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会-胡其柱：工人与资本家——抗战后国统区的地方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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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胡其柱：工人与资本家——抗战后国统区的地方社会

工人与资本家：抗战后国统区的地方社会
——以江苏省无锡县为个案的考察
胡其柱
原载《江南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摘 要：抗战结束后，国统区发生了持续不断的劳资冲突事件，劳资力量较为集中的江苏省无锡县即是其中一个典型缩影。由于物价飞涨、生活困难，无锡工人在中共地下组织动员下，不断要求资本家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同样受困于经济恶化的资本家承受不了工人再三加码，遂采取或明或暗的方式加以抗拒，由此致使劳资之间冲突频频发生。在冲突过程中，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暗中动员的工人斗争顽强，而资方却因得不到地方当局的有效支持，常常陷于孤军作战的境地。但是，无论是常常获胜的工人，还是屡屡被迫妥协的资本家，都没有获得根本性的生存保障。经过几年相互斗争后，工人和资本家都逐渐放弃了对国民党政府的信任与支持，开始向中国共产党靠拢。
关键词：抗战后；劳资冲突；国民党；无锡县
随着抗日战争结束，国共冲突逐渐上升为国内首要政治问题。经过多次谈判未果后，双方最终走向了武力解决。国民党携几百万大军，对明显处于劣势的共产党进行军事围攻。然而结果却出乎人的意料，国民党不但没有消灭掉共产党，反而被共产党部队打得一败涂地，最终退据台湾岛。对于这一颇富戏剧性的政治逆转，学界围绕国共双方军事指挥和社会基础进行过一些宏观探讨，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有关抗战后国统区基层社会的微观考察则极为少见。有鉴于此，本文以工人与资本家的关系为切入点，利用江苏省档案馆和无锡市档案馆所藏的相关卷宗，考察了1945-1949年间无锡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关系格局，冀此勾勒出抗战后国统区一个微观的社会图景，以揭示国统区地方社会与前线溃败之间的某些关联。
一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战败投降，国民党政府代表中国接收了无锡县，开始进行战后重建工作。由于工商业基础深厚，无锡县很快就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经济恢复。如纺织业中七大纺织厂有四大工厂修复了厂房、设备，重新开工。1946年，丽新纺织染公司赢利颇丰，“是年职工遍加工资”，“全年还拿各种年终赏钱四、五次”[1]（P448）。至1949年，无锡共有纺织厂141家、纱锭277424枚、布机6075台，占苏南地区的50%，全国的5%[2]（P4，43）。传统面粉业和机器制造业也取得了一定成绩。1946年无锡有大中型机器面粉厂14家，钢磨160部，日产能力43870包，职工1164人，无锡、上海两处的面粉合计占全国生产能力总数的1/3[3]（P83，224）；1946年无锡有机械、翻砂、五金厂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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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家，车床286台、钻床110台、刨床65台、铣床2台、钳床101台[4]（P47）。此外，官僚金融资本“四行二局一库”及中国通商、中国实业、浙江兴业、上海商业储蓄等民间资本纷纷来锡开设分行，加上无锡本地银行和钱庄家，共有27家之多[5]（P2）。
