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渭-试析明代的润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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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试析明代的润笔（上）

酬谢别人为自己写文作画的财物，称润笔。润笔既非始于明代，亦非至明代而终，但由于明朝科举取仕，尤重文章，所谓“国家用人率重科举，而科举取士率重文章”1，因此，明代文官（士）长于作文，武官（生）亦有重文倾向，使明代的润笔现象非常突出。明代的润笔最显著特点在于由明初个别现象发展至中后期逐渐形成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从收受到公开索取，并为谋求润笔而努力。润笔现象为当时各阶层士人普遍接受，且对清代及民国时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前，治明史者多关注于儒商关系研究，对“润笔”这一士人“本业治生”的基本现象研究却显不足，本文试从消费经济学的视角来考察明代文化发展状况、社会风俗变迁和商品经济的水平等，不当之处请指正。
一．
“润笔”典出《隋书》，隋文帝欲升郑译为刺史，命内史令李德林拟诏书，但李迟迟没有动笔，丞相高颎旁边戏言道：莫非内史令笔乾？郑译答曰，“出为方岳，杖策言归，不得一钱，何以润笔？”郑译两袖清风，无以润笔。2历史上收取润笔事例则很早。对此，明末学者顾炎武有较为详细的考订，他说，“作文受谢，非起于晋宋”，润笔于隋唐时渐成风气，文学大师韩愈撰写《平淮西碑》和《王用碑》均有赀财收入，然非有定制。宋时太宗立润笔钱，刻石于金人院。每朝谢日，移文督之，此为润笔定制。3虽然宋时社会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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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水平较高，作文取酬日渐增多，可以理解，但顾炎武称此时形成定制，此则材料尚不足为据。
洪武初年，收取润笔现象就已存在，“江南首富”沈家之沈玠请刘三吾为其父沈汉杰撰写墓志铭，即送上了润笔，这位“翰林之大老”便答应下来，后其家人镌刻立石，铭文得以保存至今。4明初学者为人作文绘画，即有取酬现象，不过明初学者（官员）收费低，而且许多人拒绝收费，这大概是君子耻言于利的原因吧。
洪武、永乐年间，无锡人王绂“博学、工诗歌，能书写，山木竹石，妙绝一时”，他以善书供职文渊阁，后迁官中书舍人。王绂书画冠绝一时，但“有金币购片楮者，辄拂袖起，或闭门不出”，有一次王绂兴致上来，送给一商贾一幅画（明初的商人地位很低），当这位商人“以红氍毹馈，请再写一枝为配”时，王绂遂“索前画裂之，还其馈”。5明初学者高介绝俗，可见一斑。张益，字士谦，永乐年间，曾任庶吉士、中书舍人，累迁撰修，进侍读学士，据他自己讲“时年乡壮，有志文翰，昼夜为人作诗写字，然未尝得人一叶茶”。这时虽然有收受润笔，也很低廉，“翰林名人送行文一首，润笔二三钱可求”，这位进士润笔收入很少，他是在经商贸易的弟弟不断资助下学习和生活的。不过，他后来思想上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据王錡描写，“张士谦学士作文，不险怪，不涉浅，若行云流水，终日数篇。凡京师之送行、庆贺，皆其所作，彼获润笔之资。或冗中为求者所逼，辄取旧作易其名以应酬。有除郡守者，人求士谦为文赠，后数月，复有人求文送别驾，即以守文稍易数言与之。忘其同州也。二人相见，各出其文，大发一笑”6，从永乐时未得人一叶茶，到后来如此干练的应付索文者，且“彼获润笔之资”，这是一个不小的变化。张益后来在“土木之变”中死去，谥“文僖”，著有《画法》。
