认为要使一个社会问题成为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须“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作他们试验自己生活上满意不满意的尺度”，才有解决的希望。“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主义“都有理想与实际两方面”，[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每周评论》，第35号，1919年8月17日。]是衡量和发现社会问题的尺度和工具，注重主义对于问题的提出和研究具有重要的根本性作用。
胡适对“主义”的理解则没有那么“神圣”，在《我的歧路》一文中他解释：实验主义自然也是一种主义，但只是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细心搜求事实，大胆提出假设，在细心求实证……实验主义注重在具体的事实与问题”。[胡适：《我的歧路》,《努力周报》第7号，1922年6月18日。]胡适反对“主义”的抽象空谈，特别是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与中国实际问题不合，是没有什么用处的。蓝公武也反对空谈，但认为“胡君不说应当从主义上做工夫，却教吾们去想实际解决的方法，那自然是难极了”。[蓝公武：《问题与主义》，《国民公报》，1919年7月30日，第5版。]
胡适认为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主张成了主义，便由具体的计划，变成一个抽象的名词。‘主义’的弱点和危险，就在这里。因为世间没有一个抽象名词能把某人某派的具体主张都包括在里面”。[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每周评论》第31号，1919年7月20日。]而“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主义的危险”指“不懂‘主义’这个抽象名词所代表的具体主张，就大起恐慌”，胡适斥责“抽象的主义”是“空空荡荡，没有具体内容的全称名词”。[胡适：《三论问题与主义》，《每周评论》，第36号，1919年8月24日。]但蓝公武则与李大钊一样将理想和空谈相区别，认为：“理想乃主义的最要部分。一种主张哪个能成主义与否，也全靠这点”。并认定“世间有许多极有力量的主义，在他发生的时候，即为一种理想，并不是什么具体方法”。[蓝公武：《问题与主义》，《国民公报》，1919年7月30日，第5版。]而此后胡适表示，他“自始至终，不但不曾反对理想，并且极力恭维理想”。理想可以是“想像的”，但不是“抽象的”，理想的作用，乃是“根据于具体事实和学问的创造的想像力，并不是那些抄袭现成的抽象的口头禅的主义”。[胡适：《三论问题与主义》，《每周评论》，第36号，1919年8月24日。]
五四时期的“主义”大都从西方输入，当时许多人都大谈各种主义，安福系王揖唐也高谈阔论社会主义，而懒得去研究社会实际问题。为什么要输入“主义”呢？胡适将原因归结为：“中国缺乏新思想与新学术；有些人想让其深信的学说传播发展，故尽力提倡；自己不能做具体的研究功夫，觉得翻译现成的学说比较容易些；研究具体的社会问题或政治问题不容易且易遭祸，介绍学说既安全也可以种下点革命的种子；学理的输入可以帮助问题的研究”。[胡适：《新思潮的意义》，《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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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把输入主义归结为中国知识人太“懒”，这似乎有些简单化。其实输入学理和宣传主义要做好同样不容易，蓝公武说：“主义好像是航海的罗盘针”，“一个主义，可以有种种的实行方法”，认为主义和方法是“目标和路径的关系”。[蓝公武：《问题与主义》，《国民公报》，1919年7月26日，第5版。]当时知识分子在探讨中国向何处去？走什么路？向西方学习，主义就是要回答这个大问题。毛泽东既重视“问题”，也重视“主义”，他把“主义”理解为“旗帜”，说人们“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问题研究者“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毛泽东：《致罗璈阶信》（1920年11月25日），《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主义”在毛泽东看来是引导人们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导航旗。激进的国民党人戴季陶更看重主义的舆论宣传和鼓动力量，“主义”是可以擎起来的大旗，高喊的口号，要对粤军将校“施以普遍的革命教育，使个个都成为‘有主义的革命者’”，“即使全军覆没了，也还留着一个‘主义’作将来革命的发动力”。[戴季陶：《致陈竞存伦革命的信》，1920年1月13日，据《建设》第2卷第1号。]