随着工商业的陆续重建，无锡工人队伍亦逐渐恢复壮大。1946年5月，无锡总工会有会员21251人，加上未入会者总数共25222人[6]。之后，工人数量发展迅速，至1946年底，无锡县总工会会员总数达37443，加上未入会者共70143人[7]。1947年11月，据国民党政府主计处统计局统计，无锡工人已达106162人[8]。1949年，中共华中工委的调查报告也曾提到“本市（无锡）约50万（人）以上，工人在10万左右”，其中在“黄色工会登记者九万”[9]（P157）。
仅从数字来看，无锡工商业确实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但这种恢复的背后却潜伏着众多的负面因素：第一，在接收过程中，由于政治腐败和管理无序，县经济、粮食、财政等政府部门私自派人插手，中饱私囊、投机取巧，致使部分非敌伪产业被当作敌伪产业接收，真正的敌伪产业却逍遥法外，造成大量资金和物资外流。第二，抗战结束后，国统区物价从上海开始出现上涨，并逐渐向四周蔓延，距之不远的无锡深受影响。1945年9月至1946年2月，黄金价格上涨3.36倍，白粳米上涨3.3倍，棉纱上涨8.74倍，面粉上涨9.88倍[10]。第三，各厂自己的发电设备在战争中被销毁殆尽，整个工业不得不依赖戚墅堰电厂一家供电，而戚厂只有一部7000千瓦的透平发电机，根本满足不了各厂需求。第四，一部分资本家看到物价上涨，遂将资本从工业生产中提取出来，或者投入金融市场谋取暴利，或者投机倒把、囤积居奇，既削弱了工业投资又扰乱了市场秩序。这些负面因素愈到后期影响愈大，最终导致了整个经济环境的不断恶化。
在上述因素的制约下，无锡资本家和工人都面临着自身难以化解的生存困境。就资本家来说，原料购买、产品销售、工人工资等各个环节都如一道愁人的难题，困扰着日常经营和管理，使多数企业根本无法获得正常发展的动力。1945年12月，《申报》记者到无锡调查后发现：“论工厂家数，则已有十之六七是复工了，然而因为燃料的缺乏，机件的损坏，原料的短缺，各厂的生产量，远不及战前之十之一二。有些地方更呈显著矛盾的现象，例如因为动力成本的关系（上海工业用电每度四十余元而无锡则需二百四十余元），面粉的产量，上海非但大于无锡，而且一反以前面粉由锡运沪的惯例，发生倒流的现象。故除非动力，燃料，原料获得根本的解决，无锡轻工业的前途，是难望振作的。”[11]资本家的日子不好过，工人的生活则更缺乏保障。
工人在战后重建中恢复了职业岗位，却没有获得稳定的工资收入和生活环境。资本家依靠管理特权，经常采取隐蔽的方式降低工人工资，以减少因物价飞涨而起的经济损失。如在缫丝行业，无锡县丝厂女工工资原来都在每月的中旬和月底分两次发放，但物价飞涨后，不少丝厂资本家却常常借口丝市低落、资金困难等，拖延十天甚至半月发放。如此一来，由于生活指数失实，女工拿到工资时实际价值已大打折扣，根本无法满足生活需要。失去了生活保障，工人不得不怠工、罢工，进行或明或暗的抵抗。1945年10月23日，无锡县东门一带有八家丝厂的工人进行怠工，要求厂方改善待遇[12]。11月8日，无锡县丝厂工人因“生活如同地狱，女工日工资仅合米2升2合半（1.72公斤）”，群起要求提高工资[13]（P226-227）。棉纱业的工人处境更为艰难。资本家为减少生产成本，刻意降低工资，并仅供给工人最简陋的食宿，结果致使女工“面黄肌瘦之情形，更甚于丝厂工人”[12]，女工为了生活不断起来反抗。至1946年10月5日，无锡共发生“大小工潮21起”，“工潮之密度以近2月为最密”[13]（P226-227）。
在战后短短几年的时间里，无锡工人为提高生活待遇，不断与资本家讨价还价，劳资冲突事件随之骤起。据笔者在江苏省档案馆根据有关案卷所作的统计，仅1946年无锡县政府上报的影响较大的冲突案件就达到了41件[14]。而战前的无锡，1934年为13件，1935年为25件，1936年为11件[15]（P523，530，540）。仅从这一数字的对比中即可以断定，抗战结束后无锡县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冲突大大激化。虽然笔者到还没有获得一个关于1945-1949年间劳资冲突的准确统计数据，但是从无锡市档案馆所藏的厚厚几本劳资纠纷调解记录以及江苏省档案馆所藏数量众多的无锡县劳资纠纷报告文件来看，劳资之间冲突频率大幅度上升，应该是可以肯定的。
二、