明前期的大部分士人在作应酬性文章时虽然收取酬金，却是不写违心的内容的，还要看买主的身份及操行。邱濬是正统年间颇有作为的官员，他做过国子监教授、祭酒、翰林编修，官至礼部尚书。据说邱濬文章雄浑壮丽，“限韻命题，即席聊句，动辄数百言。豪词警语，如壮涛激浪，飞雪走雷，云触山而电迸发”，因此，四方求文者纷至。邱濬撰写的碑、铭、志、序、记、词、赋等类文章，流布远迩。对于来求文章者，如果邱濬对其品行、职业看不习惯，或瞧不起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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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以厚币请之不与”7。正统、景泰年间，虽然学者不再耻于言利，但其人格和尊严却是凛然不可侵犯，翰林检讨吴希贤的言语证实了这一点。据记载，“吴希贤拜检讨，预修英庙实录。有贵家子寇姓者，密以贿丐希贤致口词于其父，希贤拒之曰，苛如此，他日何以见董狐于地下？”1
到英宗天顺年间，官员润笔虽不拿原则作交易，但收取润笔的现象却愈加普遍，价钱也渐渐升高，不拿出五钱到一两银子是没法张口求人的。这一时期有一些官员竟能靠收取润笔而积累一大笔财富，“魏文靖公骥为南京礼部侍郎时，尝积求文银百余两。”据载，魏骥是一名颇为通情达理的循吏。2由此可见当时求文的人增多了，文价也可能高了。
成、弘时期，社会上逐渐形成一种购买文章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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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今仕者有父母之丧，辄遍求挽诗为册，士大夫亦勉强以副其意，举世同然也”，润笔成为士人增加经济收入的重要途径。虽刚正不阿、清正廉洁的官吏也认为收取润笔为劳动所得，是理所当然的，并以此为重要的经济来源。为应付日益增加的求人者，“受其贽者则不问其人贤否，漫尔应之。铜臭者得此，不但裒册而已，或刻石墓亭，为活套家塾。有利其贽而厌其求者，或活套诗若干首以备应付，及其印行，则彼此一律，此其最可笑者也”。3为他人，甚至是素不相识者写诗作赋，歌颂功德，不问其人品德如何，甚至对于非常讨厌的人也是有求必应，尤其是竟然刻版以应付，其如批发货物无异，这种作法要比张士谦“稍易旧作以应付”更省事，更具有浓郁的商业气息。
武宗正德以后，至嘉、万年间，在商品经济持续发展背景下，文坛思想观点发生了更为深刻的变化。润笔之价更显高涨，求购文章非出钱不可，而出钱也大都可能得到自己满意的文章，尽管在充满奇异思想的明代，奇侠怪士不一而足，拒不出售作品的学者也是有的。为人作文标明价格，公开索要润笔，已是官员们通行的做法。“嘉定深练塘闲论文士无不重财者。常熟桑思玄曾有人求文，托以亲昵，无润笔。思玄谓曰，平生未尝白作文字，最败兴，你可暂将一锭四五两置吾前，发兴后待作完，仍还汝可也”。4如此不顾情谊，索要润笔，真是斯文扫地。由此看来，官员笔下的文章进入商品流通领域已经广为接受，且行情看好，为人作文不收取润笔反而变得不正常了。润笔是明中后期官员和士人发财致富或谋生生活的重要途径。许多学者还把坐收润笔发展成主动谋求稿酬，并积极投身于文化产品经营的商业运作中去。
二．
求文者出资请文人按照自己的目的与要求作文，“收人之财，为人办事”这一原则，士人们还是懂得的。这里首先着重考察应酬性文章供求关系问题。