然而“主义”旗帜也实在太多，持保守立场的梁启超声称：“我近来极厌闻所谓什么主义什么主义，因为无论何种主义一到中国人手里，都变成挂羊头卖狗肉的勾当”。“他们（注：指无业阶级）随时可以把最时髦的主义顶在头上，靠主义作饭碗”。“世界上学者呕尽心血发明的主义，结果做他们（注：指农会商会工会联合到的几十位墨阳乡市四民之首的“士”为代表）穿衣吃饭的工具”。[梁启超：《无产阶级与无业阶级》（1925年5月1日），《饮冰室合集》第5册《文集》之四十二，中华书局1989年版。]认为并不是所有的主义都能起到导航旗的作用，对于主义需分析辨识清楚才行。胡适认为输入学理和主义应与现实问题结合，“悬空介绍一种专家学说，如《赢余价值论》之类，除了少数专门学者之外，绝不会发生什么影响。但是我们可以在研究问题里面做点输入学理的事业，或用学理来解释问题的意义，或从学理上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用这种方法来输入学理，能使人于不知不觉之中感受学理的影响”。[胡适：《新思潮的意义》，《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1日。]在现代中国，输入西方“主义”很少是出于纯理论的兴趣，更多都为“解决问题”。故胡适说：“输入学说时，应该注意那发生这种学说的时势情形”；“输入学说时应该注意‘论主’的生平事实和它所受的学术影响”；“输入学说时应该注意每种学说所已经发生的效果”。此即为“历史的态度”。[胡适：《四论问题与主义》，《每周评论》第37号，1919年8月31日。]先要关注现实社会问题，从而为用学理解释解决问题提供途径，以扩大学理，此即为“主义”的功效，可知，胡适对“主义”主要还是从学术角度来论说。
三、解决问题的方法：根本解决还是点滴改良
中国社会诸多问题解决的方式，是根本解决还是点滴改良？则成为论争的另一个交锋点。李大钊就明确提出：“恐怕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遇着时机，因着情形，或须取一个根本解决的方法；而在根本解决以前还须有相当的准备活动才是”。“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每周评论》第35号，1919年8月17日。]毛泽东也说：“从中国现下全般局势而论，稍有觉悟的人，应该就从如先生（指黎锦熙）所说的‘根本解决’下手”。[毛泽东：《致黎锦熙信》（1920年3月12日），《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我虽然不反对零碎解决，但我不赞成没有主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解决”。这就点出引进“主义”的目的，就是为了总体解决！毛认为“这实是进于总解决的一个紧要手段，而非和有些人所谓零碎解决实则是不痛不痒的解决相同”。[毛泽东：《致罗璈阶信》（1920年11月25日），《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孙中山领导革命也期望“毕其功于一役”，快刀斩乱麻。寻求全盘总体解决是当时多数人所期望的。
陈独秀则主张：“改造社会是要在实际上把他的弊病一点一滴一桩一件一层一层渐渐的消灭去，不是用一个根本改造底方法，能够叫他立时消灭的”。[陈独秀：《主义与努力》，《新青年》第8卷第4号，1920年12月1日。]总体解决从方法上讲做不到。胡适认为：“因为要做一点一滴的改造，故有志做改造事业的人必须要时时刻刻存研究的态度，作切实的调查，下精细的考虑，提出大胆的假设，寻出实验的证明”，这是一种“随时随地解决具体问题的生活”，也是方法。“具体的问题多解决了一个，便是社会的改造进了那么多一步”。[胡适：《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上海《时事新报》1920年1月15日，又《新潮》第2卷第3号转载，1920年4月1日。]胡适注重具体问题，不承认根本的解决，实验主义注重具体的事务，故不承认根本的解决，只承认“那一点一滴做到的进步，——步步有智慧的指导，步步有自动的实验，——才是真进化”。[胡适：《我的歧路》,《努力周报》第7号，1922年6月18日。]认为“根本解决”“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每周评论》，第31号，1919年7月20日。]欲速不达，反而会防碍“真进化”。
“少年中国学会”发起人王光祈于9月30日发表了《总解决与零碎解决》，提出第三种方法。他在批评杜威《政治哲学与社会哲学》讲演中主张“零碎解决”流弊的同时，直接批评了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认为“其流弊必使我们人类没有一个共同最高的理想，陷于一种极狭隘、极无味的事实上面”。王光祈提出了“总解决中的零碎解决”的思路，具体到问题与主义上，“主义便是我们的理想目的——总解决，——关于这个主义的问题，我们应该逐件解决——零碎解决”。[王光祈：《总解决与零碎解决》，《晨报副刊》，1919年9月30日。]王光祈明确了主义的目的在于“总解决”，但总解决下的具体化，则是一件一件零碎问题。故“少年中国学会”注重从教育与实业下手，而非以政治运动来改造社会。王光祈总解决下的零碎解决的诉求，多少还是受到了实验主义的影响。[参见李永春：《“问题与主义”之争和少年中国学会》，《安徽史学》2006年第2期。]
