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帝国-何芳川：“华夷秩序”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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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何芳川：“华夷秩序”论

自从国家产生以来，就有了国与国的关系问题。国与国的关系，自然也就从双边关系扩大到 三角、四方以至多边关系。这样，就会不断形成某种国际关系的格局或体系。
近代以前，古代世界中也曾在不少地区产生过古代类型的国际关系格局。出现于东亚地 区、自汉代直至晚清的“华夷秩序”，就是古代世界大大小小国际关系格局中发展得最为完 整的一个。下面，我们就对这一以昔日中华帝国为核心的古代类型的国际关系体系进行一番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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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华夷”秩序的形成与发展

“华夷”秩序的形成、发展、兴盛与衰亡，乃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正本清源，所谓华夷之说，缘起于我国上古华夏族体的形成时期。它所界定的，主要是黄河流域、特别是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华夏族体同今日中国境内的其他族体之间的差异，以及由此所带来的一切问题。
上古时期“华夷”分野的观念，主要还是为了维持我国中原地区正在形成中的华夏族体血统纯 净的需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华夏对夷狄，自然难免有一些由于文明比较先进而带来的 优越感与偏见，却绝未发展到近代资本主义那种系统的种族歧视。
 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了空前规模的秦帝国。然而，不旋踵间，二世而亡，秦帝国仅仅为日后的“华夷”秩序建立了一个前提框架。
汉承秦制，建立了前后延续四百年的两汉帝国。在汉帝国的北方，是广袤无垠的草原地 区。这一草原地带的游牧民族，受到自然条件与社会条件的制约与驱动，不断周期性地南下压迫，入侵中原，造成中国历代汉族王朝所谓“外侮”的永恒主题。从汉初开始，除卫青、霍去病、窦宪、窦固等极少数情况外，大汉帝国对北方匈奴基本上处于被动的守势，根本无法建立什么秩序。
 故而汉代中国的对外关系，只能向东、西、南三个方向发展。这也是自汉唐以至明清中 国发展对外关系的先天性取向。
向东，中国人面对着浩瀚无际的太平洋。太平洋东西的超长跨度以及气象、洋流等风险 条件，加之美洲印第安文明的迟晚发展，使古代中国在这个方向上的对外交往，仅限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及琉球群岛。
 向西，经河西走廊、天山与昆仑两山之间越过葱岭，数条古老的商路蜿蜒西去，与中亚、西亚、地中海世界相连。在这一方向上，有与汉帝国并驾齐驱、处于同一古典文明梯次的 罗马帝国，它同汉代中华文明，各踞东西，交相辉映。两者互相吸引，造成古代丝绸之路的繁荣。但由于各种错综复杂的因素，两千年丝绸古道常因变乱而被遮断，故而在这一方向上 ，中华帝国的对外交往也难以有什么营建国际关系体系方面的作为。
南方，成了自汉代以来中华帝国在对外关系方面可以畅行其志的地方。东南亚广大地区自然资源丰富，利于人类发展。海上丝绸之路，将东南亚、南亚广大地区星罗棋布的邦国织 在一起，形成了以中国为核心的海上贸易网。所以在这个方向上，中华帝国的对外活动有着较大的主动性和制约性。不过，中华帝国对南方的交往活动，在汉代尚属初级阶段。