中国的工商业主或资本家大多数脱胎于官僚与地主阶层，与地方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使他们掌握着远远超出普通人的权力资源，在与工人的对抗中占据着显著优势。20世纪20年代前期，国共两党在广东地区合作发动工农革命，坚决作工人强大的政治后盾，部分改变了工人在与资本家对抗中的劣势地位。但是1927年后，共产党撤退至乡村闹革命，国民党则开始调整自己的政治角色，逐渐从号召“扶植农工”转向强调“劳资调和”。国共两党的政治变化使工人丧失了背后的强力支撑，回归了往昔的弱势地位。抗战结束后，劳资冲突再度升温，国民党迫于政治和军事压力，不得不重新调整劳资政策。
在抗战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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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冲突中，国民党军队占据着绝对优势，按常理应该能够迅速地打败中共。然而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国民党初期“围剿”不但没有消灭中共部队，反而使其越战越勇，以至于发展到后来不可收拾，自己的部队倒经常发生溃败。前线进展不顺利给国统区带来了巨大政治压力。由于内战不得民心和物价飞涨，国统区各阶层怨声载道，批评抗议之声不绝于耳，学生和工人运动更是时刻威胁着国统区的统治秩序。在这种情况下，确保后方稳定以图挽回前线颓势，就成了后方国民党政府上下关心的主要问题。具体到工商业发达的无锡地界，县政府在城里的主要工作就是理顺劳资关系，尤其是安抚工人，不令其频繁与资本家发生冲突。
为了更好地控制和引导工人，国民党无锡县政府成立后就迅速着手重建工会。1945年12月底，国民党无锡县总工会召开首次代表大会，准备选举工会理事。他们召集了无锡当地各行业的工人领袖，企图利用他们达到安抚与控制工人的双重目的。但是令国民党政府没有想到的是，这种做法却给了中共地下组织趁机渗透的机会。中共无锡城工会暗中鼓励和安排缫丝业工人领袖朱祖璋、叶巧云等人积极竞选，并最终如愿当上了常务理事、理事。次年初，中共无锡城工委在梅园佛堂开会，决定利用国民党复员、接收的口号，布置进步群众打入并掌握工会组织。此后，朱祖璋以县总工会常务理事身份在工会上层活动，叶巧云等人则设法掌握了缫丝工会[16]（P127）。中共在国民党工会组织中的渗透和扩张，极大地提高了工会的战斗力。
在工会组织支持下，无锡工人与资本家展开了持续不断的对抗。在笔者查阅的部分档案资料中，工人在与资本家的对抗中顽强而又坚定，丝毫不像传统的弱势群体。一般来说，这些工人会先通过工会提出要求，并由工会与资方组织进行谈判。若得不到应允就怠工抗议，根本不顾国民党政府不允许随便怠工的规定。1946年初，无锡缫丝业女工经过三番五次的交涉，迫使资本家答应依照上海市政府颁布的生活指数九折计算工资基数。但未满一个月，资本家便以丝市不振为名废除协议，致使全县1万多女工起来罢工。县政府一再警告不允许罢工，但女工坚决不妥协，最终迫使资本家于4月12日重订第二次劳资协议。3个月后协议期满，工人要求以实物计算工资，资本家不允，谈判又陷入僵局。县政府出面召集双方代表进行协商，“集议2小时尚无结果”。最后资本家实在拖不起，不得不让步，“议决了3项解决办法”[17]。
一般来说，工会在冲突中都会站在工人立场，与资方同业公会据理力争。有时候，工会或者迫于政府压力，或者为了平息纠纷，会尝试向资方代表进行退让。但工人在多数情况下却不愿意妥协，坚持斗争到底，直至引起县政府的武力镇压。不仅如此，个别行业的工人甚至表现出了无所畏惧、盛气凌人的一面。1946年11月，无锡县旅栈业工人与资方因为“小费”问题发生冲突，迫使县政府出面进行调解，但没有取得任何结果，最后提交无锡县劳资评断委员会评断。评断结果刚出来时，劳资双方都表示愿意接受，但旋即又因资方张贴“旅客须知”发生冲突。工人认为资方“歪曲事实，蒙蔽县府，擅印旅客须知，有意刺激职工情绪”[18]，一怒之下，“蜂拥至各旅馆，将旅客须知强行取去，并有捣毁器物等情事”[19]。这些材料出自无锡县工人工会和资方公会的状词，言辞不一定尽与事实相符合，但大体情节都能在双方的状词中对得起来。