从明人文集中看，几乎所有的阶层都有可能出于某种目的出资请人作文。就求文目的而言，求文者有给自己的父母贺高寿的、贺自己老来得子者；有为作品求序跋者；有儿子为父靠求丧葬用文者；也有父母为子女求平安、入学，乃至墓志祭文者；有为族谱家事求记、碑、铭者；有学生为同学、亲谊或老师升迁、调任请文者；有朋友、同僚间互相迎送、道贺者；有下级送迎上级者；有求名人一字画将装表门面者；也有商贾为求流通之利者，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就求文各阶层而言，朱氏帝子家喜好文学、附庸风雅者不在少数，他们获取文人雅士诗文字画并不一定都要豪占强取，而是更愿意与文人结交，但许多文人未必愿意攀龙附凤，如周、徽等诸王都曾以重金送给文征明，均被拒绝。王公贵戚财赀雄厚，在文化消费方面往往一掷千金，黔国公沐晟请明初学士王绂作画，曾遭拒绝。明代内阁重臣、六部尚书都是文化消费的重要参与者，由于他们更注得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像家庭中的婚丧嫁娶等礼仪性大事所需文章，为视重视，估计是不好强取于他人。中下层官吏是文化消费的重要力量，一是他们人数众多，二是他们是地方社会的重要影响力量，上迎下达，应酬性活动本身就多。据载，一次唐伯虎出游遇雨，过一皂隶家，该吏出纸笔乞画，伯虎戏作海蛳数百，题曰“非螺非蛤亦非蛏，海味之中少此君，千呼万呼呼不出，只待来人折窟豚”。5此外，明代中期以后，武官尚文也成为一种风尚，“处州卫指挥使毛君尚纲，武而好文，今年七月某日，乃其五十初度，已干缙绅诗歌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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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予其我序之”1。明代杰出的军事家、民族英雄戚继光一生写下了十八卷本《纪效新书》、《练兵实纪》和十四卷本《纪效新书》等著名兵书，还有个人文集《止止堂集》以及政史类奏疏《戚少保奏议》等，在他的《止止堂集》之《横槊稿•卷中》中，主要汇集了为武官将士撰写的赠序、纪行、墓表、墓志铭、贺表等应酬性文章，《卷下》则以祭文为主。许多学者的文集中均有为卫所武官所做的各类应酬性文章。2
收取润笔者当然是一些长于书画的士人。从目前材料看，提供给别人诗文字画获取财物者，也遍及士人各个阶层，包括内阁首辅、大学士、六部尚书，下至各级文武官员，乃至不仕的生员。如严嵩所写的墓志铭《汉阳知府马公墓志铭》中所记，“适予北上，道嘉兴，其季弟軿、从子、郡学生淮奉状泣拜请铭。嘉守徐侯子谦亦为之请，曰：此邦之长者也，愿无靳于铭。予诺焉” 。3张江陵年少得志，后权倾朝野，家资富饶，应酬性文章亦有少量存在。神宗、光宗两朝时官任南京礼部尚书的董其昌，家有膏腴良田万顷，但仍然是“前人欲壑滋深，惟图积金；后施丹青薄技，辄思垄精利津”。4据载，“董文敏公文章书画冠绝一时，海内望之如景庆云”，《明史》中说他的书画自称一家，名闻中外，各地求购文章书画者络络不断，“造请无虚日，尺素短札，流布人间，争购宝之。精于品题，收藏家得片语只字以为重”。5他从中获利定然不少。
以润笔为主要经济收入形式的通常是不仕的学子和中下层官员。闲居在家的官员、临民治事的基层官绅、恃才为生的士人，如“江南四大才子”唐寅、祝允明、文征明和徐祯卿等，都为社会提供了大量的应酬性作品。这些作品当然要满足出资人的基本要求，其文体与内容都有严格的限制。
徐渭（1521---1593年）浙江山阴（今绍兴市）人，出身官吏家庭，曾中秀才，以诗文戏曲著名。徐渭一生自评说：书第一，诗二，文三，画四，可见其多才多艺。徐渭一生写了不少的应酬性文章，正如他自己所说，“渭于文章不幸若马耕耳”，文章“存者亦谀且不工”，抗倭将领胡宗宪倾慕其才，召至门下，徐替胡写了不少奏章，深得器重。6下面以《徐渭集》以主，重点分析应酬性文章文体及主要内容主要：
