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中西古代史学：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冲突与协调（上）（20040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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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中西古代史学：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冲突与协调（上）（20040707）

如何处理历史研究中的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关系问题，是历史认识论中的一大课题，也是至今仍困扰着历史学家的一个难题。历史学家在探寻这一问题的答案时总要追本溯源，以从史学遗产中得到启示。史学发展史告诉我们，中西的古代史学都有着明确的实用目的，即重视“经世致用”。为了这一目的，历史学家必须对历史事实和过程进行解释并作出价值判断，然而这往往会与历史学的求真的要求相冲突。在西方史学家看来，希腊、罗马的历史家在历史的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冲突中面临着两难的抉择，他们所能做的，只能是使前者屈从于后者。据他们说，中国古代史学家也是如此，即使是司马迁，他的《史记》虽堪称为一部杰作，但与其说它为一历史的叙事，不如说为一道德的叙事。［１］西方史学家对他们自己的史学传统深有研究，自然看得真切。他们看中国传统史学，却如雾中观花，其结论未必可取。本文试图通过具体的比较，揭示中西古代史学家是如何处理这一历史认识论的难题的，也许我们可以从中发现中国传统史学遗产的现代价值。
一、历史学的实用功能及其多层次性
中西史学在形成之时，历史家就已初步认识到历史学的追求必须始于求真，而终于求善，即通过史料批判的具体途径把握历史的真相，从而使历史的真实的人和事起借鉴的、训诲的作用。这就使历史学有了实用的目的取向。历史学的这一发展趋势不是孤立的，而是与社会的实际需求密切相关的。
在希波战争胜利结束后，希腊的奴隶制经济呈现出高度的繁荣，希腊人的文化生活也有了蓬勃的发展。哲学、文学、艺术和历史学都“摆脱了过去的孤斋独树、闭关自守的学派枷锁，走上了轰轰烈烈的激荡的社会舞台”。［２］战争的胜利、经济的繁荣和文化的发展，使希腊的学者们开始重视人的作用，认识到对人进行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希腊、罗马道德哲学的主流——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希腊后期和罗马的斯多喀派——是理性主义的，即认为人可以用理性来调节自己的心理机制和行为，使之符合于社会公认的一般准则。那么，如何培植良好的道德呢？苏格拉底的名言是“知识就是美德”。这就是说，“道德是可以教出来的。因为一切教育都要应用知识。因为人可以通过教育知道什么是善”。［３］而历史是对人进行知识启迪和道德教化的最好教材。希罗多德著《历史》，修昔底德为总结希腊城邦间战争的经过而撰写《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或者为了“保持人类的功业”，或者为了使人们从过去的事件中吸取对现实有实际教益的东西。古典古代的历史家无一不重视历史的实用目的，他们都将历史当作一种以“实例施教的哲学”。一般认为，首先从理论上阐发历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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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诲（edification）作用的是波里比阿，他说：“只有以类似的历史情况和我们的处境对比，才能从中取得推断未来的方法和基础，因为只有学习过去，才能学会在现今的情况下，什么时候行动应当更谨慎些，什么时候行动应当更勇敢些。”［4］虽然波里比阿“把历史学设想为一种具有着普遍价值的思想形式”，但是他更偏重政治经验的“实用价值”，“在他看来，历史之所以值得研究，并不是因为它在科学上是真确的或可指证的，而是因为它是政治生活的一所学校和训练场所”。［5］
被称为罗马史学的鼻祖的老加图深信历史的目的是劝善惩恶，灌输爱国思想，宣扬道德以塑造青年人的性格。李维强调历史的政治借鉴和道德教育的双重功用，他在其《罗马史》的序言中说：“历史研究之所以健康而有益，主要是由于这一点：你可以从中看到各种经验教训，犹如明显地刻在纪念碑上，从这些教训中，你可以替你自己和你的国家选择要模仿的东西，从这些教训中还可以注意避免那些可耻的思想和后果。”塔西佗强调历史著述的道德的目的，他在其《罗马编年史》中说：“我认为历史的最高职能就在于收集包含着惹人注目的善事和恶事”，就在于“为了不使德行掩没而不彰，并使恶行受到后世唾骂而做为一种惩戒。”