研究问题与倡导主义间还存在着轻重缓急，孰先孰后的问题，即是先问题再主义，还是先主义再问题？这也是“问题与主义”论争的内容。少年中国学会另一发起人曾琦，早在1919年初就决定从社会学角度研究社会主义，“近来觉得政治学是空的，打算研究社会学、人类学，从根底上寻个究竟”。所以在7月26日致胡适信中说，“《每周评论》卅一号所登的大作，对于现在空发议论而不切实的言论家，痛下砭鞭，我是万分佩服。我常说：‘提倡社会主义，不如研究社会问题，较为有益’，也和先生的意思差不多”。[曾琦：《曾琦致胡适》(1919年7月26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68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对胡适倡导研究社会问题表示支持，主张先着手发现、研究问题，而后再以主义做材料，解决具体问题。另有博斯稜给胡适的信提到：“不能因有所凭依任何主义就算是好的，盖无论何种学理都是死药方子，医不了活泼泼的现政治的病，须要靠着现政治的实际找出他那些毛病出来，然后方可以去‘努力’治他的病”。[胡适：《答伯秋与博斯稜两先生》，《努力周报》第4号，1922年5月28日。]主张研究问题是倡导主义的基础，在发现问题后，方才能找到一种合适的主义来解决问题。
胡适认为学理作为工具，只有遇到具体问题的时候，才会有用武之地。“凡是有价值的思想，都是从这个那个具体的问题下手的”。主张“把一切‘主义’摆在脑背后，做参考资料，不要挂在嘴上做招牌，不要叫一知半解的人拾了这些半生不熟的主义，去做口头禅。‘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了”。认为高谈主义而不研究问题是“避难就易。研究问题是极困难的事，高谈主义是极容易的事”。[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每周评论》第31号（1919年7月20日）。]
罗家伦则认为社会改造当以问题与主义并重。他说：“没有主义，对于问题便没有基本的主见，但是谈主义，而不能应用他到社会问题上去，则这种主义终归于贩卖的，舶来的，定浮而无所依附的，对于社会有什么益处呢？”[罗家伦：《解放与改造》，《新潮》第2卷第2号，1919年12月。]朱执信也认为不谈“主义”，“逐个问题没有一定的主张，那所谓自决的怎样决法，也是空洞洞的”。[朱执信：《不合时宜之调和论》，《朱执信集》，第529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现在的人何尝不谈问题，不过谈的并不是研究，只是一个空谈罢了。真要研究问题，自然也研究到一个主义上来，没有可以逃得过的”。朱执信也批评空谈主义不肯力行的毛病，他说：“大家拿着重要的主义去粉饰那些无聊的议论，如果这种象征的行动也可以救济社会，那和尚念经，也可以超度死人了。照我看这种人那里是提倡主义、实行主义的人，不过自己弄一个名声，耽误了人罢了”。[朱执信：《新文化的危机》，《朱执信集》，第880-881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认为将“主义”与“问题”完全对立起来是危险的，应该统一起来谈。
毛泽东《问题研究会章程》虽列了71项亟待研究的问题，但提出：“问题之研究，需以学理为根据。因此在各种问题研究之先，需为各种主义之研究”。[毛泽东：《问题研究会章程》，《北京大学日刊》第467号，1919年10月23日。]说明毛泽东政治上重视信仰和旗帜。先有主义就是先定立埸，由此就能更多更彻底地解决问题。鲁迅也強调：“中国本不是发生新主义的地方，也没有容纳新主义的处所，即使偶然有些外来思想，也立刻变了颜色，而且许多论者反要以此自豪”。因此，“抗拒这‘来了’的便是有主义的人民。他们因为所信的主义，牺牲了别的一切……”。[鲁迅：《随感录五十九：“圣武”》，《编年体鲁迅著作全集（插图本）》，第263-264页，福建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主义为先较为激进，容易变成盲目。所谓先有主义就可以抵制其它一切主义，经宣传坚定了对某一种主义的信仰后，就可以抗拒其他外来的主义的影响。而其前提则是这种“主义”为绝对正确，无须怀疑，能“包医百病，根本解决”。但在现实中这种“主义”根本就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只能是宗教性宣传，是大话空话。
“主义”不只是为了“号召党徒”，胡适在《三论问题与主义》中进一步论证，主义抽象得越神秘，反映的只是人类的愚味性，“因为愚味不明，故容易被人用几个抽象名词骗去赴汤蹈火，牵去为牛为马，为鱼为肉”。“试看现今世界上多少黑暗无人道的制度，那一件不是全靠几个抽象名词，在那里替他做护法门神的？”[胡适：《三论问题与主义》，《每周评论》第36号，1919年8月24日。]文章最后作了总结，此“结论”胡适在其晚年口述自传中再次被强调：“所有的主义和学理应是都该研究的，但是我们应当把它们当成一种假设的观念来研究，而不应用把它们当成绝对的真理，或终极的教条。……不应该把它们当成宗教信条一样来奉行来顶礼膜拜。我们应该利用它们来做帮助我们思想的工具，而绝对不能当成绝对真理来终止我们的思考和僵化我们的智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培植我们自己有创造性的智慧，和训练我们对解决当前团体和社会里实际问题的能力，也只有这样，人类才能从含有迷信的抽象名词或学理中解放出来”。[唐德刚：《胡适口述自传》第209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胡适反对“假、大、空”，为此一直坚持呼吁：多研究些具体的问题，少谈些抽象的主义。
四、“问题与主义”论争的评价和再评价
