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民本与民主——先秦与古希腊关于政权基础问题比较（中）（2007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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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本与民主——先秦与古希腊关于政权基础问题比较 来自: 免费论文网
第二节 古希腊民主思想
古希腊从原始公社向奴隶制过渡时期，社会权力主要集中在少数贵族手里，同时又保留了原始的民众大会。由于地理环境等特殊原因，古希腊没能统一起来，一直保留了许多分散的小城邦。这些城邦地区窄小，居民只有几万人，这就为发展公民大会的作用提供了可能。同时小城邦之间不断发生纠纷，客观上又提供了另一种可能，即强化少数贵族的权力。后来凡是以封闭的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城邦大多演变成不同形式的贵族制，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斯巴达；而以开放的商品经济为基础的城邦则大多发展了各种形式的民主制，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雅典。[2]
古希腊民主政治实践以雅典民主制为典范。雅典民主制的形成与发展，大致经历了梭伦改制、克利斯提尼改革与伯里克利执政三个阶段。其中，第三个阶段为雅典民主制的高峰时期，它使雅典城邦日益强盛和繁荣,在经济、政治、科学和文化等各个方面都成为当时希腊世界的中心。正像柏拉图所说：“雅典属于最伟大的城邦，是以智慧和强盛闻名于世的。”（柏拉图《申辩篇》29D）
公元前431年冬,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发表了著名演说：“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因为政权是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解决私人争执的时候，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让一个人负担公职优先于他人的时候，所考虑的不是某一特殊阶级的成员，而是他们有的真正才能。任何人，只要他能够对国家有所贡献，绝不会因为贫穷而在政治上湮没无闻。正因为我们的政治生活是自由而公开的，我们彼此间的日常生活也是这样的。当我们隔壁邻人为所欲为的时候，我们不致于因此而生气；我们也不会因此而给他以难看的颜色，以伤他的情感，尽管这种颜色对他没有实际的损害。在我们私人生活中，我们是自由的和宽恕的；但在公家的事务中，我们遵守法律。这是因为这种法律深使我们心悦诚服。
我可断言，我们的城邦是全希腊的学校；我可断言，我们每个公民，在许多生活方面，能够独立自主；并且在表现独立自主的时候，能够特别表现温文尔雅和多才多艺。
我宁愿你们每天把眼光注意到雅典的伟大。它真正是伟大的；你们应当热爱它。当你们认识到它的伟大时，然后回忆一下，使它伟大的是有冒险精神的人们，……你们应该努力学习他们的榜样。你们要下定决心：要自由，才能有幸福；要勇敢，才能有自由！”[3]
伯里克利的上述演讲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早的民主宣言。尽管其中可能有溢美之辞，但确实表达了雅典民主政治的基本精神。[4]黑格尔在评论雅典民主制度时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说：“一般来说，民主政体的宪法，给了伟大政治人物最大的发展机会；因为它不但容许个人方面表现他们的才能，而且督促他们运用那些才能来为公众谋利益。同时，全社会中任何份子，除非他有本领，能够满足一个有教养的民族的精神和意见，以及热情和快活，否则他便不能取得权势。”[5]雅典民主制在伯里克利时代达到了鼎盛时期。这一方面固然是雅典民主实践长期发展的结果；但另方面，又与伯里克利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有密切关系。“可以说他是一身二任，既是代表工商业奴隶主的殷富公民的政治家，也是平民群众的代言人，恰好反映了雅典奴隶制民主政治既是奴隶制的又是民主的双重性质。”[6]事实上，不仅雅典城邦在伯里克利时代达到了鼎盛时期，整个古希腊的极盛时期也是在伯里克利时代。马克思也曾说：“希腊的内部极盛时期是伯里克利时代。”[7]可是，雅典民主政治好景不长。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后，雅典破产公民日益增多，他们对政治生活失去了热情，使得雅典民主制逐渐衰落。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民主派的首领堕落为煽动家、蛊惑者[8]，在公民大会上争权夺利、打击异己；另一方面是作为民主制力量基础的公民群众，他们或者不参与政治，或者参加了，但受人操纵，成为蛊惑家进行政治角逐的工具。