传统的文学体裁，如诗、词、歌、律，序、跋、传等可以满足不同人的要求。徐渭做《白鹇殇》用的是五言律诗，题记曰“少保公至闽，提供馈之鹇一，兼丹笼以付我，我尝作五言律以谢之”；做《辽东李长公午日寄到酒银五两，写竹荀答之，书此于上》和《写倒竹答某饷》用的是七言绝句，来表达对别人馈道的感谢。序和跋这两类都是评价别人作品的文字，通常序置于前，跋于书尾，唐宋以后，送别或道贺赠言之文也称序。徐渭在《沈氏号篇序》中说“乃于末简，要予微言”；《童氏祖谱序》载“其谱始修于雨与蒙吉，而俊者，雨之从也，为人朴而雅博，好亲贤士，尝受业吾师季长沙公仲子字子微者，余因得见之。授谱终览之，而委序” ；《赠保安稽侯考满序》中说“侯于学校事更勤，于已也有殊待，故于其抱计敢，征予言赠其行”等，均属受人之请而作。“传”是一种重要的为故人评述生平事迹的体裁形式，如《王君传》说，“吾友王君，讳某，字某，卒之又明年，其子府学生某以葬其考时缺志铭，惧殒殁其素也，乃书状来请传”。7钱谦益受托写《徐霞客传》，其文法上乘，却难免失之千里，传记说徐霞客“能忍饥数日，能遇食即饱，能徙步走数百里”，这不是旅行家，更像是“沙漠之舟”骆驼或千里马。8在应酬性文章中，此类吹捧，古今概同。
行状、墓志铭、神道碑、墓表和祭文是应酬性文章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购买墓志铭在明代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风尚。几乎所有收集应酬性作品的集子中均有墓志铭。撰写墓志铭时，通常由购文者提供死者行状，供撰文者参考，撰者基本上根据行状提供死者的生平简历，仅叙述顺序及文笔上略加修饰以示有别，如果撰者对死者熟悉，尚且能有所把握，否则极有可能是不知所云般乱吹一通而有失客观，至不着边际。墓志铭则须于最后记铭文以颂扬凭悼，行状以叙述死者的生平为主，祭文更强调对死者寄托哀思，另有纪念圆寂僧人的塔铭。它们之间文法要求不同，内容各有侧重，但都是对死者吹捧颂扬之辞，时人将这类收入称之为“谀墓”所得。在《徐文长三集》中共收集40篇这类文章，在《徐文长逸稿》中收录以此命名的“谀墓”文章21篇。1这一比重尚低于许多知名文人，如文征明的文集中共收录了104篇“谀墓”之作。2而钱谦益成书于崇祯十六年的《牧斋初学集》中就已经收集了这类应酬性文章高达190余篇，3笔者相信这绝不是钱氏生活于明朝时所撰写之全部，由于他入清后在文坛和政坛都依然相当活跃而令人关注，他一生撰写的谀墓之文不知几多？
为祝贺高寿、生子、升职、调迁、考满、入觐、入学、补官等开心事请人写诗作文，在明代是很常见的。祝寿及生子又是最为常见的贺文（属序类文体），徐渭文集中收录的以“序”类贺文体裁出现的有《张母八十序》、《赠沈母序》、《赠黄母序》和《寿朱母夫人序》等。此外，徐渭还有十数篇代人贺文，既有代权贵之言，也是代普通人之意。钱谦益在其《牧斋初学集》卷36至卷40共有50篇贺寿辰的，贺文其大都提及自己做贺文的原因，“余因某某之请而序之以征焉”，兹不一一例举。此外，应酬性文体还包括有赞、记、碑等。士人会根据要求来选择适当文形式来满足对方的要求。
润笔的表现形式很多，既可以是货币，如金、银、钱、钞等，也可以是各类物品，实难统一规定，只要供求双方达到满意即可，如祝允明以书法求利，祝问，“是见精神否？”，精神，金钱也，又说“吾不与他计较，清物也可”，清物，“青羊绒”也4。银子是重要的润笔形式，许多人在标明润笔价格时也是以银钱来度量。如叶盛说“三五年前，翰林名人送行文一首，润笔银二三钱可求，事变后（引者注：土木之变后）文价顿高，非五钱一两不敢收请，迄今犹然”5。而实际上士人接受的馈赠可谓五花八门，徐渭为陈玉屏所做《陈玉屏以瓦窑头银鱼再饷，索赋长律》律诗，说“碧山有学士，太丘无别支，遗予瓦窑物，兼以磁雍（其下加瓦）醯，醉卧不知晚，唤灯题谢诗”，有时候，徐渭作画竟然是为酬谢别人送给他螃蟹，“某子旧以大蟹十个来索画，久之，答墨蟹一脐，松根醉眠道士一幅”。6这当然是好友之间的关系。据逸史，唐伯虎收取润笔更是离奇，据说他晚年寡出，常坐临街一小楼，惟乞画者携酒造之，则酣畅竟日，虽适诞放，而一毫无所苛。他曾做诗道“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耕田，闲来就写青山卖，不使人间造业钱”。7为人作画仅为喝酒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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