这样，我们可以看到，发轫于上古时代的“华夷”观念，在汉帝国时期开始引入中华帝 国的对外关系中去，并逐步发展起一种古代类型的国际关系体系，即所谓“华夷”秩序。
两汉时期，“华夷”秩序作为一种古代国家关系体系，尚处于形成阶段。其表现为：第 一，纳入这一秩序的国家还很少，只有东方的日本、朝鲜，以及南方的都元国、邑卢没国、堪离国、夫甘都卢和黄支国等。第二，这一秩序尚未成形，格局尚不稳定。第三，双边交往 还处在较低层次，不过是你来“献见”，我赐印绶，再做点生意而已。
从国祚短长的角度看，隋唐帝国颇有些秦汉帝国翻版的意味。大唐帝国，雄强一世，气宇恢宏，贞观大治，开元全盛，高度发达的文明，对周边以及远方的国家和民族，有着强大的影响和吸引力。从某种意义上讲，“华夷”秩序正是在这一时期，在比较正规意义上形成了。
唐帝国建都长安，国势强大时，仍首重对西方的关系。此时，昔日的罗马帝国、波斯帝 国早已烟云过眼。葱岭以西的中亚乃至南亚诸国欣羡大唐文明，纷纷向“华夷”秩序靠拢。 首先是在汉代“数剽杀汉使”的鋥宾国，在贞观年间两度遣使来朝； 此外 ，还有位于今克什米尔地区的勃律国。值得注意的是，印度在盛唐之时也曾进入“华夷”秩序圈。
正当大唐帝国将“华夷”秋序圈向中亚以至南亚地区推进之时，继罗马、波斯帝国之后，西方崛起了一个新的大帝国和一种新的文明——阿拉伯帝国与穆斯林文明。阿拉伯人在圣战的大旗下东征西讨，建立了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也经营着自己的穆斯林国际关系体系。伴随着穆斯林秩序的东扩，它与西向推进的“华夷”秩序之间，不可避免地会有一场碰撞与摩檫。
阿拉伯帝国势力的东扩，一路征战，顺之者犹可，逆之者亡。据记载，当时大食(即阿拉伯帝国)的势力已伸张到吐火罗、波斯、安国、曹国、石骡国、米国、康国、胡密等处。 另据研究，677年，阿拉伯人到达了喀布尔，并首次攻入次大陆。于是，次大陆的非穆斯林地区的统治者不得不承认他们的宗主国地位。这一时期，了解到西方这一国际情势的唐帝国也加强了在这一方向上的外交乃至军事活动。
阿拉伯帝国势力向东向北方向推进的行动，压迫着大批中亚地区大小王公贵族纷纷向唐帝国寻求支援与庇护，连印度王公也“乞师讨大食”。一时间，中亚的诸国也不断上表长安求援。这就导致唐与阿拉伯关系的紧张。751年，阿拔斯王朝的呼罗珊总督阿卡 穆斯林和唐朝的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分别应中 亚地方王公的请求而出兵，双方在稰逻私开战，唐军被阿拉伯军击溃。稰逻私之役后确立了阿拉伯人在中亚乃至南亚地区的优势。大唐帝国向这一地区推行“华夷”秩序终因穆斯林秩序的东扩而受阻。此后中华帝国的历代王朝(除元朝外) 基本上对西方采取守势或攻势防御战。“华夷”秩序之经营重心则进一步转向海路，转向东方。
660年和668年，唐与新罗先后灭百济和高句丽，强盛的新罗王国基本上统一了朝鲜半岛，并与唐帝国建立了十分密切的关系。可以说，从唐代比较正规意义上营建“华夷”秩序时开始，朝鲜就是“华夷”秩序中的基本成员。
同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在汉代曾最早进入雏形时期的“华夷”秩序。南北朝时代，“ 倭国”、“倭人”“万里修贡”，“遣使献方物”、“恭修贡职”的活动，有增无减。中国方面亦一贯待之以怀柔笼络之道。然而，日本天皇很早就怀有一种强烈的、与中国对等的意识。公元608年，日本“遣使朝拜”，国书中出现了“日出处天子(即日本天皇自称)致日没处天子(即隋炀帝)”的字句，隋炀帝“览之不悦”，斥之“蛮夷书有无礼者”，次年即遣使 赴日责难。在会见隋使时，日本天皇自承“我夷人避在海隅，不闻礼义…… 今故清道饰馆 ，以待大使，冀闻大国维新之化”，又派人随中国使臣来华“请贡万物”，事情才算平息。 唐代中国成为亚洲文明的中心。此时处在以氏族制与部民制为基本形态的奴隶制社会末期的日本，急于寻求国家出路，因而，不断派遣使团访华，密切两国关系，全方位吸收中华文明 的先进成果。遣唐使的派遣，对日本大化改新的成功，起了突出的作用。大化改新的过程，也就是日本介入“华夷”秩序圈的过程。
