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王戎笙：清代前期历史中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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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王戎笙：清代前期历史中的几个问题

一
满洲的兴起和清朝的建立，大体上与欧洲资本主义的兴起同时。十七世纪中叶，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标志着世界资本主义时代的开始。革命为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道路，从面也为英国建立世界工商业霸权奠定了基础。资本主义兴起以后，资产阶级就用暴力并铺之以其他手段，在亚洲、非洲、美洲广泛进行殖民扩张。明正德年间，葡萄牙人来到中国，接着是西班牙人、荷兰人、英国人。葡、西荷、英是当时称霸海上的西方强国。他们倚仗先进的海上交通工具和铸造精良的火枪火炮，在亚洲、非洲、美洲土著部落中。他们系列不可战胜的神话和令人股栗的恐怖世界。可是在中国，当时的明王朝虽已腐败没落，但仍享有文明古国的声威。这些新崛起的殖民势力，在工业革命之前并不比中国强盛，对中国还不敢象对待土著部落那样肆行无忌。接踵而来的是西班牙，主要是从菲律宾来福建贸易，阴制在漳夏地区，规模也不大，但冲突时常发生，而且发生了惨杀华人的事伯。
荷兰当时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都跃居世界首位，它的殖民势力的亚洲是最强大的。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和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荷兰舰队两次侵入澎湖并攻掠福建沿海，均为中国军队逐出。以后侵占台湾，在台湾实行了三十八年的殖民统治之后为郑成功逐出。
英国于公元1600年(万历二十八年)在印度成立了英国东印度公司。公元1637年(明崇祯十年)英将威代尔率领船舰四艘，在未获得中国政府许可的情况下，擅自进入珠江，与虎门炮台守军发生三次斗。
正当葡、西、荷、英等国的船舰侵扰我国东南沿海岛屿的时候，在北方，沙俄急速地向东推进，公元1643年崇祯十六年)哥萨头目波雅克夫率领一百三十二人侵入精奇里江，抢动杀掠。这伙入侵者不抱任何商业或传教的目的，甚至也不需要这样的伪装。他们一开始就以狰狞面目出现，屠杀、抢动、吃人肉，扩张领土的狂热命名他们敢于冒险犯难。公元1650年(顺治七年)，哈巴罗夫率领两百余人。攻占了黑龙江北岸的雅克萨城。哈巴罗夫的后继者是斯捷潘诺夫，于公元1654年(顺治十一年)深入松花江下游。这仅仅是沙皇俄国侵占我国领土的序幕。
这是清初面临的国际形势。这样的国际形势是严峻的，也是前所未有的。欧洲人到中国虽从诏初就开始了，但在新航路发现以前，欧亚交通不便，来华者只有少数传奇式的人物，或献身宗教事业的布道者，或追逐高额利润的商人，或在好奇心驱使下的旅行家。他们不使用武力，也不以武力相威胁，没有领土野心，没有蔑视或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
但是，十六世纪以后，欧洲一些主要国家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采用种种血腥手段，实行罪恶的原始积累。西方列强的贪婪目光，正注视着幅员辽阔、资源丰富的中国。中国未来的命运如何？是一如既往，保持领先地位，屹立于世界富强民族之林，还是停常落后，沦落成为列强刀俎上的鱼肉，任人宰割。两种命运，虽在两百年后才见分晓，起点却在西力东渐列强叩关之时。道咸以后的历史证明，落后难免挨打，挨打更加落后，恶性循环达一百多年。造船、航海、治铁、火药，而这几项正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骄傲，在十六世纪以前中国一直是遥遥领先的。进入十八世纪以后，当葡、西等殖民主义向东方扩张的时候，中国的科学技术从总体上说不落后于西方，但个别方面已开始显露落后的迹象。
横渡印度洋实现洲际航海的郑和，率领的船队规模之大，造船技术之精巧，航程之远复航次数之多，在世界航海史上都是空前的，远非几十年后称霸少引的葡萄牙以及其他欧洲国家所能相比。可惜自郑和以后，中国的造船技术和航海事业，不但没有发展，反而停滞甚至倒退了。明清两代政府为了对付东南海疆的敌人，采取了时松时紧的禁海政策，有时竟至“无许片帆入海”。这种消极防御战略延续了几百年。这几百年，正是欧洲各国奖励航海的时代。欧洲资产阶级掀起了以掠夺殖民财富为目的的航海探险高潮，各国竞相扩展海外贸易，争夺海上霸权，寻找新航线，形成一股持久不衰的航海热。而这一时期的中国，明清两代，扼杀了曾在世界上遥遥领先的造船和航海事业。造船和航海事业衰落，海军建设无从谈起，万里海疆实际上处于有海无防的境地。执政者长期没有觉察到这种落后的危险性。许多历史的教训，也没有唤醒统治者加强海防的警觉。明代倭患连年，东南海疆，岁无宁日。郑芝龙一群海盗，竟使政府水师束手无策。荷、葡、西等国竟以几艘兵船，不断侵扰中国沿海岛屿。蔡牵、朱偾以数万之众，竟使清廷水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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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头转向。两次鸦片战争接连惨败，才惊醒了清朝统治者，感到海防落后的危险性，部分督抚大员在自己权力范围内，搞洋务以求自强。从“天朝元所不有”到“师夷之长技”，这个认识过程用了一百多年的时间。而这个认识主要是从战败中得出来的，对战败的认识又主要归结为武器不如人，因而具有很大片面性。
