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导言（下）（20040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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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中国的史学家都认为中国的封建社会是在不断发展的。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我们从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出发，认定社会在不断发展；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悠久，唐宋元明清，历朝历代社会情况多有不同，自然显出阶段性来，让人们认识到发展的事实。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的封建社会有发展，而西方的封建社会是否发展反而成了问题。按照西方新人口论者的说法，西欧中世纪时农业生产力停滞，土地单位面积产量基本没有提高，只能靠不断扩大耕地面积以供应日益增多的人口。可是土地面积有限，当土地无法承受过度的人口压力时便会导致人口下降、经济衰落。可以看出，根据新人口论，小农经济的繁荣不可避免地潜伏着其衰落的根源，而封建社会的发展只能在这种周期性危机中循环。每一次循环中，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土地肥力的递减，单位面积产量会不断下降，所以西欧中世纪时代的农业生产力呈下降趋势。如此，封建社会的发展不就大成问题了吗？不可否认，封建时代社会发展受到人口、土地资源等因素的有力制约，但农业生产力还是会发展的，这已为许多的研究所证实。[34]西方学者的新人口论，是从１１至１５世纪的西方社会这一短过程得出的结论，我想，如果诚如勒高夫所说，估计一下罗马覆亡到１８世纪这一时期西欧的农业生产，则自会得出发展的结论，而不会误认为它停滞不前了。
在中国和西欧发展的比较研究中，更大的问题是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因为事实是西欧首先发展出资本主义，实现了现代化，而中国长期处于落后状态，直到今天还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摸索前进。所以历史上的中国能否发展出资本主义便成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在西方学者那里，资本主义是一个十分含糊的名词。它到十九世纪才出现而被使用，但是却没有以个清楚明确的定义。[35]大多数经济学家把它归之于个人企业、市场经济、追求利润、自由竞争等。所以资本主义可以说是无时、无处不在，这里有罗斯托夫采夫的罗马时代的资本主义，有亨利•皮朗的１２世纪的欧洲资本主义，至于１４世纪以后的欧洲，则资本主义更是随时随地都可以出现了。因此，西方的学者也不大注意研究资本主义的兴起问题，他们关注的只是工业革命、工业化的问题。
一直到马克思才给了资本主义以一个明确的定义，认为它是资本家剥削雇佣劳动者、攫取剩余价值的制度，而资本主义社会则是资本家和无产阶级的对立的社会。马克思研究了资本主义在西欧的的兴起问题，提出了资本原始积累的理论，但马克思把西欧资本主义的开始定得很早，认为在１４、１５世纪，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已经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而１６世纪则开始了资本主义的时代。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和受马克思影响的史学家对资本主义为什么和如何在欧洲兴起的问题进行过多次讨论，意见多有不同，但对资本主义时代的开始时期则没有异议。[36]
在西方学者逐渐认识到东方停滞论并不完全正确时，一些学者也从比较的角度探讨中国为何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的问题。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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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否认，他们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兴起的模式，完全是西方的，是拿西方的标准来看中国的。我们试举几个例子。