大唐帝国的强盛与阿拉伯帝国的崛起，在中亚地区虽然由于极为错综复杂的地缘政治原因双方发生了武装冲突，但穆斯林文明与中华文明之间的互相吸引毕竟是历史的主流。据说先知穆罕默德有一条圣训，称“学问即便远在中国，亦当求得之”。正是在隋唐时期，海上丝绸之路获得了空前的巨大发展。中国造船业有了长足进步，不仅可以建造能载600—700人的 海船，还早于欧洲人900多年掌握了密隔舱的技术，并从根本上改变了汉代“蛮夷贾舱， 转送致之”的状况。海上丝路的开辟，使东南亚地区诸多国家与民族和中国关系大大密切，也使中华帝国营造的“华夷”秩序不断向南方推进。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在陆上失去的对南亚的影响，从海上却又收了回来。
宋代，是一个相当特殊的时期。一方面，它一直积弱，在北方辽、金、西夏政权压迫、封锁下始终处于守势。另一方面，它的社会经济发展得异常繁荣，对外关系尤其活跃，中华 古代四大发明多在此时外传。唐代比较完备地建立起来的华夷秩序，只是到了宋朝方得到认真的充实。
有宋一代，伴随着北方契丹、女真、蒙古等游牧民族的不断南侵，疆土日蹙。尤其是南渡以后，“一切倚办海舶”，促进了海上丝路的繁荣。海上商路的发展与繁荣，刺激了沿海 许多港口的兴旺以及此前名不见经传的邦国的涌现与崛起。“华夷”秩序因而也就在这个方 向上大大扩展了。
同朝鲜一样，越南民族经过长期的发展、奋斗，终于在公元968年由丁部领统一，建立 “大瞿越南国”。975年，宋朝封丁部领为“安南都护检校太师交趾郡王”，l174年，宋朝正式册封李英宗（天佐）为“安南国王”。自此，越南作为一个国家，加入了“华夷”秩序 。
宋代，中国与马来半岛诸国关系相当密切。1001年丹眉流国王多须机遣使打吉马等九人来华朝贡，双方互赐珍贵礼品，就是一例。
公元977年和1082年，位于文莱的渤泥国，也曾两次遣使来北宋修贡。
菲律宾群岛原在海上丝路主航道之外，但群岛人民早已跨越南中国海同中国有所交往。 不过，直到宋代，我国正史上才出现关于中菲关系的明确记载。从此，菲律宾也进入“华夷 ”秩序圈。
“华夷”秩序圈随海上丝路推进，一直到达南亚地区。公元9世纪至13世纪兴起的南印 度科罗曼德海岸的注辇国，就曾主动介入这个古代国际关系体系。
甚至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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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东岸的层檀国，也在宋代遣使入贡，成为“华夷”秩序大潮澎湃中得自印 度洋绝远西岸的回声。
位于东北亚的朝鲜，在宋代更加巩固了它在“华夷”秩序中基本成员的地位。公元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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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至1019年，高丽王朝同我国北方的契丹进行了三次战争。高丽与契丹人的敌对，自然加深了高丽王朝与宋王朝的盟友关系。由于有牵制北方强敌之作用，高丽在大宋王朝经略的“华 夷”秩序中的地位，更为突出。
唯一例外的是日本。
公元894年，日本决定停止派遣遣唐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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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了唐代两百年间中日官方使节往返的局面。此后，直到明初，中日之间一直没有官方往来。就日本而言，遣唐使之停罢，外部原因是 唐帝国已跌入衰颓阶段，而内部原因则是财力窘迫，平安时代的统治者们思想消极、自我闭锁。故而北宋立国后，虽主动要求恢复官方往来，希望将日本重新拉回“华夷”秩序之中， 但并无结果。直至南宋时期，日本镰仓幕府兴起，才有兴趣同中国交往。可惜进入13世纪中 叶以后，南宋王朝时刻面临亡国之危，哪里还有心思和精力去营造什么“华夷”秩序呢?