其实，就这两次鸦片战争而言，中国武器装备特别是舰船火炮固然不如人，但敌人也有很多不利因素。如侵略军人数不足，远离后方作战，补给线长，利于速决而难于持久。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西方军舰还处在从蓬帆到蒸汽机转变阶段，只是由于中国长期忽视海防建设，侵略军才在海战方面占有优势。至于陆战，侵略军在武器装备上虽占优势，但很难抵御熟悉地形的骑兵的突然奔袭或集团冲锋。假使八旗能保持当年的悍的雄风，在陆战中迂回包抄，围歼深入内陆之敌是完全可能的。但是八旗在入关之后，政府豢养惟恐不周，在平定三藩的战役中，已是军无斗志，嘉庆年间就更严重了。绿营兵与八旗兵相比，生活待遇和武器装备，都受到歧视和压抑。绿营擅长火器，八旗精于骑射。但绿营由汉人组成，只能在八旗的控制下生存和发展，而清政府多方限制绿营掌握精利的火器，只能使用简陋笨拙的抬枪、抬炮。绿营不得扬其所长，而八旗连原来擅长的骑射也荒废了。国家常备军建设中的满汉畛域之见，严重地妨碍了新式武器的研制和推广。中国古代的重大发明黑火药，在乾隆年间已落后于西方。西方侵略者正是使用这种改进了的高质量的黑火药，在乾隆年间已落后于西方。西方侵略者正是使用这种改进了的高质量的黑火药，打开了“天朝”的大门。嘉庆年间，在东南洋面上的几次海战和在川楚陕等省的几次陆战，是鸦片战争前清军战斗力的大检验。虽然清军赢得了战争的胜利，但无论是海战或陆战，都表明八旗、绿营已极端衰线，不堪驱策，不得不借助乡勇团练。这样的武装力量是元力捍卫国土的。
与外国殖民主义打交道，并不总是兵刃相见，还有比战争更复杂的外交活动。清政府在列强争夺海上霸权、激烈展开国际贸易竞争的时刻，既不重视海防，也不重视外贸，更不重视外交。仍然死守着老祖宗的过时的观念，皇帝君临天下，四海臣服，万邦来仪，只有藩属国的朝贡，无所谓外交，有关业务例由礼部（俄国由理藩院）主管。欧洲在公元1648年威斯特发里亚和约签订之后，各国先后建立了外交部，视外交为第一要政。向国外派出常驻外交代表机关与驻在国进行政治联系以代表和保护本国利益，这些在当时都是公认的国际惯例。而清代的官制仍是吏户礼兵刑工。在咸丰十年十二月(公元1861年1月)设立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以前，从无主管外交事务的中央官署。几千年的传统观念，中国皇帝的权力受之于天，“天朝统驭万国”，是“天下共主”。皇权高于一切，维护皇权的神圣性成为外交活动最高准则。外国使节晋见清朝皇帝必须行跪拜礼，跪与不跪，中外双方长期争执，几乎成了清朝前期中外交涉中的最大难题。
外贸也纳入朝贡这一传统模式，那时并无现代意义的对外贸易。清政府把外国要求来华贸易看作是向中国“臣服”、“朝贡”、是“倾心向化”、“叩祝万寿，备进方物”，对策是所谓“加惠远人，抚育四夷”。这种朝贡模式的通商，价值观念重在贸易对象的亲疏依违，而不在经济利益的多寡有无。清朝前期的皇帝和大臣们，认为“天朝富有四海”，“外洋物件，天朝却是可有可无的”。这种视外贸为元关紧要的事务，或只重政治效益不重经济效益，完全不能适应世界范围内激烈的贸易竞争。
在清政府的模糊观念中，外交就是通商，通商就是朝贡。是早成立的一个办理对外交涉的中枢机构，便叫做“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古代中国历来以天朝自居，外邦均视为“夷”，故清代长期称外交为“夷务”，外交照会称“敕谕”，皇帝自称为“朕”，外交“朕抚御万方”等等。这种传统模式一直沿袭到被历来瞧不起的“夷”打败之后，才逐步改变过来。
外交与商务混淆，商务与朝贡混淆，这种外交体制与十七世纪以来的国际环境是完全不能适应的。欧洲各国在长期交往中已逐渐形成许多不成文的、但有法律效力又为各国所接受的习惯做法和先例，即所谓国际惯例，诸如大国间可以互派大使（十九世纪末叶以前限于大国）、国家主权平等原则、外交使节代表本国政府与驻在国政府办理交涉、外交代表人身及其住所不可侵犯等等。清朝皇帝及其大臣们长期在闭关锁国的状态下生活，对于世界上早已形成的一些外交惯例懵然无知，而又突然一下子被卷进了陌生的国际社会，以致在与西方国家接触中多次举措失当。例如，拒绝与外国建立外交关系，拒绝外国在北京设立外交代表机关，也不向任何国家派遣常驻外交代表，手持国书的来华外交使节不准进入北京，这些在当时欧洲各国早已形成的国际惯例，清政府都以不合天朝体制断然拒绝了。清初海禁极严，互市仅限贡舶，海禁开后，仍对海外贸易实行极为严厉的限制，既限制中国商人出海贸易，也限制外商在华的正常贸易活动。国家对外贸易的大权，几乎由清政府严格控制的广东商人团体“公行”独占。它的实际作用，一方面阻滞了出口商品的流通渠道，同时又为外商行贿走私大开方便之门。当时进口商品主要是供宫廷和王公贵族们享用的奢侈品。海关税制极品的竞争力，利于进口不利于出口，而西方国家在此一个多世纪以前就已采限高额进口税以保护本国市场。清代前期对进出口贸易采限严厉限制政策，朝野上下又缺乏国际贸易竞争意识，尽管如此，海外贸易仍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并长期保持巨额出超。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出口货物口利繁多，货源充足，特别是许多传统产品在国际上有广阔的销售市场，如丝、茶、瓷、漆等。苏州造船厂生产的远洋船只在康熙年间还能畅销海外。这说明当时中国的外贸产品潜藏着巨大的竞争能力。中国也很需要购进国外的许多产品，如银、铜、粮米、火炮等等。假如清政府积极发展海外贸易，就可以充实国家财力，改善自己的国防从而提高自己在国际社会中的实力地位。
　　　　　　　　　　　　　　　　　　　二
十七世纪中叶，我国国内战争持续了半个世纪，战火遍及全国，加上这一时期不断出现大面积水旱灾害，全国经济呈现一片萧瑟景象。清政府被迫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垦荒、赈恤、招抚、蠲免、修水利、除河患，以恢复和发展生产。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清政府宣布实行“更名地”。采取这项措施的真正目的，并不是要使劳动者有土地，而是要使土地有劳动者；或者换句话说，在于确认田赋的负担者，以保证国家的财政收入。但是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使农民保住了通过各种途径取得的土地，有利于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同时也有利于荒地的开垦。康熙五十一年（公元１７１２年）清政府又宣布，全国丁银数额以康熙五十年的丁银数为准，“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人丁税虽然仍旧存在，但丁银数固定不变。它有利于进一步安定农村秩序，避免人口的隐瞒和流散。在康熙末年和雍正年间，清政府又逐渐在全国除少数地区外实行摊丁入地，结束了中国几千年来的人头税。在这种税制下，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束缚松弛了。
