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罗多德-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中西史学比较研究回顾（上1）（2007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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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西史学比较，既是史学学科发展的结果；又是学术界在中国文化受到西方文化冲击下，对中西文化比较的具体与深入。这一工作，自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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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初以来，就断断续续有人做了[①]。80年代以后，比较中西史学成为史学界的热点之一，90年代中期以后逐渐降温，近年又引起了学界的关注。这里依据已经读到的材料[②]，对近20年的国内[③]中西史学比较的历程，进行回顾与总结，不妥与遗漏之处难免，敬请方家教正。
一、中西史家、史著、史学思潮的个案比较蔚然成风
近20年的中西史学比较中，学者们给予中西史学家及其著作以很多关注。从夏祖恩1990年发表《孔子<春秋>与希罗多德<历史>的比较》[④]，到2003年孙晴发表《梁启超与鲁宾逊<新史学>“新”之相异原因》[⑤] ，比较中西史学家、著作蔚然成风。而且，其中出现了几个关注点，它们是：
1、关于孔子与希罗多德的比较
夏祖恩首先对孔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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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和希罗多德的《历史》进行了比较，认为它们有许多共同之处：它们是中外第一部真正的史著，都对后世发生了重大影响；尽管《历史》没有明确的编年而《春秋》纪年精细而明确，然而都是采取编年体的形式；孔子用“不可书见”的隐讳暗示，宣传“天命观”，而希罗多德公开直言“神命观”。同时，他还指出了两者的差异：孔子作《春秋》为资治、垂鉴、治国安邦，以“治乱兴衰”为主题，讲述礼乐征伐，希罗多德为保存史事而作《历史》，“有闻必录，无所不包”；孔子生活在君主专制制度下，文字简严、讳言晦语、内容狭窄，希罗多德生活在奴隶制民主制度下，具有广泛性、趣味性、详述性和公开性[⑥]。
马雪萍在对两人进行比较时突出了孔子超出希罗多德之处。她指出，他们都是叙事能手，孔子超出希罗多德的地方是，他们都重人事，但是孔子人事中的“王道”、“人道”两层次和历史对“君父”和“人臣”的不同教育作用的思想，希罗多德是没有的；孔子重视史实、经验和文献，希罗多德没有孔子彻底[⑦]。显然，在马雪萍看来，孔子在历史见解和史学观念等方面是高于希罗多德的。。显然，在马雪萍看来，孔子在历史见解和史学观念等方面是高于希罗多德的。
姜东光、万利生也对孔子和希罗多德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比较，认为他们在史学思想上具有复杂性。其相似性为，孔子既承认和尊重天的至高地位，又肯定人的地位与价值，希罗多德逐渐摆脱天命神说羁绊，走向努力探索人的自身价值；孔子深信人类历史在变革中不断进步的历史变易观点，希罗多德具有历史承续与发展变易的观点；他们都具有开明政治观和朴素的民主思想；孔子治史态度是：审慎求真、刻意求直、旨在求用，希罗多德则力求诚信不欺、直露不讳、记史存故。其相异之处是，孔子强调“内诸夏而外夷狄”要义，提出“严华夷之防”的命题，希罗多德提出各民族之间不应轻加鄙夷和否定而应互相尊重和学习；孔子开私人著史授史之先，开创编年体，首立按成例治史的方法，开创史学评论方法，希罗多德开创叙述体的纂史方法，有闻必录，着眼于世界范围研究历史，文笔生动[⑧]。他们的这些看法比较中肯。。他们的这些看法比较中肯。
2、关于希罗多德与司马迁的比较。
阎崇东不仅比较两人的生平、两书的写作背景与目的，而且就书中所包含的思想内容进行了比较。
他总结两人生平有共同点：第一，出身较为富有，并且都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因此能够获得较高的文化素养；第二，都进行了较长时期的出游寻访；第三，中途都遭受过挫折和不幸，或是思想上，或是身心上均受到了意外的打击；第四，两人的史学著作都是在人生的后期也就是最成熟的阶段完成的。