蒙古民族入主中原后，建立了元朝。元帝国幅员辽阔，亦曾盛极一时，海陆交通，畅达 无阻。元帝国统治者虽继承了“华夷”秩序的框架，但从忽必烈起，就没有真正吸纳这一秩 序的内涵真谛。他们所要建立的，实际上还是一种“蒙古式的和平”。这种“蒙元”秩序之 运作与“华夷”秩序相较，就大异其趣了。
明清两代，迎来了“华夷”秩序的全盛与顶峰时期。在这一时期，这一古代东方国际关系体系终于具备了自己清晰的外缘与日臻完善的内涵。
大明帝国，以郑和远航事业为代表，终于在前代的基础上织成了一张古代世界空前规模 的“华夷”秩序的国际关系网络。
郑和七次下南海、入印度洋的远航壮举，将几乎全部海上丝路商道上的邦国，即亚非大 陆西太平洋至印度洋滨海而居的民族和国家，一齐吸纳到“华夷”秩序中来，令这一国际关 系网络具有空前之规模。特别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前来中国修好朝贡的，不仅国家数目多、使团规模大、次数更加频繁，而且档次高，常有一国之君亲自率团来朝，明确、自觉地吸纳中华文明。
在东北亚方面，明代所建“华夷”秩序曾一度达到其最高点。在朝鲜半岛，李成桂于13 92年夺取了高丽王朝的天下，建立了李朝。李朝时期的朝鲜和明朝时期的中国之间，建立了 “华夷”秩序中从观念到体制上都堪称楷模的关系。从大明帝国方面看，是“东国年年修职 贡”的局面；而从李王朝方面想，则是“礼仪成邦慕圣朝”的境界。 
同时，琉球(今日冲绳)同中国的关系，在明代有了飞跃。据记载，这个长期以来“不通 中华”、“未尝朝贡”的琉球王国，却后来居上，在明朝时期不仅进入“华夷”秩序圈，而 且与中国交往频繁，体制详备，几乎同朝鲜、越南并驾齐驱。计有明一代267年(1368—1644 年)里，琉球对中国修贡凡182次。
最值得重视的是，日本在明初曾一度、恐怕也是日本历史上唯一的一次主动、明确地加盟“华夷”秩序。我们知道，自唐朝末年停罢遣唐使以来，数百年间，日本一直游离于 “华夷”秩序圈之外。如果说日本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也对“华夷”秩序采取一种游离的态 度，那不是由于它距中华“绝远”，而恰恰是它与中国仅仅“一衣带水”的接近；不是由于 它的社会诸系统同中国差异极大，而恰恰是它相当饱和地吸纳了中华文明，创造出一种几与 中华文明同步的高水平的大和文明。由于地处岛国，它成功地抵御了元帝国两次粗暴的征伐；由于主动、创造性地吸纳了中华文明，日本在吸纳“华夷”秩序时也将自己放在主动的地位上，不是被动地接受它、承认自己“夷”的地位，而是主动地采取“拿来主义”，为我所用，将自己置换为“华”的地位。直到明洪武年间，对于朱元璋要日本称臣入贡的要求，日本怀良亲王仍进行了尖锐的抨击，指出：“乾坤浩荡，非一主之独权；宇宙宽洪，作诸邦以 分守。盖天下者，乃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
日本的上述态度，到了明成祖时期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 1403年，朱棣篡位成功，改元永乐，日本幕府足利义满即以“日本国王源道义”的名义，遣使来贺，称臣入贡，以属国自居，还接受“大统历”，表示愿意奉明“正朔”。自此，日本重入“华夷”’秩序圈。嘉靖年间，倭患大起，日本才又一次游离于“华夷”秩序之外，直到近代“华夷”秩序崩塌 。

二、“华夷秩序”的理念与原则

“华夷”秩序是在古代世界的社会条件下产生的一个有理念、有原则和有着自身一套比较完备体制的国家关系体系。中国在其中自然起了某种主导作用。
中华民族的主体汉民族及其前身——华夏族体，本身就是许许多多部落、部落联盟汇聚的结果。至于汉民族，千百年间吸纳、汇聚的远近各方的族体则更为众多。不过，无论是自愿汇 聚也好，冲突融合也好，华夏族体到汉民族的形成与发展，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华古代文明的辉煌进步，其所赖以生存的基础，仍是中国中原地区，即黄河乃至长江流域的农业。