由于税制比过去合理，有利于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通过各族人民长期的辛勤劳动，残破不堪的农业逐渐恢复并有新的发展。粮食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提高了，种植面积扩大了，农作物种类增加了。适宜在南方生长的水稻，从明末开始经过长期试种，到康熙末年在京津寒冷地区移植成功。明代正德、嘉靖年间传入中国南方的耐早高产作物玉米，由于它对土壤气温要求不高，适应性强，清初康熙雍正年间，种植面积已逐步扩大。乾隆至道光一百多年，玉米引种地区迅速扩展到全国绝大多数州县。特别是在山地丘陵地区，已成为主要粮食作物，明末传入中国的番薯，产量高、繁殖快、耐旱、耐碱、耐贫瘠，块根可充食粮，蔓叶可作饲料，以其明显的优势，加上官府的倡导，文人的宣传，迅速地在长城以南各省大面积推广。由于玉米和番薯能在乾旱贫瘠的山地生长，在清代大规模垦荒活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又由于它的产量高、繁殖快，在雍乾年间人口急剧增长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重要经济作物特别是棉花、烟草、山区、海岛的开发成效卓著。关外的东北、口内的蒙古地区，台湾及东南沿海岛屿、西北的广大地区，都是清代开发的。有的地区由于农业发展迅速，成为全国重要粮仓。内地的湘西、陕西、鄂西北以及桂西、滇西南和贵州等山地丘陵地区，也因大量移民，生产发展迅速。边疆地区卓有成效的开发，不仅有利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而且有利于祖国边疆地区的巩固。清代开发山区和边疆，其规模和成效，都远远超过前代。但是由于这种开发具有很大的盲目性，又缺乏科学的指导，以致出现水土流失、生态平衡遭到破坏的严重后果。
清代的土地所有制不同于前代的特点是存在着实行农奴制的旗地、地权转移频繁、土地商品化程度日益提高，以及土地所有权与土地耕作权的分离。这里既有历史的进步，也有历史的倒退，这种奇特的现象，在其它领域同样可以看到。
地租剥削形态呈现出空前的多样化。劳役地租、实物地租，货币地租，以及它们的过渡形态或变异形态，都在不同的地区同时并存。实物地租占主要地位，劳役地租作为旧制的残余存在，货币地租虽已出现，但所占比重极少。乾嘉以后，实物定额租在各地普遍实行，而实物分成租有日益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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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的趋势。
从明中叶以后开展起来的减租抗租斗争，无论就其深度来说，也元论就其内容来说，或者就其目的和手段来说，都是历史上没有先例的。清政府为了平息抗租斗争，采取了种种对策，诸如劝谕业户从宽收租，限令佃户按期如数交租，由官府出面议立乡规民约、较定斗式，对聚众抗租的首领从重究处，对武装抗租进行血腥镇压，都无济于事。
由于佃农的人身依附关系逐渐松弛，主佃在法律上并无主仆名分，地主对佃农的生产活动已难实行有效的监督。监督佃农的生产活动，是分成租制赖以存在的前提。失去了有效的监督，分成租制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据。定额租和分成租虽然都是实物地租，但定额租却是实物地租向货币地租转化的必由之路。其实，货币地租也是一种定额租，不过交纳的是定额的货币而不是实物。实物定额租的盛行，加速了土地所有权和土地耕作权的分离，由此又出现了一田多主的现象。
清代的历史，是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历史。落后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封建地租剥削、人身依附关系，已成为历史前进的严重障碍。减免乃至废除封建地租，改革封建土地所有制，废除人身奴役制度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尽管当时人们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但都被历史潮流推到日益尖锐的土地、租佃问题面前，按照各自的理解回答历史提出的新问题。从清初顾炎武的禁限私租的议论起，到清末关于地权改革的一场大论战，三百年来在土地、租佃问题上所展开的争论日益激烈和深入。
清政府继续推行“崇本抑末”的传统国策，但已开始出现某种程度的变化，采取了比前代较为宽松的政策。康熙年间，明令废除了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匠籍制度，使手工业者脱离了世代承袭劳役。清初严厉禁矿，乾隆时改而采取允许并鼓励开矿的政策。官营手工业也比明代缩小了经营范围和规模，采取了所谓“惠工给值”的措施。这一切都有利于手工业的恢复和发展，以手工业发达著称的城镇里，还有许多与人民生活有密切关系的各种手工业作坊，如磨坊、油坊、酱坊、纸坊、特种工艺品如北京的景泰蓝、象牙雕刻、苏州及湖南的刺绣，还有湖州笔、徽州墨、宣城纸，都是在国内外享有盛名的产品。杨州、苏州、南京、杭州、佛山、广州、汉口、北京等已发展成具有相当规模的工商业城市，并且出现了一些专业市镇。有的城市各种手工业作坊或商店按所营专业分类集中。随着边疆地区的进一步开发，在边远地区还出现了许多新兴城镇。
由于商品交换的发展，货币在社会生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货币需要量剧增，货币流通速度加快。适应商业活动存款、放款、汇兑的需要，经营此项业务的钱庄或银号也有发展。上海钱庄在乾隆年间已有相当大的规模，长江流域和东南各大城市钱庄纷纷出现。由于国内贸易活跃和货币流通量增大，交通不便，运送现银困难，专门经营银钱汇兑业务的信用机构 票号，于嘉道年间在山西出现了，以后分号遍布各地。
