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中西史学比较研究回顾（中）（2007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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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1 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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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中西史学比较研究回顾（中）（20070815）

例如关于梁启超与鲁滨逊新史学的比较。张广智曾经指出两者共同点：不仅书名同，并且都提出“史学革命”口号，批判旧史学，主张拓宽历史学内容，力图用进化论观点来研究历史，重视历史学的垂训功能[59]。
后来的比较似乎同张广智的观点相左。例如，黄敏兰通过比较，认为梁启超的 “《新史学》是在一个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社会文化环境中，由一位重要政治活动家创造，用来推动社会变革的政治宣传武器，而美国的《新史学》却是在一个很少政治气氛的文化环境中，由一位纯粹的学者在学术研究中取得的学科性成果。”“两部《新史学》都以批判传统史学为首要任务，但他们批判的性质却大不相同。在梁启超的批判中，政治性质占主导地位。”而鲁滨逊纯粹是学术上的。“梁启超对旧史学的批判虽然十分激烈，在政治观上也很进步，但在深层的理论和学术上却是对旧史学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不自觉夸大了西方史学对民族强盛所起的推动作用。”鲁滨逊新史学“用广泛丰富的知识增进人类对自身的了解，促进社会文明的进步，这种更新的史学理论对于历史学这一学科的学术化、专业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此使历史学不再充当政治的附属品甚至工具。”鲁滨逊“主张尽量拓宽历史学的内容……梁启超则认为新史学应注重国民的盛衰、强弱，也就是要注重民族史、种族史。”梁启超忽略了理论方面的建设，而鲁滨逊地新方法的建设是对新史学的最独到的贡献[60]。
类似的还有宋学勤的观点：两者共同点是，“都主张批判旧史学，拓宽历史研究的内容；都力图以进化论的观点来重新研究历史；都重视历史学的社会功用等等。……在方法论上，两者都强调史学的综合研究，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差别：“梁启超的‘新史学’还有重要思想革命意义。……对旧史学的过激否定是显而易见的。……对‘新史学’的具体内容语焉不详。……鲁滨逊的‘新史学’是针对西方近代而言的‘新’。与梁启超相比，鲁滨逊的‘新史学’则显得更为成熟和深刻。”[61]
孙晴干脆说：“如此多的相似之处，如此‘不谋而合’，并不能掩饰二者‘新史学’之貌合神离，即梁启超‘新史学’与鲁宾逊‘新史学’在本质上的区别，二者不可等而视之。”孙晴所谈“不同”，与黄敏兰并无二致。不过其对原因的分析倒是“美国学术少有中国这种救国救民的重大历史使命。不同社会背景下的不同学术氛围，打造了梁启超、鲁宾逊‘新史学’的不同形象。”“更为重要的是，中国近代化进程落后西方一步，作为反映经济和社会的上层建筑之一的史学无可避免地走在了西方后面，以致梁启超与鲁宾逊在《新史学》中所体现的史学潮流不可能同步。这是造成两者‘新史学’差异的本质所在。”“梁启超的政治实践影响到他的学术。”鲁宾逊“全然秉着学者的责任感，从史学发展出发，写就《新史学》。”[62]
再如关于中国史学独立性问题。陈剩勇以为，“中国史学从萌芽时起就是以‘王官之学’的面目出现的，编纂史书、撰写实录几乎一直受到朝廷的严密控制；在西方，史学则萌芽于古希腊的民间诗人和纪事家，基本上可称为‘私学’。这种不同的萌芽与开端直接影响和制约着中西方古代史学的发展模式及其价值取向。由于中国史学完全是为巩固封建王朝的统治秩序服务的，因此具有明显的褒贬惩劝、资治垂训的封建伦理倾向，过分强调‘直书’和‘实录’而缺少理性的思索和分析。而西方史学则更多地表现出‘求真’和‘探索’精神，注意对历史事件本质的揭示和规律化的认识，从而使古老的历史学有可能发展成为历史科学。”[63]
刘楠等指出，陈剩勇的观点“完全不符合史学发展的客观实际。”封建主义对史学的逐渐渗透，不能说是此后的史学完全丧失了独立性，正史只是历史文献的一小部分，历代都有大量的私人史著。西方史家摆脱了官方的束缚，但是并不能说与政治没有任何瓜葛。大多数中国古代史家都重视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探讨历史发展变化的原因，西方古代史学家也缺乏深刻的哲学思辨，那种认为中国古代史学只重“实录”“直书”，忽视探原的看法，根本不符合古代史学的实际我们应对古人作实事求是的评价，过分苛求古人或用今人改铸古人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建设也取得了不少成绩，不像有人所说抽象思维比西方古人差，一是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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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历史编纂体例与方法的评价，对古人的这些贡献不能视而不见[64]。