中华帝国始终是一个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国家。因此，古代农业文明自然给它打上深深的印 记。从总体讲，农业文明缺乏游牧民族那种迁播流动、尚勇好武的基因，也缺乏海洋民族那种搏击风浪、冒险交易的风格。在达到一定水平之后，特别是建立了扩疆万里的大帝国之 后，农业社会所需求的稳定、安定，就立刻在中华帝国的立国理念、原则、体制中凸现出来。中华帝国的生存、发展需要儒学，而儒学也要为适应中华帝国发展的需求不断演进。然 而，万变不离其宗，帝国向儒学所索，儒学供帝国所需，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如何保持、深化帝国社会的稳定。于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框架，修、齐、治、平的框架，孝悌 力田的框架，等等，将古代中华帝国、古代中国社会框架在稳定、直至超级稳定之中 。皇帝、大臣以至各级官吏，自社会顶端以降，用这一套套框架治理国家、约束民众，得其所哉。至于阶级社会所固有的剥削、压迫乃至“吃人”的本质，则是这些忠、孝、仁、义、礼框架的阴暗面。一旦帝国晚期社会下层民众不堪其苦，挺而暴起，突破了这些框架，那么 中华帝国就会周期性地发生“礼崩乐坏”的状况而有待一个新的王朝来重新收拾局面了。
外交是内政的延伸。“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这一理念原则下，古代中华帝国各王朝 的统治者开疆拓土的努力，可以说达到了极致。到了大清帝国，其疆土本已大于今日我国。汉、唐、明、清帝国的规模，可以讲是古代社会生产力条件下中华帝国规模可达的极致。而 这个极致以外的地区、民族与国家同中华帝国之间，自然就有一个古代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
于是，农业文明对稳定、和平的基本需求的特征，以及为了这种稳定、和平需求应运而生的 儒学思想，也自然延伸到帝国对外关系的基本理念与原则之中。质而言之，就是要求帝国周边及远近各国，在“君臣父子”等儒学学说框架原则下，同中华帝国建立和平、稳定的关系。
“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属内以制夷狄，夷狄属外以奉中国”，这就是历代中国封建帝王的世界观、宇宙观，也是中国封建主义皇权所追求的国际关系体系——“华夷”秩序的根本理念与原则。这一秩序的基本内涵就是：以中华帝国为中心，在中国封建皇权的约束和保 护下，建立国际和平局面；在中华封建文明的影响与制约下，促进各国的进步与繁荣。
我们今天已无法读到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时让其带往各国的“国书”，但其中那些“ 儒术”之内容，应该是不难想见的。况且，我们从后代君王、特别是大明皇帝的言论中，无疑可以清 楚地看到这些千百年间一以贯之的理念与原则。
明太祖朱元璋即位之初，遣使赴各国“宣谕” ，就讲得很明确：“朕既为天下主，华夷无间，姓氏虽异，抚宇如一” ；“自古为天下主者，视天地所覆载，日月所昭临，若远若近 ，生人之类，无尔欲其安土而乐迁；然必以中国治安而后四方外国来附” ；“夷狄奉中国 ，礼之常经，以小事大，古今一体”。
明成祖朱棣讲得更清楚：“朕君临天下，抚治华夷，一视同仁，无间彼此。推古圣帝明王之道，以合乎天地之心——远邦异域，咸使各得其所；闻风向化者，争先恐后也!”
“华夷”秩序所倡导的，是以中华帝国为中心的辐射关系，也是以中华帝国君临天下的垂直型国际关系体系。在这一秩序中，所有所谓“夷狄”国家对中国的关系，应是一种以臣事君和以小事大的关系，一种对高度发达的中华文明怀有“向化”之心、“慕圣德而率来”， 以至终于被“导以礼义、变其夷习”的关系；中华帝国对各国则是抚驭万邦，一视同仁，导 以礼义、变其“夷”习。无疑，这是儒家学说在处理中华帝国对外关系所能构建的理念原则 和理想框架。
这个框架所要达到的境界是：域外诸“藩国”，如群星参斗、葵花向阳一般，围绕着中华帝国运转、进步。在这一向心、垂直体系之下，“庶几共享太平之福”，维持一种“中华和平 ”模式的国际和平局面。这种“中华和平”式的局面，显然是一种古代农业文明基础上的国际和平局面。至于“华夷”秩序下的各国之间，则应在中华帝国的监督和保护、保证下，彼此相安无事，即所谓“天地之间，帝王酋长，因地立国，不可悉数，雄山大川，天造地设，各不相犯”以及共享“中华和平”的“太平之福”。尤其不能允许那种无视中华帝国的威德，以强凌弱、 以众暴寡的情况发生。
为了落实“华夷”秩序上的上述理念和原则，中华帝国的历代统治者，不遗余力地构建、丰富并逐渐完备了一整套体制。以保证那些理念、原则的具体实施。当然，这一整套体制的发 展与完备，也程度不同地得到了“华夷”秩序中各国的支持与配合。
“华夷”秩序在体制上最根本的保证，是中华帝国与诸邦国之间，形成并建立了一套“朝贡 ”制度。而且，随着历史的发展和各国与中华帝国关系之日益密切，朝贡制度渐渐有了其体制方面的内容。