次年夏天，无锡发生了一起影响更大的工人殴打资方代表事件。当年8月20日上午，无锡建筑业部分理事应邀参加劳资评断会，商讨旅栈业劳资纠纷及建筑业工资问题。参加评断会的除县党部、三青团、总工会、同业公会等组织的代表外，还有建筑业的30余名工人列席旁听。在会上，建筑业同业公会理事曾谈及最近资方承包工程有赔累之事，旁听的工人认为这是资方在为不提高待遇寻找借口，于是“突然高声质问，纷纷怒目外出”，评断会不欢而散。当资方代表走到县府大门口时，突然有数十名工人围上来进行质问。建筑业同业公会理事许克昌来不及躲避，被“扭住殴打、辱骂若疯狂”，后又将其拖至三宝街鲁班殿，幸亏县府朱学庚前来才将其救出[20]。吃了这个大亏后，建筑业同业公会通过省商会一纸诉状递到省政府，要求严惩肇事凶手。省政府要求县政府进行调查，县政府却在上报文件中轻描淡写说：“劳资双方意见相左，言语冲突”，“少数工人态度粗鲁，出言不逊”，已令营造业职业工会理事向公会道歉了事。[21]
但国民党当局对于工人行为并非一味忍让。对于带有政治色彩的工人行为，他们处理起来就十分严厉。1946年2月，蒋介石在关于工运问题的命令中指出：“凡鼓动工潮者，其又妨害治安及刑事情事，应由治安机关或法院严于处理”[22]（P6）。而地方当局亦基本遵循了蒋介石的指令。1946年2月，无锡县人力车夫进行罢工，县政府在城内“发现反动标语”后，立即一面严饬所属侦察“反动分子”，一面毫不客气地“出动军警”，维持秩序[23]。1947年10月17日，无锡嘉泰、华昌、纶昌等丝厂工人要求增加工资，遭到资方拒绝后开始罢工，并号召所有丝厂工人参加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大游行。无锡地方当局见状后，立即派出大批军警赶到现场弹压。18日，政府相关部门召开各厂管车、车头会议，限令各厂在19日晨一律复工，“鼓动风潮者逮捕法办。工人不到工厂工作者，无条件开除”[24](P222)。由此可见，在工人运动问题上，国民党政府只要发现“反动分子”，或者感觉工人行动威胁到社会秩序时，就会毫不手软地予以弹压。
三
作为近代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区域之一，无锡拥有数量众多的工商业人才和组织完善的商人团体。这些人才和团体为发展无锡经济和维持地方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抗日战争开始后，随着无锡沦陷和工业内迁，无锡工商组织陷于瘫痪。1945年底，无锡县政府在重建工会的同时，亦积极组织工商界人士成立商会整理委员会，负责接收伪商会。次年4月，无锡县商会正式成立，钱孙卿当选执行委员会主席。与工会相比，商会的最大不同之处是与国共两党的联结都比较弱。从笔者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中共地下组织在抗战后初期主要从事工人、知识分子动员，没有与商会人士进行深入接触，更谈不上政治渗透。另一方面，国民党没有对商会进行内部改造，主要通过政治拉拢等外围方式进行控制，从而使商会保持了很大的组织独立性。这种相对独立给了商会一定发展空间，但同时也使得他们常常因为缺乏强力政治后盾而无法与工会抗衡。
战后初期，无锡县商会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代表业主与工会谈判，化解劳资纠纷。据档案资料显示，无锡县商会在解决时局方面提出了一种比较温和的态度。因为他们明白，要想平稳渡过战后的经济难关，除了“恳政府针对当前工业危机，对于扶植民营工厂迅筹妥善方案”外，还必须尽量减少与劳方冲突，以确保地方安定。1946年5月，无锡县商会致电江苏省政府：“最近来米价飞涨，影响生活指数，各工厂业务既转趋呆滞，劳资实已交困，体念维持不易，首当同舟共济。”[25]他们表示，无锡资方将在以下几个方面缓和与工人的关系：维持工人正常生活；抛弃以前忽视工人的成见，诚恳对待；尽力维持工厂经营，避免工人失业；举办福利事业，增进与工人之联系。
无锡县商会不但如是表态，而且确实有所表现。大约在同一时期，无锡县缫丝业各厂因工资参差不一，频频发生劳资争议。无锡县缫丝业公会认为“此种情况若长此以往，不待争议有增无已，影响治安，即生产建设糜不受其害”[26]，于是缫丝业产业公会与同业公会主动找工人协商，决定根据上海生活指数酌量增加工资，并恢复战争期间中断的纪念日工资。此后，无锡资方组织基本保持着低调和谨慎的姿态，据档案资料显示，战后无锡资本家主动挑衅的记录比较少，仅有的几次资方无故开除工人纠纷，也是以资方道歉、发给排遣费告终。资方为什么表现得如此温和呢？这恐怕与他们所承受的压力有关。在劳资冲突过程中，资方面对的常常是经过中共地下组织动员的工人团体，同时还要考虑国民党政府的再三“劝导”，可谓两面受困、进退两难，为了维持经营只能选择较为温和的处理方式。