九十年过去了，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49年“主义”已成全民信仰，但政治社会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反而是越来越多，现在执政党是倡导稳定再稳定，点滴改良繁剧的政治社会问题。对“主义”的坚持则是一刻也没有松动过，“举什么旗”容不得怀疑和商讨。但对“主义”的真假功效，由于历史实践的检验，却有了各种形式的探讨。毛泽东就大反修正主义并告诫警惕假马克思主义，并说“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然而毛是否“真懂”？在他死后也遭到质疑。邓小平就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认为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前并没有真正搞清楚。然后是“与时俱进”，提出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对“主义”的反思研究从官方到民间上下都更为重视。
少谈些“宗教信条”式的主义，对主义不盲从，要结合中国问题的实际加以研究运用，这样的认识现在大概不会有人反对。然而长期以来，“问题与主义”之争被定性为“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争论”，[陈哲夫，江荣海，吴丕：《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上册，第249页，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胡适也被说成是逆历史潮流而动，论者多強调：“原来共同高擎新文化运动大旗的战友们开始分道扬镳了”。[小田，季进：《胡适传》第146页，团结出版社1999年版。]《每周评论》被封禁后，“李大钊、陈独秀向左转，胡适向右转”。[桑逢康：《胡适在北大》第37页，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版。]突出其政治意识形态取向，胡适一直作为共产党的对立面而遭受谴责。
但早年胡适对世界范围内已是相当吃香的社会主义其实并不拒斥，且曾“确信社会主义是新时代的世界发展趋势”。[参见罗志田《胡适与社会主义的离合》，载许纪霖主编《二十世纪思想史论》下卷，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在《四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曾指出唯物史观在史学上开了一个新纪元，替社会学开无数门径，替政治学说开许多生路。[胡适：《四论问题与主义》，《每周评论》，第37号，1919年8月31日。]从学术角度给予正面评论，并没有政治上的攻击。被中共列为“战犯”逃离大陆后，胡适总结了“问题与主义”论争分岐之所在，在晚年回忆录中强调：“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原无骄傲之可言；但是让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照样算不得好汉”。他为当年论争再作诠释：“简单的道理便是我曾经传播过一种治学方法，叫人不要让别人牵着鼻子走的缘故（我从未写过一篇批评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他认为“学术研究在政治上所发生的政治性的严肃意义”，[唐德刚：《胡适口述自传》，第204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是中共当政后对他加以整肃的原因。
胡适辩驳道：“我的思想是想针对那种有被盲目接受危险的教条主义，如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等等，来稍加批评”。“这是我对这一问题所作的实验主义的处理”。胡适晚年虽流露出对社会主义的失望，但谈政治绝非其当年的初衷。“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却认为我这篇文章十分乖谬，而对我难忘旧恨。三十多年过去了，中国共产党也在中国大陆当权了，乃重翻旧案，发动了大规模运动来清算我的思想”。[唐德刚：《胡适口述自传》，第209-210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虽然胡适自已后来也刻意渲染其论争的政治意义，然而实际上，“问题与主义”论争不过是在学术层面上对于政治问题的探讨，学术性要远大于政治性。
有学者指出，所谓问题与主义之争，其争论的焦点和实质并不在问题与主义之间，真正的分歧在于谈什么主义，用什么方法解决问题。所以与其说是问题与主义之争，不如说是主义与主义之争，是胡适的实验主义同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之争，是改良主义思潮同社会主义革命思潮之争。李大钊的思想来源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他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是根本的社会革命。胡适的思想来源于杜威的实验主义，他的方法是一点一滴的社会改革。这就是双方争论之原因，也是分歧的关键之所在。[李庆：《胡适和问题与主义之争》，载《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5期。]这样的分析从后来的政治分野和思想发展来看，似乎相当合拍也不乏其深刻性，但也毕竟不是事实。