由于政治安定，经济发展，人口迅速增长。乾隆六年（公元１７４１年），初次利用保甲制度编查户口，当年人口即达一亿四千三百余万，到乾隆二十七年（公元１７６２年）即已超出两亿。五十九年（公元１７９４年），达三亿一千多万，到道光十六年（公元１８３６年）即已突破四亿大关。在一百多年里，人口由一亿五千万猛增至四亿三千万，耕地面积却没有相应地扩大。由此不难断定，人口增长速度，远远超过物质资料增长速度。
中国历史上地广人稀的老问题，雍乾以后却变为人多地少的新问题，于是在清代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中造成一系列重大影响。由于人多地少，出现了大量的游民。他们不得不离乡背井，犯禁潜入山林，或垦殖、或采矿、或伐木、或刨参，未被开发的山地丘陵因此得到利用，有的漂洋过海，流落异邦。由于人多地少，可耕地开发殆尽，不得不围湖筑堤造田，池塘培土改田，占耕河滩，这种“与水争地”的严重后果是水患增加。由于人多地少，佃农为了租到土地，不得不接受极为苛刻的租佃条件，其中包括提高租额，附加劳役，预付押租等等。由于人多地少，租额上升，出租土地有大利可图，诱导着工商业者及高利贷者的投资意向。由于人多地少，粮食单位面积产量并未显著提高，粮食供不应求，引起米价大幅度上涨，迫使清政府采取鼓励商人长途贩运粮食的政策，甚至鼓励商人进口洋米。最早为人口剧增而感到忧虑的是清圣祖玄烨，当人口问题还不十分严重的康熙四十九年，他就指出“户口日蕃，地不加增，产不加益，食用不给”，对此“时深轸念”。随着人口的急剧增长，对人口问题发表议论的人也多起来了。其中最著名的有洪亮吉（公元１７４６－１８０９年）和汪士铎（公元１８１４－１８８９年），他们对人口成倍增长而耕地、粮食、房屋却只能缓慢增长感到忧虑甚至恐惧。他们还探索了人口增长过快对整个社会所产生的严重后果，诸如人均耕地减少，物价上涨、游民增多、社会动荡、人民贫困等等。这些议论基本上是正确的。至于如何解决人口问题，他们的主张是消极的，尤其是汪士铎，其主导思想是大量消灭现存人口，其方法是残暴的，野蛮的。
随着农业、手工业、商业的逐渐恢复和发展，使用雇佣劳动的作坊和工场比明代有显著的增长，在丝纺、制瓷、造纸、制糖、铁器制造等行业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幼芽在不同地区稀疏地萌生着，但它在整个社会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是微乎其微的，占统治地位的仍然是家庭手工业和农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按产业结构说，仍是以农业为主、包括林牧渔等的农业社会。商品经济落后，第二产业还没有兴起。这时欧美一些主要国家，第一产业的比重不断下降，正迅速发展第二产业，即以制造业为主，包括采掘业、蒸气动力、水电、建筑等等，第三产业，即服务性产业，如银行、金融、保险、信托、运输、旅游、娱乐等等，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不断上升。
英国在公元１８４０年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前，工业革命已取得巨大成果，各主要工业部门纷纷用机器代替手工劳动。蒸汽机在纺织工业中迅速推广，由此又引起采掘、冶金、机器制造部门的技术革命。并开始了用机器制造机器的新阶段。公元１７８５年（乾隆五十年）建成了第一个蒸汽机制造厂。继英国之后，法、德、美、俄相继进行了工业革命。正当西欧北美一些国家的经济以空前未有的速度腾飞的时候，中国正处在历史上称为盛世的时期。作为封建时代的盛世，成就是辉煌的。国家统一、经济繁荣、文化昌盛，政治安定，边疆稳固，与“文景”、“贞观”相比，毫不逊色。甚至可以说，它的某些成不是以往任何一个盛世无法比拟的。但是这个盛世正面临着一种新的挑战，一种空前严峻的挑战。西方正以雄厚的经济力量支持强大的军事力量，加速海外殖民掠夺。正是这个时候，中国落后了，而且是十分明显地落后了。左宗棠说过“人操舟而我结筏”的话，如果借用这个比喻来说明中国和西方两种发展速度也是适宜的。两种不同的速度，意味着中国未来的命运，长期地落后于西方，并陷入落后挨打的地步。
工业革命的前提条件是资产阶级政治革命，当时中国却没有这样的条件。封建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严重地限制了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广大农民受着沉重的地租高利贷的残酷剥削，生活极端贫困，购买力低下。农业劳动生产率很低，既不可能为手工业发展提供大量的廉价的原料，也不可能为手工业产品提供广阔的销售市场。其次，清政府沿袭传统的压抑工商业政策，官工、官商利用特权垄断经营，对私人工商业加以种种限制甚至摧残，使得业者无利可图。挟资巨万的富商畏缩不前，妨碍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再次，封建地租和高利贷，是两种传统的剥削方式，有钱人都很熟悉，无需特殊技艺，而经营工商业就复杂得多了。特别是这两种传统的剥削方式受到封建国家的保障，可以坐享其成，而不像经营工商业那样要承担许多风险。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地租率、百分之百的年利率，吸引很多商人或工场主购土地从事地租剥削，或放高利贷。不少皇室、贵族、官僚和商人，积累了成千上万的货币财富，但他们不是把这些积累投资于商品生产，而是用于挥霍、窖藏，或大量购置“不忧水火，不忧盗贼”的土地。不是没有货币积累，而是积累起来的货币没有转化为产业资本。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经济结构，是难以打破的坚韧壁垒。特别是作为农业主要副业的棉纺织业，是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典型，也是农民在纳租之后家无余粮以纱（或布）易米的普遍形式。虽然纺织工具落后，普遍使用单锭手摇纺车和双手投梭脚踏织布机，经济效率低，但由于充分利用农隙家庭闲散劳力，所以仍有顽强的生存竞争能力。这种家庭纺织工具，劳动强度不大，技术要求不高，从八九岁的女孩到六七十岁的老妇均能动作。点点滴滴的空隙时间，阴雨天、月光下，自清晨至深夜，有空就干，生产成本低廉，产品结实耐用。生产设备相同而雇工经营的手工工场，生产成本显然要高于家庭纺织而难以取而代之。家庭手工业的这种劳动力结构特点，使它很难与农业相脱离，也很难改用先进的生产工具。它的生存竞争能力，足以和早期的机械生产抗衡相当长的时期，才会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行会制度是在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而又不够发展的阶段的产物。行会对产品的数量、质量、品种和规格，原料的采购，产品的销售价格，吸收学徒的数额、年限，工资水平，技术传授范围，劳动时间长短，都有严格规定。这种行会垄断本地区、本行业的业务，排斥外来人的竞争，也限制本行业内部的竞争，不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行会在生产管理上、在手工技艺上，墨守成规，不求革新，不适应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要求。