然而资方的低调和谨慎却根本无法避免劳资纠纷的发生，疯狂上涨的物价与复杂的政治斗争促使工人不断要求调整工资。在这种情况下，资方后来逐渐意识到单靠一方妥协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一时又无别的办法，只好采取“敷衍”策略，即对于工人的要求既不当面拒绝，也不立即给予答复，拖一天是一天。然而资本家的“敷衍”策略能拖延一时，最终还得继续面对。在工人不达目的不罢休和政府劝说的双重压力面前，资本家仍然免不了妥协或部分妥协。1948年11月8日，无锡县庆丰纱厂工人发起怠工，要求提高实际工资。资本家以“8.1倍的生活费指数是政府发表的，我们没办法改变”来答复，工人不听，坚持罢工。资本家一度向县社会科求援，但社会科来人调解后仍然无法解决问题，反而引起丽新、申新等厂工人的响应。最后，资本家仍然不得不同意按生活费指数15.1倍发放工资[27]。
不过资方组织在与工人的对抗中偶尔也有获胜的时候。当工人的要求超过他们最高负荷时，他们会使出浑身解数，甚至破釜沉舟与工人周旋。1947年5月，无锡日报业公会理事徐赤子等人致电江苏省社会处称：“无锡新闻业在国内向推巨擘，今则坐困……详审检讨，致此之由，排印浇铸各部工友工资概依高白粳米发放，致本会会员各报才（财）力不克负担，预算无法稳定，实为最大原因。”因此，希望工人能本相维相谅之意，降低工资标准，予各报以坚强之支持，否则“未来非全停版外，已别无他途”[28]（P24-25）。江苏省社会处立即派人到无锡会同县府进行调解，资方坚持自己的意见。工人看到资本家的态度如此坚决，而且处境确实困难，最后“为体念资方苦衷，自愿减让”[29]。只是类似的纠纷结果比较少见。
随着物价飞涨和工人频繁怠工、罢工，资方生产经营失去了最基本的保证，停工和倒闭成为平常之事。以纺织业为例，在抗日战争结束后的时间里，大部分工厂全年只能正常开工3—6个月，最短者一年只开工28天，所赚利润微乎其微。1948年11月，无锡所有丝厂全部停工。对于这一结果，无锡工商界似乎没有“怪罪”工人，而是越来越多地将怨气撒向了国民党政府。1948年，无锡县总商会主席钱孙卿多次发表讲话，要求工商界自尊自强，要求军政各界尊重商会权利，反对政府乱扣“经济汉奸”帽子；主张捐税删繁就简，废除苛杂；呼吁劳资双方互谅互让、真诚合作、共渡难关。后来，无锡商会听说国民党政府要在无锡开征行商税，更是群情激愤。在财政部主管司长参加的听证会上，钱孙卿等人顶住指责和恐吓，义正严辞地反驳，致使当局最终未敢开征[30]。1948年底，无锡县总商会派荣德生等人到苏北解放区商谈迎接解放军入城事宜，表明资本家对国民党政府已彻底绝望，开始与未来新社会的开创者携手共进。
四
工人与资本家之间既存在着利益的一致性，同时也存在着利益的冲突性。这两种特性的同时存在决定了劳资之间必然是一种摩擦不断但又不会完全断裂的合作关系。但是抗战胜利后无锡县的工人与资本家，却因为特殊的社会环境而表现了许多以往不常见的特点。
第一，劳资冲突不断，而且涉及面非常广泛。战后无锡劳资间的纠纷多数持续时间比较短，有的一两天甚至一两个小时就得到了解决。由于速战速决不迁延时日，而且每次都能取得胜利或部分胜利，无锡工人历经多次冲突都没有表现出身心疲惫之态。这种结果反过来又促使工人一而再再二三地向资本家提条件。往往是劳资双方刚订立协议，旋即又因物价上涨致使劳资一方违约而重起争端。反反复复的劳资冲突成了地方社会的常见现象。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的劳资纠纷不是仅仅发生在少数几个行业，而是遍布各个行业。从重要的缫丝业、纺织业、面粉业、机器制造业，到一般的营造业、米行业、竹行业、人力车业、香作业、驳运业、酒药业、印刷业、煤炭业、翻砂业、菜馆业及西式木器业等等，可以说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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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了几乎所有的关乎民生的行业。这样一种冲突频仍而又涉及如此多行业的劳资关系图景，在正常的社会环境中很难看得到。