历史的实用功能不仅受到古典古代历史家的重视，它也成为西方史学的遗产而受到后世史学家的肯定。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家或对历史有兴趣的科学家，如马基雅弗里、奎昔亚狄尼、波丹、培根等都把历史当作伦理学的直观教学。这种史学被当代美国历史学家纳德尔称为“范例史学”（exemplar history），认为“这种史学的职能是选择有‘教诲”意义的适当范例，通过史学家之口来说明向人民所要谆谆善诱的东西和预先谨防的东西。”［6］
这种“范例史学”用我国史学的术语说，就是“借鉴史学”。二、三千年前，在我们先人的历史意识中就有了重视历史经验的鉴戒作用的思想，就懂得在处理当时的事件时，把历史当作现实的镜子，从中寻找“借鉴”或“参照”。《诗经·大雅·荡》说：“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尚书·召诰》中也有“我不可不监（鉴）于有夏，亦不可不鉴于有殷”的说法。那时，历史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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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眼中是一个直观的经验过程。这时人们对于史事的运用，具有就事论事的性质。
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变动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急剧变革，思想文化领域也空前活跃，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这种文化氛围促进了历史意识的发展，历史学的形成以及对历史学的实用目的的追求。这个时期产生了种种理智力量的火热竞争，在这种竞争中世袭贵族垄断知识的局面被打破，下层社会民众的地位则不断上升。这种竞争使人们开始重视教育的作用和人自身的价值，认识到有知识的人最有力量，最有用，而知识并不是与生俱来的，是在学习中积累起来的。孔子自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7］墨翟的“三表”（或“三法”）主张以“古者圣王之事”［8］（即历史的经验），作为判断言论是非真伪的标准之一。荀子特别重视对人进行知识教育以培养美德，改变人类原来的恶性。而历史著作正是存储各种知识的宝库。先秦时代各家各派的哲人总是运用历史知识来论证自己的社会政治主张或进行理论上的辩诘。由此可以看出历史学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也确实发挥了巨大的社会功用。同古希腊的情形一样，中国史学在形成之时人们就重视发挥它的政治借鉴、道德教育和生活的教师的作用。
孔子修《春秋》是为了满足时代的需求。孟子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杀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9］可见，孔子是要以《春秋》来惩恶而劝善，宣扬自己的思想观点；把《春秋》当作一种“禁于未然的法则”，［10］用来维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名分。司马迁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11］从司马迁的这段话中可以看出《春秋》所记载的内容涉及“王道”与“人事”两个方面，因而就有两种不尽相同的目的取向，即对“王道”和“人事”提供不同的“教诲”。具体地说，就是对普通人进行知识和道德的教育；对统治阶级除了进行上述教育外，还提供政治上的借鉴。因而“《春秋》‘是非’的权衡，是‘王道’的纲领，是一切人‘通权达变’的指南”。［12］长期以来，人们只看重《春秋》的实用的政治哲学的目的，疏略了它的知识教育的功能。而孔子本人是以《春秋》作为弟子们的教科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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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他对发挥历史的知识教育功用是有自觉意识的。当然，《春秋》的政治影响要更大些。孟子说：“《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13］司马迁将《春秋》的社会作用比之于一场革命变革，他说：“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14］这样看来，《春秋》“已不止是一部空洞的书册了，却是一种行动，孔子也不止是一个文化领袖了，而是一个政治领袖——开国的帝王了！”［15］在西方，将历史作为政治家的教科书的思想是中世纪以后才有的，而中国史学一形成就重视为现实、政治服务。