清代的货币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妨碍商品交换的正常发展。银两和制钱，都是合法货币，在市场上同时流通。但白银条块作为货币，可以自行铸造，大小不等，形状不一，名称不一致，很不方便。银钱比价并未按官方规定保持稳定，长期处于大幅度波动之中。乾隆以前政府所铸铜钱成色好，重量足。不少人销毁制钱以生产铜器谋利，或铸造成色差、重量不足的私钱，混入市场流通，增加了币制的混乱。随着西方殖民主义对远东的入侵，大批外国银元流入中国。起初仍成色、重量计值，但由于银币在流通中显然优于银锭，外国银元在中国市场上竟成了受欢迎的通货，不仅使中国白银大量外流，而且加剧了中国货币制度的混乱。货币是否统一与稳定，是商品经济能否顺利发展的必要条件。清代货币制度落后和混乱，严重地影响了社会经济生活，扰乱了国内市场，阻碍了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综上所述，诸如：（一）农业劳动生产率极端低下。（二）大量的货币财富用于挥霍、窖藏或购置土地，没有转化为资本。（三）清政府继续推行传统的压抑工商业政策，（四）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筑成的自然经济堡垒，（五）行会制度的存在及其对手工业商业的竞争限制，（六）货币制度的落后与混乱滞碍商品经济的发展，（七）科学技术未能为促进生产的进一步发展提供突破性的变革。这一切都是清代社会经济发展的极大障碍，也是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只能在恶劣环境中缓慢发展的主要原因。
三
清代是由满洲贵族掌握全国统治权的朝代。有清一代。民族问题始终是一个政治敏感问题，甚至这种政治敏感性一直保持到清亡以后很久都未消失。能否较为妥善地处理好各民族间的关系，是清朝中央政府对全国实现有效而稳定的统治的关键。
民族是划分为阶级的。在存在着阶级压迫的社会条件下，民族压迫是伴随着阶级压迫而产生的，有阶级压迫就会有民族压迫。民族矛盾有它的特殊性，不能把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混为一谈。历史上存在着民族斗争，这是客观事实，是不能否认的，也是不能用阶级斗争替换的。民族斗争，说到底，它还是民族斗争而不是阶级斗争。用阶级斗争取代民族斗争，不能正确地解释中国历史，尤其是清代的历史。
明代后期政治腐败，在阶级压迫加剧的同时，对生活在东北地区的女真各部也加剧了民族压迫，因而激起了女真人的不满和反抗。随着女真各部逐步统一和日渐强盛，对明朝统治者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进行了激烈的反抗，民族对立加剧，双方竟至兵刃相见。满洲贵族从战争中得到了好处，多次率兵深入汉族人民聚居地区，大肆掠夺财物，掳人为奴，战争逐渐丧失了反抗明朝政府民族压迫的正义性，而转化成为掠夺性的战争。崇祯十七年（公元１６４４）春，明朝反动统治被进行的战争，完全丧失了正义性。入关后的战争，是入关前掠夺战争的继续。
满洲贵族为了酬赏效命疆场的八旗官兵，以“东来诸公勋臣兵丁人等无处安置”为由，连续三次大规模圈占汉人土地，以解决旗人土地问题。用投充、掳掠和赏赐人口等办法解决“耕地牧马诸役”的劳动人手问题，用严酷的逃人法巩固对劳动人手的占有。圈占的土地并不限于上谕所说无主荒地和前明勋戚皇庄，而是大量的民间土地，其中包括汉族地主的土地。清初这一大弊政，严重地损害了汉族土地所有者的利益。被圈地之家，含着满腔悲愤离开祖坟、故居、良田，远走他乡。虽有所谓“拨补”，但都在数百里之外，而且是贫瘠之地，一无房屋口粮，又无农具种子，不但难以继续生产，甚至难以继继生存。这是民族仇恨的种子。
圈占土地引起的另一结果是，拥有良田活土的旗人不从事农业生产，从关外带来的奴隶下足以役使耕种，于是诱骗胁迫汉人投充旗下为奴。这些投充为奴的汉人，多半是近畿一带圈地的受害者。土地房屋被圈占，又无力转徙他乡，只有投充一途。此外，八旗士兵还抢掠汉人为奴，或汉人犯罪判归旗下为奴，或“价买”人口为奴。这又是民族仇恨的种子。
奴隶反抗的方式主要是逃亡。清政府为了对付奴隶逃亡，制定了极为严酷的逃人法。惩治的重点在窝逃者。所谓窝逃，并不限于窝藏逃人，凡误雇逃人作工，误留逃人住宿，误收逃人为兵，几乎与逃人稍有牵连的都算窝逃。告发窝逃者有重赏，知情不举者受重罚。查解逃人多寡，是考核地方官政绩的标准，于是冤假诬控层出不穷。逃人法的受害者是汉人，这又是民族仇恨的种子。
当清军占领了黄河流域广大地区之后，自以为取天下唾手可得，伪装和掩饰都不需要了，以赤裸裸的凶残手段屠杀一切敢于抵抗的汉族军民，甚至屠杀一切没有公开表示降服的汉族军民。降服的标识就是剃发易服，这是任何人都不能例外的。“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剃与不剃，变成生和死的选择。而且必须在令到之日起十天内作出选择。迟疑都是绝对不容许的。这时汉民族来说，在民族感情上，在伦理道德上，在风俗礼仪上，都感到是难以容忍的伤害。于是为了捍卫本民族的尊严、气节、礼俗、文化传统，展开了悲壮的搏斗。“宁为束发鬼，不作剃头人”“头可断，发不可剃”。汉民族中成千上万的人为了自己的信念，宁可在屠刀下悲壮地死去。剃发易服激起的民族仇恨，比圈地、投充、逃人法更广泛，也更强烈，它打击的是千千万万，而不只是某些地区、某些集团和某些附层。在民族对立如此严重的状况下，只可能导致更大的分裂，而不可能有国家的统一。