正是在雅典民主制走向衰落的背景下，苏格拉底对雅典民主制政体的蜕变提出了批评，他批评伯里克利不懂得道德是政治的根本，不去努力培养公民的道德素质，却把雅典公民养成了怠惰和狂野，这是产生危机的根源。他还批评民主制用拈阄的办法把不懂政治知识的人选出来管理国家，认为这种方法具有很大的危害性。他提出，“要想得到正确的判断，要根据知识，而不应根据多数。”[9]苏格拉底对雅典民主制的某些方面虽有不满和批评，但对民主制的法治原则仍予肯定并竭力维护；他对自己被错误判处死刑并不归咎于民主制度及其法律，而认为这是由于某些当权者及其他一些人的错误造成的；他还认为这种民主制及其法律是可以修正和完善的。总而言之，苏格拉底的一生经历了雅典奴隶主民主制从兴盛繁荣到腐败衰落的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苏格拉底始终坚守了一条政治原则，即要当一个好公民、忠于雅典法律；但对民主制的态度则从拥护逐渐转变为反对。当然，这个反对并不是不加分析的全盘否定。这就是苏格拉底对古希腊民主制的基本态度。
苏格拉底对待雅典民主制的基本态度给予了柏拉图很大影响。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了五种政制，即贤人政制（也即所谓贵族政制）、荣誉政制、寡头政制、民主政制和僭主专制政制。他把这五种政制的标准分别定为：智慧、荣誉、财富、自由和专制，认为它们是依次下降的。对于民主政制，柏拉图特别批评、攻击了那种不健全的“平等” 与“自由”观念。对于所谓“平等”，柏拉图批评说：“民主制度以轻薄浮躁的态度践踏所有这些理想，完全不问一个人原来是干什么的，品行如何，只要他转而从政时声称自己对人民一片好心，就能得到尊敬和荣誉。”“在这种制度下不加区别地把一种平等给予一切人，不管他们是不是平等者。”（《理想国》558B4-C6）对于所谓“自由”，柏拉图批评说：“不顾一切过分追求自由的结果，破坏了民主社会的基础，导致了极权政治的需要。”“而如果正派的领导人想要稍加约束，不是过分放任纵容，这个社会就要起来指控他们，叫他们寡头分子，要求惩办他们。”（《理想国》562C4-D3）“极端的自由其结果不可能变为别的什么，只能变成极端的奴役。”（《理想国》564A4）由此可见，柏拉图认为“平等” 与“自由”这两种观念已发展到了极端，变成无政府状态，这样物极必反，就产生了僭主的独裁专制。这就是他在《理想国》中对民主政制的基本态度。值得注意的是，柏拉图在评价上述五种政治制度时，都把它们分别与统治者的个人品格对应地联系起来。这意味着个人的品格决定了国家制度。难怪柏拉图希望那种富有道德和智慧的哲学王来统治国家。
在《政治家篇》中，柏拉图分析、说明了六种不同的政治制度。他先按统治者人数多少来划分，分为一个人统治的，少数人统治的和多数人统治的三种。而这三种统治又可以根据它们是否使用暴力、是否守法以及是贫的还是富的情况各分为好坏二种，即由一个人统治的可以分为王制和专制僭主，由少数人统治的可以分为贵族（贤人）制和寡头制，由多数人统治都叫做democracy。其中好的为共和国，坏的为民主制。这样一共有六种政治制度。柏拉图指出，由于民主制将统治权力分给许多人，所以在好的三种政制中（王制、贵族制与共和制）它是最坏的，而在坏的三种政制中（僭主制、寡头制与民主制）它却是最好的。（柏拉图《政治家篇》300D-303B）需要注意的是，柏拉图所说的王制和贤人制（也包括守法的民主制）实际上只是他的理想，在当时希腊世界中并不存在；当时现实存在的都是不守法的政制，不是民主制就是寡头制或僭主制。这就是说，在当时现实存在的各种政治制度中，柏拉图认为民主制还可以算是最好的。这便是他在《政治家篇》中对于民主政制的基本看法。在《法律篇》中，柏拉图对政治的看法更为实际，认为法治是治理城邦的根本办法，从而在强调法治的基础上对民主制给予了更多的肯定。但另一方面，不能不看到，柏拉图又批评民主制、寡头制和独裁制实际上是“非政制”。它们中间没有一个是真正的政制，它们的恰当名称是“党派的支配”。因为，它们全都由统治者使用某种暴力控制不自愿的被统治者。这些“政制”几乎是所有不幸的主要根源。（《法律篇》832C）为此，柏拉图批判指出，“无论谁企图把法律和国家置于党派控制之下，使之服从个人的支配，并进一步为了实现个人目的而用暴力挑起内战，他一定要被当作整个国家不共戴天的敌人。”（《法律篇》856B）这表明雅典民主制的蜕变给予柏拉图很坏的印象。其中，自然也包括了苏格拉底晚年服毒身亡的悲剧给柏拉图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亚里士多德批评柏拉图只是简单地以人数多少来划分民主制和寡头制，他认为正确的规定应该是：民主制是指贫穷而又占多数的自由民执掌政权，寡头制是指出身高贵又占少数的富人掌握政权。（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90B18-20）亚里士多德还仔细划分了五种不同的民主政制：第一种是最符合平等原则的，穷人和富人处于平等地位谁也不占上风，一切人以同等身分参与政治权力，自由和民主是民主政治的最根本原则。