其实，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还没有真正出现，谈论社会主义的主要还是无政府主义者、国民党人、进步党人和社会党人。[李林：《还“问题与主义”之争本来面目》，载《二十一世纪》总第8期。]胡适并不拒斥研究主义，不过更注重于从具体的事实、经验出发来求得对问题本身的认识，并从中寻求解决的途径。在论争中，胡适的矛头是多方面的，并不是单单指向社会主义者，他与他的老师杜威先生当时甚至都同情和认可社会主义，但他极反感一切主义的空谈。早在李大钊发表《庶民的胜利》前的1918年3月，胡适就曾指出：“现今的人，往往拿西洋的学说来做自己的议论的护身符，……不去研究中国今日的现状应该用什么救济的方法，却去引那些西洋学者的陈言来辩护自己的偏见”。[胡适：《旅京杂记》，《新青年》第4卷第3号，第252-253页。]就争论的动机论，胡适意在宣扬与实行实验主义，批判空谈主义而不研究具体政治问题的“懒汉”现象。[李永春：《“问题与主义”之争和少年中国学会》，《安徽史学》，2006年02期。??]所以，“问题与主义”论争实有着“超越政治的意义”。[萧功秦：《严复与胡适对“主义”与“问题”的思考》，载沈寂主编《胡适研究》第1辑，第279页，东方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
“问题与主义”论争主要还是从理论角度展开，并未从实质上涉及具体问题的解决，只是提供了一种思考方式和研究方法。唐德刚《胡适杂忆》中提到：“那些‘问题与主义’之争，是‘以小常识，谈大问题’。其实那时他们对‘大问题’并不敢接触，例如‘中国何以不能工业化？而日本反可一索即得’。再如，‘民初的议会政治，何以全盘失败？’这些有关国族兴衰的‘大问题’，如果没有精湛的（输入的）学理，何有充分资料的研究作背景，而专凭常识抬杠，是不可能有深度的。这种凭常识抬杠的风气，自五四一直延续到六七十年代”。[见唐德刚：《胡适口述自传》注，第217-218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虽然论争双方就如何研究问题如何宣传主义展开了充分的讨论，但是并没有从国情出发就实际问题的解决提供可行性方案，论争也只能是停留在纸面上。
此前，严复就先于胡适对问题与主义相关问题进行过思考，只是未像胡适那样明确地将问题与主义分为两个对立项来引发讨论。萧功秦指出：“胡适的讨论‘问题与主义’的文章影响甚大，但其内涵相当肤浅而单薄，这几篇行文松散的杂感式的文字，缺乏严谨的概念分析与逻辑推阐的周延性，严复比胡适更早对‘主义决定论’提出了批评”。严复具有相当深厚的西学根基，他把批评的矛头对准西方哲学中的唯理主义传统，“以及这一传统对于法国大革命式的政治思潮的影响”。而胡适的缺陷则在于：“主义都是具体问题的具体解决法”。可是“并不是所有的主义都有经验上的来源，人类社会中的各种主义至少存在着两种根本不同的类型：经验主义类型与唯理主义类型”。[萧功秦：《严复与胡适对“主义”与“问题”的思考》，载沈寂主编《胡适研究》第1辑，第291页，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萧功秦认为自20世纪初期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政治心态的一个基本特点是：崇尚某种抽象的中心象征符号，并以这种符号与理念作为一劳永逸的、整体的解决中国问题的基本处方。这是一种以某种“主义”来推演和涵盖解决具体难题的途径的思维模式。……这种以意识形态的“主义”来见涵盖“问题”的政治文化现象，可以说是自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心态特征。[同上，第285页。]中国贫困潦倒内压外迫的艰难处境，使知识分子将目光更多地投向了唯理主义，希望借此表达自己的理想和追求，推翻一切重来，比改良要易得多。经验主义在中国并不如唯理主义那样得到更多地认可。对此，林毓生也认为，“当中国处于整体性危机的时代，人们渴望着对问题作整体性的解决”。[林觥生：《“问题与主义”论辨的历史意义》，载许纪霖主编《二十世纪思想史论》下卷，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萧功秦指出：“自由主义式的渐进解决问题的方式，不能够适合当时许多人的心态”，[萧功秦：《严复与胡适对“主义”与“问题”的思考》，载沈寂主编《胡适研究》第1辑，第293-294页，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不能为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所能理解，久积重病的中国，呼唤着一场彻底的革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因而放弃了持续与坚忍的学术学理探讨，而更热衷于政治革命，包括胡适本人在内的学者更关注“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政治意义，也就不足为奇了。