首先各国贡使的规模、人数、级别日益扩大与提高。许多使臣在本国地位很高，如早在南朝 时期，位于尼泊尔境内之天竺伽毗黎国国王月爱在其国书中就郑重其事地推荐其使臣，说“ 使主父名天摩悉达，使主名尼陀达，此人由来良善忠信”云云。看来，使臣尼陀达出身名门，以至国王还要介绍他的父亲。到了明代，索性国君们亲自率团访华朝贡，足见海外诸邦将同中华交往看作一件大事。由于来使太多，令中国应接不暇，遂定有制度，如明太祖朱元璋 就于1375年对中书省和礼部下了一道圣谕，对各国来朝的周期、人数，乃至船数均作了明确规定。
制度如此，但能否遵守实行，则是另一回事。在各种因素的辐凑之下，贡使十分密集，令中华帝国统治者又欢喜，又烦恼；有时，贡使们又久不至，令中华天子颇为失落。
在朝贡制度下，又有一套严格的礼仪。诸“蕃”贡使来朝一般须备国书，即所谓“奉表”。“表”中要求明确称颂中华帝王为“明月所照、天地所交”之地的最高圣明君主，表示自己奉大以诚和一心向化——向往中华文 明的追求。朝见中华天子本身，又是一番极为烦琐的礼仪过程。洪武时期，各国来朝的君王，朝见前先 要“于天界寺习仪三日，择日朝见”。朝见时：“设蕃王及从官次于午门外，蕃王拜位于丹墀中道，稍西，从官在其后。设方物案于丹墀道东西……鼓三严，百官入侍。执事举方物案，蕃王随案由西 门入，至殿前丹墀西，伫立。皇帝服通天冠、绛纱袍御殿。蕃王及从官各就拜位，以方物案置位前。赞四拜讫，引班导 方物升殿。宣方物官以方物状由西陛升，入殿西门，内赞引至神前，贺拜，蕃王再拜，跪， 称贺致词。宣方物官宣状、承训官宣训讫，蕃王俯伏，兴，再拜，出殿西门，复位。赞拜，蕃王及其从官皆四拜，礼毕，皇帝兴，蕃王以下出。乐作乐止皆如常。”
蕃王朝见，繁文缛节尚且如此，—般朝贡使“礼仪”则更是一路叩拜，拜得天昏地黑。不过，这一套烦琐礼仪，绝对不能将其仅仅看作是贡使们对中华帝国的一番敬服的表示，从根本上讲，这一套礼仪是中华封建文明的结晶，透过对它的学习，各国贡使能了解到中华帝国不仅是一个国土辽阔、雄强一世的大国，而且具有高深的文明。礼仪的烦琐要表现的正是中 华文明内涵之深邃。
朝贡制度的另一面，是天朝大国遣使赴各国之册封。册封天使到各国，首先也须备有国书， 即“敕书”。书中除了重申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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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朝大国的自我定位之外，对诸“藩”国的朝贡、向化 之心 与实际行动表示嘉奖；同时对诸“蕃”王提出要求，要他们“常奉正朔”，“宁人保国”。 所谓“常奉正朔”，就是中华帝王向各朝贡国“颁正朔”。“正朔”，即中国历法。“正朔 “内涵极为丰富，集中了中国人民千百年实践对季节、气候的规律性认识，历书内容还涉及许多伦理道德、礼仪习俗，是中华农业文明的集中体现。古代中华帝国就是企图透过颁正朔 的活动，将中华文明流播四方。
册封天使到达各邦国，也逐渐形成一套礼仪制度。朝鲜就有一套与来华朝贡同样烦琐的接待天使的礼仪。当执行册封世子任务的明使到达时， “上(朝鲜李朝世宗国王)以便服，朝臣以朝服出迎于慕华楼。使臣将至，上于帐殿之西率群臣躬身迎……至景福宫，上王(退位之太宗国王)迎命于宫门之外，使臣奉节诰，至勤政殿。 上王先拜节诰于上殿庭。入幄次，上率群臣四拜，讫，开殿。使臣亲授诰命于上，上受讫，下庭与群臣四拜。毕，入幄次，服冕服，出，与群臣谢，四拜，焚香，又四拜。山呼舞蹈， 四拜，入幄次，释服。”这一套迎接中国使臣的礼仪，其他各国皆有，礼数也颇隆重。
所有这些国家，在礼仪上都会多多少少受到中华文明的影响。以马来半岛为例，马来半岛各王国对中国大明朝廷赠送的蟒服、伞盖等礼品极为重视、妥为保存，并世代沿用。 18世 纪初，华汉(Vaughan)等四名英国人遇海难被救，到达柔佛王国首府，看到柔佛国王甚至拥 有由600名华人组成的王家卫队。正因为如此，当明朝官员初次接触到东来的葡萄牙人时，比较之下，“以其人不知礼，令于 光孝寺习仪三日，而后引见”。由此可见，中华帝国对于朝贡体制中的礼仪部分，是高度重视、绝不马虎的。
作者系著名史学家何兹全先生之子，北京大学副校长、教授，本文为作者1998年2月在北京大学的演讲。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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