第二种民主政体要求必须有一定的财产才能担任某些官职。不过要求不高，只要稍有财产就可以担任官职。第三种是公民出身不成问题的人都可以参与治理，法律具有权威。第四种是不问出身如何，只要是公民都可以参与行政管理，法律有统治权威。第五种则置法律于不顾，它由蛊惑家操纵。这种民主政体的最后裁断不是决定于法律而是取决于群众，他们的命令代替了法律。群众合成单一的人格，成为集体的君王，就像是王制蜕变的僭主制或暴君制。蛊惑家从平民手中窃取大权，他们借用“民主”的名义来左右平民的意见，目的是实行独裁专制。而平民也听任这些人摆布。亚里士多德批评说：“这种民主政体实在不能不受到指摘，因为在那里法律没有权威，可以说没有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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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1292a34)亚里士多德所批评的第五种政体，也就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一再批评指责的“民主政治”。可见，在这方面他们有着共同之处。
亚里士多德指出，民主政治有两大信条：一是权力属于大多数人；二是自由原则。当时希腊人普遍认为，自由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过着随心所欲的生活。亚里士多德认为，这种自由观念是错误的；相反，人应该按照共同规则生活，这不是奴役，而是解放。（《政治学》1310A13-36）亚里士多德进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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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说明了民主政治的十大特点：第一，官员必须由公民大会从全体公民中选举产生。由所有的人统治每一个人，或者说由每一个人统治所有的人。第二，所有官职或所有不需要经验技术的官职都由抽签的办法确定。第三，任用官职没有财产限制或只定极低的财产资格。第四，除少数如军事职务外，一个人不能两次连续担任同一官职。第五，所有官职的任期必须有时间限制。第六，所有公民都参加审判法庭，从全体公民中选出审判官来审理重大案件。第七，公民大会拥有最高权力，一切军国大事应由公民大会裁决，而行政官员对这些大事没有或只有极小的决定权。第八，采用津贴制度，如果城邦有充裕的公款，则对一切民主机构（如公民大会、法庭）和行政人员都给予津贴。第九，与寡头制以出身门第和财富等为特征不同，民主制是以出身低微和贫贱为特征。第十，废除一切职位的终身制，如果是以往政体遗留下的终身制，也要削减权力，并且将原来的选举改用抽签办法任用。（《政治学》1317B18-1318A3）在这些特点中，亚里士多德强调民主的真正意义应该是承认全体公民都享有数目上的平等，穷人并不比富人享有更多的统治权，所有人都应平等地统治。只有这样，城邦才能实现自由和平。（《政治学》1318A4-10）
亚里士多德还探讨了民主政体的变革原因及相应的防止政变的办法。他认为民主政体遵循正义和按比例平等的原则，但实际上人们普遍曲解了正义和平等。他们误以为各人既然在某一方面是平等的，就应该在各方面都绝对平等；既然大家都平等地生为自由人，就要求在各方面都平等地分享一切权利。于是他们就起来要求变革。这是民主政体变革的根本原因。（《政治学》1301A26-39）此外，民主制产生政变还有其特殊原因。这主要是由于平民领袖的操纵，他们或是诬控富人，迫使富人联合起来反对；或是煽动群众起来反对富人。这种情况在各城邦中是很常见的。（《政治学》1304B20-25）为此，亚里士多德提出了四种防止政治变乱的办法：第一，凡是担任最高权力的人应该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忠于现行政体，二是拥有担任该职责的高级才能，三是具备适合于该政体的品德和正义。（《政治学》1309A34-B9）第二，城邦要建立有利于保持自己政体的法律，并使愿意维持现政体的人多于不愿意的人。（《政治学》1309B15-18）第三，要实行中道，保持平民和富人之间应有的平衡。（《政治学》1309B18-1310A2）第四，最重要的是按照政体的宗旨对公民实施教育，使得法律条文的有关规定成为全体公民乐于遵循的风俗习惯。（《政治学》1310A12-1310A37）从这些办法可以看到，亚里士多德的民主思想与他的法治思想紧密相联。他强调要制定一系列良好的法律，统治者只能依法治国，而不能以人治代替法治。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亚里士多德仔细考察、研究了古希腊城邦的各种政体，把它们分为“正宗政体”和“变态政体”。正宗政体包括一人统治的君主政体，少数人统治的贵族政体，多数人统治的共和政体。他最推崇的是共和政体。而他之所以推崇共和政体，主要还是从民主的角度去衡量的，说明亚里士多德对民主政体还是肯定的。