他也了总结《历史》、《史记》的写作背景。相同之处在于：第一，史学的产生和发展都经过了无文字记载的口耳相传的时代，都走过了从口耳相传——纪事纪言——正式的史学的兴起这条道路；第二，他们的成就都是建立在前人搜集和整理资料的基础上的，他们的著作中都包含有前人的劳动成果；第三，《历史》和《史记》都是在各自社会得到空前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写作背景的差异是：第一，中国的史学从它萌芽开始，就依附于政治和政权建设，是政治的产物，并随着政治的发展而发展。司马迁本身就是史官，所以他写的《史记》同样也是为西汉的政治服务的。而西方的史学不是这样，他们从民间自发产生和发展，并不依附于任何政权，也不受政权和政治的约束，是比较自由的史学。第二，中国的史学是从史官开始的，它受到国家的支持和保护，并随着国家和政权建设的兴衰而兴衰。所以中国的史学从一开始就有国家的支持，并一直有延续发展的基础和条件。而西方的史学不是这样，起码在希腊，希罗多德以前是没有这种基础和承袭关系的，他们的史学的发展，基本上是靠史学家本人的奋斗和积累而推动的。
他还比较了他们的写作目的和史书自身情况，认为，他们“都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或兴废成败之理。”而两书相同之处是：真实地反映了历史事实；通过对历史事实的记述，抒发自己的思想、看法和见解，他们的许多闪光的思想和远见为后人所折服，且代代传诵；作者视野开阔，所记述的不仅是自己本国的历史，而且是当时他们所知道的那个“世界”的历史；取材丰富，记载的内容包罗了几乎社会活动中的一切方面；在文学史上都占有一定的地位；都有神秘思想、记载失真的现象。两书不同地方是：《史记》是一部纪传体通史，而《历史》却是一部像中国纪事本末体裁的史书；两书记载的年代相差甚远；记载的方式和方法迥然不同[⑨]。
吴建华也对两人进行了比较，发现其相似之处是：明确的著书目的；进步的史学思想；取材宏富，独创一体；唯心主义的史学观点。他进而分析了产生相似之处的原因是：知识丰富，见多识广，漫游山川，胸怀博大；与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社会经济和史学的繁荣等[⑩]。
李晓卫则专门比较了两书的文学特性，他说：“从总体上看，《史记》的文学色彩要比《历史》更为浓厚，成就也更大一些。”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是，“司马迁对已有文学成就的继承侧重在内容方面（当然不排除形式方面）。……希罗多德对于已有文学成就的学习和继承侧重在形式方面（当然也不排除内容方面）。”[11]
凌峰总结了司马迁与希罗多德的共同点是，“两人都出生在较富有的家庭，从小受到良好、系统的教育。”“两人都有长期漫游的经历。”“两人都处于社会历史大动荡、大变革之后的繁荣、强盛的时代。社会发展需要人们总结历史的经验，作出学术的综合。” 他们都创了体裁，视野开阔，取材宏富，实录精神，无所不包的“百科全书”式的著作，优秀的文学作品。他还认为在有些方面司马迁优于希罗多德,他说:“司马迁以前的中国史学与希罗多德以前的希腊史学，无论是史家、史籍，还是体例、史学方法等等，作为古代东方社会代表的中国，比作为古代西方社会典型的希腊要成熟得多，完善的多。究其原因，就史学本身而言，最突出，最本质的一点，在于中国古代发达的史官制度。” 还有，“司马迁的著史宗旨要比希罗多德的更深邃。”《历史》“是连卷都不分的松散结构”，《史记》“则是高度严密的体系，表现了中国史学注重宏观整体联系的特色。”[12]
另外，扆晓红比较后的结论是，“两位史学大家成熟的自我意识使他们著史形成了一些共同的特色，这就是明确的目的，求实的精神以及对当时先进文明的继承、发展和创新。”[13]
3、关于章学诚与他人的比较
陈瑞比较了章学诚与维柯,结论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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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历史哲学都源于对理性主义的二元论的批评，维柯批评了笛卡儿理性主义的二元论，章学诚则处处针对从朱熹到戴震的理智的思考和辨析。这样他们都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哲学和历史的统一，在维柯那里是兼有哲学和语言学，柏拉图和塔西佗双重成分，在章学诚那里则是宋学的义理和汉学的考据并不对立，两者都是道的外在显现。此外，他们也都包含着较多的历史循环的成分，并对文明社会的消极方面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怀疑和批评。”其差异在于：“在章学诚的著作里，历史的循环运动是道的展开，这个道带有中国传统中抽象和理性化、自然和无为的特征，因此章学诚的历史哲学也就较多消极无为的色彩。……不同于章学诚，在维柯描述的历史变化后面，是天神意旨，它是基督教文化的产物，带有某种有意识、有目的的特点。……章学诚心目中的古代社会是质朴自然的，……带有东方温和的色彩。而维柯致力于探讨的古代社会，则是野蛮和狂暴的，充满诗性的、创造的力量和冲动。”[14]