最出名的是韦伯的清教理论。韦伯认为，基督教中的清教教导人生要勤俭、诚实、守信用，为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而努力入世活动。在这种信念的支配之下，追求财富成为人生的目的，人变成一架赚钱的机器，从而有助于西欧产生出资本主义，而中国的儒教和道教缺乏清教这样的伦理，致使中国未能产生资本主义。韦伯的这一假说经过许多理论上和事实上的批判，现在已经可以说是没有人再相信它。不过，我们应该注意到，韦伯提出了以西欧的合理的（理性的）资本主义来和中国的只知追求营利的资本主义相比较。韦伯提出西欧资本主义存在分６个先决条件，亦即具６项特征：①合理的资本主义会计制度；②自由市场；③合理的技术；④可预测的规律（即资本主义企业可以预测其运行规律以便管理）；⑤自由劳工；⑥经济生活商业化。韦伯在《儒教和道教》一书中谈到中国所缺乏的正是西欧洲资本主义这些特征。他说，中国缺乏中世纪后期的以及完全与科学相结合的欧洲资本主义的工业企业的理性形式，没有欧洲企业组织的理性的管理方法，没有提供商业信息服务的真正理性的组织，也没有真正的具有技术价值的商业文书、计算或簿记之类的系统。当然，拿已经完成工业化的欧洲的一些特征来和封建的中国相比，中国自必缺乏某些东西。可是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并不一定要完全以西方为模式，而西方的资本主义也是多种多样的，如由桑巴特所强调的簿记制度，即在西欧也是推广得很慢。许多资本主义企业起先并未采用。至于理性的管理制度、信息服务系统等等，更不能以欧洲的模式为唯一模式。布罗代尔指出：“合理的定义是相对的。它随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经济环境、不同的社会集团以及不同的目的和手段而变化。”[39]韦伯的西欧的合理性是西欧历史条件的产物，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
第二个例子可以从西方古典经济学的原理出发来说明何以中国未产生出资本主义的白乐日的观点为代表。白乐日在其《中国的文明和官僚制》一书中认为，西方的城市在中世纪是有自治权的，商人拥有自由、特权。从而能得到发展。例如集市就是发源于意大利，因为意大利有自治城邦，商人凭借集市而发展，而中国则没有集市，中国的城市也没有自治权。他认为，中国的城市只是官僚统治的地方，官僚由士大夫组成，他们是特权集团，而农、工、商在中国没有地位，由于国家压抑商业、技术的发展，所以中国可以说是一个永久的官僚社会，其结构长期未变。自15世纪以来，中国的发展便与西方截然不同，中国缺乏西方的民族主义、个人主义、理性主义、自然科学、自由劳工等等。[40]
中国历史的发展和西方自是不同。一中国缺乏西方的某些东西，但西方也缺乏中国的某些东西。中国历史上缺乏西方中世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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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自治，这是事实。不过，这并不能证明中国就无法产生资本主义。过去确曾认为由中世纪的自治城市产生出富有独立精神的市民，由市民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可是，现在的问题是西方的资本主义，究竟由城市或者是由乡村而产生，还没有得到解决。中世纪晚期的城市由行会所把持，充满了落后保守的规章制度，妨碍生产发展，一些有意革新的工商业者纷纷迁居农村，谋求革新技术、发财致富。英国的毛纺织业之兴即为一例。近年流行的原工业化理论，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工业是在农村萌生，而非在城市产生。[41]夸大西方城市的活力，以为它是进步的源渊，资本主义的基地。这是西方古典经济学的看法，实际上它不一定和事实完全相符。
白乐日举出的另一个理由是中国的专制政权、官僚机构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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碍了中国工商业的发展。这是一个老问题，中国的史学家已经探讨过很多。中国的政府历史上一向被认为重农抑商，士大夫阶级则鄙薄科学技术，以为乃奇技淫巧。不过现在大家都承认，中国过去科学技术曾一度十分发展，走在世界的前列，工商业的发展更是惊人，以至有人以为宋代中国已经到了近代化的边沿，那么为何那个时代中国的政府、中国的官僚阶级，不阻碍工商业和技术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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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呢？可见这个问题也并非常识所认为的那么简单，还必须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第三个例子可以琼斯的《欧洲的奇迹》一书为代表。该书是从环境、人口、经济、地缘政治诸方面来比较东西方的不同，以说明为何西欧能发展出资本之义而东方各国（尤其是中国）却不能。其中对地理环境的因素特别强调，如以为欧洲的地理环境使它发展出耕牧结合的种植业，受水、旱、雹等自然灾害和疾病等侵害较亚洲为小，战争的频繁程度和杀戳破坏的程度也较亚洲要好得多，而人口却比亚洲要少许多，所以在人均占有土地、牲畜、木材、煤铁等方面，要比亚洲多得多，这样在积累资金方面就比亚洲好。后来，欧洲人远航大洋，占领了非洲、美州的大片土地，人均占有土地更扩大了许多，成为它发展的优势。