先秦时代的其他史学著作如《左传》、《竹书纪年》、《战国策》等，也都继承了《春秋》的传统，重视发挥历史学的社会功能，逐渐使历史学成为一种经世致用之学。秦汉之际社会历史的急剧变化，使历史家、政治家和思想家更重视总结历史经验。贾谊在《过秦论》中指出：“野谚曰，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有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司马谈临终前念念不忘其历史家的职责，他说：“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司马迁也说：“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16］由此不难看出，司马迁父子有一种多么强烈的时代感、责任感与自觉的参与意识。《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说：“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六国年表》序说：“著诸所闻兴坏之端，后有君子，以览观焉。”……无不说明司马迁继承了先秦史学的传统，重视通过历史研究总结经验教训，以便为统治者提供治国的良方。
司马迁比前辈的历史家具有更广阔的视野，他看到历史教育的对象的广泛性，因此，他的著作就使历史的实用的功能具有多层次性，即除了具有政治借鉴的价值外，还具有道德教化和知识启迪的作用。他说：“《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这不仅是对《春秋》的社会功用的肯定，也道出了全部历史研究的任务在于“辨是非”、“善善恶恶”。一般人只看到孔子以来的史学遗产具有砭刺、惩戒的作用，而司马迁却以其慧眼强调它具有“劝善惩恶”的双重功用。他指出：“《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讥刺而已。”［17］在他自己的史学实践中，固然不乏针砭，同时他也特别重视记载并颂扬当代的和历史上的“嘉行”和“美德”，用以教育、鼓舞和团结人民。他在《史记》中刻划了各个阶层的人物，一方面无情地揭露和鞭笞了社会上的阴暗面和丑恶行径，一方面挖掘并讴歌下层民众中蕴藏着的创造才能、高贵品质和奉献精神。这就使历史的道德教化更具有针对性、普遍性和实用性。
司马迁以前的中国历史家和希腊、罗马的历史家限于具体的历史条件，各自不同的知识结构（即“史才”与“史识”）和实用的目的导向，把历史研究的对象割裂为若干各自孤立的“善事”和“恶事”，忽略了对过去的社会历史作整体研究，看不到这些事件之间，它们与其他许多尚处在历史家视野之外的因素之间的广泛联系，因此，他们所揭示的历史，实则是零碎的、片断的。与他们不同，司马迁还要“究天人之际”，力图全面地揭示历史。“向来的历史是以政治史为中心的，是以帝王的起居注为主要内容的，但司马迁注意到了社会和经济。他知道流氓刺客，求签问卜同样是社会的大事，而贪官污吏，富商大贾，宦官戏子，后妃妻妾也同样是人类活动中发生着作用的分子。所以，他写的社会，是全面的社会，是骨子里的社会。在莱布尼兹的哲学中，有小单子反映宇宙的话，《史记》一书可说是反映宇宙那样的单子了。莎士比亚号称具有世界的眼睛，司马迁也便是中国的莎士比亚！”司马迁所撰写的这种全面的社会史，“不是一部普通的枯燥的历史教科书，其中也同样有着生活的了悟和烙印了”。［18］可以说，《史记》是一部包容着大量生产、生活经验和知识的百科全书式的巨著，它的确成就了“藏之名山，传之其人”［19］的大业，不仅历史学家，而且文学家、哲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家、社会学家、民俗学家、美学家、天文、地理学家都可以从中受惠。使历史研究给人以智慧，把历史学做为存储各种知识的宝库是司马迁的卓越的史识，也是他对历史学的突出贡献，从此，要求博学成了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之一。
二、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冲突——历史家的两难抉择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无论在古代中国或者希腊、罗马，没有“为历史而历史”的历史学家，他们在不同程度上都是实用主义者。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当历史的实用目的与求真的努力发生抵牾时，中西古代史学家是如何探寻解决这一矛盾的途径的？
我国古代的历史家历来提倡秉笔直书。孔子称颂古代史官董狐为“古之良史”，因为他的历史叙述作到了“书法无隐”。孔子修《春秋》也有一个求实存真的愿望并想使其与修史的实用目的处于一种和谐一致之中。然而，刘知几却在《史通·惑经》篇中揭示了《春秋》的十二“未喻”、五“虚美”之处并分析了其中的原因。
首先是客观的史料不全造成的。刘知几指出：“加以史策有厥文，时月有失次，皆存而不正，无所用心，斯又不可能而殚说矣。”《春秋》记他国之事，必凭来者之辞；而来者所言，多非其实。或兵败不以败告，君弑而不以弑称，或宜以名而不以名，或应以氏而不以氏，或春崩而以夏闻，或秋藏而以冬赴。皆承其说而书，遂使其真伪莫分，是非相乱。”［20］孔子曾发出过文献不足征的慨叹，他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21］可见，孔子重视取征于文献，以文献为依据；他还强调“多闻厥疑。”这些都说明孔子在审视史料时具有理性的眼光和清醒的头脑。任何时代的史家撰史时都会遇到史料不足的困扰，我们也就无法苛求古人了。