陆伟芳、余大庆则比较了章学诚与柯林伍德,认为，“他们认为史学必须自觉地‘经世致用’，史学的价值就在于它能为人类社会服务。”“比较注重于人类自我认识的价值。”“他们同样强调史学的真实可靠性，他们眼中的社会价值，是建筑在真实、科学的学术价值基础上的。”[15]
4、关于黑格尔与他人的比较
汤勤福把他与朱熹进行了比较，认为“他们都把精神作为世界本原，朱熹称之‘理’，黑格尔称之‘绝对理念’，他们都认为可以抛弃历史事实而探究历史发展的规律，显示出浓厚的唯心色彩。朱熹认为历史进行运行是循环无穷的，而黑格尔则认为是趋于完善的，两者在具体论述上虽有一些合理因素，但他们又有很大局限。朱熹与黑格尔都持英雄史观，朱熹夸大了圣贤帝王的力量，黑格尔则夸大了世界历史个人的作用，但又认为世界历史个人仅仅是世界精神的不自觉的体现者；他们都对人民群众的作用认识不足。由于他们不了解经济因素在历史变革中的重要作用，因而便很难以正确揭示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便难以摆脱‘天命’、‘上帝’的神秘主义论调的束缚。”[16]
陈锐则把他与黄宗羲进行比较，以为“黄宗羲与黑格尔的学术史观都在不同程度上渗透着泛神论的影响”黄宗羲的“一本万殊”就是黑格尔哲学中的具体的同一。他们“均在一定程度上源于对理智主义的批判。”他们“的差别是不容忽视的，黑格尔是哲学家，只是在他宏大的体系中包含了哲学史而已。……黄宗羲毕竟是在中国文化的产物，缺少西方基督教那种天下一统的气概，因而无法写出《新科学》或《哲学史讲演录》那样普遍的历史。”[17]
6、其他
张晓松对司马迁和李维进行了比较。他的结论是：东西方第一部通史著作的诞生都有着大致相同的时代背景和史学自身发展的需要；司马迁眼界开阔而李维则深居简出；李维创作旨趣有两点：怀念罗马过去的光荣和共和制、希望垂训后世，司马迁超出了“垂训”目的，希望“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李维的人文思想对后人影响巨大，而司马迁贯通古今的会通思想对后世的影响远远超出了李维[18]。
徐善伟比较了刘勰和琉善的史学批评思想。他指出，《文心雕龙?史传》和《论撰史》分别是中西古代史学史上第一篇比较全面、系统的的史学批评专文；他们都总结前人成就，把直书精神当成史学的一种优良传统，当成撰史的一条普遍准则来看待，所不同的是琉善尤其强调史家的独立精神，而刘勰把礼法原则置于史学批评的首位；他们都强调对史料广采博收、去奇取真，但琉善强调目击者证词或亲临现场调查，而刘勰强调对档案、文献资料的搜集与考证；他们都重视历史写作技巧，琉善更多从修辞学角度论述，刘勰则更多从体裁、体例方面着眼[19]。
王三义则比较了塔西佗与班固的史学风格。他说：他们都以严肃的态度治史，广搜材料，博览群书，择优从善，力求客观；都以道德家的眼光审视历史，注重史学的社会功用，寓褒贬，别善恶，发于心而行诸文；都以文字优美见长，一是刻画人物笔调辛辣，二是语言风格典雅凝练；都品评人物见解独到，于叙中有议，又不以议论代史，对不可信的材料存而不论，不以讹传讹；塔西佗作品以演讲词、格言、对话穿插其中，班固《汉书》则广收优秀文章，于“博恰”之外又增色添彩，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20]。
朱本源陆续发表《<诗>亡然后<春秋>作》[21]、《孔子史学观念的现代诠释》[22]和《孔子历史哲学发微》[23]等，论述了孔子的“中国史学之父”的地位，并把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学者的思想与西方史学思想尤其是现代西方史学思想进行对比，指出“从比较历史学的观点看，我们也不难发现在19世纪前期以前（即从孔子到乾嘉时代的）中国历史学家中有不少的人曾经以类似西方近代的历史思维方式‘历史地思维着’。”[24]有力批驳了巴特费尔德等人对于中国史学的蔑视。
学术界除了对史家、史著进行比较外，还比较了史学思潮，例如马雪萍对20世纪上半叶中西方“新史学”思潮进行了比较，认为“中西方的心史学一方面因袭着不同的文化遗产，有着各自不同的革新对象；另一方面，相同的时代场景和科学思维模式的影响，又使中西方的新史学面临着大致相同的历史批判和史学批判的课题，担负着共同的重新构建的任务。”两者的共同之处，具体说来是“历史学观念的更新”，“历史解释理论的丰富与发展”，“历史学视野的扩大与‘总体史’的追求”[25]。