第二，劳资冲突与党派政治有着不可分的关系。在和平时期，劳资冲突的直接利益方为工人与资本家，执政党与政府只是作为一种外在力量出面主持调解，与纠纷本身没有直接的利益关联。但在两股或几股政治力量相互斗争的特殊环境中，劳资冲突却往往成为各种政治力量向敌方施压的可利用资源，从而浸染上了浓重的政治色彩。抗战结束后的无锡县城即处在这样一种环境之下。当时中共已在无锡建立了秘密组织，积极发动工人进行怠工、罢工。无锡营造业的“三十六兄弟”，面粉业的“二十一兄弟”，益源堆栈的“十九兄弟”，实际上就是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外在掩饰①。他们常常引导工人向资本家发难，并竭力将冲突推向高潮，以此来破坏国统区的社会秩序。除共产党外，国民党内部的派别之争也影响着无锡县的劳资关系。例如，1946年无锡缫丝业爆发罢工风潮，江苏省社会处专门派人前往参加处理。事后，江苏省社会处致电省政府主席：“至煽动工人之份子，查与中统局驻无锡人员有关，正在密查中。”[31]
第三，工会组织在劳资冲突中的作用十分显著。每次物价飞涨，都是由工会组织出面，以工人代表名义要求资本家提高工资和生活待遇，按生活费指数计算工资。而且在冲突的过程中，也多是以工人代言人身份出面与商会谈判②。在档案馆所藏的有关无锡县劳资纠纷的调解记录中，冲突中的当事人一栏多标为某某职业工会。在笔者统计到的54件劳资纠纷中，当事人一方明确标为某一工会的就有18件。其他纠纷虽然标为某某工会某某人，但实为该工会负责人，如叶巧云、忻尚友、华应培等[14]（P13-17）。江苏省商会的判断也可印证这一点。在上述无锡工人殴伤资方同业公会理事一案中，江苏省商会曾在申诉材料中提及：工人之所以如此嚣张，就是因为他们有“工会为虎（护）符”，才敢“视我同业如附庸之殖民”[20]。应该说，资方的判断基本准确。工人在战后四年多的时间里，之所以能够屡屡与资方抗争，主要就是得益于工会的坚持与组织。
第四，劳资之间的对抗多以前者胜利而结束。抗战之前，萨孟武就认为国民党所提倡的“劳资协调”口号是不实际的，政府在劳动者与资本家之间只能选其一，不可能得到二者的同时拥护[32]。若站在国民党政府利益的立场，萨孟武的言论是有道理的。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在舆论宣传上仍然提倡劳资合作的同时，已在实际操作中将安抚工人放到了首位。在处理劳资纠纷上，它开始放弃单纯防范、堵塞工人抗争的办法，转而劝导甚至命令资本家接受工人要求，以缓和与工人之间的关系。在此原则指导下，劳资纠纷多以工人的胜利或部分胜利而结束。在笔者统计到的54件劳资纠纷中，除16件因字迹不清无法知道结果外，其他35件中的工人要求都得到了全部或部分满足，占总数的64.81%[14]（P27-31）。当然，工人取得全部胜利的纠纷次数还是比较少的，基本上都是资本家在工人所提要求的基础上有所选择地接受。有些纠纷，工人没有争到多少利益，也没有遭受多少损失。只有几次较大规模的罢工遭到了国民党政府的镇压，骨干分子遭到殴打或逮捕。
五
自现代工业生产出现以来，工人与资本家逐渐成为最重要的两种社会力量，其关系融洽与否直接影响着地方社会的稳定，进而左右着地方政府的安危。抗战结束后，国统区人心思定，百废待兴，工人与资本家本理应齐心协力发展经济。然而随着内战爆发、经济恶化，国统区无锡县的劳资双方却因工资待遇等问题陷入了频繁持久的冲突之中。在冲突过程中，毫无生活保障的工人在中共地下组织动员下表现顽强，往往掌握着谈判或对抗的主动权；地方政府为了平息冲突稳定秩序，采取以安抚工人、“劝导”资本家为主的政治原则；资本家孤军奋战，常常在作了无效抗拒后不得不低头妥协。这样一副社会图景，似乎已经为国民党政府在前线的军事崩溃埋下了种子。因为无论是工人还是资本家，都没有在冲突中获得最终胜利，工人感觉生活永远没有保障，资本家则对国民党统治下的社会环境失去希望。经过几年身心疲惫的斗争后，劳资双方都开始与中共正式接触，为迎接解放军入城作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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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推演故事大全集

馆藏.全宗号：ML7，卷号：1—31.