满洲贵族未尝不知道“不嗜杀人者能一之”的古训，但他们实行的暴虐政策激起了广泛的反抗，又是以不足百万的少数对付数以亿计的多数。“不嗜杀”的古训也顾不得了，因此对不愿屈从在铁蹄下的任何人都绝不宽容。但同时他们也知道，单靠自己的力量是不可能实汉官，统率三它需要有能征惯战如洪承畴一类的汉将，冲锋陷陈需要几十万汉族士兵，宣扬伦理纲常需要有熟悉儒家经典的汉族文人，树艺五谷需要有千百万有生产经验的汉族农民，懋迁有无需要有善于经营的汉族商人。这一切，都是建立全国政治统治绝不可少的，但又不是用血腥的办法可以获得的。正因如此，甚至在以军事征服为主的顺治初年，也未尝忽视从政治上征服人心。征服对象首先是汉族官僚和文人。征服人心的第一招是批出“吊民伐罪”、“复君父之仇”的旗号，为崇祯帝发丧，令天下臣民缟素三日。这就使那些讲究君臣之义的汉族官僚和文人要感恩图报了，甚至像史可法那样忠贞不渝的明室遗臣都感激涕零地说：“为我先皇帝发丧成礼，扫清宫阙，抚辑群黎”，“凡为大明臣子无不长跽北向，顶礼加额”。清政政这一招还给一些剃发易服的官僚士大夫们送上了一块遮羞布，向“为我先有赡养鳏寡孤独。减钱粮摇役、蠲免一切加派的许诺，应允礼俗衣冠暂从明制等等，都是入关之初征服人心的政治设计。
当军事征服已在广大地区取得“留头不留发”的明显效果时，满洲贵族随即采取相应措施，医治军事征服所造成的精神创伤，主要是用怀柔政策缓和各民族这间的矛盾，特别是满汉之间的激烈对抗。
首先争取汉族上层分子合作，并与之分享政权。对明朝文臣武将，诱以高官，授以大权，示以重用。这是入关前行之有效的政策，一大批汉族文武官员为新朝创基立业奉献了自已的忠诚。入关之后，更放手地推行这种政策，只要为新朝奉献忠诚，便可重用。甚至倚为心腹，待如上宾，给人以满汉一体的假象。清军南下并席卷江南，主要是驱策洪承畴、吴三挂、孔有德等一批汉将率领几十万汉族军人参与“留发不留头”的残酷屠杀，既强化了武为征服，也淡化了满汉畛域。利用这批汉将出面招抚笼络汉族官员，更有奇效。清代中央政府中实行满汉双轨制。虽然实质上是重满轻汉，但在外观上是满汉分享政权。顺治二年，开科取士，仍沿明代旧制。使汉族文人兢兢于仕宦之途。康熙帝亲政之后曾大幅度地调整民族政策，特别注意调整满汉关系的政策。努力消除二十年腥风血雨所造成的满汉间的严重对抗。康熙十二年（公元１６７３年），颁谕举荐山林隐逸之士。十七年（公元１６７８年），特设博学鸿词科，吸收学行兼优、文词卓越的素有名望的汉族文人。十八年（公元１６７９年）又开明史馆，收罗汉族文人编纂明代历史。三十八年（公元１６９９年）以后，又开始了大规模的经籍传注的纂辑。这一素列措施，成效卓著。一时名儒硕彦，网罗几尽。
消除满汉间敌对的关键，是按汉族地区原来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恢复和发展生产。康熙皇帝在这方面是有远见卓识的。他深知圈占田地是严重侵犯汉民族利益的一大弊政，亲政之后，于康熙八的（公元１６６９年）断然谕令户部永远停止圈地。他还逐步放宽对逃人的禁令并最终裁撤督捕衙门。统一台湾后，又及时解除迁海令。此外，他还采取了一系列与民休息的政策，上谕中常用“安民”、“安静”、“宽民”、“宽大”、“不扰”等语表述他的与民休息的政策思想。在这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所谓与民休息，从主体上说，就是使广大汉族地区的居民。有一个养生息的机会。康熙之后的雍正乾隆两朝，继续推行与民休息政策，出现了百年盛世局面。广大汉族地区生产方式、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大致都继承和发展了。而且带入关内的原来满族地区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思想文化以及伦理道德观念也都汉化了。旗地庄田上落后的农奴制生产方式，至乾隆年间已完成了向租佃制的转变。满汉民族的差异缩小了。当年那种激烈的对抗消失了，虽然矛盾还存在，但民族间的关系无疑是大大改善了。
清政府在处理民族关系问题上，虽一度有过重大失误。但它在民族政策上取得的成就，却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朝代。它在中央机关中设立特别行政机构 理藩院，管理蒙藏回等少数民族地区的事务。清代中央官制，大体沿袭明制，理藩院却是新创。首脑由满员担任，拥有较多的便宜行事之权。并有权指导驻边将军、大臣，组织严密，职掌分明，不受其它机构掣肘，行政效率之高为六部所不及。理藩院前身为蒙古衙门，早在崇德年间便已创立。这说明满洲贵族在新兴时期就十分注意联合聚居在边疆地区的各少数民族。
康熙帝在平定三藩之乱以后，注意力转向北方。康熙三十年（公元１６９１年）在多伦诺尔厅（今内蒙古自治区多伦县）举行会盟，曾遭准噶尔部噶尔丹攻掠的喀尔喀蒙古部贵族三十五位首领参加会盟，朝觐清圣祖。康熙帝妥善地解决了喀尔喀蒙古各部的长期纷争，改革了喀尔喀蒙古的行政制度，促进了喀尔重新统一。对准噶尔部的破坏国家统一的活动，康熙多次亲征，嗣后历经雍正乾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努力，终于结束了北部边疆长期分裂割据战乱不已的局面。乾隆皇帝自诩的进一步统一。康雍乾三朝还采取积极措施，开发边疆地区，发展农牧业生产，繁荣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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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对北部边疆的统一管理，有效地遏制沙俄对我国的侵略，加强了北方民族对中央政府的向心力。清政府成功地解决了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来民族关系中的大难题。长城内外，天山南北，兄弟民族间和平交往。北部边疆面貌根本改观，屡代维修的万里长城失去了军事屏障的意义。这是清代统治的伟大功绩。
对西藏地区，自努尔哈赤称汁开始，便采取尊崇喇嘛教的政策。西藏与后金。使凶往来，不绝于途。入关以后，清政府与西藏的关系更加密切。顺治帝多次遣使往迎达喇嘛，达赖、班禅也多次遣使献礼颂德。顺治九年（公元１６５２年）达赖喇嘛入朝，清世祖派新王、大臣远道迎送，赏赐丰厚。康熙年间藏蒙各派政治势力爆发争夺权力的斗争，康熙帝为稳定边疆形势，对各派势力采取调解态度，支持一切忠于中央政府的派别，终于平息了各派纷争，提高中央政府在西藏各派地方势力中的威望。康熙五十六年（公元１７１７年），西藏遭准部策零敦多布偷袭，劫掠烧杀，侵害寺院，严重破坏西藏社会秩序。康熙帝两次派军平乱，彻底击溃准噶尔军，护送六世达赖喇嘛入藏。乾隆末年，廓尔喀军两次入侵西藏，抢掠寺院，清高宗派军进藏大举反击，将入侵西藏的廓尔喀军全部逐出国境。经过康雍乾三朝的努力，加强了对西藏的管理。这是清政府统治的又一伟大历史功绩。