那么，他主要肯定民主政体的什么方面呢？他说：“在许多事例上，群众比任何一人又可能作较好的裁断。又，物多者比较不易腐败。大泽水多则不朽，小池水少则易朽；多数群众也比少数人为不易腐败。单独一人就容易因愤懑或其它任何相似的感情而失去平衡，终致损伤了他的判断力；但全体人民总不会同时发怒，同时错断。”（《政治学》1286A31-35）“似乎把治权寄托于少数好人（贤良），毋宁交给多数平民，这里虽存在着一些疑难，其中也包含着某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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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理，看来这是比较可取的制度。就多数而论，其中每一个别的人常常是无善足述；但当他们合而为一个集体时，却往往可能超过少数贤良的智能。”（《政治学》1281A40-1281B3）由此可见，亚里士多德比较赞赏民众的智慧，认为他们在总体上是比较理性的，且其德行不易腐败。因此，亚里士多德认为必须明确规定任何人不得凭借财富等因素获取特权，因为特权是破坏民主的隐患。为了防止和避免特权的产生，亚里士多德提出了议事、行政和司法三种权力分立而又相互约束的设想。这是西方近代“三权分立”学说的最初起源。另外，亚里士多德也赞同沿用古希腊民主制中的“陶片律”办法。他说：“对于邦人的特别富有资财，或朋从过多，或其它势力，凡是政治影响足以掀动社会的，就应用这个处分而把他驱逐出境，限令若干年内不得归返本邦。”（《政治学》1284A19-22）不过，他又认为，如果城邦中出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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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才德特别优秀的人物，就不适宜用“陶片律”去放逐他了。这说明在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深处，并没有完全抛弃像苏格拉底、柏拉图那样的贤人政治的思想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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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民本论与民主思想比较
民本与民主作为中西政治思想史上的两个重要观念，可以进行多方面的分析比较。但限于篇幅，这里仅着重探讨、说明以下几个方面的异同。
（一）民本与民主的社会经济基础不同
民本中的民，主要指庶民。其中以农民为主，工商为辅。当然也包括其他一些平民；民主中的民，特指政治上的公民。外籍人，妇女和奴隶都不在公民之列。它以奴隶制为基础。奴隶不仅没有自由，甚至不被看作是“人”。这是古今民主制度的重大差别之一。另一个重要差别是以雅典为代表的古希腊实行直接民主，而今天实行的是代议制民主。
先秦民本论思想建立在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性社会。[10]人们的社会关系主要是以血缘宗族关系为主,而整个社会却是由彼此分散的宗族组成,因此在抵御外敌和自然灾害中所形成的宗族家长制和君主集权制的思想观念就被不断强化，从而形成了“尊君”的思想观念。而君主亦必须依赖臣民进行社会生产和创造财富，以维护其统治，故有重民思想的产生。[11]另外，中国古代社会经济是一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先秦民本论莫不重农轻商。事实上，民本论与重农思想相互依赖，相互促进。重农为民本提供了经济保障，民本又为重农确立了政治根据。只有重农，搞好农业生产，农民安居乐业，国家才能兴旺发达，长治久安；只有政治上以民本思想为指导，才能真正重视农业，发展生产。古希腊民主政体是以奴隶制城邦为基础的，它是商品经济文化的产物。古希腊奴隶制城邦就是在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由于私有制发展充分,导致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社会组织彻底瓦解。另外，社会生产采取集体奴隶劳动制,分工较细,劳动生产率高,使得奴隶主有大量空暇时间从事政治活动,担任国家公职，并因此而形成了以参加城邦公务活动为主的公民思想观念。这样在古希腊较早建立了民主政体,形成了较为浓厚的民主气氛。当然，以雅典为代表的古希腊城邦奴隶制之所以采取民主制形式，主要原因是由于当时阶级力量对比的特殊条件决定的。[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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