琼斯还认为，欧洲地形复杂，多以肥沃平原为中心形成国家，所以都是一些小国。各国地形、气候、物产各异，所以在国家和地区之间，交易频繁。各小国君主都注意从商业中取利，保护、促进贸易的发展，即使执行了损害商业的政策，但由于国力微弱，国君权力不大，商人亦易于起而抗争、摆脱干扰。这比东方大国的君主大都采取限制、扼杀商业的政策要优越，所以西欧从中世纪以来即逐渐形成市场经济。欧洲小国纷立、政治分裂，利于竞争；而宗教、文化、语言诸方面，又多具统一性，所以利于技术传播，从中世纪起，农、工业技术即得到快速发展；后来民族国家兴起，多采取保护市场、奖励农业的各种举措，更促进了经济发展，所以使欧洲较早发展出资本主义。欧洲的发展是生产从集体（行会、公社）的羁绊下解放出来走向个体化，而服务则愈益集体化，国家主要执行各种服务职能。[42]
琼斯的观点带有浓厚的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气息。从地理环境出发，推导出欧洲那么多的优越性，这实际上即是说亚洲国家是注定无法发展到现代社会的。但在事实上，他的每一项理由是否能成立，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以人口而言，琼斯说，亚洲人口的增长较欧洲要快，是以不断增加人口来弥补由灾害造成的损失。而李中清最近的研究却指出，中国人口的增长并不比西方快。他认为，认为中国人追求多子、早婚等都是不正确的看法；清代中国人口生育率相当低。一夫一妻制下，４５岁之妇女，平均生５个孩子，而同时期的欧洲妇女，则平均生１０个孩子。这样，一些学者（包括琼斯）认为中国明清时代由于人口增长过快、人口压力过大，阻碍了社会发展的说法，便不一定能成立了。
琼斯还特别强调，西欧中世纪时小国纷立，国家权力的微弱对发展是有利的，这是西欧封建独特性认识的反映。说西欧封建制度特殊，主要就是说它的分裂割据、主权分割、王权弱小等，而琼斯也正是从小国、王权微弱等推导出一系列使西欧快速发展的特征来的。其实，认为小国比大国更利于资本主义发展，这决不是一个有力的理由，这只能说是以西欧为标准衡量和要求别的国家的结果。
总之，我们不反对以西欧的发展模式来比较研究东方和中国的发展，可是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不能因为中国的发展不符合西方的模式，就说明中国发展不起来。现在研究这一问题的主导思想，我以为仍是韦伯的合理的资本主义，但正如前面指出的，西方的合理性不能原封不动地搬来要求其他地方。如认为对西方的资本主义兴起起作用的是个人企业、个人竞争，而现在有许多企业是以家庭为核心形成的；又如西方的资本主义兴起时自由劳工十分重要，但不要忘了美国的资本主义曾和奴隶制共存过，俄国也曾有过农奴制的资本主义工厂。另外，现在研究西欧资本主义的产生，研究西方的现代化，时间越提越早，已经有不少是从１４００年开始，或者更从中世纪开始，对１４００至１８００年期间的西方社会．夸大其先进性，而忽视其落后性，甚或无视其落后性，但对同时期的中国和东方，则夸大其落后性，而忽视其先进性。其实，西欧的资本主义在兴起过程中，也遇到过许多的艰难曲折，并非一帆风倾，所以它究竟是如何兴起，至今也没有讨论清楚。
那么究竟如何才能科学地衡量中国的发展呢？通常认为，资本主义在英国兴起的模式是以小农分化破产为基础。但近来这一看法已受到挑战。如果说资本主义兴起并不一定以消灭小农为前提，那又如何能以中国农民分化的迟缓来证明中国无力发展资本主义呢？
所以，本书力求从中西各国诸封建结构的比较中，探求其发展能力，以进一步追寻这些结构对资本主义发生的影响。我们选择经济、政治、社会造结构中的农业生产力、地主经济、小农经济、城市、工商业、王权、阶级、人口等对社会发展有重大作用的方面进行比较研究，提出了一些问题，并给出自己的回答。这其中有封建生产力组成不同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其发展的问题，有地主经济的积累及投资（这涉及地主经济的转化等）问题；有小农经济在封建社会中的发展能力，发展前途问题；有封建社会中的城市是否对立于乡村而成为发展的重大动力问题；有不同的封建政权结构有何不同的经济政策，这些政策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社会的发展问题；有中西国家在封建时代是否有不同的人口发展模式、家庭模式，并从而影响其有不同的发展道路，农民阶级在封建社会中的斗争并不总是被迫反抗，而是有时也具有主动进攻，为达到某种政治、经济目标而奋起的问题；等等。
这些问题都是很大的问题．我们的回答不一定正确，或者不一定使人信服。但本书的主旨主要是寻找一个研究的新角度、新方法，即通过比较，破除发展的西欧模式，从全世界范围内讨论封建社会的发展能力、发展前途问题。尽管这一工作可以说是刚刚起步，许多内容还待讨论，许多思路还要统一，但本书作为一个奠基的尝试，应该是可以成立的。本书所研究的主要内容及主要结论，详见各编，此处从略。