[18] 无锡县旅栈业工会.为旅栈业资方藐视法令违反评断意旨故意刺激职工情绪理请鉴核救济由[Z].江苏省档案馆藏.全宗号：1009，卷号：1475.
[19] 无锡县旅栈业公会.为旅栈业劳资争议不决呈请迅予秉公仲裁祈鉴核由[Z].无锡市档案馆藏.全宗号：ML7，目录号：2，卷号：71.
[20] 江苏省商会.为无锡建筑业公会常务理事出席县府劳资评断会议突遭辱据情电请饬县申诫以儆将来由[Z].江苏省档案馆藏.全宗号：1009，卷号：1475.
[21] 无锡县政府：电复营造业劳资冲突劳方态度粗鲁业予申诫由，江苏省档案馆藏，全宗号：1009，卷号：1475。
[22] 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三编政治（四）.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23] 无锡县政府：范惕生致省社会科电，江苏省档案馆藏，全宗号：1009，卷号：1475。
[24] 钱耀兴主编.无锡市丝绸工业志[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25] 无锡商会.为大会议决劳资双方应认明当前工业危机互求谅解一案要点请通饬注意由[Z].江苏省档案馆藏.全宗号：1009，卷号：1475.
[26] 无锡商会.为转呈缫丝业产业工会签定劳资协约经过情形抄附协约正本仰祈鉴核备查由[Z].江苏省档案馆藏.全宗号：1009，卷号：1475.
[27] 梁勉.黎明前的战斗——记庆丰纱厂党组织领导工人开展的三次罢工斗争[J].无锡文史资料（第8辑）.无锡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出版，1984.
[28] 无锡日报业公会.为决定工资两项办法呈请鉴核迅赐合理纠正由[Z].江苏省档案馆藏.全宗号：1009，卷号：1475.
[29] 无锡县政府.报业劳资争议调处会议记录[Z].江苏省档案馆藏.全宗号：1009，卷号：1475.
[30] 吴伟勋：《解放前无锡工商界的抗丁抗税斗争》，《无锡文史资料》14辑，第11页。
[31] 江苏省社会处.致省政府主席王懋功密电[Z].江苏省档案馆藏.全宗号：1009，卷号：1475
[32] 萨孟武.如何增厚党的力量[N].时代公论•第4号.1932-4.转见王奇生.工人、资本家与国民党——20世纪30年代一例劳资纠纷的个案分析[J].北京：历史研究.2001，（5）.
注释：
①中共无锡县委党史办公室、无锡县志办公室.走向胜利——纪念无锡解放40周年专辑，无锡：编者出版，1989，除上文提到的营造业、面粉业，中共地下组织在无锡棉纺织业和教育业中亦利用“江湖义气”进行了政治动员，如中共党员在天元麻棉纺织厂通过结拜兄弟的形式，组织“十九兄弟”、“二十七兄弟”、“三十三兄弟”等团体，将在工人中有号召力的老工人组织起来，并以结拜团体的名义竞争工会领导权，取得了大部分理监事席位。参见中共无锡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中共无锡县委党史办公室.无锡革命斗争大事记（1919-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第158-159页。这种政治动员模式迎合了工人传统的社会心理，又避开了国民党政府的政治审查，效果十分显著。
②工会作为政府主导下的社会组织，有自己独立的利益考虑，并不是在所有的冲突中都毫不妥协。但就总体来说，这一时期的工会基本上维护了工人的利益。胡素珊亦有类似的判断：“（工会）干部们的言谈开始更像工人们的真正代表，而不太像应为之效劳的政府的代表”，见氏著《中国的内战：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北京：中国青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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