二、中西古代史学成为主要的比较对象
从发表的作品看，中西古代史学成为讨论的主要对象。这些讨论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中西古代史学起源的比较。
胡逢祥撰文认为，中国史官制度发达，使先秦时期出现了一批由史官录编的历史文献、世系谱和官方年代记，但是在古希腊看不到这种情形，或者说缺乏一个从神权史到记人为主的比较充分过渡阶段史官记事时代。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是是两者早期国家统治集团的构成。在中国，巫师集团在统治阶层局有十分特殊的地位，发展为巫史，承担掌管官方文书和记事职责，形成重人事的入世主义传统，敬天法祖、重视史鉴不仅是史官文化的特点，也成为古代国家君主到各统治阶层的一种普遍意识和精神文化修养准则。而古希腊的祭祀集团基本只从事游离于世俗政治以外的宗教活动，无法与中国的史官相匹比。同时古代中国最中祖先崇拜，这是古希腊所没有的。这些造成了上述的差异。当然，积极的现世主义精神，或许正是真正的历史学得以在中国和古希腊两地最早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原因所在[26]。
2、关于中西古代史学发展途径的比较
胡逢祥以为，首先，中国官、私史学的相并发展，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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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各异其趣、甚至矛盾冲突的一面，客观上又起着互为补充、互相推动、相得益彰的作用。这正是中国古代史学较世界上任何国家都要发达和丰富多彩的基础所在。西方古代的史学，则没有形成如此明显的官、私两大发展系统。古希腊的史学，一开始就产生于民间，撰写史书完全是私人的事。古罗马的史家，固然大多社会地位很高，但他们撰写史书一般并不负有官方使命。后来西方教会垄断一切，而中国整个史学的发展呈现一种“道统相继”的方式。
其次，西方古代史学的演进，与中国古代取径于自然积累推进的方式不同，更多地呈现为大起大落的破坏与重建。”
第三，中国古代的史学，自汉以后一直受到儒家经学的深刻影响，无论在社会功用、历史观、史事人物评价标准等理论方面，还是在表现形式和内容上，都与整个封建经学的内容、观点、发展态势结成了很强的依附特点。西方中世纪，则由于教会垄断了全部社会的精神文化生活，以《圣经》为代表的基督教教义成了制约人们一切思想和行为的普遍价值尺度，历史学完全沦为神学的一个卑贱的女侍。儒家经学是一种具有强烈入世精神，其史学，也以中人事为基本特征。基督教史学中人的活动在历史中被放到无足轻重的地位。中国治史一贯强调取证文献和严加考辨，基督教史学很大程度上窒息了西方古代曾经有过的史料考信和批判精神。
第四，中国史著讨论的主题往往是比较具体的人物史事是非功过，所求在一人一事之实，思辨哲学的理论色彩相对教弱。直到宋明以后，这种情况方有所改观。它不是追求对历史终极目标的认识，因而很少形成包括预定终极目标在内的历史总体发展理论。基督教的史学则总是热衷于在过去的事件中寻找最终来自上帝的模式，并致力于构建一种涵盖过去——现在——将来各发展阶段的体系或模式。不像儒家史学那样紧紧依附于世俗统治权力。
第五，中国古代史学富有创造性的并不多，实际上把历史学降到文献学的水平。而在古希腊，则因前代遗存不足，史家于古史既无所施其才，乃纷纷将眼光投向现实。这对于形成西方注重当代史研究和强调分析的治史风格，又恰恰是一种有利的促进因素。
第六，中国古代重史及史官制度的设置，对历史知识的保存与传播，都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对那些稍有异端的史著和史家加以无情剪灭。加强了中国古代史学的‘官本位’意识。表现出以帝王为中心，以政治为主体，热衷于为各级封建官吏提供‘历史教科书’的特点。而在西方，世俗统治者虽从未对史学的发展有这样大的干预作用，但也未形成对整个社会文化如此强有力的控制。
第七，中国古人那种牢不可破的“天下一家”、道统一贯观念，在西方古代很难为人普遍接受，他们很早就开始感到任何民族都不可能永久地主宰“世界”历史命运的现实。而西方，中世纪以前的史学，既无中国古代那样发达，也未形成如此根深蒂固、几千年一脉相延的旧传统，故在经历新的文化机制转换时，反能较快适应[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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