注释
[1] 对中国封建制的最近研究可参看许倬云《西周史》，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5章。
[2] 马端临《文献通考•封建考》十六。
[3] 日知《封建主义问题》，载《世界历史》1991年第6期。
[4] 陶希圣《中国封建社会史》，上海1929年版，第1页。
[5] 瞿同祖《中国封建社会》，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6] 侯外庐《中国封建社会史论》，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三联书店，1979年版。
[7] 马克垚《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8] 赫利《封建主义史》，伦敦，1970年版，第99—102、110页。
[9] J.G.A.波科克《古代宪章与封建法》，剑桥1987年版，第70页。
[10]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下册，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263页。
[11] 齐思和《中国史探研》，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1页。
[12] 杜正胜《古代社会与国家》，台北版，第450页。
[13] [26] R.柯尔本《历史上的封建主义》，普林斯顿1956年版，第49—50、90页。
[14] [22] [27] H.G.顾立雅《中国政府管理艺术的起源》，芝加哥1970年，第321、3—4、321页。
[15] P.安德森《专制主义政府的世系》，伦敦1986年版，第403页。
[16] 柯亨•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234—243页。
[17] [21] [38] [39] 韦伯《儒教与道教》，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1、24、272页。
[18] [19] [20] 高道蕴等编《美国学者论中国法律传统》，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0、4页。
[23] 艾森斯塔特《帝国的政治体系》，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3、17页。
[24] [25] [37] 韦伯《世界经济通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28章、第285、234—235页。
[28] W.艾哈伯德《中古中国的征服者和统治者》莱顿1965年，第27—28页。
[29] E.A.R.布朗《结构的专制：封建主义与中世纪史家》载《美国历史评论》1974年第4期。
[30] J.德弗雷斯《危机时代的欧洲经济：1600—1750年》，剑桥1992年版；奇波拉《欧洲经济史》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94—299页。
[31] 托克威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71页。
[32] [36]《马恩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三卷第399页；第二卷。
[33] J.勒高夫《中世纪的印象》，芝加哥1988年版，第19—23页。
[34] J.C.波尔顿《中世纪英格兰经济：1150—1500》，伦敦1980年版，第142—243页；N.海贝尔《危机抑或变迁》，阿拉斯1989年版，第225—226页。
[35] [39]布罗代尔《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二卷，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235—244页、639页；R.J.霍尔顿《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变》，伦敦1985年版，第12—18页。
[40]白乐日《中国的文明和官僚制》，耶鲁1964年，第21页。
[41] P.克里德特等编《工业化前的工业化：资本主义起源中的乡村工业》，剑桥1981年版。
[42] e.L.琼斯《欧洲的奇迹》，剑桥1985年版。
[43] 李中清、郭松义《清代皇族人口行为与社会环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马克垚著，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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