西南五省广大地区内，长期实行土司制度。这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一种特殊的地方政权形式。在土司统治地区，实行的是一种极端落后的社会制度。土司各据一方、各自为政。在割据势力膨胀之后，对中央政府的离心力增强，甚至煽动叛乱；或者恃强凌弱，互相攻杀，残害人民，以至长期动乱不安。明初开始改土归流，但规模不大，成效也不显著。雍正帝在位期间，大规模地实行改土归流。主要运用政治手段，必要时辅之以武力，废除了土司制度，分别设立府、厅、州、县、委派流官进行统治。各项制度与措施大体上和内地保持一致。如设立保甲、编查户口、丈量土地、清理钱粮、建立学校、整治河道、修筑道路等等。在推行改土归流时，妥善地处理被革职的土司，慎重遴选派任流官。这是雍正帝的一项成功的改革，大大地加强了对西南地区的有效统治，巩固了祖国的西财边陲，防止西方殖民主义插足我国西南。这是清朝统治的又一伟大历史工绩。
清政府成功地处理了北部、西北和西南边疆兄弟民族的关系，同时也就是成功地处理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我国各民族这间的关系进一步发展了。兄弟民族间相互融和的过程加速了。尽管实行过民族压迫和奴役政策，尽管有外国殖民主义者的挑拨离间和个别民族败类的分裂和破坏，但我们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是在清政府统治下最终完成的，祖国的神圣版图是在清朝得到确立的。这是历史性功绩，永远光照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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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清代初叶，作为儒家学说发展的一个阶段的理学，已经走完了自己的路，但是，产生儒家学说的社会环境却并没有消失。因而，伴随着中国晚期封建社会的缓慢发展，儒家学说也必然要作出相应的反映。这就是经历康雍两朝的理学崩解之后，汉学即考据学的兴起。考据学勃兴的原因，一说由于文字狱，一说由于康乾盛世，一说由于清初西方实用科学输入的影响。应该说这些都是对的，但需要补充。考据学的勃兴，以至最终取代理学的地位，并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它是多方面的、错综复杂的历史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从理论思维发展的内在逻辑来看，清初的反理学思潮，是一个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历史因素。
清初反理学思潮，是一个力图挽救社会危机、倡导经世致用的思潮。它对于打破几个世纪以来理学对思想界的束缚，具有重大意义，并涌现出一大批著名的思想家，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颜元、李等人。经世致用的宗旨，是决定这一思潮的性质及其历史的价值的基本方面，也是使它既有别于以前的宋明理学，又不同于其后的乾嘉考据学的根本原因。清初反理学思潮也是一个以朴实考经证史为方法，试图以经学去取代理学的思潮。以经学取代理学，清初那些旧越的思想家，也未能突破历史和阶级的局限。他们的理论探索，终究不能逾越封建的藩篱。当面临着以企么新的理论去取代理学时，他们只能从古老的思想武库中寻找可以借鉴的思想材料。只能是儒家学说中较之理学更为古老的经学。历史在前进。这种缺乏生命力的取代，随着历史的发展，尤其是清政府封建文化专制的加强，经世致用逐渐衰减，以致到乾隆初叶丧失殆尽。朴实考经证史愈益成为这一思潮的主要方面。反理学思潮遂蜕变为一个自考据始至考据终的复古派，即乾嘉学派。乾嘉学派也拥有一大批著名学者，对当时和后世的思想界都曾发生重大影响。
在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社会里，因文字触禁而获罪，或执政者藉文字罗织罪名以清除异已，史称文字狱。文字狱在明清两代都曾一度盛行，而以清代康、雍、乾三朝最为频繁，最为严酷。罗织罪名的手法，也最为奇特。不少文士及其家属亲友，惨遭杀害。百年盛世中的这一大弊政，大体上延续了一百年。
刚柔互济在文化政策上的表现，是在大兴文字狱、禁锢学术思想的同时，又大兴文教，罗致人才，编纂图书。其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成效之著，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罕见的。康、雍、乾三朝皇帝，都以稽古右文自诩。屡次下诏，在全国范围内博采典籍，记求遗书。搜求的重点在经学史乘，并把这些图书盾作是关系修齐治平助成德化的大事。康熙朝编纂的《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资料宏富，查核方便，是现存古代最大的类书，被现代学者誉之为中国古代大百科分书。乾隆朝编修的《四库全书》，包括了先秦至清初重要文献典籍，整理时虽有抽毁，但保存古籍之功是主要的。参与其事的四千余人，其中包括戴震、王念孙、翁方纲、姚鼐等名儒三百余人。在古籍整理方法、校勘、辑佚及目录学等方面，给后世学术界以极大的影响。盛清文化事业的成就是辉煌的。名儒辈出，著述如林，整理古籍规模宏伟，是中国古代丰富的文化遗产的总汇。但就其思想倾向来说，是复古的、守旧的，是中国封建文化的终结。