其次，是受制于当时的政治环境，撰史时不得不有所避讳。司马迁说：“孔氏著《春秋》，隐、桓、之间则章，至定、哀之际则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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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切当世之文，而罔褒讳之辞也。”［22］用刘知几的话说：“《春秋》之文，虽有成例，或事同书异，理殊书一”，其原因在于要“推避以求全，依违以免祸”。［23］
第三，才是为了追求实用而造成的“失真”或“虚美”。孔子虽主张“善善恶恶”，但在《春秋》中却也有隐讳或“曲笔”之处。如《史记·孔子世家》中指出：“吴楚之君称王，《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再如，春秋时，隐、桓、闵诸公皆被弑，而《春秋》不书弑，只书甍。孔子修《春秋》是为了宣扬自己的思想观点。因此，他的以“礼”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就成了撰史的一种“义法”，一种历史哲学。如果具体的历史事实，适合于发挥他的观点时，那么他就用这种“义法”来粘合它们；如果相抵牾时，这种“义法”就成了一种“预先的假设”，就按它来评判或剪裁历史事实。具体地说，在《春秋》中，这种“义例”就是所谓为尊者讳，为亲者讳和为贤者讳。刘知几在《史通·曲笔》篇中也认为，孔子在赞美董狐书法不隐的精神的同时却又宣扬“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的实用主义观点，此后《春秋》的这种“略外别内，掩恶扬善”的所谓“大义”影响了一些历史家，使历史研究由于受价值观念的牵制而“直道不足”。
李维、塔西佗等罗马历史家同孔子一样，在他们的思想观念中都有一种好古的精神，都想改造人心不古的现实。孔子以周礼作为选择和评价历史事实的标准，而且试图以周礼的形式来匡正已经发生变化的社会现实；李维、塔西佗等则高举罗马早期道德的旗帜以拯救处于颓衰中的罗马帝国。在此种目的的导向下，在李维和塔西佗的著作中，把“科学主张的调子定得很低”，［24］使历史学的求真的功能受到贬损。因而，当代西方的史学批评家如汤普森和柯林武德等将塔西佗视为一位道德家，而不是历史学家。塔西佗留恋罗马的共和政体，对于早期罗马帝国时代的人物和事件都抱有成见。在他的笔下，提比略被描绘成最残酷、最淫虐的魔王。“但是近代评论说明，实际上提比略是罗马最出色的统治者之一，塔西佗关于他的撰述是罗织成章的一派谎言……近代学者曾为遭受塔西佗和斯韦托尼阿［25］恶毒诽谤的受害者克劳第乌斯皇帝的品格辩白。”汤普森甚至提醒读者说，“在是否忠于历史真实的问题上，阅读塔西佗的著作时必须极端谨慎。”［26］像李维、塔西佗这样的历史家，如克罗齐所说，是第三流的历史家，那么，第一流的史学家是如何处理历史学的实用性与科学性的问题呢？当代许多史学家都认为，即使是被认为古代具有科学态度、求实精神的第一流史学家修昔底德，也并没有能完全做到如实叙述“过去真正发生的事”。在他的著作中，铺写了一些历史人物的演说词。他自己也承认，”我亲自听到的演说词中的确实词句，我很难记得了，从各种来源告诉我的人也觉得有同样的困难；所以我的方法是这样的：一方面尽量保持实际上所用词句的一般意义；同时使演说者说出我认为每个场合所要求他们说出的话语来。”［27］汤普森认为，修昔底德对历史进行合理化处理，目的在于想借历史人物之口来表述作者自己的观点。柯林武德指出，“这些演说似乎本质上并不是历史学而是修昔底德对演说人行动的评论，是修昔底德对演说人的动机和意图的重建。……作者的头脑不能完全集中在事件本身上，而是不断在脱离事件而走到隐藏在它们背后的某种教训里去，走到某种永恒不变的真理里去，用柏拉图式的说法，而事件则只是真理的‘模型’或‘复制品’。”［28］由修昔底德开创的这种铺写历史人物演说词的方法，后来在希腊、罗马的历史写作中成了一种风气。
古典古代的优秀历史家为什么要代古人立言，而不抱着“多闻阙疑”的客观态度呢？克罗齐在其《历史学的理论与实践》一书中推断说，他们的“伪撰的根由就在于履行他们所接受的教训与劝说这种义务”。他还说，当历史家把“这种目的赋予历史时，历史的内在真实性以及真实的东西与想象的东西之间的分界线就不能不在某种程度上动摇不定了，从而想象的东西甚至比真实的东西有时能更好地服务于这种目的。”在这里克罗齐将历史学的实用与求真的功能看作是完全对立的、互相排斥的两个方面，他的这一看法显然是片面的。尽管古代的大多数历史学家都无力做到兼顾二者，但应该看到古代最优秀的历史学家还是在努力寻觅使历史学的求真与实用的职能协调一致的途径。这就涉及到史学理论的一个根本问题，即如何进行历史选择？
（转自史学评论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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