“问题与主义”论争为人们的开启思想，关注问题，冷静对待主义，确实起到了警醒作用，具有深远影响。政治上胡适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曾是同一阵营的“激进主义”者（李大钊语），是可以共同商量政治纲领的同志。[如后来胡适提出“好政府”主张，第一个想到的便是与李大钊商量。其1922年5月13日《日记》记他“半夜”打电话给“守常商议”，此时的李大钊已是共产党人。见《胡适日记》下册，第352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学理上胡适和李大钊论争主要是如何看待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这一点他们其实也无多大分歧，实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在这一点上原本就较一致。分歧的关键在于对主义的过分強调迷信执着，此时李大钊已公开声称是布尔什维克的“新信徒”，后来也的确出现了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分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场论争的实际后果，周策纵指出：就在自由主义者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建议后不久的1920年，很多社会主义者及其追随者开始走向工人和农民中去研究他们的生活状况，而自由主义者却很少参加社会调查和劳工活动。1922年后，不少自由主义者却倾向于从事考据之类的学术工作。[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第311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如此说来，从自由主义大师胡适的告诫中得益最多的，实际上却是共产党人。
政治问题、意识形态的主义旗帜问题也都可以是学术问题，不同主义的信奉者可以是朋友，平心静心地讨论。思想无禁异，学术无禁区，李大钊就说：“‘自由政治’的精髓，不在以多数强制少数，而在使一问题发生时，人人得以自由公平的态度，为充分的讨论，详确的商榷，求一个公同的认可”。[李大钊：《平民主义》，《李大钊选集》第413页，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对论敌的宽容和尊重是“自由政治”的前提，论争中我们也看到了学术自由、言论自由的可贵和价值。由于乱世危局中对思想意识的专制相对弱化，使五四后的二三十年代出现了许多发自民间不受控制的很有意义的思想文化论争，“问题与主义”论争虽政治性浓厚，却有着很高的学术价值，论争中体现了论者很高的学术涵养和水平。
自五四至今九十年，对中国现代化转型中的各种问题和主义旗帜的探索，实际上从未停止。1927年李大钊以国民党员的身份躲进苏联使馆被军阀搜出惨遭绞杀，胡适尽力营救；后被共产党免去总书记职务并开除党籍的陈独秀被国民党收监判刑，胡适又力所能及作了营救，主义不同，友情仍在。五十年代胡适逃离大陆后对“问题与主义”仍在反思，由社会主义的同情者转为反对者。作为实验主义的倡导者，胡适曾对计划经济的苏联社会主义大试验大唱赞歌，他关注比较了二三十年，最后才认识到其为通向奴役之路。陈独秀的反思更发人深醒，“问题与主义”论争时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他，很快就沐浴外来“主义”阳光以其名望成为刚成立的共产党“家长”，大革命的失败代人受过使他看穿了“第三国际”阴谋，成为“第四国际”的—颗棋子坐牢后又对“主义”有了更多的思考，“我不能被人牵着鼻子走”，抗战出狱后的他即成为一位彻底的思想解放者。他重新估定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及其人物，提出没有民主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斯大林式的官僚政权绝不能创造社会主义；没有“万世师表”的圣人，没有“推诸万世而皆准”的制度和“包医百病”的学说。胡适读到老友陈独秀这些“最后见解”，给予高度评价。[陈铁健：《重读陈独秀》，载《南方周末?》2009年3月18日?。???]当年胡适发起“问题与主义”论争的主旨，就是反对“被人牵着鼻子走”。论争是思想的交锋，是智慧的碰撞，其影响会持续经年，在不断反思中认识得以提高发展。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理论联系实际，不盲从教条，“问题与主义”论争中揭示的这些道理，现在还会有什么人怀疑呢？正如余英时先生所揭示：“中国大陆上今天喊得最响亮的两个口号----‘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便至少间接地和胡适的思想有渊源”。[余英时：《重寻胡适的历程》，第200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问题与主义”论争的主旨和意义何在？就在于注重实践，破除“假、大、空”，在于思想解放。九十年后的今天，其警示意义仍在。
（原载《学术探索》200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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