在比较中，不仅有一般意义上的论述，并且还有定量分析。例如，华薇娜比较了中西方新史学中的计量方法。她使用7个表格[65]说明“1、中国的历史计量研究起步并不晚”，“2、中国历史计量研究起点并不低。”中西方的差异是，“1、西方的历史计量研究在经过了发生、发展的阶段后，继续拓宽和深入，直至演变为历史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分析方法和分支学科；而我国由于政治、社会、文化、传统等各种因素，这种被先辈称之为‘历史统计学’的方法在经历了其发生、发展的阶段后，便很快衰落，以致于几乎完全销声匿迹。2、国内的历史统计着重于统计的方法整理史料，研究发生在古代的事件；而国外的历史计量大多面对现实，重在考察历史学家所处的社会，研究发生在近代、或不久前发生的事件，如总统选举、人口研究等。3、从运用的方法上看，国内学者主要运用了统计学的方法，为计算总量、平均数、频率、百分比等；国外学者则逐步地运用数学的方法，如变量分析、相关分析、回归分析等，使计量研究由描述性定量逐步向推测性定量发展。4、从研究的史料形式看，国内学者处理的多为公开出版的图书（包括书目）；而国外学者则多利用那些被史学家们忽视的资料，如选举结果报告、国会唱名记录、人口普查资料、教区名册、种植园主帐簿、奴隶主日记等。”[66]
在比较实践中，差不多所有的学者都以西方史学来观照中国史学。使用西方史学模式来关照中国史学是可行的；但是问题是，在实践中能否秉持公正的态度，而不为民族感情所支配。马雪萍说得好，“在分析中西史学的异同时，不能唯西方史学家的历史观念是从（事实上，西方史学家的历史观念也并非是一致的，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照搬西方的模式，试图完全以西方史学的理论、方法和概念工具来解释和评价中国的史学，必然会陷于片面性，既不能客观的揭示中国史学发展的过程与规律，也不易发现中国史学的价值。”[67]更早时候杜维运就提出类似的说法，详见上文。然而，在具体的比较中，理论与实践是很难统一的。更早时候杜维运就提出类似的说法，详见上文。然而，在具体的比较中，理论与实践是很难统一的。
早在百年前，梁启超就指斥中国旧史学，有“四蔽二病”和“三端”。这一观点影响至深，虽曾遭批评，然还是被后人简单地接受了；后来研究史学史的大家英国学者巴特菲尔德[68]在《史学与人类对待过去的态度》[69]中，也对中国史学大加挞伐，称中国史学“不能达到我们所谓的‘综合的境界’”，“没有发展历史解释的艺术”[70]，同样对中国学者发生了影响；改革开放后，引进了形形色色的国外史学理论，基于人们普遍对西方文化优势的认同，有人就视西方近代以来的史学理论为圭臬，来衡量中国史学，结果发现中国传统史学的一无是处。对于梁启超的做法，杜维运是有微词的，他说：“晚清民初，西方史学浪潮冲入中国后，中国史学界欣羡西方史学注重国政民事之余，即屡屡攻击中国史学……殊值商榷。”[71]他主张要对中西史学作公正的比较。从理论上说，这种态度是完全可取的，对梁启超等人的批评是中肯的。可是一旦涉及一些具体问题就发生了偏离。譬如，他说：“中国官修正史是一项极优良的史学传统。”[72]应该说，官修正史有其益处，它可以集中人力、物力、财力解决个人无法解决的问题；但也有不足之处，那就是史学主体受到了限制。杜维运只提到中国史家有实录直笔的传统，殊不知也有曲笔隐晦的风气。他还说中国皇帝不能干预修史，但宋太宗就一改君不观国史的传统而干预国史的修纂，以致在两宋酿成“国史之祸”与“私史之禁”。公正的态度应该是既谈缺点，又谈优点；他没有做到，其立论的直接动因是无法接受以白特菲尔德等人对中国史学的偏见和攻击，白氏等人执一面之词，杜氏要讲出另一面，也未免偏激。在《史学与人类对待过去的态度》中，也对中国史学大加挞伐，称中国史学“不能达到我们所谓的‘综合的境界’”，“没有发展历史解释的艺术”，同样对中国学者发生了影响；改革开放后，引进了形形色色的国外史学理论，基于人们普遍对西方文化优势的认同，有人就视西方近代以来的史学理论为圭臬，来衡量中国史学，结果发现中国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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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的一无是处。对于梁启超的做法，杜维运是有微词的，他说：“晚清民初，西方史学浪潮冲入中国后，中国史学界欣羡西方史学注重国政民事之余，即屡屡攻击中国史学……殊值商榷。”他主张要对中西史学作公正的比较。从理论上说，这种态度是完全可取的，对梁启超等人的批评是中肯的。可是一旦涉及一些具体问题就发生了偏离。譬如，他说：“中国官修正史是一项极优良的史学传统。”应该说，官修正史有其益处，它可以集中人力、物力、财力解决个人无法解决的问题；但也有不足之处，那就是史学主体受到了限制。杜维运只提到中国史家有实录直笔的传统，殊不知也有曲笔隐晦的风气。他还说中国皇帝不能干预修史，但宋太宗就一改君不观国史的传统而干预国史的修纂，以致在两宋酿成“国史之祸”与“私史之禁”。公正的态度应该是既谈缺点，又谈优点；他没有做到，其立论的直接动因是无法接受以白特菲尔德等人对中国史学的偏见和攻击，白氏等人执一面之词，杜氏要讲出另一面，也未免偏激。