雍正三年（公元１７２６年），被后世学者誉为中国古代大百科全书的《古今图书集成》编成。此后三十年法国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出版，并形成一个著名的百科全书派。康熙皇帝敕修的“百科全书”，与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是根本不同的。前者是中国封建思想文化之集大成，而后者则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先驱。当康雍乾这几位中国封建时代的英明君主以稽古右文自诩的时候，正是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经济学说纷纷涌现的时候。一大批著名学者脱颖而出，如威廉·配第（１６２３－１６８７）、布尔吉尔贝尔（１６４６－１７１４）、孟德斯鸠（１６８９－１７５５）、魁奈（１６９４－１７７４）、卢梭（１７１２－１７７８）、杜尔阁（１７２７－１７８１）、亚当·斯密（１７２３－１７９０）和大卫·李嘉图（１７７２－１８２３）等等。他们以自己的学说，建立了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理论体系，确立了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基本原则。当中国正在大兴文字狱、禁锢士子思想的时候，正是西方资产阶级大兴思想解放，开展启蒙运动的时候。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和经济学说，一个多世纪以后才陆续传入中国。西方文化的输入，在清代有两次高潮：第一次是明末清初，自利玛窦来华至雍乾禁教；第二次始于道咸，盛于同光。
明末，以利玛窦为先驱的一批传教士在华活动了一个多世纪，鸦片战争前夕，以马礼逊为前导的一批传都士也在华活动了大约一个世纪，但他们来华的目的、结交的对象、活动方式、发挥的作用、以及后人对他们的评价，是不完全相同的。这种不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自利玛窦到马礼逊两百多年间国际形势、中国政局、中外关系等方面的某些变化。
明末清初，一批欧洲传教士，不畏艰辛，远涉重洋，接踵来华。他们从青年到白头，以至老死在中国。他们把毕生精力，献给他们崇尚的传教事业。他们留给后人评价的业绩，不仅仅是布道，甚至可以说主要不是布道，而是促进中西文化的交流。传教士来华的使命当然是传教。但是为了在中国传教，特别是在文化背景、道德观念、语言礼俗完全不同的中国传教，传的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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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与中国传统信仰截然不同的一种宗教，必须首先博得中国知识分子的信仰，使中国知识分子相信他们手中掌握着不容置疑的真理，掌握着随时可以得到验证的真理，而且又是吸引人的、陌生的真理。望远镜、自鸣钟、红衣炮以及天文、历算、测绘等等，足以引人入迷，使你在赞叹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奇迹的同时，也会赞叹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上帝的奇迹。在建立对科学的信仰的同时，建立起对上帝的信仰。佳酿的信誉掩盖着劣质酒的推销。这样就容易理解，为什么西方的迷信是和西方科学一起来到中国的，为什么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接受西方科学的同时接受了西方的迷信。明清之际耶稣会士是以学术叩门而入，这不同于道光时期来华的传教士。他们道先结交中国士大夫分子，与徐光启、李之藻等建立了友谊，也与京中显贵过从甚密。并获得崇祯、顺治、康熙等明清两代皇帝的器重和礼遇。他们向中国知识分子介绍了西方精巧的制作工艺和较为先进的科学技术，并与中国学者合作编译科技书籍。自利玛窦来华至雍乾严厉禁教为止，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当时自然科学中大部分学科经过他们传入中国，如天文、历法、数学、火炮铸造成技术，机械原理、水利、建筑，地图测绘，物理学等等。这些科学和技术，虽然不是当时西方最先进的，但大体反映了西方当时科学技术的新水平、新成就，而且着眼于应用，对中国来说当然是很需要的，可以填补中国科学技术的空白。在传入中国的科学技术中，传播最广最快，发挥作用最大的是天文历算和火炮铸造。除科学技术外，西洋绘画和音乐也在这时传入中国。明清之际，刻板的八股，空疏的理学，笼罩着当时中国的学术界。从西方传来这种实在的、精密的学问，对中国学术界的风气，发生了重要影响，甚至影响了考据学和音韵学的发展，并在中国造就了一批新型的科技人才。
西方科学技术这时候之所以突飞猛进，主要是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突破了束缚科学发展的桎梏，海外殖民扩张要求造船、航海事业有一个大发展， 而航海事业对天文、数学、力学、历法、地理测绘不断地提出新的要求。科学发明迅速转化为生产力，为资产阶级及其国家提供了大量物质财富，各国政府为此大力奖励科技发明。这些条件是当时的中国所不具备的。
自从西学传入中国开始，在中国思想界乃至政界，产生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如何对待西学，一个是如何对待中学。这两个问题，几百年来随着时局的演变，议论纷纷，不绝如缕。最早反对西方历算的是崇祯年间的魏文魁，随后是杨光先。杨光先的传世名言是“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当西洋历法以无可辩驳的验证显示出其精确性无可怀疑时，于是又有人说，西法本来就出于中国，这是两百年后“西学源出于中国”的先声。在这些纷纷扬扬的议论中，还有影响深远的排斥西学、中体西用、中西并重和全盘西化等等论调。
传教士在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传入中国的同时，也把我国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家经籍介绍给西方世界。有些传教士竟成了西方第一汉学家。他们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历史性的有价值的贡献。
刊《中国史研究》1988年第3期，摘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学科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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