其他人中，朱玉麟以当代西方新史学范型来观照司马迁的《史记》认为，作为新型的历史编纂学的西方“新史学”以历史过程的多层次把握、历史时间的前后延伸、历史空间的全景观照拓展了历史研究的领域，在多渠道的史料来源、跨学科的形式创格、叙论并重的认识观念上革新了历史研究的方法；而前此两千年，《史记》已在上述诸方面作出了超前性的实践，司马迁代表的中国史官文化要求的通才兼识与文史合流，又对“新史学”面临的困境提供了借鉴，因此《史记》是一种可以与“新史学”互相生发的中国史学范型[73]。这种做法显然有把《史记》现代化的倾向。这种做法显然有把《史记》现代化的倾向。
而夏祖恩同样以西方史学为参照物，看到了中国史学的不足之处是：史官、史馆和官修制度蔽多利少：缺乏自主精神、内容单调、形式代代相承；垂训史观把历史研究引向歧途：眼光狭隘、思想理论落后；历史学沦为封建统治者的工具；史学家与史官溶为一体，淡化了史学的科学性[74]。相反，他眼中的中国史学似乎一无是处。相反，他眼中的中国史学似乎一无是处。
从地域上说，就研究成果的数量和影响来看，其中涌现出三大中心，它们是台湾的政治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和陕西师范大学。相信随着中西史学比较研究的系统与深入，还将出现新的重镇。不过，到目前为止大陆的中西史学比较没有超出台湾学者所涉及的范围。例如杜维运，姑且不说他在《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中的贡献，仅在《中西古代史学比较》中，就涉及中西古代史学起源、纪实、阙疑、求真、怀疑、史学著述的材料、史学著述的范围与内容、史学著述的精神境界、尊古卑今、天命与人事、史学的地位等问题。这些问题及其他所表达的具体观点，还见于其多卷本《中国史学史》以及《清代史学与史家》中。大陆学者不仅讨论的问题难出其范围，而且有些观点也借鉴了杜维运的说法，不过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进行了展开性论述而已。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中西史学比较必须建立在中国史学和西方史学的深入细致的研究基础之上，否则比较研究无从谈起。从现有的成果看，就存在着对西方史学乃至中国史学的了解不够深入和全面的现象，以致出现发言太易或言论过激情况，这些观点还是值得商榷的。
例如，有学者提出，司马迁和希罗多德“都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或兴废成败之理。”[75]这一提法就值得商榷。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或兴废成败之理的角度来论述司马迁著史之目的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西方史学家也大多是这样的。但是具体到希罗多德，从现有材料看，他的主要目的还在于保留功业或者是起到记忆作用，而不是什么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或兴废成败之理。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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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古希腊的人文主义史学、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期的史学等，它们专注于特殊的历史事实，对神性和普遍性缺少兴趣，这些历史由于缺少普遍和一以贯之的东西，以致往往把历史看成偶然事件的堆积。”[76] 其实，说古希腊史学具有人文精神是行得通的；说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方史学注重特殊性，大体说来也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说启蒙运动时期的史学缺乏对普遍性的兴趣就有点说不妥了，那一时期许多理性主义史学家关注的恰恰是历史的共性问题，历史哲学兴起就是最好的说明。又如，有人把中世纪全盘否定，认为那时的西方史学完全是宗教史学[77]。此说不妥，中世纪的西方一样有世俗史学的，只不过宗教史学占据主导地位而已，轻易说那时的西方史学完全是宗教史学，就未免与史不符了。还如，有人说中国史学完全是权力的产物而西方不是这样[78]。不可否认中国史学同权力是绝对无法分开的。但是实际上西方的史学也体现了权力意志的，同样是不容否认的。尚如，有人说：“外国史学家虽然有的也是大官僚，但这些官僚史家对历史上的人与事的褒贬一般是属于世界观与阶级立场问题，不象中国的官僚那样纯粹从政治需要以及个人的好恶出发的。”还说“中国历代史学貌似繁荣，实是思想贫乏，内容单一。”[79]其实，中国史学家对历史的看法同样摆脱不了世界观和阶级立场的限制，再说政治需要和个人好恶同世界观和阶级立场是无法根本分离的。另外，中国史学的思想同样是丰富的，否认这一点是缺乏根据的。诸如此类的过激或者不妥的说法，如果不是为了语出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